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口罩的认识

戴口罩可能会改变行为。关于这一点，夏勒和帕克提出了“行为免疫系统”的概念。他们讨论了关于规避风险行为的各种想法，这些行为可以抵御潜在的传染病。各种与潜在感染有关的线索都会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规避反应。不过，对于佩戴口罩的反应却可能走向极端，甚至带有强烈的偏见。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每个人无论何时都戴着口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可能会变得不敏感。戴口罩的居民可能会对自己的安全更有信心，从而忽视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一旦居民认为口罩提供了足够的保护，使得他们免受传染病的感染，也可能会与更多的人互动、参与大型集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佩戴口罩反而会使“行为免疫系统”失效失活，导致接触率增加，从而加速感染。类似的，不正确的口罩使用，如接触口罩的外部，或重复使用相同的口罩，都可能加速感染。

呼吸道病毒多以飞沫、接触传播为主，佩戴口罩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病毒进入人体的可能性。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亚洲国家的居民纷纷佩戴起了口罩，因为佩戴口罩能够降低感染风险，是普通居民防范新冠肺炎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中却看到境外疫情颇重的意大利，居民对于是否佩戴口罩等问题进行了游行示威。游行中示威者们打着“拒绝戴口罩”“拒绝隔离”“拒绝封闭管理，只要自由”的口号。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疫情暴发的西方国家自觉佩戴口罩的普通居民也不多。我们不禁要问，东西方国家的居民在佩戴口罩的问题上为何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由于东西方各国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普通居民对于佩戴口罩的态度也莫衷一是。中、日、韩等亚洲国家，普通居民认为佩戴口罩是防微杜渐，可以防止被患者传染，也可以防止传染他人，所以健康人群和患者都应该佩戴口罩。在很多亚洲国家，常常会看到人们佩戴口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生病了才戴口罩，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口罩可以预防病菌的侵入。人群聚集或者环境污染让人们产生了很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认为戴上口罩会更安全一些。当周围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时，会有潜在被感染的风险，佩戴口罩能有效地保护好自己，避免被病菌感染。另一方面，佩戴口罩也可以防止传播病菌，就好比有一些确诊病例，在被确诊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如果没有戴好口罩，就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而他人被感染后再传给别人，病菌传播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导致疫情难以被控制。

近20年来，中国经历了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情，也受到了雾霾等空气污染的困扰，佩戴口罩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佩戴口罩体现的是过去一个多世纪逐渐发展形成的健康卫生习惯。作为一种简单方便的防护措施，佩戴口罩在历年对抗疫病的过程中逐渐得到了普及。随着我国公共卫生制度的日益完善，口罩被应用到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中。在很多亚洲国家，口罩也悄然演变成一种流行文化元素。近几年，口罩还成为这些国家一些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人的出行装饰，是整体造型的配饰，张扬个性，而不是单纯为了预防病菌感染。还有很多时候，人们佩戴口罩是为了保暖、缓解过敏，或是出门来不及化妆时用来修饰脸型。

但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从普通民众到医学专家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都认为口罩是患了重病的人或是在医生强制要求时才需要佩戴。患有传染病的人应该自我隔离，本来就不应该出家门，所以其他健康的人是不需要佩戴口罩的。加之戴上口罩会让健康的人感到呼吸不畅，反而没有好处。西方很多国家始终强调佩戴口罩是没有意义的，对口罩充满了“歧视”。众多政府部门、卫生机构也都认为，普通人佩戴口罩“意义不大”，只建议医护人员和患者佩戴。此外，还有一些专家指出了口罩本身的缺陷，如外科医用口罩根本就不具备过滤空气的效用，而且设计上也有问题，口罩较松，导致外部空气照样可以进去，无法预防病菌感染。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欧洲部分国家有“禁蒙面法”，这也是很多欧洲人非必要时不会佩戴口罩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欧洲有多个国家禁止佩戴口罩或面罩。其中奥地利就禁止民众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或是面罩等遮盖脸部的物品，违反者将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如果生病了确实需要佩戴口罩，可请医生开具证明，并将证明随身携带，证明有合理理由佩戴口罩，不然也可能会受到处罚。所以在许多欧美国家，佩戴口罩不仅对他人起不到安慰作用，还会引起情绪恐慌。即使在生病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所采取的措施也只是休息、勤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捂住口鼻等。除非医生强烈要求，公众并不愿意佩戴口罩出门。从历史的角度看，1918年西班牙流感蔓延期间，欧美各国也曾经强制过民众佩戴口罩。虽然疫情造成了全球1700万～5000万人死亡，佩戴口罩的要求在当时却依然遭遇巨大的反对，究其原因，还是很多人认为这有悖于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

综上所述，东西方对佩戴口罩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是对人权的认知差异。通过佩戴口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者对于人权的不同看法。例如在面对疫情中，对于东方国家普遍采取的佩戴口罩、紧急隔离、封闭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西方国家民众的反应是通过游行进行抗议以寻求其自身的自由权，在他们看来，相比于防疫的迫切性，不被隔离、不被要求佩戴口罩的自由更为重要。西方国家居民普遍认为佩戴口罩是生病者的礼貌而非普通居民的义务，戴口罩者多是生病者，健康人是不戴口罩的。反观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佩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居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在所有的权利中，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核心人权，而自己正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两种文化对待个人权利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没有好坏之说，但从特定时期预防疾病的功能角度以及结果来看，提倡佩戴口罩的理念更具优势。

首先，双方都佩戴口罩对病毒传播是双重的防护，因此佩戴口罩不仅可以减少未被感染的居民被潜在病毒携带者感染的概率，也可以减少病毒携带者自己感染他人的概率。普通居民佩戴口罩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病毒感染者佩戴口罩是确保他人的生命健康，这是道德更是义务。自由并非无拘无束，而是要以保障他人的权利不被侵犯为前提。

其次，佩戴口罩是防控呼吸道传染病传播、保障居民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措施，既可以为国家预防疾病暴发减轻压力，也可以用节省下来的资源为救治确诊患者、控制疫情规模、恢复社会秩序提供支撑。一旦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暴发，只有提高救治率、减少感染率才能有效抵御病毒侵害，而只有抵御住病毒的侵害，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各行各业才可以正常复工，社会才可以有序运转，为了控制疾病传播所采取的隔离、封闭管理等措施才可以解除。否则，病毒的扩散和传播会导致社会秩序进一步停滞，而停滞的代价和后果不必多说。

再次，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先有生命权和健康权才能谈到其他权利。享有人权的前提必须是活着的人，先有人才可谈享有何种权利，权利是人享有的，没有人的存在，谈权利也失去了意义。

第二是对社会价值理念的认知差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提到三种人文主义形态：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演化人文主义。其中，自由人文主义以个性自由为前提，社会人文主义则以社会及他人利益为前提。自由人文主义以西方社会提倡的个人自由、个性释放为前提，倡导追求个性、自由选择。西方居民对政府要求佩戴口罩的抗议则反映了其对政府压迫个人自由的警惕。而以家庭、他人、社会甚至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人文主义则倡导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为家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体，只有国家好了、社会正常运转了，家庭才有希望，个人才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事物。逻辑起点不同，落脚点就会不同。西方居民对佩戴口罩的抗议始于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警惕，源自先有个体的权利之后才有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个体权利让渡，国家不可限制个体的权利，这里的逻辑起源于西方个性自由的文化，反映追求自我、做事利己的文化特征。而我们的起点在于自己的家国文化，每个个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力才可凝聚成社会的大力，才能让强大的国家保护自己及家庭不被欺负。先有国才有家，先有社会的整体才有每个个人的个体，每个个体贡献自己的力量，都自觉佩戴口罩，才能帮助整个社会和国家降低被感染人数，才能为国家统一调配资源提供助力，唯有如此才能尽快有效防控疾病，维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才能让个体去安稳地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