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万天

章克申城镇以北的堪萨斯河流域驻军的历史可追溯到1853年。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后的几年里，那里设立了一个哨所，以保护西行的旅行者。几十年间，这个被称作赖利堡的地方逐渐为人所知，它一度还被当作美国的骑兵学校。1917年，当美国军队正为美国参加一战做准备时，一座5万人的小城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用来训练赴海外参战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士兵。

曾被称作芬斯顿军营的地方有3 000座临时建筑，除了常规的营房、食堂、指挥官办公室，还有杂货店、剧院，甚至一间咖啡馆。对年轻的新兵来说，这座新兴城市有很多便利设施。一名士兵在家书中提到在芬斯顿军营中能够欣赏到劳军的交响乐。但临时建筑意味着大部分营房几乎没有相互隔绝。营地建好后的第一年，那里的冬天出奇地寒冷，迫使本就住在紧挨着的营房中的士兵在宿舍和食堂的炉灶旁扎堆取暖。

1918年3月初，冬日接近尾声，一名叫艾伯特·吉切尔的27岁二等兵来到医务室，自诉出现了肌肉疼痛和发热的症状。[1]吉切尔是屠夫出身，作为炊事员，在芬斯顿军营的食堂工作，为数百名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战友准备伙食。医生诊断其患有流感，将其送至了传染病房，希望以此阻断疾病的传播，但这一防治措施为时已晚。一周之内，芬斯顿军营中数百人报告了流感症状。到4月，芬斯顿军营中有超过1 000名士兵住院，其中38人死亡——鉴于这是一种通常只对老幼产生威胁的疾病，这一死亡率高得惊人。

最早表明堪萨斯军事基地情况不妙的，是人满为患的医务室（见图0—1）和芬斯顿军营太平间里堆积的尸体。但直到几十年后，随着电子显微镜的发展，那里的真实情形才为科学家所掌握。在艾伯特·吉切尔的肺里，一个长满刺状物的球体附着在其呼吸道表面的细胞膜上。球体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质，将自己有限的遗传密码与吉切尔的遗传密码融合，并开始自我复制。大约10个小时之内，细胞中便充满了新复制的球体，将细胞膜撑至临界点，直至细胞在一个灾难性的瞬间突然爆炸，在吉切尔的呼吸道内释放出数十万个新球体。有些球体通过咳嗽或者打喷嚏进入食堂和营房的空气中，其他的则留在吉切尔的肺部，以同样野蛮的自我复制机制占有其他细胞。

芬斯顿军营的医生当时无法知道，侵袭艾伯特·吉切尔肺部的球体形成了一种新的H1N1病毒，它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俗称“西班牙流感”的疫情中席卷全世界。如同病毒本身在吉切尔的呼吸道中自我复制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芬斯顿军营的情形将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上演，这是因为士兵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各地和欧洲前线。美军将病毒带到法国布列塔尼大区西北部边缘的布雷斯特军港，病毒随后于4月下旬在巴黎暴发。意大利紧随其后。5月22日，马德里《太阳报》报道称，“一种尚未被医生诊断出来的疾病”[2]正在马德里驻军中肆虐。至5月底，该病毒已在印度、中国和新西兰蔓延。

与大多数流感病毒相比，1918年春席卷全球的H1N1病毒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它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引发许多人的肺部细胞破裂。但它并不十分致命。这种流感能以可怕的速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也就是说，“球体”在肺部快速地进行自我复制。但很多人都从这场流行病中康复了。用专业术语来讲，该病毒显示出较高的发病率和较低的死亡率。它有惊人的自我复制能力，但一般不会让宿主死亡。

而1918年秋暴发的H1N1病毒就没那么仁慈了。

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在争论，为什么1918年的第二轮“西班牙流感”病毒比当年春天首次出现的病毒的毒力强得多。一些人认为，这两轮流感由不同的H1N1病毒的变种引发。另一些人则认为，两种不同的病毒在欧洲相遇，以某种方式组合成一种新的更致命的变种。还有人认为，最初流感症状较轻的原因在于，病毒刚从动物宿主传播到人类宿主，需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很好地适应其在智人呼吸道中的新生境。[3]

无论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二轮流感带来的死亡结果都是令人震惊的。在美国，新的疫情首先出现在德文斯军营。这一军事基地位于波士顿郊区，人满为患。到9月的第三周，军营中1/5的人员感染了流感，其发病率超过了芬斯顿军营H1N1流感暴发时的发病率。但真正让德文斯军营的医务人员震惊的是死亡率。一名军医写道：

仅仅几个小时就会死亡，这太可怕了。看到1个、2个或20个人死去，我们尚可忍受，但这么多可怜虫像苍蝇一样纷纷倒下……平均每天有大约100人死去……患上肺炎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意味着死亡……我们失去了大量护士和医生，阿耶尔小镇的景象惨不忍睹。运送死者需要用专列。好几天都没有棺材，尸体堆积如山……这比法国任何一场战斗结束后的场景都更为惨烈。超长的营房已被腾出，用作太平间。死去的士兵被穿戴整齐，排成了长长的两排，路过的人惊恐万状。[4]

紧随德文斯军营，世界各地暴发了更多灾难性的疫情。1919年美国的死亡人口中，有近半数死于这种流感。数百万人在欧洲的前线和军医院死去。印度部分地区感染者的死亡率接近20%，比第一轮疫情的死亡率高出一个数量级。今天最可靠的估计表明，在世界各地疫情暴发期间，多达1亿人死于流感。约翰·巴里著有关于这次疫情的权威著作——《大流感》，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1918年，世界人口约为18亿。这一最高估值意味着两年之内世界上有超过5%的人口死亡，而大部分人死于1918年秋的12周内。”[5]

死亡率报告揭示了这一流行病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1918—1919年的H1N1流感对年轻人尤为致命，通常情况下他们是在普通流感季节抵抗力最强的人群。巴里指出，在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人群是25岁至29岁的男性和女性，30岁至34岁的人群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20岁至24岁的人群。而且，上述以5年为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任意一组的死亡人数都多于60岁以上人群的总死亡人数”。[6]这种不寻常的情况部分是因为病毒在军营和军医院的密闭空间中近距离传播。科学家还认为，1900年出现的一种类似的病毒使得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对“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变种产生了免疫力。

后来计算并制作的有关这一时期的预期寿命图表，清晰地展示了“西班牙流感”不同寻常的年龄分布。在H1N1流感暴发期间，50岁以下人群的预期寿命急剧下降，而70岁人群的预期寿命则未受影响。但总的来说，情况不容乐观。在美国，几乎一夜之间，平均预期寿命骤降了整整10岁。印度则可能遭遇了人类有史以来——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或狩猎采集社会——的最低预期寿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预期寿命已经连续增长了半个世纪，结果在短短3年内就被因战争而扩散的病毒抵消。一战前夕，不仅是精英阶层，总体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都已达到55岁。然而，等世界大战和大流感的双重灾难结束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生儿预期寿命只有41岁，和伊丽莎白时代[7]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

随着H1N1病毒在世界各地不断蔓延，陆军科学家维克托·沃恩早在估算出这些数据之前就开始分析来自欧洲前线的大致伤亡人数。他在一封亲笔信中推测：“如果疫情以数量级的速度加速扩散，文明很可能会消失……再过几周就会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8]

假设你回到1918年年末，你在德文斯军营查看堆放在临时太平间里的尸体，或者你漫步在孟买街头，在那里，超过5%的人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死于流感。假设你在参观欧洲的军医院，看到许许多多年轻的身体被机枪、坦克、轰炸机等新式战争装备以及H1N1流感摧毁。假设你知道战争和疫情带来的伤亡会折损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全世界的健康状况会从20世纪倒退至17世纪。在战争和疫情结束之时，身边的尸体堆积如山，你会对接下来的100年做何预测？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进步是否只是侥幸，很容易被战争和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加的流行病风险抵消？还是如同维克托·沃恩所担心的，“西班牙流感”是否预示着更为黑暗的结果，某种呈“数量级增长”的毒力更强的危险病毒会导致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崩溃？

随着全世界慢慢从大战和H1N1流感的双重风暴中恢复，上述两种可怕的情况似乎都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它们都没有发生，这着实令人惊讶。人们并未走上预测的惨淡道路，而是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纪。

1916年至1920年是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将出现重大逆转的最后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预期寿命确实短暂下降，但无法与“大流感”期间的严重程度相提并论。）1920年出生的英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1岁，他们的后代现在的预期寿命为80岁。虽然西方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取得了大量进步，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预期寿命在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00年前，生活在孟买或德里的人活到年近而立就很不错了；而今天，南亚次大陆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岁。沃恩说的对，未来的确有非同寻常的“数量级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是积极的：越来越多的生命没有被摧毁，而是得到了挽救。

但这一进步的步伐也并非不可阻挡。新冠疫情几乎恰好出现在大流感结束后的100年之际，它提醒着我们一个可怕的事实：在快速传播的传染病面前，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的世界更为不堪一击。迄今为止，新冠疫情已使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缩短了大约一岁，非裔美国人群体则缩短了大约两岁。疫情尽管带来了恐惧和悲剧，但也展示了人类自1918年以来的100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全世界总人口是1918年的4倍左右，但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不到1918年大流感的1%。某些评估显示，虽然在疫情暴发早期的2020年上半年走了一些弯路，但其间的公共干预措施仍然挽救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然而，另一种病毒可能将新冠病毒的隐性无症状传播与1918年大流感病毒高得多的病死率相结合，像冠状病毒杀死老年人一样无情地杀死儿童和年轻人。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健康危机，并继续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我们就需要了解过去100年间推动此等重大变化的力量——不仅是为了庆祝取得的成就，还要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大流感结束之后的100年间，人类健康的总体发展情况可以用三张图来说明。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图开始，回到17世纪中叶，看看当时英国人的预期寿命（见图0—2）。[9]

这张极其重要的图展现了人类以及地球发生的变化。在17世纪60年代初，当人们首次尝试计算预期寿命之时，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刚刚超过30岁。今天，英国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已经增长了整整50岁。而且，这种惊人的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过去三四个世纪里取得的所有进步，包括科学方法、医学突破、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让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两万天。数十亿原本没有机会活到成年，更别提拥有自己孩子的人，现在都享有了这些最为宝贵的机会。

在人类进步的衡量标准中，很少有像这一点那样令人惊异。从长远来看，这延长的两万天应该成为每份报纸每天的头条新闻。但是，延长的人类寿命几乎从未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上，因为它几乎完全不具有推动新闻传播的传统戏剧性色彩。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关于进步的故事：杰出的创意与协作在远离公众关注焦点下展开，由此带来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历经数十年才能显示其真正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何新闻会选择关注短期内引起轰动的事件，如即将进行的选举、名人丑闻等，它们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核心问题转移至肤浅的轰动性事件。如果缺乏长远眼光，我们就会遗忘那些曾让祖辈感到恐惧的威胁，如今它们早已转变为平凡且可控的情形，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考虑它们。尽管这种选择性记忆也是进步的一大标志，但它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如果不去考虑那些已经被人类解决的威胁，我们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而忽视过去100年来人类健康和社会福祉方面取得的基本进步。如果不反思过去，我们就无法从中吸取教训，无法利用那段历史来更为清晰地思考我们目前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过程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进步，也无法利用那段历史来应对这些进步带来的不可避免、意想不到的后果，也不太可能相信现有的资源和机制能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新出现的威胁。我们有关于比尔·盖茨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植入微芯片的荒谬阴谋论，也有针对佩戴口罩等简单行为的公然敌视，部分原因是我们忘记了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作为一种文化，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人的平均寿命的质量（和长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道隐形屏障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逐步建立起来，而人类越来越依赖这道屏障的保护，它让我们更安全，离死亡更远。它通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干预措施来保护我们：饮用水中的氯，消除天花的“包围接种”技术，掌握全球最新疫情信息的数据中心，等等。我们对这些创新和机制的关注远远不及我们经常给予硅谷亿万富翁、好莱坞影星甚至军事指挥官的关注。但它们在我们周围建立的公共卫生屏障（最显著的衡量标准就是人类预期寿命翻了一番），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所有这些进步的新视角。疫情的有意思之处是，它会使隐形的屏障突然变得暂时可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日常生活对医学科学、医院、公共卫生机构、药品供应链等的高度依赖。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还能起到其他作用：它帮助我们了解屏障上的漏洞、薄弱之处，了解保护自己免受突发威胁所需要的新的科学突破、新的体系、新的方法。

大多数的历史书都以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地点为核心，如一位伟大领袖、一场军事冲突、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相比之下，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数字的：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在短短一个世纪里让我们获得了额外的寿命。本书试图了解这种进步从何而来，是何种突破、协作及机制使得这一目标成为可能，也尝试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在这延长的两万天中，有多少天来自疫苗的使用，有多少天来自随机对照试验，又有多少天来自饥荒的减少？第一份让人们开始思考预期寿命的死亡率报告是为了了解17世纪英国人的死因。而本书则完全不同，它所探究的是：究竟是何种力量让现在的我们活下去。

总体预期寿命图的确很重要，但确实传递了一个略带误导性的信息，让人们幻想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长生不老。如果把目前人类延长的寿命视作平均值，那么增长就会失控。假设你按下快进键，想象这一趋势在未来一个世纪将会如何发展：按照目前的上升趋势继续下去，人类的“平均”寿命将达到160岁。

但如果把本书中的故事仅仅看作图上的一个分布区间，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死亡率最为显著的下降发生在生命的头10年。当代成年人当然比工业革命鼎盛时期的成年人寿命更长，如今全球的百岁老人人数是1990年的4倍，但从平均预期寿命图来看，这种差异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显著。超过两个世纪以前，就有许多人活到了60岁以上（如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都活到了80多岁，亚当斯活到90多岁）。但婴幼儿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如果大量人口在5个月或者5岁时死亡，这些人的死亡就会大幅拉低总体平均寿命。但如果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能活到成年，平均预期寿命就会大幅上升。

设想一个只有10人的群体，你就能更为清楚地理解这一结果。如果他们中的三人在两岁时死亡，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儿童死亡率约为30%，而其余人能活到70岁，那么这个群体的平均预期寿命则约为49岁。如果这三人一直活下去，和其余人一样活到70岁，总体平均预期寿命就会达到70岁，直接提升了约21岁。但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的寿命并没有增长，只是孩子的死亡率下降了。

早夭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人口统计学家区分“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和其他年龄段的预期寿命的原因。在许多社会中，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明显低于15岁或20岁时的预期寿命，因为婴儿期或幼儿期的死亡风险非常高。比如说，一名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可能只有30岁，而一名年轻的成年人则很可能活到50岁或更长。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儿童死亡率都较低，人们每活一年都会降低后续可预期的总寿命，也就是说，每增长一岁，离生命的尽头就更近一年。但儿童死亡率较高的社会则是相反的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预期死亡反而会越来越远，至少会持续到成年早期。

这一切都意味着，预期寿命失控增长的图应始终伴随着第二张图（见图0—3），该图记录了同样不可思议的儿童死亡率走向。[10]

本书从两个简明但惊人的事实开始：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将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而且我们将儿童死亡这一人类最悲惨的经历的概率也降低了90%以上。

本书的核心是研究社会如何发生富有意义的变化。100年前，当人们刚开始统计“西班牙流感”的死亡人数时，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有可能达到70岁的想法似乎相当荒谬。而这在今天业已成为现实。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新颖。几乎在人口统计学家注意到预期寿命增长的同时，学者和公共卫生专家就开始讨论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一变化。他们开展的各种调查构成了本书的主线之一，这是因为了解积极变化的缘起往往与了解最初导致变化的具体突破同样重要——部分原因是它能够让你摒弃错误臆测或虚假疗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它能扩大真正有效的干预措施的应用范围。

作为一部历史作品，本书并非围绕著名领袖生平抑或传奇海战，而是围绕人口统计趋势组织起来的，这在结构层面的确面临一些有趣的挑战。一千个英雄的故事该如何讲述？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会使读者对同一条时间线上的诸多事件应接不暇，如X射线、抗生素、脊髓灰质炎疫苗等接二连三问世的创新发明。本书另辟蹊径，开篇便直截了当地定义了几类最有意义的变化，它们足以解释过去一个世纪里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一倍的原因。其中一些类别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新冠疫情时代的“圣杯”[11]——疫苗，而其他类别则没那么容易清晰定义。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实用又经典的标准作为分类的绝佳准则，如某个特定的理念能延长多少预期寿命，但这种测算在现实世界中很难进行。首先，这种做法从定义上讲显然是与现实相悖的。我们统计的是被挽救的生命而非死亡人数。多亏了死亡率报告和公共卫生记录的出现，现在很容易就能计算出有多少人死于某种特定的威胁，如肺炎或车祸。在世界许多地方，你只需轻击几下鼠标便可下载这些数据的Excel（电子表格）文件。但一旦你进入另一条时间线的假设领域——如果没有特别的干预措施，有多少人会丧生？——你就进入了一个较为模糊的地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干预措施被广泛采用之前的死亡率倒推。举个例子，在安全带被发明并普及之前，美国每1亿英里[12]里程就有6人死于车祸。如果当时的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就另有1 000万美国人死于交通事故。但如我们所见，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除了安全带，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如安全气囊、反醉驾母亲协会[13]、碰撞缓冲区提升了驾驶的安全性，汽车设计和道路安全方面的其他众多小优化也起了作用。

在人类健康史上，推动进步的创新难免与其他创新交织。例如，在历史长河中，人们曾尝试评估各项发明在挽救生命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自19世纪60年代马桶开始大规模应用以来，这件小小的器物共计挽救了超过10亿人的生命。诚然，这种说法既有可信之处，又有启发意义。在马桶进入中产阶层家庭后不久，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预期寿命首次出现了跃升，其关键驱动力之一便是水传播疾病的减少。人们对马桶挽救生命的积极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来自通常与所谓颠覆性创新联系起来的消费技术，也往往体现在致力于解决日常难题的发明中。但要想真正通过马桶改善卫生状况，就必须将其连接到能够分离污水和饮用水的功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要修建造价高昂的下水道系统，则需要摒弃瘴气致病学说，了解经水传播原理。为此，需要公共卫生数据，以及流行病学发展为成熟的科学。是的，很可能正是马桶本身、下水道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水传播疾病理论和流行病学在概念上的突破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挽救了超过10亿人的生命，因此不能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马桶。

要粗略评估近年来各项干预措施对延长寿命的影响虽然面临现实挑战，但仍然值得一试，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哪些干预措施有效，并为未来可能有效的干预措施指明了方向。但这种评估具有模糊性，因此，组织本书的最佳依据是数量级单位，即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创新、拯救了数亿人生命的创新及拯救了数十亿人生命的创新——延长预期寿命的真正“巨头”。以这种方式组织本书，那么几个世纪以来有关人类寿命延长的故事大致如下。

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创新：

艾滋病鸡尾酒疗法

麻醉

血管成形术

抗疟药

心肺复苏

胰岛素

肾透析

口服补液疗法

起搏器

放射学

制冷

安全带

拯救了数亿人生命的创新：

抗生素

分叉针头

输血

加氯处理

巴氏杀菌

拯救了数十亿人生命的创新：

人工肥料

马桶/下水道

疫苗

从马桶到分叉针头，将创新按照拯救生命数量的多少进行排序无疑有实际吸引力，后文将会探讨这些非凡突破背后的故事。尽管上述创新都以全新的方式改善了人类的健康状况，但即使简单地把这段历史看作事物的发展，也存在误导之处。我们不能将许多真正重要的变化归结为单一的对象。有时候，关键突破是“元创新”，也就是使新想法更容易产生或传播的新思想。有时候，元创新也包括了操纵信息的方式，或者促进新的协作形式的平台。有时候，元创新是一种新型制度，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拯救生命的理念。有时候，突破是在不相关领域的概念上的进步，这种进步间接拓展了健康领域的可能空间。和大多数推动人类进步的尤里卡[14]故事相比，这类进步更为短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设立让人们将真正的药物和虚假疗法区分开来，但诸如偶然发现青霉素的故事却更为人所熟知。但我们将看到，前者对人类健康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常常涉及不张扬的英勇事迹和天才故事，与传统叙事中孜孜以求的探索者及其“尤里卡时刻”一样动人心弦。

最终，我将有关额外的寿命的故事整理成了八大类别。第一类有关预期寿命的概念，它属于测量科学领域的创新之一，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研究对象。其他类别是：疫苗；数据和流行病学；巴氏杀菌和加氯处理；卫生法规和检验；抗生素；安全技术和相关规定；抵御饥荒的干预措施。每一个类别为一章，讲述了引入这些新理念的主要人物，以及为确保新理念被广泛接受而斗争的人们的故事。实证公共卫生数据能体现影响力最大的创新，虽然我尝试以数据作为组织章节的依据，但实际的分类仍难免带有主观色彩。有的地方会更多介绍人类健康的发展历程中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也就是说，对一些值得纪念的突破，如塞麦尔维斯和19世纪的微生物理论、近年来与艾滋病的斗争等，书中只是顺便一提。但我也尽量确保书中内容能够反映总体的发展趋势。

从整体来看，这些类别应当传递变化本身的数量级意义，也就是额外的两万天寿命，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大量人才、专业知识和各领域间的通力协作。

尽管本书强调进步和积极的变化，但它不应被误认为是对所谓的胜利的庆祝，或躺在功劳簿上的借口。20世纪预期寿命呈失控增长的趋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我写引言时，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仍在上升。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就存在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和自杀流行的情形，也就是连续三年拉低美国国民预期寿命的所谓的绝望之死，这是自“西班牙流感”结束以来，预期寿命持续时间最长的下降。[15]在健康领域，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距。讽刺的是，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这一史诗般的胜利成果，给世界带来了同样史诗般的系列问题。让我们仔细看看图0—4，它展示了自农业革命以来的全球人口增长情况。[16]

上述三张图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预期寿命的长期走势，这并非偶然：数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有意义的变化，然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些图相互印证，因为它们其实都反映了相同的现象。别有用心的政客有时会大肆抨击发展中国家不负责任的高出生率，但事实是，全球人口激增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生育率上升造成的。实际上，目前人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比以往都要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真正发生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过早死亡，尤其是年轻人不再早逝，这一变化首先出现在工业社会，随后发展至全球范围。由于没有过早死亡，大多数人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也有了后代。增加能够活到生育年龄的人口比例，即便人均生育的孩子较少，全社会仍然会有更多的孩子出生。尽管生育率在不断下降，但只要这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重复六七代人，全球人口就能从10亿增长至70亿。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不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些原本在婴儿期就会夭折的孩子现在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或者至少能幸运地活到成年。但从图0—4右侧所呈现的失控增长趋势中，我们同样不难看出一丝不祥之兆。这种增长不是健康、稳定、平衡的自然系统中存在的形态，而是更像癌细胞的指数级增殖，或者说是H1N1病毒在呼吸道内的自我复制模式。人类以高明的手段来抵御类似H1N1病毒扩散等情形带来的威胁，却反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更高级别的威胁——人类自身。作为众多物种之一，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死亡率降低带来的次级效应。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气候变化通常被视为工业革命的次级效应，但如果我们在死亡率没有降低的情况下设法采用了一种由化石燃料驱动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明了蒸汽机、煤电网和汽车，但全球人口仍然保持在1800年的水平，那么气候变化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很简单，因为那时的人口数量不足以对大气中的碳含量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我们不应将本书中有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这一简单数字理解为一种无可争议的胜利。任何如此重大的变化从来不会只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预期寿命翻番确实算得上过去几百年里人类社会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一，部分原因是它带来的影响与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范围也波及全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我们设法为自己多争取到两万天的寿命。数以十亿计原本会夭折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诞下自己的孩子。本书就讲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

[1] Starmans.

[2] Erkoreka, 190—94.

[3] Barry, 176.

[4] 转引自Opdycke, 168。

[5] Barry, 397.

[6] “在南非的城市中，死亡人数的60%是20—40岁的人。在芝加哥，20—40岁人群的死亡人数几乎是41—60岁人群的死亡人数的5倍。瑞士一位医生‘没有在50岁以上人群中看到严重的病例’”。Barry, 238.

[7] 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即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英国的时期。——译者注

[8] 转引自Barry, 364。

[9] 数据源自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life-expectancy。

[10] 数据源自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child-mortality around-the-world。

[11] 圣杯，耶稣在受难前的晚宴上使用过的一只葡萄酒杯，象征具有神奇力量的事物。——译者注

[12] 1英里约为1.61千米。——编者注

[13] 反醉驾母亲协会，美国非营利民间组织，旨在制止酒后驾车、帮助受害者、防止未成年人饮酒、推动更为严格的酒类政策。该组织1980年成立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起人坎迪丝·莱特纳13岁的女儿死于醉酒者驾车肇事。——译者注

[14] 尤里卡（eureka）意为“找到了！有了！”，源自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一次在浴盆里洗澡时突发灵感，发现了久未解决的浮力问题的计算办法，于是惊喜地喊出了“尤里卡”。——译者注

[15] Bernstein, Lenny. “U.S. Life Expectancy Declines Again, A Dismal Trend Not Seen Since World War I.”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9, 2018. 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us-life-expectancy-declines again-a-dismal-trend-not-seen-since-world-war-i/2018/11/28/ae58bc8c f28c-11e8-bc79-68604ed88993_story.html?utm_term=.382543252d3c.

[16] Fogel, “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