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就诊的影响因素

个人决定寻求专业医疗建议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确实，Becker（1979）将影响因素描述为：

一个与健康有关的各种复杂态度和行为的组合，这些态度和行为往往看起来是神秘、非理性、错误和相对不可改变的。

此外，由于相同的因素对每个个体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寻求帮助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异。一种结果是，有些人即使会从寻求专业帮助中受益，但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反之亦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寻求医疗照顾的决定与潜在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不密切相关。正如Robinson（1971）所指出的：

症状是否出现或显现、医疗紧急程度或身体伤残的严重程度，似乎都不能分辨出哪些症状得到了或未得到（即不会被带去）专业的治疗。

例如，许多患者没有意识到某些症状的重要性，这些症状可能指向潜在的恶性疾病。研究表明，只有50%的女性意识到绝经后出血可能是癌症的症状，只有57%的女性意识到无痛性乳房肿块可能是恶性的（Walker，1982）。

Zola（1973）和其他人已经确定，许多就诊的基本原因不是患者患有某种疾病。此外，Zola总结道，影响健康行为的因素实质上主要是社会和心理因素，而不是生理的、解剖的或生物化学因素。然而，有一些可识别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是否就诊的决定。例如，无论症状涉及成人或儿童，还是潜在患者的社会阶层或种族，症状或综合征的性质或其被认为的危险程度都会影响人们是否就诊。

表1.4显示了个体在不咨询全科医生的情况下，能够忍受一系列症状的不同比例。不明确的和熟悉的症状，如疲劳和腹痛，是最易耐受和最有可能通过自我药物治疗的（也见表1.3）。胸部疼痛因为有潜在的严重后果所以耐受性可能最差；而个体不愿意忍受咽痛，更可能与当时症状本身具有不愉快的影响有关。

Lydeard和Jones（1989）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患者感知到其他可忍耐症状的威胁可能是就诊的主要原因。在对不同疾病患者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就诊者与未就诊者对其症状可能导致严重或致命情况的看法，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消化不良，74% vs 17%；胃癌，29% vs 13%；普通癌症，55% vs 30%；心脏病，66% vs 35%。因此，关注其症状的潜在严重影响会优先于症状的严重程度、出现频率或是否存在伴随症状，从而影响患者做出就诊的决定。然而，也应该记住，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害怕会被医生证实自己的怀疑，有人在感知到某种特定症状或体征的威胁时，反而会减少寻求医疗帮助。

Wilkin等（1987a）指出，儿童就诊的门槛比成人低。在评估有一系列症状的成年人向全科医生咨询的可能性时，他们发现只有17%的人可能或非常可能会咨询“轻微发热的重感冒”。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成年人有类似的症状：耳朵疼（79%）、发热（60%）和咽痛（55%），那他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会带他们的孩子去看医生。

表1.5显示了另一组症状和体征对就医需求的认知有不同影响，以及这又如何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很明显，对于所有的症状和体征，从上层社会阶层到下层社会阶层的求医需求是有梯度的，对于任何考虑到的症状或体征，上层社会阶层就医的可能性更大。

另一个对是否就诊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变量是种族。在一项研究中，56%患头痛的亚洲患者咨询了他们的全科医生，而非亚洲患者的比例为24%；疲劳症状分别为33%和12%（Rashid和Jagger，1996）。除了上述考虑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导致一个人决定去看医生。这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

1.急性的而不是逐渐出现的症状

2.干扰社会活动的症状

3.严重程度相似，但出现频率更高和持续时间更长的症状

4.不寻常的症状

5.旁人可见的体征

6.来自亲戚、朋友或同事的压力

7.年老、女性、离异/分居或孤独者

8.以前有过类似症状需要卫生保健的经历

9.良好的医患关系

10.与疾病无关的个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