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拱圈如巨兽的肋骨，我扶着斑驳的木质门框，望着远处缆吊上迎风摇摆的节段。在对讲机滋啦滋啦的电流声里，突然想起茨威格那句话：“命运给予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定了价码。”而此刻我才明白，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的何止是砖瓦，还有无数年轻人的梦想。
风卷起工地上的扬尘，模糊了我眼前的景象，记忆却在此刻愈发清晰，将我带回多年前那个被口罩和网线割裂的毕业前夕。
电脑屏幕里，答辩老师的头像在桌面窗口中忽明忽暗。窗外的麻雀扑棱着翅膀掠过封控的街道，落在积灰的电线上。教授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传来：“同学谈谈你设计的这种预应力 T梁桥的设计思路？”我攥着鼠标的手心全是汗，瞥见书桌角落积灰的工地实习证明——那是去年冬天，在疫情管控稍微放松些时去实习拿到的。
“首先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参数，结合桥梁的使用功能和交通流量，选定合适的跨径与梁高......”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单薄，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啃食一块坚硬的石头。视线扫过其他同学，有人穿着睡衣，松垮的衣领歪歪斜斜；有人身后传来父母催促吃饭的声音，锅铲碰撞的叮当声混着不耐烦的呵斥。谁能想到，曾经热闹的毕业季，会被一场疫情困在像素点里，连最基本的毕业照都因为疫情没能拍上一张。
答辩结束后，我瘫在转椅上，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发呆。微信弹出老张的语音：“中铁的校招我连投简历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说只招 985、211、一本.....哎.....”，我听着老张颓废的叹息，喉咙发紧，仿佛有一团不知名物体堵在那里。去年此时，我们还在大学城的大排档里，举着廉价的啤酒，畅想未来，说要三年当总工，五年干上项目经理，要让自己设计的桥梁横跨江河。可如今，时代的车轮却将我们狠狠甩在后面，扬起的尘土迷了我们的眼。
疫情管控稍松，我接到本地一个施工企业的电话，这家企业比较特殊，虽然属于私人企业，但业务性质特殊，虽说是施工单位，但却需要像业主一样隔一段时间去给施工班组完工项目验收，或许是因为是私人企业的原因，不用像一些国有企业在大班组面前没有任何话语权。
说可以去工地实习，但要全程看健康码，且无外出记录。于是刚好符合条件的我拖着行李箱来到工地门口，消毒通道喷出的白雾裹住全身，恍若置身梦境。测温枪“滴”的一声，仿佛是命运的叩门。在实习的日子里，办公室里老空调总是嗡嗡作响，摊开的图纸上，蛛网般的线条正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生长，钢筋线条与乱七八糟的文字交织成密不透风的网，将二十多岁的我困在办公桌前，像极了被僵尸吃掉脑子的疯狂戴夫，指尖在图纸上反复游走，那些标注着钢筋型号、混凝土标号的符号在图纸上列队横行，像极了老师傅们口口相传却始终没教会我的江湖暗语，笔尖划过处，连空白处的设计备注都被啃出细碎的缺口。在不知道第几次的翻阅中，终于发现课本上那些被红笔圈住的重点，早就在现实图纸的褶皱里结了层斑驳的锈。
那天清晨，我拎着包子馒头走进公司大门，远远瞧见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男人鬼鬼祟祟地蹲在公司小门角落。他戴着一顶深灰色鸭舌帽，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右手频繁地摩挲着膝盖，眼神在大门与停车场之间来回游移。见我走近，他猛地站起身，羽绒服上的褶皱在晨光里格外明显。“小伙子，你们老板在不在？”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口音，左手无意识地摸着腰间的钥匙串，上面零散的挂着几把钥匙。
我打量着他，注意到他羽绒服领口的磨损痕迹，和鞋面上干结的泥土斑点，想起经理开会时说“要对班组客气些”，便指了指办公楼：“老板还没来，您要不先进去等？”他犹豫了两秒，忽然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龈：“行，我是铺路面的老陈，跟你们老板打过招呼的。”
进了楼，他熟稔地坐在会客区，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刚要抽出一支，望见我摇晃着右手，又讪笑着塞了回去。我给他倒茶时，瞥见他手腕内侧纹着模糊的“平安”二字，虎口处的老茧足有硬币厚。“你们老板每天啥时候来？”他盯着墙上的电子钟，指节敲了敲桌面，“我找他谈点事。”我含糊地说“应该中午点吧”，便回上楼回到办公室的工位上继续翻着图纸，心里却暗自揣测他找老板到底所为何事，该不是因为给他滚轮子少滚了几米吧？他来找老板告我状吧？就在这种忐忑不安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临近中午，我正准备下楼去食堂，突然听见楼下老板办公室传来踹门撞击的巨响。“姓李的躲哪去了？”熟悉的吼声撞碎了楼道的寂静，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叫骂。我刚走到楼梯口，就被涌上来的人群堵住，为首的老陈扯掉了鸭舌帽，灰白的头发根根倒竖，身后跟着二十多个工人，有人提着安全帽，有人攥着考勤表，鞋上的泥浆在走廊地砖上踩出串串脏印。
“找不到一个管事的，就只能找你了！”老陈猛地攥住我的胳膊，指尖好似要嵌入我的腕骨，“早上你说老板中午点来，现在那些领导呢？当我们好糊弄？”他身后的工人们也跟着往前挤，有人一边推搡一边叫嚷“还钱”。人群中我突然看到和我一起实习的同事小王，他低着头，不敢与我对视，被几个同事推着往前走。“老王，帮……”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人一把推开。
“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来实习的…”我后背抵着墙角，能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老陈从工人帆布包甩出一沓考勤表，纸张拍在我胸前：“三个月没发工资，孩子等着交学费，老人等着买药！你要我们怎么办啊？”他的声音里混着愤怒与无奈，周围工人的抱怨声渐渐低了，却更显压抑。
就在我几乎要窒息时，大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老板顶着乱蓬蓬的头发现身，皱巴巴的衬衫上污渍斑斑，额角挂着汗珠，额角挂着汗珠：“老陈，有话好好说！先松开手！”他一边说，一边给保安使眼色。老陈松开我，却指着老板的鼻子：“再拖下去，我们就去公司门口坐班！”
当天下午，我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我便回宿舍收拾行李时，办公室的姐姐送来盖好章的实习证明，边缘还带着打印机的温热。“不是你的错。”她拍了拍我肩膀，欲言又止，“老板贷款垫了几个月工程款，政府工程款迟迟下不来，我们都只发了一点生活费，公司实在撑不住了。”
走出工地时，夕阳正给未完工的墩柱镀上暗红，像极了老陈考勤表上的血色指印。手机突然弹出新闻：“受疫情影响，某地政府布发财政紧急状态声明，多家企业宣布破产。”我望着照片里熟悉的公司大门，突然想起老陈手腕上的“平安”纹身——原来在时代的漩涡里，没人能独善其身。
那张实习证明至今夹在我的相册里，每当翻到泛黄的纸张，就能想起老陈眼里的血丝，想起老王始终没说出口的歉意，想起疫情三年里，无数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时代车轮的碾轧下，学会了与不甘和解。或许正如茨威格所言，命运的价码早已标好，但当尘埃落定，那些被碾碎的梦想碎片，终将在现实的土壤里，长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