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唐代的“祠部牒”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多处关于唐代“祠部”的记载，其中之一为“祠部牒”，为便于研究，现将此牒移录如下：

祠部　牒

　　上都章敬寺新罗僧法清

右请准格：所在随缘头陀

牒得前件僧状称：“本心入道，志乐头陀。但是名山，归心礼谒。经行林下，所在寻师。学迦叶之行门，进修佛理。请准乾元和元年四月十二日敕：‘三藏僧般若力奏弟子大会等请头陀奉依释教，准敕修行。所在头陀勿亏圣典。但为持念损心，近加风疾，发动无恒。药饵之间，要须市易将息。今欲往诸山巡礼及寻医疗疾，恐所在关戌、城门、街铺、村坊、佛堂、山林兰若、州县寺舍等不练行由，请给公验者。付库捡，得报敕内名同者。谨检格：僧尼有能行头陀者，到州县寺舍，任安置将理，不得所由恐动者。’”僧法清请头陀检勘同者，准状牒。

故牒。

　　　元和二年二月日　　　　　令吏　潘伦　　牒

　　　　　　　　　　　　　　　主事　赵参

　　　　　　　　　　　　　　　员外郎　周仲孙①[2]

日本僧人圆仁于开成四年（839）四月十七日到达今山东登州牟平县阳陶村，从此踏上了山东的大地。其在该年九月份，开始向所在的清宁乡赤山寺院发牒，请求该寺能依据唐廷在元和二年（807）二月所下发的祠部牒的规定，报告州县，为其申请公验，以便巡礼五台山等诸处所在。于是，圆仁在向所在寺院发牒前，转载了上述祠部牒文的内容。此即是上述元和时期的祠部牒出现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原因。

上述祠部牒，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相关牒文的格式和内容，据其中前两行可知，此牒文系发给“上都章敬寺新罗僧法清”的，而从第4行开始，此牒先转载了“法清”所上牒文的内容，其中“本心入道，志乐头陀。但是名山，归心礼谒。经行林下，所在寻师。学迦叶之行门，进修佛理”等语之意，即是说，“法清”要巡礼诸山，拜访名师，修行佛法。于是法清又转载了“乾元和元年四月十二日”的敕文。其中的“乾元和元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注文已指出，此处的“和”字当衍，为是。因此，敕文涉及的“三藏僧般若力”，在《宋高僧传》中有语曰：“乾元元年有罽宾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婆罗门三藏善部末摩、个失密三藏舍那并慕化入朝。”[3]据此可知，“三藏僧般若力”系乾元元年（758）入朝，此正和敕文的时间相合。故可知，此敕文的下达时间当为“乾元元年”。而此敕文的内容，与“三藏僧般若力奏弟子大会等请头陀奉依释教，准敕修行”，及“请给公验”等相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注者认为，此敕文内容直至“僧法清请头陀检勘同者，准状牒”等语。然笔者以为，此“祠部牒”是下达给“法清”的，而此祠部牒中又转载了“法清牒”，显然“僧法清请头陀检勘同者，准状牒”是对“法清牒”的批语。因此，这一部分似不应看作是“乾元元年敕文”的一部分。另，文中最后所载的“故牒”一词，系牒文的结尾标志，此表明，此“祠部牒”至此全部结束。因此此件祠部牒，实则包含了牒首，即“祠部牒”，下达对象，即“上都章敬寺新罗僧法清”，以及“法清牒文”，对法清牒文的“批示”等内容，而“法清牒文”中，又转引了“乾元元年敕文”的内容等。总而言之，此祠部牒表明，祠部最终以“准状牒”的形式，同意了“法清”的相关请求。

从以上可见，此份祠部牒文的内容非常丰富，其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和意义。

首先，该牒是目前所知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唐代祠部牒文。牒文作为唐代的一种应用广泛的公文文体，当前并不鲜见，但有关祠部的牒文，且其内容、格式等均保存相对完整者，却非常少见。据笔者所知，除此件牒文外，目前在敦煌文献中还存有两件与唐代祠部相关的牒文，即P.3952与P.4072（3），但它们均已残损，如相对完整的P.3952，其录文如下：

1.率得写告牒钱共当壹阡

2.柒人僧，壹佰陆拾玖人尼，壹佰叁拾柒人道士，

3.　　罗法光年拾玖法名明严，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慕道□（朱印）

4.□以前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杨休明奏，奉乾元元年□□□

5.□月六日敕，委臣勾当前件道僧告牒，各勒纳钱

6.□□，并令所度人自写，差使送付所司，其了限，各听

7.□本□当使审自商量奏闻者。臣准以今年正月

8.□一日奏请，限三月卅日奏毕。天书焕然，特蒙允许。□

9.□□道应度人等，或先未经奏，或敕以颁行，祠部告□

10.□□□请授，臣以准敕勘责，各具乡里、户贯、姓名、法号，

11.□□□配寺观，谨件如前。其钱各令军州长官征纳，别

12.□□□贮讫。其告牒续勒自写，差使送付所司。

13.断司勘会，准元敕处分。[4]

此件被《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定名为《罗法光受度告牒》的文书，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将其拟名为《唐乾元二年沙州罗法光纳钱尼告牒》[5]，唐耕耦等先生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则拟题为《请准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敕假授新度僧道罗法光等度牒状》[6]，杨宝玉先生又认为，其系非正式的度牒[7]。目前已知，唐代度牒的发放机构为“祠部”，故不管此牒文为原件还是非正式的度牒，其内容，确与祠部相关。之所以诸方家对此件之性质颇有歧义，主要是因为其前后缺失，上下俱残所致。而另一件与祠部相关的唐代牒文P.4072（3）仅存4行，其残缺更甚。故此，《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此件元和时期的祠部牒文，就成为目前所知有关唐代祠部牒文的重要原始文献，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其次，祠部牒记载了唐代僧人巡礼诸处所需凭证的情况。隋唐以降，“公验”成为人们出行各地所需的官方证明，对于唐代的“公验制度”，学界探讨已多，其中也涉及僧人公验的出给问题，而在这方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提供了重要信息。据前文，在祠部牒所载“法清”的牒文中，“法清”以援引乾元元年（758）向“三藏僧般若力”下发的敕文为例，行申请“公验”之实。按，《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条中的“公验”，胡注曰：“公验者，自本州给公文，所至以为照验。”[8]这说明“公验”一般都是由“州”来颁发的，如大中七年（853）九月福州都督府给日本僧人圆珍下发的公验：

福州都督府

日本国求法僧圆珍谨牒　　　柒人（朱笔）

……

　牒　圆珍为巡礼天台山、五台山、并长安城青龙寺、兴

　善寺等。询求圣教，来到　　当府。恐所在

　州县镇铺，不练行由，伏乞公验，以为凭据。

　谨连元赤，伏听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大中七年九月　日　日本国求法僧圆珍牒

　　任　为　公　验。　十　四　日。

　　福　府录　事　参

　　军　平　仲[9]

（后略）

此件公验中前面是圆珍的牒文，而后部是福州府司的判语，即“任为公验”，换言之，经过此批示之后，此牒文可作为“公验”使用了。“祠部牒”与之非常相似，但仅缺“判文”而已。上文“祠部牒”显示，虽然“法清”亦欲寻访诸山，其却并未向“章敬寺”所在的“上都”，即“长安”府提交申请，而是向祠部呈牒，且祠部“准状牒”，即批准了“法清”的牒文。足见，该件“祠部牒”同样具有“公验”的法律效力。故“祠部牒”似乎反映出，除了州的“公验”外，祠部下达的牒文，同样是僧人巡礼各地的有效证明。

最后，关于祠部牒所载唐代“祠部格”的情况。唐代法律具有律、令、格、式等多种形式，目前有关祠部的“令”文，经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等人搜集，其大部分已汇集于《唐令拾遗》及《唐令拾遗补》等书之中，对于祠部“格”的情况，目前则仅见两条史料，即来自白居易《白孔六帖》卷八九“度人格”条的注文：其一曰：“祠部格：王公已下薨，别敕许度人者，亲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并须亡者子孙……”；其二曰：“祠部格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别敕许岀家后犯还俗者，追归旧主各依本色也。”[10]除此之外，唐代还有哪些“祠部格”，则不为世人所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珍贵信息。如上述“祠部牒”中，在牒文的起首和结尾处均提及了“格”，其中起首处云：“右请准格”，其结尾处曰：“谨检格”。对此，郑显文先生认为，该牒两次提到的“格”，“似指《祠部格》”[11]。从牒文的内容来看，其起首处的“右请准格”之“格”，当即结尾处所载的“谨检格”之“格”，故此件牒文两次提到的“格”，应系指同一“格”。而此“格”的内容，也即是文中所载的：“僧尼有能行头陀者，到州县寺舍，任安置将理，不得所由恐动者”等语。唐代从武周延载元年（694）开始，僧尼事务隶属于祠部[12]，当然此后又有些许变化，其中在天宝末年开始出现过“祠部”与“修功德使”“两街功德使”等共掌僧务的局面[13]。显然，在“祠部牒”中并不涉及“功德使”，故可以确认，上述“格”，属于“祠部格”是无疑的。

唐代的修律活动比较频繁，其中距“祠部牒”所载敕文的颁发时间乾元元年（758）最近的唐格，当属开元二十二年（734）经李林甫“删辑旧格式律令及敕”后，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形成的《开元新格》。而这次修订法律的活动，被“称为唐代贞观立法以来最大规模、最重要的一次立法活动，它奠定了唐代后期法制的基础”[14]。因此，从这一角度推断，“祠部牒”中所载的“祠部格”，很有可能是来自开元二十五年的《开元新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