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阶级理论及其分层标准

作为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出现的社会类型，那些人口众多、形成于18世纪末期并被称为“中产阶级”的小企业主、小商人以及依靠少量放债过日子的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后期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经营加工、地产、运销和金融的“乡镇企业主”，其政治影响和组织规模日益扩大。但真正革命性的“转型”表现为战后欧美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所催生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类型——“白领”的登场。

一 米尔斯的中产阶级“白领论”

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他认为，由于白领在数量上凸显的重要性，也由于他们大众化的生活方式，白领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和生活体验。他们以最公开的方式负载着表征我们时代的许多心理问题。因此，任何处在主流地位的理论派别，不论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都在关注着白领群体^[23]。

在书中，他首先将美国的中产阶级分为老式中产阶级和新式中产阶级，前者主要由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构成，后者主要由管理者、工薪专业工作者、销售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构成^[24]。他指出：“在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阶层中，只有新中产阶级的人口总数在不断地增长。”^[25]“组成新中产阶级的雇员，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紧凑的阶层。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单一的水平层面，但却同时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次脱身而出；现在他们像以往那样，与其说形成了一个水平层面，不如说在整个社会的旧金字塔内部形成了一个新金字塔。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群体，但是不论社会声望是怎样测量的，各种类型的白领男女在现代社会却从上到下到处都有。……在白领阶层中最大的三个职业群体分别是学校老师、商店内外部的推销人员和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人员，这三者形成了白领人群的主体。现在，白领职业已经覆盖了美国中产阶级总体的一半以上。1870～1940年，白领工人在中档人群中的比例从15%上升到56%，而老中产阶级的比例则从85%下降到44%。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中产阶级的旧有的、独立的那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结果；新的工薪雇员的人数上升则归咎于工业结构，它导致了组成新中产阶级的各种职业的出现。”^[26]

接着，米尔斯认为，职业是与阶级、地位、权力以及技能和职能联系在一起的；对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其收入来源是职业而不是财产；在新中产阶级职业中，人们依赖他人的财产为他人工作。为了理解新中产阶级的阶级状况，米尔斯指出，必须超越收入来源这一共同事实来考虑收入数额的大小。就财产而言，白领雇员的地位和雇佣劳动者相当；就职业收入而言，他们大致处在中间位置。他们的收入曾经比雇佣劳动者高出许多，但现在已经大不如前；在20世纪中叶，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收入的普遍上涨正在使新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更加同质的收入群体。收入是这样，声望也是这样：白领群体经历了社会分化，也许比雇佣劳动者和企业主更为明显。就收入和声望而言，新中产阶级是一个叠加起来的金字塔，从其第一个金字塔的底部可以触及第二个金字塔的顶部。从事白领职业的人要求获得高于雇佣劳动者的声望，而且，他们也可以从雇佣劳动者和默默无闻的大众那里兑现这种要求。这一事实，连同其他许多证据，已经被作为界定白领阶层的根据。虽然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在美国他们的声望在下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即使低等白领雇员的大多数——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售货员——也依然享有中等的声望^[27]。但是，米尔斯进一步指出：“享有的声望常常要受到干扰，并总是令人担忧；而声望的基础、声望要求的表达方式和承认方式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使得世间的男男女女们常常处在一种实际的地位恐慌之中。……白领职业的声望降低趋势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白领阶层人数的扩大和雇佣劳动者享有的声望上升。随着白领阶层的扩大，它吸引了更多出身于雇佣劳动者家庭的子弟；况且，迄今为止，白领的声望基于他们对企业管理人员权威的分享，因为受到参加工会的雇佣劳动者的成功挑战，这种权威本身在很多方面已经一落千丈。尽管趋势不能和事实混为一谈，但十分清楚的一点是，白领阶层正在经历一种‘地位的无产阶级化’。”^[28]

最后，在谈到白领心理的政治形式和内容时，米尔斯是以“后卫政治”一词概括的。在书中，他写道：“中产阶级的转型已经使它们分崩离析，如此没有什么‘中产阶级的政策’再可能存在，即使对中产阶级来说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的权力和机会仍然存在。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参与其间的各个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舞台上不存在旗帜鲜明的中产阶级运动。因为这些阶级的社会形态迥异、物质利益矛盾、意识形态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运动的同质基础。……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级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象征。……在白领人士直接的职业生涯中，同样没有什么因素能够推动他们形成自发的政治组织。……政治消极就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容易激动，但却缺乏政治热情……他们是一群政治后卫。短期内，他们会惶恐不安地追求声望；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会追逐权力，因为说到底，声望是由权力决定的。”^[29]

简言之，米尔斯论述的白领主要是以职业为划分依据的。米尔斯的著作是战后社会学家第一次考察并形成中产阶级概念的重要著作，它引发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对中产阶级的关注和研究，使中产阶级真正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二 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中产阶级观

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根据对阶级结构形成的不同的解释主要分成两大阶级分析派别：一派是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埃里克·奥林·赖特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另一派是以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H.高德索普（John H.Goldthorpe）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分析学派。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首先对生产资料一元化标准作出了调整。例如，赖特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认为：“如果我们把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结构分析局限于拥有生产资料和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样一种阶级结构来结束分析。在这种阶级结构中只有三个位置：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资料但不雇用工人的人），并且在这种阶级结构中，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85%～95%的人口属于一个单独的阶级。虽然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深刻真理：即绝大多数人口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是这个真理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充分的概念性框架以解释我们需要用阶级来帮助解释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如果需要用阶级结构帮助解释阶级意识、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这些概念时，我们就需要理解雇员人口中与阶级相关的分类的某些方法。通俗地说，这是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问题。‘中产阶级’是指那些自己不拥有生产资料，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看起来却不像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人。这样，问题便成了我们根据什么才可以把那些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处于共同的普遍非所有者位置的人在阶级位置上加以区分。在本书的分析中，我将沿着两种维度对雇员阶级进行分类：第一是他们在生产中与权力的关系，第二是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与专长。”^[30]

赖特指出：“权力看作是雇员中阶级关系的一个维度有两个理论基础。第一个理论基础涉及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的统治职能。资本家并非只是简单地拥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他们还在生产中统治着工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只要经理和监督者参与了生产中统治的实践活动，他们就可以被看作是在代理行使资产阶级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被看作是同时处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从他们统治着工人这点看，他们像资本家；从他们受资本家控制并且在生产中受剥削这点来看，他们像工人。因而他们处于我称之为阶级关系中的矛盾位置上。一个人在权力等级制度中所达到的位置越高，在这个阶级位置中资本家利益的分量就越大。因而，较高层经理，特别是大公司的总经理是非常紧密地和资产阶级相连的，而较低层的监督工作的阶级特征就更接近于工人阶级的特征。把权力维度当作在员工中区分阶级定位的标准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是集中在他们的收入和对剩余占有之间的关系上。经理在生产组织中的战略性地位使得他们能够以相对高的收入这种形式大量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事实上，这意味着管理性劳动力的工资或薪金是高于生产或再生产出这种劳动力的成本的。这种赖以实现占有的特殊机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忠诚租金’。这较高的工资包含了为了培养经理对组织的忠诚而再分配给他们的一部分社会剩余。……区分雇员阶级的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技术和专长的拥有。像经理一样，那些拥有高水平技术/专长的雇员在剥削关系中潜在地处于特权占有位置上。这种情况出现在下面两个基础机制的作用中。第一，在劳动市场中技术和专长经常是稀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供应短缺，而且还因为在增加这些技术供给以满足雇佣组织需求方面存在着系统障碍。这种供给限制所产生的结果是，这些稀有技术的所有者能获得高于生产或再生产他们劳动力成本的工资。这种‘技术租金’是雇员能够占有部分社会剩余的一种方式。第二，对知识和技术的控制也经常造成监督和控制技术工人劳动努力程度的困难。由于他们在生产组织中的战略地位（作为知识的控制者）和他们在劳动市场组织中的战略地位（作为稀缺劳动力的控制者），那些拥有高水平专长的雇员能够占有剩余。”^[31]

赖特在《阶级分析的三种逻辑与中产阶级研究》一文中也指出：“中产阶级与许多概念一样，它有着松散的一般语言学含义，强加了有关阶级的更系统的社会学理解。正如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所使用的那样，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中是指广大的社会主流人群。它由过着还算舒适（既不富裕也不贫困）的生活的人构成。他们为生存而工作，但在他们工作的组织和公司中并不处于真正握有权力的地位。他们受过不错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但这并未使他们进入强有力的精英阶层。在有些模糊的社会分层视图中，他们是广大的中间群体。”^[32]他进一步认为：“中产阶级的这种通行定义最符合阶级分析的个人属性路径。……当然，这导致了将中产阶级视作经济福利分布的中间域的观念。此外，我们也可以采用阶级的机会阻隔分析路径与剥削和支配路径来定义中产阶级。在机会阻隔路径中，中产阶级被定义为劳动力市场中能够有效维持其社会封闭和排斥机制的那些职位的占据者。”“在阶级分析的剥削和支配框架中，中产阶级被定义为同时处于剥削与被剥削，或支配与被支配地位的那些人。”^[33]

简言之，赖特的主要观点是，工人阶级的产生主要是无产阶级化的结果，由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人群不断地被吸纳进工人阶级，因此在职业结构中任何阶层升迁的趋势都受到阻碍。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根据人们对资产的控制，这种对特定资产的控制引导人们在交易关系中采取某种策略，而这些策略又反过来决定了市场交易的后果。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利用他们拥有的财产性资产，而生产资料的非所有者则利用他们不同程度拥有的组织资产或技术/专业资产。赖特把全部从业者划分成12个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小雇主阶级、小资产阶级、专业经理阶级、专业监工阶级、专业非经理阶级、半专业经理阶级、半专业监工阶级、半专业工人阶级、非专业经理阶级、非专业监工阶级和无产阶级。赖特在阶级分析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人们一般认为是他首先把经验调查材料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地搬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赖特在分析1980年在美国和瑞典的调查资料以及马歇尔（G.Marshall）等人在英国的调查资料时发现，无产阶级是人数最众多的阶级，占从业人员的40%；资本家阶级是人数最少的阶级，占从业人员的2%或以下；半专业工人阶级和非专业监工阶级是最靠近无产阶级边缘的两个阶级，前者占有一定的技术/专业资产，后者占有一定的组织资产，这两个边缘性阶级加上无产阶级，其总人数占到从业人数的60%左右；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阶级、小雇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加在一起，其人数也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1%～15%^[34]。

三 新韦伯主义分析学派的阶级分类法

与此同时，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H.高德索普也建立了他的阶级结构解释框架，具有新韦伯学派的浓重色彩，尽管他本人坚持拒绝给他的理论贴上“韦伯学派”的标签。

高德索普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关于阶级结构的图解，放弃了他在之前使用的以“霍普-高德索普”（Hope-Goldthorpe）命名的注重职业群体和就业地位的社会期望量表。他指出，他的阶级结构图解旨在区分人们在劳动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区分人们在其就业关系中的位置，因为就业关系对于解释人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他利用收集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的调查数据把全部从业者分成7个阶级：服务阶级、日常非体力工作阶级、小资产阶级、农场主阶级、技术工人阶级、非技术工人阶级和农业劳动阶级。他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非体力工作者（包括服务阶级、日常非体力工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2%，而美国则更高，占46%；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技术工人阶级最庞大，分别占33%和37%，而美国的非技术工人阶级的人数最多，占26%。应当说明的是，高德索普所使用的“服务阶级”的概念与服务业人员的概念完全不同，它主要包括标准职业分层中的上层职业人员，即大业主、企业经理和行政主管人员以及专业人员，在高德索普的阶级结构图式中，这些人构成中产阶级的上层。关于英国和美国的阶级结构，高德索普提供了与赖特非常不同的图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高德索普的分析中，中产阶级是最庞大的阶级，工人阶级是相对较小的阶级；而在赖特的分析中，无产阶级是最庞大的阶级，中产阶级是相对较小的阶级。他们从相似的经验材料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分析结论。后来，在7个阶级分层结构的基础上，高德索普把阶级分层扩展到11个阶级：阶级1（高级专业人员、行政主管和企业经理以及大业主），阶级2（低级专业人员、行政主管和企业经理以及高级技术员和非体力雇员的监工），阶级3a（高级日常非体力雇员），阶级3b（低级日常非体力雇员），阶级4a（有雇员的小业主和工艺人），阶级4b（无雇员的小业主和工艺人），阶级4c（农场主和小农田出租者，其他第一产业自我雇用工人），阶级5（低级技术员和体力雇员的监工），阶级6（技术体力工人），阶级7a（非农业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阶级7b（农业工人和第一产业的其他工人）。英国牛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利用高德索普的阶级分析框架对英国19世纪80年代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全部从业人员中，高级的专业人员、主管和经理以及大业主（阶级1）占9.4%，一般的专业人员、主管和经理（阶级2）占17.9%，日常非体力雇员（阶级3a+阶级3b）占19.5%，小业主、工艺人和农场主（阶级4a+阶级4b+阶级4c）占8.9%，低级技术员和体力雇员的监工（阶级5）占8.1%，技术体力工人（阶级6）占12.5%，半技术、非技术和农业工人（阶级7a+阶级7b）占23.8%^[35]。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36]，高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法没有设计成等级制的，而是反映了当代阶级结构的“关系型”本质。他以相对的市场和工作局势为基础，通过进行职业评估的办法设计他的分类法，即包括11个阶级地位，比其他许多分类法更为详细。但一般在使用时将其压缩成三个主要的阶级分层：“服务”阶级（阶级1和2）、“中间阶级”（阶级3和4）以及“工人阶级”（阶级5、6和7）。在90年代的著作中，高德索普开始在他的分类法中强调雇佣关系。他以此把注意力转向雇佣合同的不同类型，认为工人阶级以劳动合同为特征，而服务阶级以服务合同为特征；中间阶级的地位属于雇佣关系的中间类型。

四 布尔迪厄的阶级与生活方式理论

除此之外，颇受关注的还有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阶级分化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相联系的观点。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阶级不是只依据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界定的，而是依据与那个地位具有‘正常’关系（即带有高度的统计学概率）的阶级习性界定的。”“对于阶级的界定而言，阶级的意识与阶级的存在一样重要，阶级的消费——不一定是奢侈的、符号性的——与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即使后者真的支配前者）。”^[37]布尔迪厄把生活方式的指标、趣味、教育文凭、性别、年龄以及职业与收入都包括进他的阶级分析中，布尔迪厄的阶级是各种分层因素的道德综合物；就像整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一样，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各种相关的分层因素的综合而不是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构建了社会阶级^[38]。布尔迪厄依据各种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以及它们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变化来界定社会阶级地位。最基本的资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还考虑到其他的分层因素，比如性别、种族或者民族、居住地、年龄等。与经济因素一样，这些也是阶级的“不可分离的”特征。它们常常也是社会阶级的建构性因素，但是它们似乎不是基本的资本形式。布尔迪厄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复杂的，并可能导致误解以及引来合理的批评^[39]。

布尔迪厄根据资本总量的差异，划分了法国阶级之间的分化。布尔迪厄认为，就法国的情况而言，资本总量的差异界定着总体的三个层次分化结构，它包括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不同类型资本的占有上均居于优势地位，包括自由职业者、大学教师、高级国家公务员、大企业的老板、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与作家。在阶级谱系的另一端，则是只拥有非常少的资本的工人阶级。布尔迪厄把各种类型与各种技术水平的手工劳动者（不管是在现代工业部门还是在现代农业部门）都归入工人阶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有范围宽广的中产阶级，他们具有中等数量的资本积累^[40]。布尔迪厄进一步认为，资本拥有的构成的差异则划分了阶级内部的各个部分。统治阶级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而在内部发生分化。在这个分化的一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职业：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他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经济资本却不那么丰富。而在另外的一极，则是大企业主与金融家，他们的经济财富与他们的文化资本不相称。居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是拥有中等量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私人与公共部门的自由职业者与高级管理人员等。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为了获得有价值的资源与权力地位，同时也为了关于文化合法性的定义而展开斗争。他们是权力场域中的主要的竞争者^[41]。布尔迪厄在中产阶级内部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分配方面也发现了相同的“交叉结构”，比如，它使得小学教师与小商贩（例如店主与手艺人）相互对立，因为前者在文化资本方面相对富有而后者则拥有相对多的经济资本。初级的企业主管、技术人员、文职人员、医生、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健康与服务职业则处于这两极之间。布尔迪厄特别关注这些中间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他把他们称为“新小资产阶级”^[42]。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的标志是资本总量最少。他通过工人阶级相对缺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与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而言——来界定工人阶级。他特别指出，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更大的经济制约限制了其文化资本积累的范围。在经济与文化资本方面的相对差异也可以在以下这些工人阶级职业中发现：熟练的、半熟练的、不熟练的手工工人与农民。但是，布尔迪厄很少关注、分析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他的著作的重点集中在统治阶级^[43]。

可见，布尔迪厄主要是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以及它们的变化来划分法国社会各个阶级的。与此同时，他还关注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与阶级分化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通过场域分析的视野把他的习性概念与文化资本、符号/象征资本概念结合起来，分析了现代法国的社会阶级、教育系统以及知识分子^[44]。

五 西方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分层方法

当代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分层方法还有：依据职业地位划分，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Blau）和奥蒂斯·邓肯（Otis D.Duncan）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依据声望（财富、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划分，如美国社会学家劳埃德·沃纳（Loyd Warner）对美国的一座小城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以及科尔曼和雷恩沃特对美国波士顿和堪萨斯城的研究所著的《美国人的社会等级：阶级的新划分尺度》；依据劳动技术分工划分，如美国社会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