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

清末新政伊始，朝臣与东南督抚围绕乡试展期的明争暗斗复杂微妙，远超既有认知。辛丑东南各省乡试最终展期一年，是刘坤一、张之洞立场的体现，是其向清廷坚持己见，对各省串联施压的结果。刘、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正筹划新政变法，而改科举为新政首务。如辛丑乡试按期举行，则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势必再考一科而延续生命，科举改章的落实必然延后。如此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至于说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因张百熙反对而作罢，并不符合史实和情理。

然而，慈禧太后和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根据大乱之后迅速开科的历史经验，希望举行乡试，以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与刘坤一、张之洞意见冲突。张百熙于是代表朝官群体激烈奏驳刘坤一、张之洞，力主乡试万不可再展。但在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清廷和洋人之间机敏应付，形成第三势力。[97]清廷虽有不满，却不得不倚重和迁就。最终东南各省辛丑乡试再次展期，西南、西北等省则按期举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清廷希望通过科举大典以稳定士心、重拾权威的思路和努力，遭遇重大挑战，其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制约。从坚持己见并串联东南各省与清廷立异角度看，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两宫回銮后“解决”东南尾大不掉问题，也就成了政局变迁的一支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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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晓红教授曾有所论述，意在说明当局未能把握住借暂停科举以发展学堂的建议和契机，对改科举不无遗憾（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49～58页）。惟因侧重不同，加以资料限制和解读偶偏，尚有继续探讨的较大空间。本文侧重于朝臣与东南督抚关于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试图说明展期之争及其结局可视为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2]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校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第122～124页；王立新《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87页。

[4]《大学士崑冈等奏请俟议和就绪再行举办乡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将恩正两科乡会试归并举行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中华书局，1996，第103～104、105页。

[5]《恩正两科乡会试请归并举行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91页。

[6]《电谕》（庚子年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307页。

[7]《崧蕃来电》（辛丑年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以下简称《电报档》）第2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21页；《致崧蕃电》（辛丑年三月初四日），《电报档》第2册，第396页。

[8]《崑冈等奏变通简放试差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16～117页。

[9]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中华书局，1989，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第1022页。

[10]《拟致崑冈等电信》（辛丑年三月初九日），《电报档》第2册，第399页。

[11]《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初五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以下《张之洞档》各册均载此辑，不再注出），大象出版社，2014，第323页。

[12]《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556页。

[13]《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一日酉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399页。

[14]《寄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8，第2620页。

[15]《电谕》（辛丑年三月十三日），《电报档》第2册，第404～405页。关晓红教授说：“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甚是。但接着又说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却值得推敲。首先，时间逻辑有误。关教授先论述时间在后的几道谕旨、电奏，然后说这是“一道新的电寄上谕”，以致刘坤一可以“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其实该电谕系因刘坤一前日致电军机处而发，此时尚无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更重要的是，谓清廷当道不愿担当停科罪名则可，谓其此时不想举行当年科考，恐与史实不符。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16]《李兴锐电》（辛丑年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17]《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四日申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485～486页。

[18]《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09页。

[19]《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辛丑年三月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69页。

[20]《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五日午刻、未刻发，均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10～511页。

[21]《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4页。

[22]《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10页。《全集》误“始可议及”为“始我及”，已据《张之洞档》改。

[23]《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0～2211页；《致江宁、四川、福州督署，南昌、济南、杭州、湖南抚署》（辛丑年三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4页。

[24]《西安孙道致上海盛大臣电》（辛丑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39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68页。

[26]《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年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78～181页。

[27]《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9～570页。

[28]《俞廉三电》（辛丑年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4页。

[29]《李兴锐电》（辛丑年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30]“富有票”案被镇压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曾私下说：“南方的叛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主要是报纸借题发挥，大加渲染。……长江一带特别平静。”参见《法磊斯来函》（1900年12月18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上），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191页。

[31]《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年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0页。

[32]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第1263～1264页。关晓红教授已指出此点，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33]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34]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2页。

[35]以上几段均见《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百熙奏停办乡试有碍大局拟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744～1746页。

[36]《电谕》（辛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电报档》第2册，第423、424页。

[3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38]伍铨萃：《北游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十四日，第199、203页。

[39]《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巳刻发，申刻到），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559页。按，编者系于四月二十八日，疑误。

[40]《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四月十二日未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258页。“清河”有可能借“清河王”指王文韶，也可能借西晋陆云的《陆清河集》指礼部侍郎陆润庠。

[41]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024页。

[42]参见张百熙撰《张百熙集》，谭承耕、李龙如点校，岳麓书社，2008，第15～16页。

[43]《代大学堂发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电报档》第25册，第480页。

[44]《复夏彝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77页。

[45]《盛宣怀致刘坤一》（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532页。

[46]《复张埜秋》（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2页。

[47]本段见《张百熙致盛宣怀》（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廿日），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第51～56页。

[4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83页。

[49]《法磊斯来函》（1901年7月17日），骆惠敏编《莫理循书信集》（上），刘桂梁等译，第207页。

[50]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90页。

[51]《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721～722页。

[52]《致江宁刘抚台等》（辛丑年三月廿八日子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97～199页。

[53]《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四月初四日未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82页。

[54]《刘坤一来电》（辛丑年四月初七日），《电报档》第22册，第16～18页。

[55]《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6页。

[56]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57]《致西安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午刻发，酉刻到），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414、434页。

[58]《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四月十二日未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258页。

[59]《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未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

[60]《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四月十四日申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321～322页。

[61]《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7页；《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7页。

[62]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3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页。

[63]《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7～8588页。

[64]伍铨萃：《北游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第215页。

[65]议和中颇需刘坤一、张之洞出力。比如，英国公使萨道义坚持五年内禁止北京举行会试、殿试，军机处恐李鸿章、奕劻难以力争，故又请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致鄂督电》（辛丑年四月十六日），《电报档》第2册，第436页。

[66]《张之洞、刘坤一来电》（辛丑年四月十八日缮，十九日递），《电报档》第22册，第78～80页；《电谕》（辛丑年四月二十二日），《电报档》第2册，第440页。

[67]伍铨萃：《北游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第222～223页。

[6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廿七日，第799页。

[69]《成都奎制台来电》（辛丑年五月二十一日亥刻发，二十二日午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02～203页。

[70]《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发，二十四日未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25页。

[71]《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年四月二十四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19册，第418页；《致四川奎制台、江宁刘制台》（辛丑年四月廿九日），《张之洞档》第35册，第318页。

[72]《饶应祺电报》（庚子），李德龙编《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第22册，学苑出版社，2009，第16～17、19页。

[7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辛丑年二月初二日，第779页。

[74]《停试述闻》，《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七日，第1版。

[75]《时事要闻》，《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七日，第1张。

[76]《停考试后必须广开学堂说》，《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九日，第1版。

[77]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1页。

[78]《论中国停试事》，《文汇西报》，《中外日报》译载，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第1张。

[79]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80]《军机大臣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信》（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59，第841页。

[81]《致鹿崧砚尚书》（约辛丑年三月），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6，涧于草堂1926年刻本。

[82]参见边文峰《萨道义与〈辛丑条约〉谈判中取消北京会试的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02～103页。

[83]《江宁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寄南京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22、226页。

[84]相关说法见关晓红《停废科举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1～52页。

[85]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二日、四月廿二日，第380～381、398～399页。

[86]《冯汝琪致冯金鉴》（辛丑年六月十四日），《冯汝琪家信》（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03。

[87]《请行秋试》，《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第2版。

[88]《请行乡试禀牍》，《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第2版。

[89]《论展缓乡试之善》，《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第1版。

[90]目前尚无刘坤一与《申报》幕后交易的直接证据，但早在1898年11月，刘坤一就化名“江南人”，在《申报》登文章反驳康有为对慈禧的攻击（参见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185页）。1901年，刘氏又在上海报界“制造舆论”：删改电报，嘱咐上海道袁树勋“登入洋报”，为荣禄“辩诬止谤”。《刘坤一致荣禄函》（辛丑），《荣禄档六》，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69册，大象出版社，2011，第286页。

[91]《江南仍宜举行乡试说》，《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1版。

[92]《成都奎制台来电》（辛丑年五月二十一日亥刻发，二十二日午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02页。

[93]《时事要闻》，《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一日，第1张。

[94]《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发，二十四日未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25页。

[95]《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子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6页。

[96]《志切观光》，《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第2版。

[97]参见王光祈译、刘鑫宁整理《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2009，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