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序　读《气血新论》聊理论创新

2020年读到符仲华博士发来的《气血新论》论文，看着浮针人一路走来的脚印，我预知迟早有一天会在“气血”这个路口与浮针相遇，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当我读到符博士第二篇论文《气血是中医的主要指标》时，就已经想到浮针人的第一部论气血的专书迟早会问世，然而当《气血新论》这本书的初稿和第二篇论文的正式出版物同时出现在眼前时，仍再次令我吃惊——这大概就是浮针人的速度吧。

“我们也知道，很多中医人一定不容易认同……我们更加知道，一些朋友会因为这本书误解我们的”，作者后记中的这句话让我快速移动的目光停了下来，近年来我花了很多精力在研究“理解”这件事，研究的越多就越觉得对他人及其作品的“同情之理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为了避免误读《气血新论》进而误导读者，我想在介绍这本书之前，谈一谈我对理论创新的一点体会和感想。

一

先来聊聊为什么要创新？或许在读者眼中，讨论中医学要不要理论创新似乎是一个多余的话题，中医界对理论创新的呼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但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近二十多年来，关于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建议、思路，不论是出自大家还是新人，也不论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被漠视或者被抨击，渐渐中医学理论创新的讨论从热点变成了禁区、雷区，很少有人再贸然进入。而近两年突如其来的“干针”事件（其实早有预兆，也早有学者提醒）则给中国针灸人上了一堂认识理论创新重要性和迫切性的难忘一课。

当下中国针灸人，特别是海外针灸人，感到最痛心的是干针的丢失，殊不知在此之前，被《黄帝针经》视为当时最神奇针术的“发蒙”已在中国针灸人不知不觉中被西医学收编，此针术的辅助疗法“咽鼓管吹张法”的发现至少比西方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其发明权也归属于外国人名下。

不注重理论创新，传统针灸不仅不能发展，甚至连旧有的针术也守不住。为什么中国针灸的瑰宝需要外国人来鉴定？为什么中国针灸的理论创新如此艰难和被动？也正是目睹了这一幕幕令人扼腕痛惜的场景，促使我在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的高光时刻转向了理论研究这条没有光亮、前程难卜的苦旅。

如果说我选择理论创新之路是心甘情愿地自找苦吃，那么对于浮针的发明人符仲华博士而言，理论创新就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我很早就对符博士说，作为对浮针感悟最深、了解最真的父母，如果要想让浮针最终姓“符”姓“中”，你就必须为她获取在这个世界合法存在的“身份证”，不然辛苦养大最后很可能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不论多苦多难，都必须从现在起一手抓技术改造，一手抓理论构建——不论是私下，还是在浮针年会的开幕式上，我都反复讲这一关乎浮针未来命运的大事。

不论是对于浮针，对于中国针灸，还是对于整个中医学，理论创新，特别是理论体系的重构，都是关乎未来命运的大事。

二

接下来聊中医针灸的创新之路如何走？今天中医界内部很少有人反对中医理论创新，但很多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释然的担忧和不安全感，担心走错路不仅没能发展中医，反而会断送中医。因而在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安全有效的创新路径之前，不但自己不言创新，也习惯性地反对别人提出的各种创新思路和方案。

什么是中医理论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遵循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总体思路，今天的中医人需要认真回答的是：规律是什么？哪些是精华？如何才能“守正”？这些关键问题需要通过扎实的学术史研究和历代中医理论创新典型案例的研究才能厘清。作为一名多年致力于针灸学术史和中医经典研究的专业研究者，或许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懂得：中医针灸要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理论创新，抱残守缺不创新死路一条；创新不守正则死得更快——这是从中外传统学科近百年现代化实践中付出很大代价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

中医人对于研究阶段的方法的研究较多且能在实践中自觉、有效地应用，而对于理论体系构建阶段的方法鲜有专门的研究，这使得我们常常在针灸研究阶段处于领跑的情况下，跌落在最后临门一脚的理论体系构建阶段，饱尝功亏一篑的遗憾。例如，对于筋痹（肌筋膜疼痛）的诊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总结出专用的刺法，以针刺筋急（肌张力高）、筋结（肌硬结）处曰“恢刺”“关刺”。这一刺法的诊断标准及操作规范在明清时期针灸古籍中有更明确的阐述；现代针灸医家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治疗“筋结型肩臂痛”，常规刺法无效，而用“恢刺”刺筋结处，行青龙摆尾法，数次而愈①。然而两千年前医经的记载未引起关注，两千年后现代医家的临床重发现的论文发表后也没有激起任何浪花，很快就被人们遗忘。直到国外的西医通过大量实验发现激痛点（myofascial trigger point，简称MTrP）引起的肌筋膜疼痛，用针刺激痛点疗效确切、显著，将这种疗法称作“干针疗法”（Dry Needling），在痛症的治疗中推广应用，并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理论，这时才引起中国针灸人的高度重视。中国针灸之林中被一次次遗忘、又一次次被重发现的治痛针法，才重新成了气候，只可惜此时她已成为他山之林的一棵秀木。

为什么中国针灸的珍宝总是要让西医，甚至是外国的西医鉴定？为什么明明是中国针灸之林的草木会在西方世界长成大树？为什么上半场的优势总是输在下半场的临门一脚？中国人究竟缺了什么？王家福教授指出“中国学人的根本欠缺是缺乏体系性构建的能力”②。如果说研究阶段的“方法”在于发现金子，则理论体系构建阶段的“方法”在于炼出真金，制成精美的金器，筑成宏伟的科学金殿。中国古人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规律发现，也不乏对经验规律的理论假说，但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的支撑而极少成功构建出严谨统一的理论体系。

由于对传统缺乏自信，对创新方法缺乏专门的研究，中医人常常习惯于照着西医理论讲，接着外国人的本子说，想走一条理论创新的捷径。不错，西方先进的思路、成功的经验应当学习，也可以借鉴，但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策略，不能邯郸学步，亦步亦趋③。回看浮针的创新之路，最初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也想走一条现成的、安全的路，期望从西方的肌筋膜理论和肌肉能量技术等现成的理、法中找到浮针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好在浮针领路人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回过头来探寻自己的路，找寻适合浮针发展的理论支撑的源头活水，接着中国的传统讲，用自己的方式说，水到渠成，于是有了这本《气血新论》。

三

回顾与《气血新论》直接相关的两个方向上的古今中外的研究进展——中医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确认，“气血”本质的探索，就能发现，“气血新论”实际上是水到渠成的。

（一）关于“血气”为逻辑起点的确立，以及再发掘、再检验的研究

1.汉代《黄帝针经》：“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

——《针经》作者借黄帝之口在许多篇章一遍遍与重臣岐伯反复讨论、推敲，最终将其拟建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定位于“血气”。

2.唐代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序：“血气为其宗本，经络导其源流，呼吸运其阴阳，营卫通其表里。始终相袭，上下分驰，亦有溪谷，荥输井原经合，虚实相倾，躁静交竞，而昼夜不息，循环无穷。”

——此处明言“血气为其宗本”，是对《针经》确立的中医针灸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再确认和高度认同。

3.明代楼英《医学纲目》：楼英一生致力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构，他没有照搬《针经》的结论，因为他不知道一千多年前构建的理论框架是否还能容纳已经高度发展的经验内容，特别是原有理论体系中所没有的庞大的方药知识体系。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反复检验，楼英最终找到了与《针经》作者相同的理论原点——血气，并以血气为原点，以《针经》《素问》为元典，成功实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构①。

——楼英对中医学理论体系重构的过程是对“血气”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一次检验。

4．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再确认：“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

——王清任以邪伤气血为总病机，以调血气为总治则，与《针经》所论如出一辙。

5.王唯工《气的乐章》（2002年）：“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血没有到”“事实上，整个传统中医学就是在说明血循环，治循环的病正是中医的专长”。

——这实际上是对《针经》基于血气确立的总病机和总治则的现代阐释。明确以气血作为中医学的根本。

6.黄龙祥《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2019年）：通过反推的方法发掘出《针经》构建的中医针灸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血气”，并对整个系统的推演过程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得到如下结论：“所有的理论分支都从其逻辑起点‘血气’一步步延伸而出，而且各条路径环环相扣，逻辑关系十分清晰”“从理论原点延伸出所有的路径，都依据其与血气的关联度确定是否成为交通枢纽或主干道或辅路”。

（二）关于中医“气血”本质研究的各家学说

1.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以胸部最大的膜“膈膜”为“血府，血之根本”；以腹部最大的膜“鸡冠油”（据其所述可知为肠系膜，略早于《医林改错》的日本解剖学名著《解体发蒙》称作“下膈膜”）为“气府”“存元气之所”。又以“卫总管”（相当于“腹主动脉”）通气府，而共为存元气之所。

——《医林改错》可视为历史上第一个中医学的“气血新论”。

2.（日本）吉村幸男《经穴的综合研究》（胃经，1959年）：“构成胃经的主体是腹直肌，作为它的关联肌，是胫骨前肌，在头部是胸锁乳突肌。腹直肌和胫骨前肌，属于肌肉的协作范围。这二个肌肉的紧张性是构成胃经的主体。”

——作者选择胃经为例说明经穴的肌肉本质“是因为它的经穴从头面部一直到下肢，广泛地分布着，这中间包含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同年日本成濑胜忠发表的《经络的力学上的结构》对疾病与肌肉的关系，以及经脉产生的内脏肌肉反射，有系统观察和分析。

3.（日本）枝川直义《枝川注射疗法——体壁内脏相关论的临床应用》（1989年）：枝川注射疗法的出发点即，“病人诉说的各种症状，与体表的肌肉硬结有关”“我还了解到体壁的肌硬结不仅与体内脏器功能异常有关，而且与体壁内外的血流及炎症也有关系”。

——这里指出了肌肉与血循环的关系。书中还论述了肌肉功能失常与血循环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4.王唯工《气的乐章》（2002年）提出：“气即共振，为血液循环的原动力”“血液由心脏之收缩从左心室中喷出来，撞上主升动脉的上沿，也就是在膻中穴的下面，产生血管壁的振动，这个振动位能在大血管、经络、器官中传送、集结的振动，就是中医所说的内气”“命门的气与冠状动脉有直接关系”“血，实际上是跟共振有关的，这就是气血的关系了”。

——这是从物理学角度探索中医“气血”的本质及二者的关系。

从上述这些古今中外的研究进展不难看出，《黄帝针经》确立的中医针灸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血气”，千百年来有诸多理论重构者多次反复检验地再确认。

前人的这些探索都为浮针人选择气血的路径，探索气血的本质，重构中医针灸学理论体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气血新论”的问世可谓适逢其时！

四

有了上面的铺垫，现在可以聊聊我读《气血新论》时打动我的几个片段。

我曾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医学理论体系最大的创新在于对这一体系的最底层——‘血气’的本质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赋予其新的内涵。”①根据这一观点，再结合前面对理论创新的议论，可以对《气血新论》做如下判断：首先是有创新，有新思路、新观点、新概念；其次，这个创新不仅是“守正”的，而且是从中医学理论体系最底层出发的创新，因而也是最大的创新。挑战中医学理论创新中难度最大的部分，从根上创新，虽然风险最大，但一旦成功，便是最大的成功，一种革命性的系统创新。更令人感动的是，浮针人的这次创新，超越了浮针，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针灸，把目标瞄准了整合针药成一统的高度。

做理论研究的有一个职业病——读理论创新之作，较之于作者的“新论”更关注其构建理论的方法论；我也有这个毛病，而且最近还“病”得不轻，当我以挑剔的眼光审视《气血新论》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时，作者的一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让我释然，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对理论创新方法论的自觉，特别当这种自觉的探索出自一名临床医生时，更令我感动。让我想起几年前重构古典针灸学山重水复的困境中幸遇马克思《资本论》带给我的柳暗花明。

几年前我用反推的方法一步步推导出两千年前中医针灸学第一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血气”，在《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这本小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整个针灸学大厦建立在‘血气’这块基石之上，‘血气’是打开《黄帝内经》的密钥！”

整个发现、发掘的过程很兴奋很激动，而以“血气”为理论起点，将两千多年前第一次构建的针灸学理论体系一点点发掘、整体呈现出来，并对其中残缺、变形的部分进行修复和重构。这个呈现的过程非常艰难，完成编撰并统稿近20遍仍觉得没有完美再现。在一遍遍的修改中，交稿时间的倒计时器响起，这时我干脆放下了书稿，静下心来阅读中外理论创新的代表作，转了一大圈依旧是山重水复，最后是一次在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前的不经意的驻足，才找到通向柳暗花明的路标。按捺住兴奋的心情又接连读了经济学发展史上其他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研究它们的理论体系构建的共性特点，蓦然回首，千百度苦寻的理论创新之路就在那里——即马克思指出的理论体系构建的“第二路径”。于是毅然决定将自己已经写成的书稿推倒重来，采用演绎法的标准形式呈现我的发现（后来我发现：我的“推倒重来”要是比起两千年前《黄帝针经》作者的“重写”真的不算什么，我推倒的只是表现形式，而《针经》作者推倒的是用功最多的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两千多年前的重写不知要比今天的重写艰难多少倍。这样看来，如果当年我没有一次“推倒重来”的努力和坚持，真要愧对古人，内心难安）。

虽然在接下来的重写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坚定告诉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哪怕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也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把古典针灸学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因为那时我已经悟到：这是达到对《黄帝针经》“同情之理解”无法绕过的一步，也是理论创新“接着讲”的第一步，绕过了这一步，或者蜻蜓点水般地飘过，接下来的创新之旅就会失去路标和加油站。

我原以为在我的“大纲”系列的第三本出版之前，可能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没想到最先的理解是来自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针灸医生（这与我早年《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出版后的反馈情形如出一辙，在写那本书时心中也有不被世人理解的担心，没想到书出版后最先和最多的理解正是来自临床一线的临床医生）。而当读到来自浮针团队的“气血新论”时更是格外高兴，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将气血作为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对“气血”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诠释。

我曾多次说起：当下的中医学理论创新应当从“舌战”转向“实战”，高兴看到浮针人勇于亮剑，站在了中医理论创新攻坚战战场的前沿，把理论创新从嘴上落在了纸上，并具备了从纸上落到地上的特点——“接地气”，因为这个“气血新论”具备了可检验性，不论浮针人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可用临床、实验的方法对它进行证伪或证实的检验，也是为有志于中医针灸理论创新的探索者立了一个“靶子”。

五

提出一种创新学说就像诞生一个新生命，浮针人应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气血新论明天的成长付出更多的心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新生儿是最不完美的——他的生命力需要在日后的一天天的成长中体现出来。

从理论层面上看，需要探索的则更多，路更长。既然是从中医理论体系的最底层实施创新，就应当是对这个理论体系的重构，属于体系构建的性质。而从作者目前呈现出来的成果看，临床应用这一环节在这一版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也许作者认为浮针的临床应用已成系列，而《气血新论》关注纯理论。但作者理论创新的目标有四，前两个是“这本书带给大家主要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理论视角；一个处理临床问题的新思路”，如果这个“新视角”“新思路”是作者以往处理临床问题也不曾有，或者虽有但不自觉、不彻底，那么这个新视角、新思路就应当首先是提供给作者自己的——用新视角看旧问题会看出大不同的新世界！

在理论探索路上要有这样的意识：今天我们不能理解或难以说明的东西有可能藏着更大、更有价值的“宝”，因此即使中医“气”的肌肉本质学说日后成了浮针理论创新的“第一桶金”，也别忘了回过头来探寻可能就在眼皮下的更大的“金山”，不要因为“路径依赖”而错失路边更美的风景。希望浮针人在中医理论创新之路上，不仅是最先上路的探路人，而且是走得最远、最先“撞线”的领跑者。

至于作者在后记中流露出的对“气血新论”出生后的担心，其实大可不必，既然走上了理论创新之路，就应当有王清任当年的豪迈——“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虽然我不确定符博士的这本医学理论“破冰”之作出版之后能否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但有一点我能确定：最不济的反响也不会比作者后记提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刚出版后的情形更糟。有时逆境更能激发出创造力，风浪更能打磨出真金。

黄龙祥

二〇二一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