2.1　经方本源剂量问题的产生

经方本源剂量问题是一个以经方本源剂量大小为基本内容的科学问题。经方本源剂量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方本源剂量大小考证，经方本源剂量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经方本源剂量应用经验传承等。其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是经方本源剂量大小的考证，亦即经方药物计量单位的量值问题。所谓经方本源剂量，指的是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为书中的各个方剂给出的原始剂量。经方本源剂量不是指后世医家为经方新给出的剂量，也不是后世医家在临床上应用经方时所使用的剂量。经方本源剂量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史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医学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都不会获得完整的结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当前中医界关于临床用药量大小的讨论，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在确定经方本源剂量的同时，有必要对此问题的发展源流进行厘清。

2.1.1　端倪阶段——唐代

经方本源剂量是多少？在1 000多年前的唐代，医药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就有些不太清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唐代苏敬一句话即可看出。苏敬在《新修本草》里说，“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尔。”从苏敬说的这一段话的语气可以看出，他虽然倾向于张仲景方计量用的是“今者”，而不是“复秤”，但他对此也不是十分肯定。他不过是根据张仲景方在煮药时用水量的多少，做了一种推测。苏敬的这句话似乎还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即经方本源剂量是多少的问题在当时并不仅仅只有他苏敬一人关注，而是一个受到较多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苏敬的这句话既是在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也好似在回答人们关于经方本源剂量的疑问。

苏敬是唐代著名的药物学家，他主持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又称为《唐本草》。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药学专家，而是一位药学界的权威。可是，他对于经方药物重量计量单位的斤、两，它们的量值是多少，也不是十分的肯定。由此而论，经方本源剂量问题最迟在唐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因此，经方本源剂量的迷失始于唐代。

2.1.2　蕴藏阶段——宋金元

到了宋代，医药学家对于经方药物重量计量单位的量值就更加不敢肯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宋代林亿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林亿是宋代的医药大家。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组织一批学者校正古代医籍。林亿等人校定多种医药古籍。林亿是一位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他在《备急千金要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凡例”中说：“凡和剂之法，有斤、两、升、合、尺、寸之数，合汤药者，不可不知。按吴有复秤、单秤，隋有大升、小升。此制虽复纷纭，正惟求之太深，不知其要耳。陶隐居撰本草序录，一用累黍之法，神农旧秤为定，孙思邈从而用之。孙氏生于隋末，终于唐永淳中，盖见隋志唐令之法矣。则今之此书（指《备急千金要方》）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林亿的这段话反映出这样几方面的意思：首先，三国、晋、隋时期的权衡制度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有些混乱。“吴有复秤、单秤，隋有大升、小升”，说明权衡之乱不是出现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是出现在此后的三国魏晋年间。其次，宋代有一些人开展对古方（主要是经方）药物剂量的研究，探求古方药物剂量的大小。他们的研究很深入，但是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经方本源剂量问题也是林亿等人在校对古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不过，林亿等人认为，对于古方药物计量单位的量值不可“求之太深”，倘若“求之太深”，那反而有可能“不知其要”。其三，林亿等人虽然对古方剂量的大小不是十分清楚，但他们还是倾向性地认为，陶弘景、孙思邈对方药的计量，使用的都是“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唐代权衡制度是大小制并存，大制是小制的3倍。即大秤的一斤约合今660g，小秤的一斤约合今220g。

2.1.3　迷失阶段——明清

到了明代，经方本源剂量到底是多少的问题就更加不清楚了。回顾明清有关文献，我们可以说人们对于经方药物计量的权衡标准问题，进入到一个众说纷纭的时期。尤其是在明代李时珍提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以后，由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影响深远，所以接受他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对经方本源剂量问题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如张介宾提出“古一两为六钱”，王朴庄提出“古一两，今七分六厘”，陈修园提出“古一两折今三钱”，汪昂提出“古用一两，今用一钱”，徐灵胎“仲景一两合今二钱”，不一而足。人们提出的观点越多，经方本源剂量的迷失越深。

2.1.4　困惑阶段——当代

纵观历史，在唐宋医家苏敬、林亿、陈无择以后，众多的医药学家、文史专家、度量衡史专家对经方的权衡度量进行了深入而仔细的考证。当时正好应了林亿等人的话：“求之太深”，反而“不知其要”，令人莫衷一是。到了当代，人们对经方本源剂量的考证结果，有一些不仅重复了前人的提法，更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如《伤寒论语译》提出东汉“药秤”为“普通秤”的 1/2，1979年高等医学院校中医教材的《方剂学》提出“汉一两约合现在9g”，彭怀仁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则提出经方“一两折合16.13g”，柯雪帆提出东汉“1两=15.625g”，各家观点五花八门。究其原因，是因为各家掌握的文献和文物资料不同，思考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所以考证出来的结果各不相同。如此多的不同观点，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迷惑。归纳古今学者和医药学家的各种考证结果，经方一两的量值，从最小的“1两=1g”，到最大的“1两=16.875g”，不同的考证结论达15种之多，最小数值与最大数值之差将近16g。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用3个字加以概括：迷、乱、惑。所谓“迷”，即经方计量单位“两”的量值是不明确的，因此经方的本源剂量也是不清楚的，是迷失的。所谓“乱”，即古往今来各家考证的观点和结论是不一致的，是混乱的，差别很大。所谓“惑”，即迷惑，人们在关于经方本源剂量的问题上，面对着混乱的各家观点，感到十分的困惑。

综上可见，经方本源剂量的迷失始于唐，延续于宋，加重于明清，迷惑于当代。人们对于经方本源剂量到底是多少，千百年来一直是不明白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不止，争论不休，各种研究结果的出入甚大，其核心还是围绕着经方本源剂量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通过梳理经方本源剂量问题源流可以看出，造成该问题迷、惑、乱的重要原因，是人们不能也不愿接受经方本源剂量使用东汉官制衡量。而经方本源剂量与东汉官制衡量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中医临床方药用量在历史上是否真的骤然大幅下降？如果是，那么下降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