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探寻跨省联动合作机制

对救助管理而言，寻亲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倒哪里是哪里，更不能简单地凭感情办事。寻亲是一项跨地区、跨行业甚至于跨国界的事，是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感很丰富的事。只有一个相对稳定，且能推进和保证寻亲甄别服务有序实施，确保基本政策落地，使合作双方互赢互利的措施与机制，才更能促进寻亲的有条不紊，坚实有效。

在对自身和各地寻亲工作研究比较之后，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从2014年开始，用了将近大半年时间，开展了不同地区、不同方法、不同的带队方式，分小组行动，带着流浪受助人员一起跨省甄别寻亲。并先后到了贵州、湖南、广东和江苏等地。

跨省寻亲，让我们感觉到了优势，也让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是否还要坚持走下去？我想起了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只有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没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有所成就。

于是，在实践的累积中，我心里逐渐萌生出一个能否与外省市携手联合寻亲的想法，以此推进跨省甄别寻亲。

2015年春节刚过，一个拟在全国救助管理系统推进寻亲服务合作机制的思路逐渐形成，这是一个推动参与双方通过协议形式达成共识并携手合作，从而建立一个机制的模式。

这个机制主要建立在各地救助管理站之间的业务合作上，不同于之前部分救助管理站的“试送”，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站际合作”。

之前在寻亲方面的站与站之间的合作，都基于相互间的认识与情感，或者出于义务上的帮忙，没有一个法律层面的约束和支持。

比如“试送”，如果简单的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与“跨省甄别联动机制”有些相像。但是，究其实质，“试送”与“跨省甄别联动机制”，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试送，仅以试试看的目的执行寻亲任务，由救助工作人员陪同流浪受助人员一起前往疑似地，请当地同行陪同寻找。找到家，就完成任务；如果找不到家，就带着流浪受助人员又回到原来救助站。

而“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则即便是第一次没有找到，也可以暂时先把流浪受助人员临时放在对方救助站，并按“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协议精神，由对方救助站继续甄别。

“跨省甄别联动机制”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一种带有一定目的性的约束与互动，是一种紧密型的合作，而非“试送”那样的松散。后者仅是一种帮忙。

在有些地方，各类设施设备齐全，外观架子很好看，但是几乎没有人救助。甚至有人还错误地认为，流浪受助人员越少越好。其实，那是自欺欺人。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绝不会因你消极救助，而自行消亡，或者避开你的“领地”。客观发生的事物不会无缘无故地生死，而是有其内在原因。所以，一味地消极救助，只会把自己晾了起来，给自己工作带来很大被动，或者增加意外风险，甚至于引火烧身。

“跨省甄别联动机制”体现为双方是一种“双赢”的救助关系。一旦求助者或流浪受助人员找到或查出身份和家庭地址，参与各方均按流浪受助人员离站办理业务手续。这反映为业务工作的连续性，并非仅仅找家而已。

“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最大好处，就是极大促进了寻亲甄别的成功，让求助者和流浪受助人员看到回家的希望，沟通了救助站之间的业务交流，弥补了站与站之间的不足，增加和提高了相互之间的友谊与工作水平的质量，促进了我国救助政策的落地。

何为“寻亲”？

一般意义上的寻亲就是为流浪受助人员找到了亲人或者家。然而，在实践中，却不是这样完美无瑕。现实社会中有家不认，有亲不接的情况也会让人们备感烦恼与忧虑。

此时，“跨省甄别联动机制”恰是预防抵制类似情况发生的重要保证之一。“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对合作双方而言既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责任，一种履职。这体现了大救助管理的关系，反映了救助功能的延伸与稳定性。

寻亲不仅需要寻亲者的积极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配合，特别是对有些老年、伤残等特殊流浪生活无着人员的寻亲。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好比一个完整的链条和系统，每一个环节都是确保目的得以实现的因素，缺一不可。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与山东省烟台市救助管理站成为了国内第一家签订“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寻亲合作者。

这一机制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成效突出是不争的事实。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在实施和推行“跨省甄别联动机制”以后的一年里，寻亲成功率从15%左右一跃达到30%左右。

从2015年5月开始，在往后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就有52家来自华东、华北、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救助管理机构与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签订了合作协议，融入“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寻亲行列。

当年“跨省甄别联动机制”还处于萌芽阶段时，国家民政部有关领导得知后，立即要求上海“速报部里，一起研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全国救助管理站站长微信群里表示，向七位站长喝彩！

2015年的11月中旬，当时步履维艰的“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签约单位才七家。而实际加上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发起单位，应该是八家。另外七家签约加入“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救助管理站非常值得一提，他们是：山东省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安徽省六安市救助站；江苏省海门市救助管理站；江苏省泰州市救助管理站；湖南省永州市救助管理站；江西省宜春市救助管理站和江西省萍乡市救助管理站。

面对全国近两千家的救助管理机构，以及三万名左右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生活无着而安置在各地救助管理机构的流浪受助人员，寻亲任务十分繁重，“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却显得那么的渺小。

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在建立时，大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感觉。好事多磨，一波三折。个别省份和地区对机制推行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批评已经签约的救助站，给基层部门施加压力。这使在实践中刚摸索出来的“跨省甄别联动机制”不断遇到挑战。尽管有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但没有文件的口头赞成，却引来一些旁观者的“围观”。

回想起“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建立，我内心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协议中，拟定的合作条款并不多，只是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围绕国家的救助政策范围作了一个简单的明确和分工。虽说简单，但是，究竟与哪里的哪一家救助站先签约合作？我心里没有底。“橄榄枝”伸出去后，还遇到了一些挫折，有的石沉大海，有的假客气一番，有的甚至笑话。反应不一的反馈，说心里话，我内心确实五味杂陈。但是，这并没有使我放弃建立“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信心与想法。

我想，此机制不推，更有何招？难道别的省市救助站在寻亲方面都很顺利吗？难道其他救助站就任其随波漂流吗？难道大家不想寻求一种可以提高效率并减少资源的寻亲方式吗？

不是。我发现，其他救助站有的是一样的艰难，有的是一样的尴尬，有的是一样的困惑与忐忑，有的是一样的期盼。

一天，救助甄别科梁习武又为护送受助人员回家来到站长办公室。梁习武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我们可以跟烟台市救助站谈谈。我和那里的李科长曾经在重庆一起参加过学习，我们认识。”他看着我的反应。我略加思索后：“可以，你们可以到那里与烟台市救助站试探性谈谈。要把寻亲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谈出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梁习武得到我的肯定之后，高兴地离开了。

没几天，正巧二站有一名山东籍流浪受助人员需要送烟台市救助站。于是，梁习武带队出发，他同时还受站长委托，带着另一个“使命”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一种期待。我期待着烟台市救助站领导能够理解“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对于寻亲工作的重大意义。

但我又十分担心此行会毫无结果。矛盾的心理在我内心交织起来。

第二天，也就是梁习武抵达烟台后的第一天，梁习武打来电话。“烟台市救助管理站的站长去党校学习了，不在家。要过几天才回来。”

得到这样的消息，我本来就很矛盾的心，就更加没有底了。“好的，你见机行事吧，我相信，只要有对受助人员寻亲富有责任的单位，一定会对此感兴趣的。记住，凡事我们都可以商量。现在，谁也说不好各省市如何确立寻亲甄别的好方法。”我说完这些，心情反而舒缓了许多。人有时就是这样，在劝导别人时，也同样劝导了自己。

几天后，梁习武他们回来了。刚进站的他径直就找到了我，汇报了在与烟台市救助管理站联系的最新情况。

又是几天过去，一天下午，我得到消息：“烟台市救助站由站长带队，一行数人将在明天周三下午到我们站。深入交谈‘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办公室主任黄欣告诉我。“好！做好欢迎准备。请甄别科、业务科还有办公室。马上到我办公室一起商量接待工作。”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兴奋。虽然还没有与烟台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王健见过面，但是，我却莫名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快，各有关科室的科长在站长办公室外面的小会议室坐齐。

翌日，我很早来到站里，再次交代办公室黄欣主任：“你等一会儿把‘跨省甄别联动机制’的协议内容给我，我再仔细看看。你让两个业务部门也再看看。”

那天，我先后与救助甄别科和业务科多次切磋了“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协议，并和其他站领导交流了有关协议内容的条款。记得当时在二站挂职副站长的柯盈还专门就条款和文字进行了仔细推敲。

天色黑了下来，去机场接烟台市救助站同行的车还没有回来。站里已经下班，而这时书记、副站长等有关人员依旧等候着烟台市救助站的一行朋友。

时钟敲响了晚上19点，去接烟台市救助站同行的面包车驶进府村路500号。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和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两个站的站长的大手握在了一起。一个为流浪受助人员寻亲甄别的“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就要在他们中间形成了。

创新有风险，而不创新因循守旧就不会有突破，不会有前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更有风险。

那时，国内媒体先后报道过一些地方的救助机构发生了走失儿童死亡案、老人自杀案、救助站领导被杀案，等等。瞬时间，救助站被推向了风口浪尖，社会上对救助管理工作高度关注。其中，有的就是由于寻亲不到位、不及时而产生了重大问题。

寻亲压力越来越大，各地在实际寻亲中不断感到单单依靠自身力量经常会遇到许多困难，力不从心，势单力薄；越发认识到相互间的合作才是寻亲的有效力量，加大寻亲力度才能有利排除风险。

随着时间的前进，寻找并建立一个有效互利的跨省甄别联动机制，在我脑海里盘旋得就越来越频繁和强烈。

而今，一个有效的明确而又有制约性的机制，终于在上海与烟台之间签约了，这将会促进异地寻亲甄别的成功，并留下一笔难忘的寻亲记录。

一名女性自称“李金莲”，家住大桥镇，作为流浪受助人员，她的情况经救助站多次排查分析，范围缩小至广东省韶关的下属一个镇。于是，赴粤甄别行动小组迅速组成。这是继前两次的跨省甄别行动的第三次。

俗话讲：事不过三。这是人们对事物进展的一种提醒，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要慎重，要有预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负责带队的救助甄别科副科长梁习武带队成功甄别出前两次的跨省寻亲。毫无疑问这非常鼓舞人心。但有很多好心人也担心失败。同样，也有人私下里认为前几次跨省寻亲成功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意为碰巧了）的怪论。

因此，面对第三次跨省甄别寻亲，我果断决定，在不暴露自己意图的情况下，暗地里与第三次行动小组一起南下。目的是缓和冲突并支持跨省甄别的行动。也就是说，万一这次跨省甄别失败，责任在我。我就以带队领导的身份出现，来承担责任；万一成功了，则成绩归属梁习武他们的行动小组。保护尝试性的跨省甄别行动令其即便失败，也不为众议和误解，从而为找不到家的流浪人员留出一个跨省寻亲的机会。

我深知，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被称为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的流入地。要想在寻亲甄别上有突破，不主动，不创新，或者不够大胆，一定是没有出路的。

同样，要想通过没有真凭实据的案例说服流出地和外省市，其难度也会比较大。而实际的跨省甄别让我们获得了成功，在半年不到时间里的几次跨省寻亲，成功率占了90%以上。

为了推动寻亲服务，在2014年决定跨省甄别寻亲行动时，我就有意安排刚进入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的新同事一起参加。因为这对此后二站的发展和职能科室熟悉了解一线工作十分有利。这个想法得到了站党支部书记吕梅英的赞同。

第三次跨省甄别行动小组组成了。这次我特地指派了刚应聘进救助管理站，还在救助甄别科实习的新同事司春涓再次参加行动小组，陪同流浪受助人员一起南下。她非常珍惜那次难得的南下寻亲甄别锻炼，毅然放下了她年幼的宝贝儿子。

说实话，跨省寻亲都要求行动小组成员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比方说：在外省市排队购票、夜间看护受助人员、租车问路、查地图、照顾受助人员吃喝如厕等。经常上山下村，与当地老乡打交道，克服语言不通，无车可坐徒步行动，长途跋涉等一切难以预计的困难，对每一位参与者都是一次生活和能力的考验与锻炼。

那天，一支五人行动小组出发了，依然是救助甄别科副科长梁习武带队。下午由上海南站乘火车南下广东。

上火车时，行动小组并不知道我也从后面与他们上了同一辆火车。

为了积累跨省甄别的资料，每一次跨省甄别，我都安排专人负责摄影摄像，记录每一个细节与问题，包括走山路、问老乡、行动小组开会研究问题等，尽可能地记录完整的寻亲甄别过程。那次也是如此。同行包括负责摄像摄影的江力嘉、业务科科长李建峰、管理科副科长陈夏耕、救助甄别科蔡蔡。大家各自按行动要求接受了自己的分工。

这些寻亲中的影像资料成了后来每年一度的“甄别研讨会”的真实素材，从中整理编辑出来的短片非常生动感人，具有难得的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