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我提笔写这本书时，思绪不禁又回到了40年前。40年前的1978年，是我踏入大学的第一年，也是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不过，我当时还未曾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年实际上也是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们和祖国一起，共同开始了全新的生命历程，也开始亲历改革大潮带来的风风雨雨。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就参加了经济所刚成立的国有企业改革课题组，课题前后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后来，我又参加了世界银行资助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比较的课题组，参与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大都与企业改革有关。因此，可以说我们一直见证和经历着改革的每一步进程，总是处在企业改革的第一线进行观察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所第一批确定的重点研究项目。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入手的，选择这个课题完全是由于当时改革的需要，是要为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研究课题完全按照实证研究的规范进行，讨论调查的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培训调查人员，发放问卷并回收，将问卷数据录入计算机，然后清理数据，计算数据和分析数据，得到统计描述和假设检验的经验数据的结果，最后形成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这项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进行的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不像当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式的研究，而是完全以实践为基础，首先到实践中去进行试调查，发现问题，形成基本逻辑思路，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把问卷发放下去，看看反馈，经过几个来回，最后再把确定后的最终问卷通过国家统计局系统发放到企业。我们不仅从这一整个研究过程中受益良多，学到了很多研究路径和方法，掌握了如何用现代经济学做研究的核心思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通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和以往难以得到的第一手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带着问题去学习理论，去实地考察，去进行研究，去处理和分析数据，并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快乐。

不过，当年的研究团队的成员，下海的，退休的，出国的，改行的，调离的，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3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我再去寻找当年的一些调查材料时，泛黄的纸张，印装简单的小册子和书籍，都似乎在显示着某些历史的沧桑。翻开这些20世纪80年代企业课题调查的原始材料，一页一页就让人回想起当年的实践经历，一切似乎都变得那么鲜活。当年在企业进行调查访谈的那些细节，大家一起热烈讨论的场面，在计算机房练习操作和编写程序的日日夜夜，也都还历历在目。

这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人人都抱着一个美好的信念，都抱着对中国未来改革成功的希望和憧憬。大家都在发奋和努力，都在想着怎么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或者深沉思考，或者热情洋溢，或者奔走呼喊，或者建言献计，思想的火花在不时地碰撞，思考的轨迹在不时地展现出未来的蓝图。然而，热情不能代替理性，改革更多地需要脚踏实地的研究和思考，需要沉下心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那些风靡一时、哗众取宠式的所谓的理论家，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往往如昙花一现，很快被人们淡忘。

回顾20世纪80年代，那时经济学家们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小心谨慎地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然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来自实践，来自时间和历史的考验。40年来，我们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再有一个40年，或许我们能证明更多。

随着中国改革转轨向纵深发展，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利益盘根交织，各种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各种多元化系统性的均衡点的权衡，都不像改革初期那么简单，因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最值得记录的一页就是企业改革。没有这场企业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当我们开始进入人均2000美元的小康时代，我们可曾想过，这些财富来自何处？成千上万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经济原子——企业的大量涌现，无数充满活力的企业的重生，都是借助谁的力量？仿佛存在着某种“无形之手”，创造出以前从未有过的巨大生产力，使得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堪称“奇迹”，似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鼎盛朝代。我们作为这一时代的亲历者和直接见证人，有责任和义务来记录和重现这一段历史。

本书将尽可能真实地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经历的这场革命。它没有刀光剑影，而是被市场经济开放的大潮所不断推动，逐渐或急剧地在发生演变和进化。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或企业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直接和间接的原因何在？企业变革的历程是怎样的，这种变革又带来了什么结果？我们试图全方位地对这场企业变革的原因、背景、行为、过程以及结果进行详尽描述，忠实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值得特别记载的这一页。

我们将在充分翔实可靠的实证数据基础上，借助科学的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对于这段转轨历史的全面的和有深度的理解，也为后代留下中国曾经经历的重大转折时代的历史轨迹。

本书将按历史发展的线索，结合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来展开研究。历史的发展不仅是单纯的编年史或大事记，而是充满着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将把上述理论框架融合到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来进行研究，使得40年的改革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一系列事件的堆砌，而是按照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来推进的。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实证方式来记录历史，同时把历史发展的经验数据和事实的描述与经济科学的理论逻辑融为一体。

本书基本特点之一是按照事件发展的逻辑线索进行梳理，而不是把一个具有发展连续性的事件隔离成一段一段地来描述，以尽可能保持比较完整的事件发展的动态连续性，并在每个重要的发展点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展示出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不同于分年的编年史或大事记的历史资料的堆砌，我们把这些各年发生的相关事件和相关主体，以一条理论逻辑线从头至尾连接起来，以便能够充分地展示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以及展示中国转轨历史的内在理论逻辑。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尽可能采用数据说话，尽量采用比较全面的数据来反映40年的发展历史，并力图通过这些数据来表明或证实企业制度的变迁及其原因，从而把对40年的这段历史研究建立在一个较为可靠的实证基础上。此外，当某些全面数据难以得到的时候，采用抽样调查的局部数据来进行统计描述，也能较好地反映一些典型发展特征。采用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的同时，本书还经常配合各个发展阶段穿插各种案例，以便能够从数据无法反映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的发展逻辑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案例研究是任何数据经验研究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尤其是在那些面临一些重大转折的时期，正是这些经典的案例，才构成了发展的每个环节和细节，而且许多重要的行为动机及其特征，不靠案例是无法提炼出来的。

采取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不同于一般历史事件的描述，其不仅需要描述历史事件，而且还要着重论史，以史为鉴，总结和挖掘其中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便对之后的发展有所警示、帮助和促进。尤其是要着重论述我们刚刚经历的历史，因为这不像已经久远的历史，而是与我们目前的选择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的发展路径是强烈地依赖于刚刚走过的昨天的路径，趁现在记忆清晰，来梳理和总结这些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挖掘其中内含的本质，以使我们对下一步的发展路径有更清醒的判断。

以上原因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我想把曾经考察研究过的这段历史再重新梳理一遍，为中国的转轨历史，尤其是这段40年的难能可贵的历史轨迹，留下值得纪念的一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40年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它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历史瞬间承载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因为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历经了企业革命的风雨，并涌现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铸成了中国最早的富裕阶层的雏形，从而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时期，国内的实证研究很少，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文字和数据，多数是一些在理论上的误区澄清和相应政策建议的研究。所幸的是，我们在那个年代还留下了一些实证研究的痕迹。这就为我们现在对40年前期的企业改革的考察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使我们能重现那段历史及某些细节。这些素材能在今天被重新审视，进而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在当时未能觉察到的规律。许多过去的事件现在再来重新梳理，其内在的逻辑似乎变得十分清晰。在看似错综复杂和混乱无序的现象后面，实际上存在着很有规律的理论。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只有善于总结过去，才能发现未来之路。重新思考过去的40年，我感到某种重新发现的快乐。过去的混沌，现在变为清晰，过去的迷惑，现在变得清醒。人生的感悟和万物兴衰发展的真谛，或许就在这样的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中才能得到。

本书的写作构思基本上是以四大类不同企业为基础展开的，即以国有、民营、股份和外资这四种企业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线索，按照年代，逐层逐步地展开。企业分类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按照所有制来分类可得到国有与非国有两大类，或者可得到国有、内资民营和外资这三大类。为什么要加上股份公司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企业在理论上与另外三种类型实际上是交叉的，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企业组织。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形式的企业组织相对于另外三种企业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具有某种发展的趋同性，即各类企业，尤其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其发展的方向都有着向股份公司演变的趋势。这种特点是中国特定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决定的，具有某种强烈的转轨经济特征。虽然在股份公司中，我们可以区分出民营股份、国有股份等的不同性质，但在更多的情形下，我们往往难以找出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混合多元化的股份制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模糊这些界限，似乎在充分利用这些灰色区域，来获得各种体制的优越性，获得各种资源要素的通道，从而实现最大化的效益目标。

因此，股份公司作为一种正处在不断上升趋势、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新兴企业组织形式，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不能忽视它与一般的民营企业或一般的国有企业的区别，而且，这种独特的企业性质正是中国转轨经济的特色，是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决定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来加以描述，区别其中的类型，探讨其中的原因，发现其中的问题，找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仅着重从经济的发展逻辑，关注这些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或市场的相互关系，从这些主体企业之间互动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企业的发展；我们还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即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环境下，来观察企业是如何演变的，来发现它们演变的路径依赖。

对于企业改革的描述和分析，贯穿这段历史的一条主线是企业的制度环境，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其决定了企业行为的基本特质。政府是决定企业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政府作为一个包含多种不同领域或势力范围利益的总体代表，其行为与企业行为的互动，直接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进程。政府的利益目标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时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有着一些消极的作用。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发展早期比较明显，而在后期，消极作用会越来越大，表现为越来越高的制度成本。如果不加控制，不对政府部门的负面行为进行遏制，那么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量的效益都可能被这种越来越高的制度成本所吞噬，社会由此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经济也最终将会受累于这种负担而停滞不前。

另一条主线是企业的市场环境，即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早期短缺经济时代还不明显，而随着经济日益摆脱短缺，走向买方市场时，这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国企与民企之间，外资与内资之间，竞争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量退出，民企与外资占据大部分市场。在这三种力量的博弈中，民企虽然最具竞争力，但受到政府的准入限制和融资歧视，以及来自国企的压力，还是比较弱小。国企虽然竞争力较弱，但其具有强大的融资支持和垄断特许权，这些可以明显地抵消其不利之处。外资则往往有政府的鼎力支持和优惠政策，同时也有一定的技术竞争优势和融资优势，这些都是民企所没有的，其竞争力也是国企的关键欠缺之处，因此外资获得迅速扩张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民企的遏制和国企的先天不足，这样的环境对于外资来说真是天时地利。因此，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于政策的偏差，政府的导向是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受制于其与政府的关系，由于政府的作用导致了企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竞争力，有经济竞争力的民企往往没有地位，有经济地位的国企又往往没有竞争力。这两种类型的内资企业各有自己的软肋，外资则在这两方面都具有优势，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大量中国市场。

根据企业发展的上述主线，我们把40年的发展区间分成几个不同时期，并分别来考察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的变化。区分的企业发展阶段大体上与年代的更替基本一致，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后。虽然从理论上来区分发展阶段需要根据某些标志性事件的出现，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或结束年份未必能够十分准确，但也能够从大体上反映出发展的基本特点的阶段性。相对来说，国企发展的阶段性非常明显，因为经常有一些明显的政策出台来标志其变化的开端，从国企的发展波动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周期特征。这样我们就能够将这些政策变化特征及其产生的相应效果，作为划分国企发展阶段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把国企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不同，但有了这些发展特征作为标志，基本上能够大致准确地区分出各阶段的本质不同以及原因。

民企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按照大环境气候的变化来把握的，因为民企的发展波动往往与政治经济的政策变化周期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民企的政治合法地位经常受到质疑，因而经常被打压和封杀，不要说产权权益得不到保护，就连人身自由和安全都受到威胁，动辄被抓被关被判刑，因此绝大多数民企都是在集体企业或乡镇企业的名义下才能得到发展。20世纪90年代，民企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产权得到了明晰化，企业有了较大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竞争优势。进入21世纪，民企的政治地位得到完全承认，宪法规定保护民企的经济权益。不过，民企实际面临的制度环境还是非常糟糕。总之，根据它们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相应的重大事件来区分不同阶段，是区分民企发展阶段的基本方式。

外资企业的发展阶段更加模糊，大的政策变化基本没有，发展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较少出现大的起伏，因而似乎无法找到发展阶段性的依据。我们大体上是依据基本的年代顺序，依据外资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一些重大事件或案例，来大致区分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从这些不同年代的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从各年代出现的一些案例，来考察外资企业在每个阶段发展的不同典型特征，以及其背后的原因。

总之，根据这些不同企业的动态发展特征，来对其进行连续的分析，可以发现决定其变化的一些重要原因。这样的按照时间序列的分析，能够提供完整的企业发展线索，进而清晰地把握各类型企业从出现到成长、壮大的发展史，企业制度的演变史和历经艰辛的创业奋斗史。

因此，这本书的框架就是这样形成的：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四种类型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它们的发展时间的顺序，以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主线，追溯企业在制度或市场环境下的互动行为及其演化过程，发现其中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因，发现这种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40年的大历史发展线索来展开的，因此主要着眼于大的框架布局和重大事件，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实证描述和理论解释。

把40年的企业制度革命放在大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的演变一直是在某种往复循环的圈子里难以摆脱，一直未找到一种能够长期持续有效的发展路径和支撑这种发展的制度，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一个又一个的轮回，每次都会又回到发展的起点，一切都要从头来起。新的生产力的萌芽，在这些轮回中，也总是不断地被扼杀，无法成长为参天大树。集权的计划经济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经济基础，也无法形成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实现的有效率的经济持续发展的路径。如今，40年的时间，我们是否可能完成这个历史性的逆转，突破两千多年来难以摆脱的怪圈？

现在来看，我们还无法乐观。市场经济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优越性，带来了财富的增长、百姓的富裕，但同时也带来了寻租腐败、社会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出在哪里？是往回走，重新诉诸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发展思路，依靠国家和政府，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国有经济，还是继续向前推进深化改革，更多依靠全面的市场化，依靠激发千百万民众的内在潜力？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澄清混乱，取得共识，否则我们就无法选择未来的发展之路。

为什么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腐败不公问题？需要明确的是，那些腐败寻租的问题固然与市场经济有关，但更多的是与垄断权力相关。市场经济的天然本性是破除等级公平竞争，而传统的“命令经济”则需要依靠等级制来维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配置资源，即按照权力大小来实行激励约束的机制。实际上大量的腐败正是来源于权力，如果一种权力既不受市场约束，也不受公众约束，那么腐败是必然的。只有破除垄断，破除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腐败才会无空可钻，无路可走；只有依靠市场公平竞争，而非依靠权力来行贿受贿，按照能力和努力获得市场回报，才会实现社会公平。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想回归到过去的“命令经济”，哪怕只是小部分回归，那也会更加强化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垄断权力会更加有恃无恐，寻租腐败也会更加恶化。

因此，我们只能向前走，只能更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市场经济，更多地放开要素市场，推进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土地市场等的放开，尽可能地缩小和明确权力的边界，使之主要局限在公共利益的部门。经济上的事，政府只能从企业外部进行公共监管。行政干预实属大忌，与政府对自身市场经济的定位完全相悖。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国有企业经历转轨过程的40年，即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经历；是民营企业大发展的40年，尤其是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民企全面升级扩张的经历。这两种企业的发展经历构成了40年的中国经济主旋律，经济崛起的内在力量主要就是来源于此。这两大类型的企业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的新兴市场经济的主体。尽管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它们面临着种种困惑，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难题，尽管现有的企业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还存在着走回头路的危险，外部环境还有着种种弊端，但是，只要敢于突破现有的封闭僵化的壁垒，希望就在前方。

如果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40年来企业改革发展的本质，我认为是：企业家基于自由的创新。可以说，没有放开的政策，没有民众的自由，就不会有新兴市场经济的形成，也不会有千千万万个新兴企业的出现。同样，没有企业家的创新自由，也就没有市场竞争的形成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因此，对政府来说是放开，对民众来说是自由，对企业家来说是创新，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40年企业改革发展的本质。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40年来所有为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推动者，包括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或创业者，包括无数为中国经济改革牺牲了自己利益的改革先驱者或芸芸众生，也包括那些为了改革而呐喊，为了奠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基础而殚精竭虑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及那些高瞻远瞩、不畏风险的各级政府的改革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