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
- 宋立刚 (澳)郜若素 蔡昉 (澳)江诗伦主编
- 12246字
- 2025-04-03 19:01:27
通向新增长的路径：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的驱动力量
宋立刚 蔡昉 〔澳〕江诗伦（Lauren Johnston）[1]
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其中2016年的增长率只比3%高一点。这种缓慢增长，增加了人们对近期中国金融部门及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忧虑。同时，美、英等国的地缘政治冲击，放大了中国从出口、投资、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
在2016年的书中，涵盖了中国经济范畴内的改革、能源、资源和气候变化等内容。本年度的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在推进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等新增长模式前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中国踏上的新增长之路，正是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在昨天所走过的道路。它涉及创新和技术等无形生产要素成分对诸如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等可见生产要素成分的替代（Maddison，1982）。然而许多国家在试图加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过程中却发展停滞了——这种情景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Eichengreen et al.，2013）。
对中国而言，向新型和具有先进增长驱动力发展方式转型开辟了一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它意味着减少对诸如钢铁和建筑业等资源与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和低端型制造业等的依赖；它意味着面向消费、服务、高附加值制造业和创新等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当前，中国在诸如高铁交通发展[2]、高附加价值制造业包括超速量子计算、航空业[3]和航天技术[4]等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类似地，中国还在降低经济发展的负面环境溢出效应和培育高技术制造业方面取得了进展——至少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和新材料技术等新能源技术领域，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今年这本书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作用。首先，我们考察了宏观经济最新发展情况以及教育和创新发展的趋势。其次，我们还研究了结构变化是如何为中国获得一系列更先进增长驱动力做好准备的。
宏观经济发展
相比21世纪初前十年两位数字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当前正以一种持续更慢的“新常态”速度在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比其他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更快。图1显示中国经济2016年增长速度为6.7%，并说明了中国经济持续减速增长的情况。在一些行业，这种增速下降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产能过剩必须得到管理，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当代经济变化特征的不确定性以及因金融部门融资不平等导致的风险和问题等重大挑战。
图1 GDP的增长率：1970～202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最近十几年，中国在转向家庭消费、减少对大型固定资产投资依赖以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见图2）。
图2 消费与投资变动：2000～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正如中国新增长模式要求的，第三产业部门相对规模持续增长。2016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52%，同期第二产业（2016年为40%）和第一产业（2016年为8%）的相对规模在持续下降（见图3）。
图3 各产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1978～201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中国的新增长模式降低了出口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受益于一个更有利的贸易环境。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5%上升到2006年37%的峰值（见图4），但从那以后开始下降。
2013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并保持这一地位至今。
图4 中国的出口占GDP的份额：1978～201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与新经济增长模式相一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在持续下降（见图5）。中国全部外汇储备也有较大幅度下降，到2016年外汇储备余额下降为3万亿美元。在经历长期货币升值和更大的升值压力后，近期状况开始转变为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
图5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GDP中的份额：1994～201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中国贸易顺差下降缓解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然而，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下降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减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贸易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直到全球金融危机（GFC）发生之前，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的增长速度相比其自身产出占全球份额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中的增速则慢了很多（见图6）。
图6 中国GDP和贸易在全球总量中的份额：1978～2014年（以2010年不变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
来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5）的数据表明，中国在经历几年停滞之后，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TFP）有了温和的增长。根据一些测算结果，自2008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已经持续下降（见图7）。这可以用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引致的大规模投资来解释，这些大规模投资导致资本回报率的大幅下降。最近几年，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城市化速度放缓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导致了资本/劳动比例更高以及资本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在2012年以后持续下降。
这些因素是中国越来越迫切需要探索新型发展道路以提升生产率的重要原因。
图7 中国GDP增长率的分解：1995～2015年
注：增长率采用对数差分的方法进行计算。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咨商局（2015）。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发展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和技术潜力方面实现了巨大跨越。要将这些因素转化为增长驱动力，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要将各种资源配置到最富有生产率的用途上去。这就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最新若干期“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我们多次强调了中国新增长模式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2017年这本书集中讨论的是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人力资本
教育和技能的改进，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但吸收和使用物质资本的能力，可能会受到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于是，在教育和技术进步的主体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Thirlwall和Pacheco-Lopez，2017）。
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有助于普通人更好地发现和分享各种思想。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例，在20世纪的下半叶，如果新的制度改变了激励，可资利用于生产和分享思想的人力资本比重就会持续上升。结果在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存在巨大潜力以实现类似的经济和创新驱动转型。甚至有可能的是，技术前沿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持续增长，当然谁知道呢，也许这个世纪相比上一个世纪将会出现更为显著的增长（Jones and Romer，2010）。
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每个工人的人均资本量在其发展新阶段必须上升。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量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防止资本报酬率递减的有效方式就是提升每个工人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维持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可能将得益于其自身特殊的劳动力结构。在此劳动力结构中，人力资本向更年轻的劳动力方向高度倾斜。这就隐含地为经济增长赋予了新的生产力潜能，这种生产潜能不是向包含老龄工人人力资本的经济开放，而是更加接近包含了更年轻劳动者加入的经济。
在21世纪即将到来时，回顾教育在中国的优先地位，世界银行的观点（World Bank，1999；同时可参考2013年版本）支持了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联系，认同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经济对知识和信息的依赖程度的加深，这种联系不断得到强化。在全球经济中，技能正在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成为比较优势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发展、利用和管理自身人力资源的能力。
生产率的持续改进，将有望成为中国政府在21世纪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机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教育始终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政策的转变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变化（见图8），最近若干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甚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见图9）。根据Jones和Romer（2010）的叙述，“高学历劳动力的不断增加，使得技术进步朝着其自身的方向发生变化”。
图8 每百人大学生人数：1978～2014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不过，中国需要做出更大努力以提升各层次的教育质量并创造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得到适当承认和尊重的社会环境。在大学部门中，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通过诸如“985工程”和“211工程”等建设，进行大量的投资从而确保这个国家成为一些世界级大学的摇篮。根据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世界前100名大学中分别位居第29名和第35名。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具有创造性和更高生产率的国家，那么在这一方向上继续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改善制度（从而激励）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增长红利，是维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增长、改善全球福利水平的另一把钥匙（Glazebrook和Song，2013）。
创新和技术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关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已经认识到了技术变迁的重要性。发明与创新是技术变迁的来源，还可以创造出可能溢出的知识，而接受这些知识溢出的经济实体可能并不需要为获得此原创知识付出多大成本（Hall和Rosenberg，2010）。这表明，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以鼓励在这些经济活动上的适度投资水平（Arrow，1962）。
为了鼓励创新，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工业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研发活动中来（见图9）。
图9 中国的研发支出和总教育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91～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在几个关键性部门包括交通运输、空间技术和电信等部门，技术变迁一直在促进这些部门的加速发展。竞争加剧、政府补贴以及通过改革开放获得向海外前沿市场学习的机会，都支撑了这一进程的发展。相关的有利因素包含了企业与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的合作，以及这些研发激励的强化，等等（见图10）。
图10 专利申请数量：1995～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这些努力是为了支撑中国技术发展，并同时保持着向其他国家不断地学习。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技术前沿中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此背景下培育私营企业家才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降低和消除私营企业进入行业的壁垒，并为成长型的行业提供基本服务——尤其是金融和银行业服务等方式，都可以使强化竞争与提升资源有效率利用的目标得到支持。
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参与到服务行业中，也提高了私营部门获取资源尤其是资本和信贷资源的能力。这一点对于私营部门创新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那些寻求提升私营部门在关键资源配置中重要性的政府政策和规章制度，将会驱动中国生产率的提升（Son和Song，2015）。
对于政府和企业等相关机构来说，寻找恰当的方式提升研发支出的效率和有效性，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技术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新时代。令中国正付出极大努力拥抱整个国家的这些最新发展，仍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期2017年专辑试图对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做深层次分析，并讨论在何种方式上中国的经历为中国自身和其他国家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本书的结构
第一部分：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
四个章节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首先，Cai和Zhang（第2章）解释了中国在“新常态”增长时代的新改革挑战。接着，Huang等（第3章）解释“稳中求进”的政府目标。作者们概述一个新经济指标以度量这种“进度”，并将注意力转移到稳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的议题上来。Yao和Wang（第4章）估计了成功实现内部收敛以维持中国长期增长的潜能。Woo（第5章）将国内“新常态”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事件引发的国际“新常态”联系起来，从而充实了第一部分的内容。
Cai和Zhang（第2章）解释了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新型和持续的政策变迁。他们注意到现在的改革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许多必要改革已经从“帕累托改进”——此改进下大部分人受益且没有人存在福利损失——转向了“卡尔多改进”，而“卡尔多改进”要求在改革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此具有挑战性的背景下，改革的关键领域包括法制改革和产权保护改革，产业政策向竞争性政策的过渡，以及实现市场和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中的最优化作用。作者注意到，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并且在赶超阶段这种平衡下的扭曲更为明显。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拥有相当大份额的国民财富。为了改革激励机制，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更好地理解与改革相关的成本或收益，并致力于在政府与社会发展路线图上达成共识。这种转变，不仅将更好地支持更大的竞争与更强的企业家精神，还将确保持续深入的改革进程得到多方支持。
Huang 等（第3章）解释，增长放缓和金融风险一起，导致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决定将经济政策目标定为“稳中求进”。这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保持基本汇率的相对稳定，将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在这一章，经济动能的提升来自周期性因素，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这表明中期的不确定性。整体经济放缓和转型的不确定性，与昔日驱动经济增长的行业逐步失去竞争力、新型支撑行业未能替代它们息息相关。第3章中提出并着力阐明的新经济指数发现，新经济部门在当前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左右。随着资源转移到新经济部门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因目前较高比重投资进入旧经济部门引起的挤出效应就会越来越低，反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随着时间演进，这种转变在通往新经济的发展之路上将直接或间接地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当前，东南地区在转型过程中仍领先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总体而言，这一过程将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增长缓慢、高杠杆率、生产率低下以及政策缺乏灵活性息息相关。
Yao和Wang（第4章）检验了内部收敛——地区性、效率性和技术性收敛——如何维持中国长期增长。本章作者估计了中国三个地理区域以及全国的增长方程，结果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区域收敛速度、投资效率水平和技术进步速率。作者计算，中国的区域收敛能够提供12个百分点的增长红利，技术收敛可以使得中国的增长潜力提高三分之一，而两个内陆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投资效率的收敛对增速水平的效应并没有多大。
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要实现这些潜在增长红利还存在诸多障碍：要将人才吸引到中国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还存在诸如僵尸企业问题等的结构性挑战。一旦扫清这些障碍，就会为经济收敛增加动能。
Woo（第5章）通过研究三个重要的议题结束了第一部分。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中国经济的轨迹；影响经济轨迹的政策选择；一些可能融合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附加元素。他特别研究了中国经济挑战中许多具有冲突性的解释，尤其是中国经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差别。通过使用新型分析框架将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进行分类——分成“硬件”类和“软件”类——作者们提出改革日程表，从而帮助中国防止出现潜在的“制度缺失”。这一改革日程表包括：实现国有企业部门的结构性改革；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规制过程；治理机制的结构性变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等。不仅如此，在“国际新常态”——霸权稳定的缺失的大背景下，作者们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以这些方式推动全球化，从而丰富前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并将其进一步转换到“和谐世界”的概念。
第二部分：教育与人力资本
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捕捉这种生产力红利的趋势相互交织在一起。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察了这个故事的两个方面。首先，Golley和Kong（第6章）将1940年后50多年间出生的中国公民受教育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了不同时期削弱中国教育体系机会公平的众多影响因素。其次，Yang和Zhou（第7章）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无形资本在中国分行业部门的重要作用。
Golley和Kong（第6章）发现，如果以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基准，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在此背景下，以及基于消除中国与前沿经济体差距的愿望，作者研究了1940年后50多年间出生的中国公民受教育状况，并研究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否由“机会不平等”所驱动。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获得的数据，提供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信息。在识别出重要的受教育程度决定因素后——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户籍体制、父辈受教育水平和出生群组特征（birth cohort）——作者计算了机会不平等在全部教育不平等中所占的比重。他们得出结论并呼吁采取相关政策以降低那些放大中国受教育程度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试图转型成为一个高附加值和富有创造性经济体的今天。
Yang和Zhou（第7章）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研究了无形资本在中国分行业部门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本文作者还在数据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度量无形资本对于经济体的作用。他们发现，无形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1997～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20%左右。这一结果在各种形式的敏感性分析下都是稳健的。研究发现，在部门水平上，中国的R＆D在农业领域比经济竞争力和计算机化信息的重要性大得多，但是经济竞争力在服务业和轻工业中比R＆D和计算机化信息更为重要。
第三部分：创新与生产率
第三部分更加详细地解释了中国是如何向一个更具创造性的经济体转型的。首先，Wei 等（第8章）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虽然在竞争资金上与国有部门相比存在劣势，但是私营企业通过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发现更富创造性的方式，以适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推动中国沿着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价值链的方向转型。Wu 等（第9章）展示了中国各省的生产率增长率。他们发现，当前中国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收益要普遍高于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服务业的增长毫无疑问地具有稳健的表现，从而可以保证这些地区未来时期的可持续增长。
Yang 等（第10章）发现，地区性创新能力在决定中国区域收敛速率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认为应该在制定降低中国区域经济不平等政策时，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Yin和Mao（第11章）研究了企业层面的专利申请及其对研发支出的效应。他们发现，由市场驱动的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持有数都是与企业高研发活动水平相关的重要因素。
最后，Krolikowski（第12章）研究了中国前沿航天与航空科研社群中的文化习惯和产业进程。
Wei 等（第8章）提醒我们，中国还存在人口规模挑战的问题。通过充分挖掘人口优势和工资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互动和开展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获得了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面临着工资不断上涨和劳动力逐渐减少的问题。未来的增长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和不断提升的生产率。第8章评估了中国做出这种成功转型的可能性。他们使用经过匹配的企业层面数据，包括专利申请数、专利收入、专利引用等数据，以及对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评估发现，紧抓国际新机遇和适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具有创造性经济体的两大因素。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不断上升，但现实情况还存在因资源错配影响创新效率的证据：国有企业收到了更大份额的创新补贴，而私营企业才是更成功的创新者。作者认为，如果这种资源错配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经济通往创新驱动转型的进程就会更快。
在第9章中，Wu 等注意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中国经济的新驱动力越来越重要，甚至还导致了对中国生产率增长重要性和动态的激烈讨论。作者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文献。绝大多数文献认为，尽管最近几十年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显著的贡献，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在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是否会持续，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多少令人乐观的是，本章展示的最新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内陆地区保持了高增长，并在所有部门全方位超越了沿海地区：第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尽管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部门的TFP有所下滑，但沿海地区服务业部门的TFP增长仍然是稳健的，这将有助于保持这些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可持续增长。
Yang 等（第10章）提供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2001～2015年人均真实GDP收敛的经验分析。他们研究了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并发现三个关键性的结果：（1）在考虑空间效应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具有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的特点；（2）地区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是不断递增的；（3）一旦考虑了区域创新能力，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速率就会下降。换句话说，创新能力对于经济收敛速度具有显著的效应。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沿海地区过度集中的创新资源没有更好地向全国溢出，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会经历创新驱动的区域发散。在制定创新政策的时候，政府部门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空间互动关系上。
在第11章，Yin和Mao使用2013年国家专利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专利保护与企业研发支出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考察企业专利动机、专利数量及结构和保护途径选择三类因素对专利保护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市场动机相比，强专利保护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的企业继续增加研发投入；专利积累规模对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专利结构对专利保护研发促进作用的影响有限；行政保护的利用对研发推动作用具有积极的影响。由于专利动机对于后续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章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对创新者开展激励的时候需要更加注重专利动机管理；相关企业或整个国家应该鼓励提升专利质量而非仅仅专利数量。此外，中国独特的司法与行政专利权保护双轨制及其保护机制的完善均有益于提升专利保护的创新激励效果。
Krolikowski（第12章）为可能是世界上进展最快的航天计划，做了一个精彩的介绍。不仅如此，中国还准备随时进入全球飞机制造业中技术要求较高的“大飞机项目”。在这个动态系统内，第12章告诉我们，这些特殊的专家群体是符合分享专业化知识和文化的。他们同时集中于中国两大国有的国防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CASC）和中国航天科技工业公司（CASIC）——许多政府部门、军事机关、科技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他们的文化随着时间越来越精英化，但这些机构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仍然普遍保持着相对的孤立性。即便如此，他们却在形成中国创新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独特作用，特别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制造上长期的国家控制理念。理解这些科研团体的文化和层次结构以及他们与政策制定者、国家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中国为何在航空部门的高科技前沿取得如此的进步。
第四部分：部门技术变迁
关键经济部门的技术变迁，在这一宏大的转型叙事中处于核心的位置。第四部分包含了三个章节，分别研究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
Shenget等（第13章）展示了提升中国农业部门机械化水平和不增加平均农场规模前提下提高生产率的有趣想法。Jiang（第14章）考察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对中国水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的产业结构和取得的进展进行彻底的剖析。Kendell和Lees（第15章）通过对中国前沿融资形式的探索，丰富了第四部分的内容。他们解释了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在推动回购市场上的娴熟操作，这种回购可以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出现的一种新型和越来越重要的短期融资模式。
Shenget等（第13章）解决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中生产率增长长期受约束的问题：农场规模较小。作者们认为，除了将小型农场集中为大型农场，合约机制服务（特别是资本服务外包）可以作为提升农场生产率的一种替代路径。这反过来又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从而弥补我国早期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影响。这种制度创新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和前沿技术的方式，为中国的小型农户提供持续提升生产率的机会，而不需要令人望而却步的大规模投资。然而，他们指出目前市场化的资本外包机械化服务仍然受到市场摩擦、高昂交易成本与中国制度性壁垒的约束。于是，这就要求进行一定的制度创新，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推动机械化外包服务的使用，从而协调农业生产的农场小型规模与土地集约化改革之间的矛盾。
在第14章中，Jiang揭示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取得的领先地位。中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2011年之后这一行业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其中，增长特别迅猛的当属太阳能的发展，在此期间年均增速达到110%。政策的大力扶持引致了技术进步和价格的大幅度下降。第14章描述了这些趋势，特别是中国在水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产能和产业化发展方面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承诺，达到巴黎协定所确定的气候变化相关目标。作者强调，中国实现能源转型和清洁空气目标，是实现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目标的中心议题。
Kendell和Lees（第15章）研究的是回购协议市场。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短期融资来源。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管理国内流动性条件的工具，回购协议很有可能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者描述了中国回购市场上的特征。作者最开始集中于银行间市场，然后考察了它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回购协议在过去两年中利率更低波动更小，反而导致了金融市场上更大的风险性行为，在形成与应对这些发展趋势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制定在不断变化。
第五部分：技术与贸易、投资
第五部分研究了中国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取得的创新性进展。Athukorala（第16章）研究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演进中贸易余额的变化，尽管在国际上被大肆宣扬，但本章发现的矛盾之处是，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反而可能损害竞争对手的国际商业利益，这种损害远超对中国利益的损害。Chen（第17章）使用了中国30个省份在2004～2014年的省级层面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书最后两章致力于中国著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议题。Hu 等（第18章）研究了现有的经济类型并提出了加深中国与“一路”国家经济联系的政策建议：这些国家是欧亚经济联盟（EEU）的五个国家。Johnston和Rudyak（第19章）在中国新型全球化研究上做出了贡献。他们反思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上的变化，识别了塑造中国全球化特征的影响因素，并将此作为理解中国可能如何重塑全球化的一种途径。
在第16章，Athukorala研究了中国在东亚全球生产网络中角色演进对应的含义。这一章的内容阐述了近期不断上升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区域性和国际性生产网络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与许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是一种结构性现象，这种结构性现象是由全球生产分工进程以及中国在东亚——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长达几十年的枢纽地位决定的。全球生产分享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从而潜在的中美贸易差额要比使用标准的贸易流分析复杂得多。中国的最终装配产品出口网络不仅在东亚和经合组织（OECD）之间相当密集，而且迅速扩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结果，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势必也会面临着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且其对全球生产网络流的影响可能比通常想象的破坏性低得多。
Chen（第17章）发现，无论是省属企业的OFDI还是中央直管国有企业的OFDI，都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FDI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从OFDI向省域经济所在地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其中包括：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劳动力流动、前向和后向产业联动、信息流、推动本地企业出口、帮助母国经济的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从而提升当地企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促进母国经济增长。总体而言，这个研究提供的很强的经验证据表明，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相关政策应该瞄准开发一套更为开放化和市场化的OFDI机制，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以提升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并鼓励母国经济中跨国企业（MNEs）与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之间的互动，从而强化和加速从OFDI这种积极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向中国经济扩散。
Hu 等在第18章中研究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五国的“5+1”合作。这些国家处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带”的中心位置上。作者对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进行了对比，并围绕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双边和全球性联系以及深化的贸易与投资联系的相关潜力展开了检验。作者给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以深化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之间更大的经济合作。这些政策建议包括：鼓励更深层次的金融一体化——直接通过在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中建立中国的金融机构及间接通过提升基金水平和改善发展项目机制等方式来实现。类似地，在区域内更大规模地使用人民币将有助于降低货币的不稳定性，而货币不稳定在近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除了金融之外，作者建议开放更多的自由签证促进人口流动、强化贸易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并将其作为提升成员国之间更大经济活力的各种机制。
作为2017年专辑的结尾，Johnston和Rudyak（第19章）的这一章可以看作中国新型全球化议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外援助和开发性金融。2017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会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应该“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陈述中国将在全球化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目标包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有利条件时，习近平关注到了中国对外援助对促进全球增长的重要作用。因为理解中国自身对外援助的有关经验，可以揭示新型全球化议程的潜在方向，所以作者们给出了一个大事年表以解释中国将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通过更加积极地重塑全球化来发展自身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非洲一直就是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非常重要的焦点地区，这是因为对外援助的一半流向非洲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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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谢杨晟朗在搜集本章所使用数据时提供的帮助。
[2]截止到2017年，中国高铁里程已经达到了2.2万公里。
[3]中国的第一架商用喷气式飞机（C919）已经于2017年5月5日试飞。
[4]这包括中国有望在2022年开始拥有和运营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