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浪漫派——启蒙运动精神的继承发扬者
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浪漫派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在启蒙运动精神孕育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检验人们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试金石。1792年，年方19岁的浪漫派作家蒂克在致友人的信里表示：“现在，我日夜思念着法兰西，如果她遭殃，我就蔑视整个世界。”[17]随着法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战争与和平问题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它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和文人墨客写作的主题。针对康德的论著《为了持久的和平》（1795），青年弗·施莱格尔发表了他的重要政论文章《试论共和主义》（1796）。他从天赋人权的观点出发，认为公民不仅享有立法权，也应拥有执法权，并且在无法忍受专制主义压迫，宪法遭到破坏时，甚至还有暴力反抗的权利。施莱格尔的文章不仅批判了康德的错误观点，同时也反驳了英国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及其追随者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一书里，以所谓暴力行为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传统为由，谴责法国革命，鼓吹渐变式的改革。他的书译成德文后，广为流传。人们曾认为他对德国浪漫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们改变了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施莱格尔此文及其90年代的其他论著，分清了是非曲直。
艺术上，浪漫派向往创作自由。浪漫派文艺强调作家的主观随意性。弗·施莱格尔声称，浪漫主义文艺不受任何文艺法则制约，“诗人的‘专断’不容忍任何法规约束”，乃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条法则”。诗人诺瓦利斯本着启蒙运动精神，提倡思想的独立自主：“可理智不是要求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吗？世人应该只服从他自己（制定）的法则。”[18]浪漫派并没有让他们的文艺主张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在创作中，他们的确“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浪漫派之前的德国文学，存在理性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人以索然寡味的感觉。除歌德、席勒等少数个别作家外，在国外影响寥寥。浪漫派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梅林语），使之生机勃勃，富有魅力，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和形象。
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确立的思想，尤其是事物“不断发展”和Perfektibilität（可臻完善性）的观念，也为早期浪漫派所接受。孔多塞关于人类能够不断进步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最后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著《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中阐明了人类可以不断进步、日臻完善的观点以及要消灭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看法。此作的发表，特别是由于它产生的特殊背景（它于作者1794年3月在狱中死亡前完成），在德国尤其在早期浪漫派中引起广泛关注。如上所述，1795年，在此作问世当年，弗·施莱格尔就及时撰文热情称赞。他的胞兄奥·威·施莱格尔原来也打算撰文嘉许，论文虽然没有写成，但他1798年在《断片》第一百九十五则里对这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哲学家表示了敬意。正是在包括孔多塞在内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不断发展”的思想影响下，弗·施莱格尔把浪漫主义诗称作“progresive poesie”（向前发展、逐渐升华的诗）。这位浪漫派理论家、代表人物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在他看来，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个“发展变化”，无穷无尽。尽善尽美的事物是没有的，完美无缺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浪漫主义的诗只能是“向前发展、逐渐升华的诗”。浪漫派把Unendlichkeit（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看作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理想。这个理想蕴含着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思想。施莱格尔给浪漫主义诗所下的定义，体现了浪漫派的艺术主张和理想。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不难看出，浪漫派的某些见解同启蒙运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浪漫派不仅继承而且发扬了启蒙运动精神。汉斯·迈尔在他的论著《不幸的意识》（1986）中评论卢卡契对浪漫派的评价时指出：卢卡契否定了浪漫派对歌德以及对德国启蒙运动某些基本立场的历史合理性。他不仅把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看成尖锐对立的，“而且与马克思不同，看不到恰恰在德国历史思维上，浪漫派作家对于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Aufklärungskategorien）来说是个重要进步。看不到启蒙运动因而也是资产阶级自由解放的某些科学原则，不是经过德国古典文学，而是首先经过早期浪漫派获得继续发展的”。[19]
虽说浪漫派与启蒙运动有着继承关系，但毋庸讳言，两者在下列问题上也存在矛盾：其一，在宗教问题上；其二，在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其三，在早期浪漫派作家同一些后期启蒙运动者的关系上。
在宗教问题上，浪漫派作家同启蒙运动者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他们对“正教”（Positive Religion）情有独钟。早期浪漫派圈内的基督教神学家、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缔造者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说里坚决捍卫“正教”，攻击启蒙运动者把“自然教”（Natürliche Religion）当成真正的宗教。在他看来，自然教“只是个微笑和单薄的宗教”，很少显示出虔诚来。因此他责怪启蒙运动者只重视自然教而憎恨正教。[20]诺瓦利斯在他的《基督教或者欧罗巴》里严厉批判了启蒙运动，因为它把对天主教的憎恨“逐渐上升到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并最终甚至对宗教的憎恨”[21]。
然而，如上所述，正是启蒙运动使世人从教会的监督下，从宗教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从而才为浪漫派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后起的浪漫派显然受惠于启蒙运动。但是，它也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去同基督教的联系。因为教会不允许浪漫派所追求的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自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人，既想享受那样的自由，却又不愿失去同教会的联系，于是便试图另起炉灶，独自创造一个宗教。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创建计划无非是一纸空文。这样，1808年，在诺瓦利斯逝世（1801）数年后，弗·施莱格尔终于皈依天主教，其他早期浪漫派作家随后也相继投入天主教的怀抱。这意味着他们同启蒙运动的疏远。随着早期浪漫派在19世纪初年的解体，浪漫派开始向后期过渡。
早期与后期浪漫派的一个区别，反映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上。同早期浪漫派相比，后期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谴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艾兴多夫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和态度在文学界比较典型。他在其《18世纪小说同基督教的关系》（1851）一书里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这位诗人持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判断问题的是非曲直总以天主教信仰为准绳。据称，他之所以敌视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导致蔑视任何正教特别是天主教”。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启蒙运动最终的后果……乃是而且无非是生活的渐渐终结”，家庭被“腐蚀”，国家遭“蚕食”，在“日甚一日的粗野的和日益强烈的破坏欲中，上帝终将被取缔”[22]。
在如何看待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浪漫派作家与启蒙主义者再次狭路相逢。如上所述，浪漫派重主观，厚情感，爱幻想。启蒙运动崇尚理性主义和理性至上，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和非议。在他们看来，理性主义乃是文艺之大敌，它势必扼杀文艺，使之枯燥乏味，丧失魅力。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或者欧罗巴》一文中抱怨说，一些启蒙运动者“孜孜不倦地把文艺从自然中，从大地上，从人的灵魂和科学中清除出去。——根除神圣的任何痕迹，通过冷嘲热讽使人们对一切动人的事件和人物的怀念变得兴味索然，卸除世界上一切五光十色的装饰……”[23]
此外，在处世哲学问题上，早期浪漫派同一些“平庸浅薄”的后期启蒙主义者（如弗·尼古拉、卡·戈·莱辛、梅克尔）也发生了冲撞。以尼古拉为首的这伙“平庸之辈”所倡导的健康理智（Common Sense）、中庸之道和功利主义这类说教，令浪漫派作家极为反感。这帮“凡夫俗子”竟敢援引莱辛的精神，甚至竟敢将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抬举为“平庸启蒙运动的英雄”（Held der seichten Aufklärung），更令他们怒火中烧。在他们看来，“平庸的启蒙主义者”与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热衷于中庸之道和囿于平凡琐事的市侩是一路货色，理应受到口诛笔伐。弗·施莱格尔在著名的《论莱辛》（1797）一文中对这伙“平庸的启蒙主义者”进行了尖刻的批判，以捍卫真正的莱辛精神：“的确，倘若莱辛重返人间，当他看到有人不厌其烦地赞美他那些如何如何卓越的东西，而这些恰恰是他本人严肃认真加以否定的，当他看到有人怀着片面和不公正的偏爱，只是分析和颂扬他的某些努力和尝试，而这些恰恰是他本人评价最低，而且较少谈论的东西，与此同时，他却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觉察到他的言论、评论中，那些最独特和最重要的东西。看到这些，莱辛即使不感到惊讶，也会感到有点奇怪，发出并非毫无反感的微笑！”施莱格尔接着指出：“恰恰是他在世时，从不间断地，竭尽全力地憎恨和关注的那些诗坛上中庸之道的卫士（Mediocristen）、文坛上的稳健主义者，对他一知半解的顶礼膜拜者，竟敢将他美化成美好的中庸之道的名流……仿佛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对此他肯定会感到吃惊的。”[24]
对待启蒙运动者，浪漫派善于根据其不同言行和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尼古拉等一些“平庸的启蒙运动者”，他们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痛斥。而对于欧洲的伟大启蒙运动者诸如伏尔泰、狄德罗、达朗伯，他们十分敬佩和称赞。诺瓦利斯就把伏尔泰尊为“最健康、最有教益的作家”。当然，他们也很赏识本国的门德尔松和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莱辛，他们推崇备至。在德国作家中，弗·施莱格尔格外赏识的除格奥尔格·福斯特外，就是莱辛。他把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誉为“民族和时代的真正作家”[25]，属于“革命英才”之列。[26]他特别赞赏莱辛的个性和人格，称他具有“可敬的刚强的原则性”，有“伟大、自由的生活作风”，有“最勇敢的独立自主”精神。[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