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轮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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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入室谋杀案发生四小时后，24岁的珍妮弗被带入万锦市警察局的审讯室。此时潘汉辉仍命悬一线。主持讯问的是约克郡警察局凶杀科的资深警探兰迪·斯莱德。此刻是11月9日凌晨2点45分。讯问预计将持续两个小时。

坐在斯莱德警探面前的这个年轻女子戴着眼镜，一条麻花辫从左肩垂下来。她身穿花样滑冰俱乐部宽松款队服卫衣和黑色瑜伽裤，脚上是一双有蝴蝶结的湖蓝色拖鞋。母亲刚毙命于歹徒枪下，此刻的她显然近乎精神崩溃。斯莱德警探尽力用最温和的态度、最得体的措辞问出了所有的问题。

斯莱德警探温和地向珍妮弗解释说，放在她面前的知情同意书一旦签署就表示她同意警方录制她的誓词，这并不是说警方要起诉她，而只是为了让她保证说出全部的实情。斯莱德警探说完后，珍妮弗点头表示明白。斯莱德警探进一步说明，目前进行的是凶杀案调查，证人如果做伪证将要负法律责任，此时珍妮弗点头的样子似乎心事重重。当斯莱德警探说如果做伪证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4年监禁时，珍妮弗显得很紧张，小动作不断，一会儿摸自己的腿，一会儿颤颤巍巍地把手放在胸口。斯莱德警探起身离开审讯室去拿《圣经》来让珍妮弗宣誓，等他再回到审讯室时，珍妮弗好像吓了一跳。尽管她服下的抗焦虑药物已经在起作用，但她仍然显得惴惴不安。

“我发誓会说实话，全部的实话，而且只说实话。上帝啊，请给我力量。”珍妮弗念誓词的时候身体挺得笔直，念完誓词后，她又脱口而出补充说：“我能记得多少就说多少。”说这话时，她的下唇在微微颤抖。

“我要听的就是这些。”斯莱德警探说，“这份同意书不是冲你来的，明白了吗？录证词都要走这么个过场。”

当斯莱德警探再次提起母亲被杀的事实时，珍妮弗的情绪激动起来，她垂下头不住啜泣，伤心得没法说出母亲的名字，半天才勉强说出“梁——碧——霞”三个字，旋即又掉过脸去哭泣不止。没过多久，在隔壁房间观看监控视频的阿尔·库克警探注意到一些让人费解的情形。斯莱德警探给哭哭啼啼的珍妮弗递了张纸巾，但是，珍妮弗擦过的纸巾竟然是干的——她根本没有眼泪。“第一轮讯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暗中观察珍妮弗。”库克警探说，“她没有眼泪，也不难过，当然她可能还惊魂未定，所以这不能当作证据，但是我们会关注，这有助于我们后续分析案情。”

斯莱德警探坐在珍妮弗对面，其他侦破人员在审讯室外看着监控视频，大家一起专心致志地听珍妮弗描述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珍妮弗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她家闯进了三个持枪歹徒，歹徒没找到钱所以气急败坏，她的父母又很不配合，歹徒一怒之下向她父母二人的头部开了枪。

斯莱德警探的当务之急是要确认凶犯的外貌。珍妮弗告诉他，凶犯中有一个是黑人，中等身材，满头发辫。发辫垂在脸上，所以看不清他的五官。这人年龄在28到33岁之间，身高大约5英尺7英寸。“看起来好像是三个人里的头儿。”珍妮弗提到这个为首的凶犯时居然用“先生”来称呼他。当被问及凶犯脸部的毛发时，珍妮弗的手在下巴旁边比画着说：“我觉得……嗯……我不想说错话。”这是她第一次说“我不想说错话”，此后在整个警方讯问过程中，她不断重复这句话。她称为首的凶犯为“一号”，说那人拿着手枪，戴黑色皮手套，口音听起来像是在加拿大出生的本地人。她对凶犯的外貌描述得非常含混，甚至自相矛盾——关于凶犯的脸型，她对斯莱德警探说的原话是“有点圆，有点方”。

珍妮弗说“二号”凶犯是在另外两个凶犯之间跑来跑去帮忙的角色。他长着椭圆形长脸，身穿黑色连帽卫衣。鼻子上遮着一块方巾，完全不说话，只是点头，完全听从其他两个人的指挥。

珍妮弗声称她没机会看到用枪抵着她父母的“三号”凶犯，但“三号”说话有加勒比口音，她有个中学同学，全家是从圭亚那来的，“三号”和那个同学的父母口音很像。

斯莱德警探让珍妮弗说说案发当天的情况。珍妮弗从11月8日早上说起，那天早上，一向宁静的社区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珍妮弗和母亲离开家时看到警察封住了半幅路面。他们说附近发生了煤气泄漏，暂时不能通行。警察的路障撤除后，她决定不和母亲一起出门，而是留在家里练琴。那天接下来就跟平常差不多，梁碧霞出门办事，直到下午三四点才回家，珍妮弗和母亲一起吃了晚饭。潘汉辉自己一个人吃了晚饭，然后进书房看越南语报纸新闻，这是他的习惯。珍妮弗说，弟弟费利克斯在45分钟车程外的汉密尔顿市就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专业，平时住校。

晚饭后，珍妮弗的朋友阿德里安·蒂姆克维茨来了，两人一起看了他们最喜欢的电视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和《绯闻女孩》。阿德里安离开后，珍妮弗回到自己的卧室，看《极速前进》真人秀，她又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爱德华·帕奇菲卡多聊了会儿天。珍妮弗说听到母亲大概九点半回到家，梁碧霞每周一晚上都去多伦多一座教堂上集体舞课。

她听到梁碧霞在楼下“翻箱倒柜”，然后听到母亲大声叫父亲下楼。母亲用了英语，这让珍妮弗觉得很诧异，感觉有点不对劲，梁碧霞在家基本只说越南语或广东话。珍妮弗赶快挂了电话，安安静静在自己房间里坐着，“一动不动”，听着楼下隐约传来的奇怪人声。“说话的人声音很陌生，我很害怕……完全不敢动。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听到他们好像都去了地下室。”珍妮弗于是打开房门，向黑洞洞的二楼过道张望，这时，她看到后来被她称作“一号”的凶犯手里拿着根绳子朝她走来。那人抓住她，把她的手反绑在身后，说：“我用枪抵着你的后背呢。照我说的做。只要照我说的做，我就不会伤人。钱在哪里？指给我看你的钱在哪里。”

珍妮弗说她照做了，指给那人看她放了2000加元现金的地方。这钱是她攒着买新iPhone的。那人随后用枪抵着她，推她走进过道对面父母的卧室，“一号”和“二号”问珍妮弗她父母都把钱放哪儿。她说不知道，于是两人就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在她母亲的床头柜里找到了一点现金。接着他们“拽着”珍妮弗下了楼，命令她跪在地上，眼睛看地面。珍妮弗说她只看到“三号”的影子，但是她听到“三号”怒气冲冲地让梁碧霞把钱包交出来，还向梁碧霞嚷嚷了几句，这让她不知所措。“我妈妈不断要站起来，他们不断让她坐下。”珍妮弗拖着哭腔告诉斯莱德警探说，“他们想要她的钱包（wallet），但是她英语不好，所以她一直说包包（purse）。”梁碧霞又一次想站起身，却被重重地推回沙发上。“我不想让她受伤，所以我就让她坐下。”说完珍妮弗就开始抽泣，情绪完全失控。

“不着急，”斯莱德警探安慰她说，“你说的所有这些都很重要，慢慢讲，不要急。”

潘汉辉告诉那些“先生”——珍妮弗又一次用“先生”来称呼凶犯——说自己钱包里有60加元现金，不过钱包在二楼卧室，于是几个凶犯把珍妮弗重新带回楼上，找到了潘汉辉说的现金。然后“一号”叫“二号”去找一截绳子来，他用“二号”拿来的绳子把珍妮弗绑在二楼的楼梯扶手上。珍妮弗记得父母被带去了地下室。“我听见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撒谎！你对我们撒谎！’”珍妮弗垂头丧气地回忆道，“我妈妈尖叫着，我也大喊着‘妈妈’，然后我听到几声枪响，我好像听到我妈妈又说着或呻吟着什么，接着他们又开了一枪，然后有人说：‘我们得走了，时间太久了。’他们就从前门跑出去了。”

等到珍妮弗用手机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她听到楼下传来父亲的声音。“我还是没听到我妈妈的动静，我只听到我爸爸呻吟着跑到马路上。”珍妮弗说道。

珍妮弗刚刚回忆完案发经过，斯莱德警探就说他想要和珍妮弗再过一遍事件经过，这一次要按照他的方法来：“我们要不带任何感情地回顾一遍，假想你从高处俯瞰一切。”

复述事件经过可以帮助受害者回忆微小的细节，同时也可以让侦破人员发现目击证人描述中前后矛盾的地方。珍妮弗在复述案发经过时，态度依然镇定，复述细节时语言依旧比较简洁，但是她的复述中出现了引起侦破人员注意的重大变动。珍妮弗第一次描述案发经过时说，梁碧霞当晚回家后没有跟她照面。但珍妮弗在复述时说，梁碧霞当晚回到家，自己下楼去迎接了妈妈。第一次描述中是凶犯拿着绳子向她走去，但复述的时候变成“一号”给她看了“枪套中”的手枪，然后命令她坐在床上，自己去拿钱——第一次说的是2000加元，这次说是2500加元。在复述的版本中，珍妮弗说“二号”给“一号”找了根鞋带，然后“一号”才把她给绑上。“他绑得非常非常紧，我猜他感觉到我在挣扎，所以又打了一个结。”珍妮弗说。

珍妮弗说她被带到楼下的时候，凶犯让她坐在地上（之前她说是被勒令跪在地上）。然后，她回忆起了一些新的细节：一个关键场面。珍妮弗说，这时她违背了凶犯让她盯着地面看的命令，抬头看了一眼，注意到“三号”身材瘦小。她看到“三号”用一把“左轮手枪”指着自己的父亲——她说她能看出那是左轮手枪，因为那把枪有“旋转的圆柱形轮子”。这次复述时，珍妮弗告诉斯莱德警探凶犯找到了更多的钱——现在她回忆起来是1100美元，是上次去美国没有用完带回来的。在复述的案发经过中，凶犯没有找到潘汉辉的钱包，所以怒斥潘汉辉不老实（珍妮弗反复提到这句话）：“你骗我们！你骗我们！你必须照我们说的做！”

然后珍妮弗用痛苦、呜咽的嗓音说到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好像听到我爸妈走下楼，我妈妈叫他们让我跟我爸妈在一起，那些人不愿意——‘我要和女儿在一起，为什么我女儿不能跟我一起下来！我要我女儿。’”珍妮弗说着，停顿了一下，然后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继续结结巴巴地描述，“我听到两声枪响……我妈妈尖叫……我大声喊她，然后又是几声枪响……我好像听到我妈妈说了什么，或者呻吟着什么，然后他们又开了一枪。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得走了。时间太久了。’然后他们就跑出了门。”

几分钟后，当她拨通911和接线员说话时，她听到父亲逃出家门，痛得呻吟不止。“我爸爸当时在屋外，”珍妮弗说到这里又哭起来，“我朝他大喊，但他不愿意进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听到，反正他没进屋。我猜他去找人帮忙了。后来我一直没见到我爸爸……直到刚才我离开医院之前才见到他。”

正是这个细节，在警探比尔·库尔蒂斯心头挥之不去。他看着讯问监控，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琢磨：为什么潘汉辉身为父亲，明知女儿还在屋里，却自己一个人冲出家门？比尔·库尔蒂斯警探后来说道：“虽然潘汉辉在楼下中枪，而且伤势致命，但是有些家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因为挂记孩子上楼查看。”有时候，父母会为了救孩子，冲进着了火的房子。“在这个案子里，潘汉辉飞快地离开了现场。他听到女儿的喊叫却没有停下。”库尔蒂斯警探说，他把自己的疑虑暂时搁置了，“当时……我们还是相信她的话的。”

当被问到在家里的状况时，珍妮弗没有对斯莱德警探多说什么，只说家人当时“需要她在家里住一阵”。斯莱德警探问起珍妮弗的职业，问到她交给凶犯的那么多现金是怎么赚来的，珍妮弗说是靠教钢琴课挣来的。斯莱德警探问到珍妮弗的教育情况时，她只字不提过往经历，只谈未来的规划。“我打算1月重新去上学，”她告诉斯莱德警探，“学生物技术工程。”斯莱德警探又问案发前她家里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珍妮弗给了斯莱德警探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回答：“我们家生活平平常常，几乎一成不变。”

斯莱德警探随口跟她说，她弟弟费利克斯这会儿正在隔壁审讯室里。珍妮弗突然坐立不安起来。她没问弟弟此刻感受如何，也没问自己能不能和他说话，她似乎更关心警方的讯问。她显然不知道，凶杀案的调查都要经历上百轮的讯问。珍妮弗屏住呼吸问道：“哦，他也得来啊？”

“事情就是这样，谁也说不准，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能少。”斯莱德警探回答，暗示警察只不过是和她弟弟谈谈，走个过场，她没必要这么紧张。

弟弟到场的消息，似乎诱发了珍妮弗心里的什么情结，这让侦破人员觉得颇值得关注。斯莱德警探最后离开审讯室，去和同事讨论一下他的初步思考结果。这时，我们从监控视频里可以看到，珍妮弗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她先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双手托着头，拇指和食指按着太阳穴，最后两手把脸完全遮住，随即又坐直，一手捂着胃。她站起身，在审讯室里踱来踱去。她似乎头晕不适，始终单手扶墙，有时得靠着墙或椅子才能勉强站住，看起来她随时会晕过去。然后，她开始甩动双手，把前额抵在墙上。折磨人的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斯莱德警探再次走进审讯室，向珍妮弗传达了侦破小组可能会深入调查的一些问题。“结论其实挺明显的，凶犯可能是被你母亲座驾的车型和目的地吸引来的，”斯莱德警探说，“我们会进一步调查。”

听到斯莱德警探说出这个推断，珍妮弗立刻又生龙活虎起来，讨论案情时也显得更为放松。警探问她，会不会是潘家的生活方式——珍妮弗称之为“土豪做派”——招惹了凶犯的注意。珍妮弗忙不迭地回答说，母亲的确开一辆雷克萨斯。当被问到潘汉辉的座驾时，珍妮弗幽幽地笑着说：“他开奔驰，他可宝贝自己的车了。”

不过，珍妮弗的欢快情绪没持续太久。当警方开始深入了解她的手机通信记录时，她的情绪开始变化。听到斯莱德警探说从她手机上搜集到一些具有时间坐标性质的数据信息时，珍妮弗又闪烁其词起来。“我不是——嗯——我是经常打电话，但是我不——”她支吾着。

斯莱德警探打断了她，说：“恐怕爱德华和阿德里安也得来警察局一趟，因为他们案发当天或者去过你家，或者和你通过电话。”这话让珍妮弗更加忧心忡忡。除此以外，斯莱德警探还告诉珍妮弗，媒体可能会如何狂轰滥炸地追踪报道这类凶杀案件。“媒体绝对会追踪报道这个案子，”斯莱德警探说，“他们要怎么报道怎么追踪，我们管不了。我给你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看报纸也不要看电视。入室抢劫凶杀案是很大的新闻，而且大家……都会盯着案件的进展。”

珍妮弗听完斯莱德警探这番话，把原先交叉的双手放在胸口，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接着调查人员让她签署文件，同意警方从她的罗杰斯公司三星手机里调用11月1日至9日的通话和短信记录。她鼓足勇气问，警方究竟会联系哪些人。“他们会调查得多……深入？”珍妮弗问道，“就是普通的通话记录吗？……因为有时候我会给钢琴老师打电话什么的。”

斯莱德警探说，她手机里的信息对于捉拿凶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警方不会仅凭她一方的描述就确认当晚潘宅发生的一切，珍妮弗听到这些时显得很惊讶。斯莱德警探说，在如今的通信世界，通过基站的记录可以确认手机使用者的行踪，这些信息对于凶杀案的侦破非常关键。“在这个案子里，我们也会用到基站提供的信息，因为它可以定位接电话时手机使用者所处的方位。”斯莱德警探解释给珍妮弗听，“如果你说‘接电话的时候我人在家里’，我们就可以去核实这样的证词，因为这个信息就储存在基站的数据库里。假设你是凶犯的目标，案发前你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那么有了基站提供的定位信息，我们就可以去调取当时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我不是说在你家这个案子里要调用监控录像，我的意思是……基站的信息能让我们掌握你的手机通话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果在侦破过程中，你对警方说谎或弄虚作假，基站的这些信息证据就可以用来指控你。我们必须让你明白，如果你对我们撒谎，依照法律我们可以用这些证据来指控你。”

珍妮弗显然被侦破工作的调查方向吓到了。“如果你们要联系谁的话，会通知我联系人的名字和事由吗？”珍妮弗问道。斯莱德警探不为所动，不作任何回应。从现在开始，珍妮弗对案件调查的进展都将一无所知。

凌晨5点左右，珍妮弗离开了警察局。

就在珍妮弗接受警方讯问期间，几英里外的万锦市斯托夫维尔医院做出了用直升机把潘汉辉转移到多伦多市中部一所外伤诊治中心的决定。为了转移，医生们采用了一个费劲的方案：用药物让潘汉辉暂时陷入昏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