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传统语文教育论著与教育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60]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这句话，对始终特别重视道德伦理的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来说，尤其贴切。传统语文教育在历史发展中时刻流露出语文教育思想的演进和波折，传统语文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内化于语文教育实践中，一是总结于语文教育论著中。必须承认，每个时代的语文教育论著的数量多寡不一，教育思想的形态也是变化多样，但整体上都受时代文化氛围、政治经济格局、语文教育内部发展动力和教育思想家个人的共同影响。

一、周秦两汉

先秦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蕴藏于东周诸子的作品中，各家各派的语文教育思想，一方面因为自身的学派思想而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因共同阅读“六经”、同处大争之世而有相通之处。

先秦儒家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分别体现在《论语》《孟子》和《荀子》中。《论语》虽为语录体散文，但提出的许多语文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几乎奠定了传统语文教育的思想基调。《论语》和孔子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听说读写和文德兼备的语文综合教育。他在听说方面提倡雅言，反对巧言，“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仁矣”，讲究言行一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治长》）；他在读写方面很重视文德兼备和文质彬彬，尤其重视《诗经》的教化和修辞作用，虽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也主张写作的辞采须恰到好处，“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二是重视因材施教的语文分科教育，孔子本身就是一代百科全书式的通儒，“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对不同类型的语文人才进行分科培养，当时的孔门四科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每科皆有优秀弟子，但无论哪一科，弟子都要接受共同的孔门四教：文、行、忠、信。三是重视语文教育的多种学习方法，如学思并重、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切磋琢磨、多闻阙疑、循循善诱、启发教学、举一反三、博文约礼等。

《孟子》以“人性善”为思想起点，尊崇先王，提倡仁政，所以在语文教育方面也充满了修心养性的气息，其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有两大块。第一是关于读书的素养问题，既重视阅读的技巧，又重视阅读与个人修养的结合。如“以意逆志”，“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又如“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再如“知言养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另如“深造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第二是雄辩的论证艺术，气势磅礴的雄辩艺术是《孟子》的一大特色，但孟子认为其辩论不是为了耍嘴皮子，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关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与《孟子》相反，《荀子》提倡“人性恶”，在政治理念上强调“法后王，一制度”，所以他在教育理念上很重视后天的教育功能，“化性起伪”。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君子必辩”，重视论辩、说理和文道统一，他认为无论辩论还是文章都要合乎“道”，合乎先王，顺乎礼义，效法圣人，“六经”皆是天下之道的载体；二是提出语言与逻辑、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他在《正名》一文中对概念、判断、推理有着系统的见解，把名和实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正名而期，质请而喻”，且名和实之间有着“约定俗成”的社会性；三是提出语文学习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如《劝学》以“学不可以已”贯穿全文，主张在学习过程中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态度，阅读要以儒家经典为准，既要善于求教于贤者，又要善于教人，且学习应学以致用，善始善终，积累渐进，忌半途而废，以期进入纯粹的精神境界。

受儒家影响，《礼记》中出现了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理论专著《学记》，它对先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进行了凝练和概括，充分肯定了教育和教师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第一次对教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虽然《学记》只有1229个字，但它对此后两千多年的语文教育甚至整个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语文教育思想方面的主张也是可圈可点。第一，《学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明确提出了大学在每个阶段的考核规定，注重读书和修养的结合，“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第二，《学记》围绕师生关系提出了一系列语文教育、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如“教学相长”，注重教师和学生在互动过程中的共同成长；如“藏息相辅”，注重学习的劳逸结合，也提倡语文中的正业、兴趣的结合；又如“长善救失”，注重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再如启发博喻，要求教师要“善喻”，引导学生思考。第三，《学记》探索了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和其他因素。如强调及时学习，“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建议掌握学习的最佳时机和年龄特征；强调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之为孙”，“学不躐等”，即注意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课程的逻辑顺序；强调预防教育，“禁于未发之谓预”，预先防止学生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否则等不良思想和行为产生后，就会引起学生反感而难以纠正；强调相互观摩，“相观而善之谓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即注重同学之间的相互辅助作用。《学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体现出《学记》在语文教育上寄托的关怀和理想，说明“测量教育效果的尺度，不只是受教育者知识能力的增进，最根本的乃是理想给予他们的影响的深度”[61]。

与儒家不同，墨家不仅是个学术团体，还是个政治团体，由于它出身社会底层，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切认识，所以墨家思想和行动提倡功利主义，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的教育宗旨，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甚至以接近传教者的虔诚进行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墨子》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贤人，贤人要达到三条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也是他视野中语文教育的核心要旨。《墨子》对论辩的口语艺术和文章艺术有着独特而卓越的认识，发展了认识论和逻辑学，他认为议论须先有个标准和主旨，“凡出言谈，则不可不先立仪而言”（《非命》下），在议论文的论证方法上，他提出了三法，“考先圣大王之事”，“察众之耳目之请”，“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非命》上），并且他把论证方法分为四类：辟、侔、援、推。另外，比其他学派更可贵的是，《墨子》在语文教育的具体知识上不仅停留在一般的文章写作和论辩，它还注重传授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几何学、光学、声学、力学等，这体现出墨家的语文教育在内容上更注重实用性，比儒家更为宽广。

除了儒、墨两大显学外，道家、法家在语文教育上也各有建树。道家的语文教育思想集中在《老子》和《庄子》中。归纳言之，道家以回归自然本性为学习目的，注重“无为”即自然而然的方法，强调“虚静”即破除主观成见地学习，遵循自然主义的教学论和学习论，建议在“为道”方面应先直接观察客观对象、再了解事物背后的本质，最后把握道之全体，秉要执本，通览整体，以求摆脱经验知识的束缚，获得“自知”“独见”。与道家相对保守的气质相比，法家的语文教育思想则是激进的，主要代表论著有《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其中《韩非子》为集大成。法家认为人性“趋利避害”，在思想和行动上主张“因人情”，即顺从人的本性而用之，“反民性”，即针对民性反其道而用之，所以法家在语文教育内容和观念上很讲究事功主义，强调“明于公私之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有利于富国强兵的人，如明法利国的能人、守法听令的顺民，注重“能”“长”而非“贤”，但懂“法”应是必须。

秦汉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一些研究经典的训诂学家能提出一些阅读经典的方法外，很少再有像先秦诸子那般系统提出一些语文教育思想，只有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有较多论及。《论衡》具有鲜明的时代批判精神和强烈的战斗意识，此书所涉及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当时汉儒皓首穷经的风气，《论衡》提出读书应博览群书，博通古今，“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谢短》）。他把读书人按等级分为四种：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第二，针对汉儒死守章句的流俗，《论衡》提倡经世致用和身体力行的学习态度，即学有所用，耳闻目睹，勤学积累，“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居室，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超奇》）。第三，针对汉赋铺陈绮丽的文章风气，《论衡》主张文笔和内容的统一、内容与论证的统一，“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

二、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比秦汉更加细化，由于文学、艺术在此时期皆获得独立，出现了繁荣局面，所以此时的教育思想和学习理论也更加充实，突出的一点是人们日益重视文章和书法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角色。就语文教育论著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历仕四朝，饱尝离乱之苦，对后世子孙的处境心怀忧虑，他写《颜氏家训》的目的便是通过良好的家族教育使子孙懂得长久地立身处世。此书成为被古人推崇备至的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对颜氏子孙在道德和才学方面影响很大，仅唐朝就出现了经学家颜师古、书法家颜真卿、道德楷模颜杲卿等人，即使到了宋元，颜氏子孙仍入仕朝廷，足见此书对后世子孙的显著效用，正所谓朱子所言“忠孝传家远，诗书处世长”。《颜氏家训》涉及的语文教育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劝学方面、文字训诂、典故考证、文艺品评、立身治家之法等，在语文教育思想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文教育和学习是德业相辅、学以致用的活动。颜之推强烈批判魏晋南北朝清谈玄学的风气，认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开心明目”，“多知明达”，即是对人道德心智的开启，读书本质上是为了修身利行，“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与此相关，颜之推也极力批判清谈玄学所导致的孤陋寡闻和不切实际，“世之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提倡语文学习是学以致用的活动，“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第二，读书和写作应重视儒家经典和最基本的文字、音韵、训诂。颜之推在玄学风气浓厚的南北朝，坚守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语文教育观，坚持在读书和写作上应以“五经”和其他儒家经典为主。阅读“五经”，可以培养君子之德，这也解释了他批评浮华文风的原因。除儒家经典外，他还提倡涉猎佛道等百家之书甚至农业知识，认为此乃君子之艺，“有学艺者，触地而安”，“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另外，颜之推非常重视文字、音韵、训诂对阅读、写作的重要作用，辨析了典籍中文字记载的讹误，纠正了一些典故的由来。另外，作为对《切韵》定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还对一些音韵的变化和方言的差别进行考索。他告诫世人在语文学习、读书写作时要有一个严肃态度：“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第三，语文学习要谦虚谨慎、勤学积累、博约结合、切磋琢磨。颜之推批评了许多夸耀人前的傲慢学风及把读书当作做官敲门砖的流俗，他主张读书要谦虚谨慎，读书为了立名而不是为了求名：“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颜之推认为读书应当勤学，从小就要勤奋，不能失去良机，老了也更要晚学，不能自弃，“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举出许多晚年勤学的名人以作激励。在阅读方面，颜之推认为既要追求广博，这样才能经过对比对事物有正确的判断，又要追求专精。比如他批评博士为买驴而书券三纸的迂腐行为，又批评一些读书人为了追求广博而囫囵吞枣、样样不精的风气，所以他认为读书虽须多，但也要有的放矢，“多为少善，不如执一”。另外，颜之推也很重视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切磋琢磨，比如他引用《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说：“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

三、唐宋

唐宋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相当一部分散见于古文名家的一些文章之中，如韩、柳、欧、苏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一些思想，这一部分在本章第三、四节已经有不少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下面主要简述下宋代理学家的语文教育思想。

理学在经历“理学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和“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的发展后，在南宋由朱熹继承发扬，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与陆九渊建立的心学互相激荡。宋代理学因其探究性理、注重启蒙的气质，在语文教育的研究上尤其用心，关怀“赤子之心”的教育，从胡瑗到朱熹，几乎都有各自的语文教育思想。从宋代开始，理学家开始系统探讨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性的思想和方法，开始将语文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儿童的内在心理结合起来。

宋代理学家提出语文教育目标上的“格物致知”和“穷理”原则，援用并改造《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语，作为大学的语文教学次序，这被白鹿洞书院继承下来，成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一部分。据此教学次序，诸多理学家对如何读书明理，如何进行德性修养问题作了讨论。二程兄弟（程颢、程颐）从众多的儒家经典中，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此即后来的“四书”，作为教学的基本用书。朱熹又对以上四种书做了重订和集注，此即为《四书章句集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主宰了后世几百年语文教育的思想格局。

朱熹理学的精神内核，后人概括为三句话：“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在语文教学思想上的论说被弟子编入《朱子语类》，归纳说来，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了语文教育中“小学”和“大学”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关系。他认为，“小学”在于“理会”，即让儿童知晓一些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而“大学”在于“穷究”，不仅让人们熟知这些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还须明白为何这些规范准则是正确的，为何遵循这些规范准则就可以带人向善。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行小学之事，还要理解其“道德依据”。[62]二是非常重视小学语文教育的作用，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与吕伯恭合编）《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等小学教材或教育论著，又把先秦《弟子职》推崇为小学学习的首篇。朱熹自言《小学》是为儿童提供了“做人的样子”，乃小学阶段的基本用书；《近思录》摘编宋代理学家的言论，乃理学的通俗读物，便于青少年“得其门而入”，其特点在于“要切”；《四书章句集注》则照顾到了普遍的读书人，力求注释简练、遣辞精确。从朱熹的著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宋代理学家经过代代努力，精心编著了从小学语文教育到大学语文教育的一整套教学用书。三是提出一些影响深远的语文教育方法，最著名的是前述“朱子读书法”。需要分外注意的是，朱熹特别重视大声朗读和熟读成诵的方法。在一些学者看来，大声朗读可以表达一种敬意，默读则趋向一种粗心大意，且朱熹及其学生相信，朗诵可以在三个方面大有裨益：有助记忆，有利理解，有益作文。[63]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古的“讽书”及后来的“读书”“念书”“背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实际上都注重朗诵的方法，在经过朱熹的系统论证和极力提倡后，朗诵成为后世语文教育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教学传统，一个地区的“书声琅琅”“弦诵之声”也成为礼乐教化的听觉象征。

南宋学者王日休编写的《训蒙法》（又名《速成法》）是专为儿童语文教育而编写的，虽然它篇幅短小，但浅显切用，内容全面，在宋代教育论著中比较突出。[64]王日休继承了以往理学家关于语文教育的基本思想，如在读书上注重“熟读”“温书”等，但他尤其强调了解儿童内在心理的重要性，调动儿童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如他认为教导儿童写字时，不得惜纸，须令大写，因为若写小字，就会拘束儿童的手腕，且每次写字不超过两个字，“若贪字多，必笔画潦草，写得不好。写得好时便放归，午后亦可上学”。如他在读书方面主张循序渐进，逐句熟读，改日递增，照顾儿童的心思：“既读得四句尽熟，则放归。似此，数日则可又添一句。须是熟了，即便放归。小儿贪其归，则用心读，而渐可添也。”又如，在批阅儿童作文上，应当以鼓励为主：“若改小儿文字，纵做得未是，亦须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直待做得七八分是了，方可尽改。作十分，若只随他立意而改，亦是一法。”

南宋末年建州人陈元靓编纂的百科知识类书《事林广记》对后世颇有影响，书中“幼学类”记载了一些幼儿学习语文的一些理论，援引了不少宋代学者的教育理论，如司马光《居家杂仪》、真德秀的家塾规训、王日休的《训蒙法》等。这也反映出宋代理学家的语文教育思想，无论对庙堂中的贵族精英阶层还是对江湖之中的大众阶层、民间社会，都影响甚大，并延至元明清。

四、元明清

元明清结束了辽宋夏金元的分裂局面，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王朝统治时期，社会整体上安定，文化教育事业也繁荣起来，尤其是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深刻影响了语文教育。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性的语文教育论著，如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吕坤的《社学要略》、唐彪的《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崔学古的《幼训》《少学》《学海津梁》、陆陇其《示子弟帖》、王筠的《教童子法》等。这些专门性的语文教育论著，既反映了当时语文教育的发达和成熟，也反映了当时教育家已经系统总结了历代语文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并把程朱理学的一些语文教育思想融会于其中。

元代著名教育家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严格按照“朱子读书法”论述阅读和写作的语文教育专著，并将“朱子读书法”落实到具体的阅读实践中，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步骤、次序和程式，对后世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它按照朱熹“明理达用”思想，纠正“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之弊，详载读经、学习史文等程序；注意教学程序，重视功底训练，强调经常复习、考查，就不同学龄阶段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和规划。它的主要语文教育思想是通过约束性的阅读来提高士人的学问和修养：第一是通过《日程》时时自我评判反省，读书当求日有所得；第二是通过《日程》督促学生将人生中最好的时间用于立根柢，为日后的立功立德立言作准备；第三是通过《日程》强调读书和修养的工夫——坚持与磨砺，修身养性，培养恒心。元朝国子监曾颁此书于郡邑学校，明代诸儒也奉之为读书准绳，清代名儒陆陇其刊刻流播，对当时及后来家塾、书院、儒学均有影响。因为《读书分年日程》是“循序渐进的读书指南，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读书人自我评判的准则，使读书人能自律自持，力求日有所得，而不至于荒废懈怠，从而有利于良好心性的养成”[65]，所以它对清代以来的读书风气影响很大，受到清代书院的重视，被当作课程表来用以促使读书人自律，也出现了许多仿效之作，近代的梁启超和章太炎亦有仿效之作。

朱子以下，最为知名的思想家当属明代的王阳明，他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颇丰，亦重视兴办书院，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提出了许多主张，多见于《传习录》等文献中。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以他的心学为根本，突出体现了他强调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文学习当融会贯通，独立思考，学贵自得，自家解化。他强调老师在教学时应注意生动活泼、启发开导的方式，目的是让学生达到自己深刻领会的境界，如同饮食消化一样融会贯通，“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横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擘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在消化贯通的过程中，他又强调读书须要有疑，方可深化精进，“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有疑方可有得，但需要自家解化方可真正自得，“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另外，王阳明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出学习应当勇敢冲破权威迷信，独立思考，学问并非孔子、朱子等所垄断，乃天下之公学。

第二，语文学习须循序渐进，亲历践行。他指出在语文学习中应充分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使儿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结合儿童学习站立奔走的天性和过程指出：“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聁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最重要的是，王阳明认为语文学习应当结合自己的实践，做到知行合一，他提出“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终”，“静处体悟，事上磨练”，“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清代唐彪的《家塾教学法》是我国教育史上首部以“教学法”命名的语文教育论著，乃《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的合刻本。《父师善诱法》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介绍“尊师择师之法”“父兄教子弟之法”以及各种教法常规；下卷着重介绍童子入学后学习语文应采取的各种教法，如认字法、书法、温书法、讹别改正法、读注法、背书法、学字法、讲书法、读古文法、读课文法、改文法等。《读书作文谱》“于制举之文尤注意焉”（仇兆鳌序），主要总结了他写八股文的经验，分别谈了教学目标、读书方法、求学之道、写字教学法、读写结合、文体写作、作文技法、八股文写作技法、古文评论法、实用文读写、诗歌教学等，进行了初步的语文教学法理论建设，对现代教育也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家塾教学法》这部语文教法专著，关注到读写教学的规律性问题。它关于阅读教学的看法主要有：就阅读的广度言之，须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就阅读的计划言之，应正确处理“急”与“缓”的关系；就阅读的深度言之，须正确处理“粗”与“细”的关系；就教与学言之，须正确处理“学”与“问”的关系；就个别教学言之，须正确解决因材施教的问题。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的《教童子法》既是一本专论启蒙教育的书，亦是中国最早的小学语文教学法著作。全书系统论述了关于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对小学语文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不少独到见解。第一，在识字教学上，王筠主张利用六书理论先易后难教之：“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第二，在阅读教学上，他主张读思结合，提出精读强记法（如勤作札录、连号循环记忆）、讲解诘问法、圈抹批划法，[66]“读经书，一有所见，即写之书眉，以便他日涂改。若所读书，都是干干净净，绝无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第三，在作文教学上，王筠提出“先放后收”或“放极必收”原则：“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呛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其俯首乐从。”

在具体培养目标上，王筠认为要功名、学问、德行三者并重。在具体语文教学上，王筠强调教师要善于启发诱导，使儿童循序渐进；学生在学习时须事事专心，步步踏实，识字和读经都要专心致志。此书还特别重视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反对当时强迫儿童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他针对传统语文教育中只读而不讲的弊端疾呼：“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因为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精通文学和文字学，也专门针对儿童的识字教育编写《文字蒙求》，所以此书中的语文教育思想不乏精到之处。

清代学者崔学古特别重视对儿童教育的研究，著有《幼训》《少学》《学海津梁》等，他的儿童语文教学法，尤其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性格资质和学习兴趣，“资禀”是他在三书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首先，他在识字教学上认为应考虑儿童的理解能力和汉字特点，“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略具体，方脱手自书”，还阐明了“纸上识字法”，即在纸片的一面写上正字，在背面写上该字的同形、同音及常用词组，令儿童一一辨认。

其次，他在阅读教学上提出应“量资循序”，即根据儿童的资质禀性教学：“为父师者，不量子弟之资禀，不顾学问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工夫有序，何可一旦助长？故昔谓教子弟，不必躐等，当知循序，不必性急于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为使儿童能循序渐进地理解文意，他主张儿童应“探读”与“自讲”结合，教师须“讲”“贯”结合：讲，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贯，以作者“神理”宗旨贯通反思其文义。他提出教师讲解时要同“说话一般”，通俗易懂，否则“童子理会不来”，反“滋其惑”。他还把阅读教材分为两类，根据不同教材特点阅读：“有本领之文，有材料之文。本领之文，贵寻脉理。材料之文，贵寻剪裁。”另外，他主张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应做到以课外带动课堂，随机启发引导，扩充视野：“又如看一匾，读一对，训以字出何书，所去何义……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事儿援引数字，随机利导，可令闻见拓充。”

再次，他在作文教学上提出读写结合，重视阅读对写作的反哺作用，以阅读促进写作，以阅读感悟写作；写作时应明确作文的要求和构思的手法，“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题旨要明透，笔气要清顺”；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要注重炼字，“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则一句不新。作文知炼字，便观之如明霞散锦矣”，还要注重修辞，词意并重，“文字虽以意为主，然词亦不可不修。盖词以达意，词不修，则意不能达矣”。另外，他在修改文章上再次重申尊重儿童“资禀”和心理特点的主张：“及其稍自能文，当看其资禀所就，意见所及，各顺其性而委曲以成之。少有一得，则当取其一得以鼓其进，必不可一于涂抹以阻其机。”

在清朝谢幕前夕，作为一代名将和宿儒的曾国藩，结合自己的读书治学经验，在《曾国藩家书》中也提到不少有创建性的语文教育思想，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阅读教育方面。首先，他虽然鼓励人们把阅读经史作为读书根柢，但也提倡根据自己的性情兴趣广泛读书，甚至推荐读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的书，他主张把阅读和写作充分结合起来：“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67]其次，他发展了朱熹的阅读理念，要有耐心专读一经，熟读深思，且不要强记，应全无名心地涵泳体察。在具体的诵读上，他提出了“以声求气”的观念，培养阅读和写作的语感，“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68]。再次，他提倡阅读时应注意分类抄录，勤作读书笔记，读毕每书应有札记，以求有所思有所得。他对儿子曾纪泽提出阅读方面的殷切期望：“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寝得甘。此外，别无所求矣。”[69]为此，他自己身体力行编写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对后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由此观之，曾国藩的语文教育思想继承了许多名贤的思想精华，但可贵的是，他突破了以往名家为作八股文而读书的局限，鼓励经世致用之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备了一些近代意识。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批西方书籍、第一批赴美留学生都是在他的倡议下产生的，可见他在语文教育方面既坚守传统的修身养性和经世致用之道，但其眼界也不囿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开始引导人们睁眼看世界，影响了魏源、林则徐、李鸿章、冯桂芬、张之洞等，促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诞生。

思考与探究

1.儒学的发展历程对传统语文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佛、道两家对传统语文教育起到了什么样的贡献？古代书院在语文教育上有着怎样的特色？

3.传统语文教育对古代朝鲜、日本的汉字教学和阅读文化有无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和朝鲜人是如何看待传统语文教育的？

4.明清通俗日用类书与官方语文教材中的语文教育有着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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