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古代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有两种“服制”。

第一种“服制”是人们的冠冕衣服之制，冠冕衣服的样式、纹饰、颜色，以及衣服上所佩带的玉件及其他东西，是人们社会身份的标识，就连年轻人长大成人也要通过冠礼，带上符合身份的“冠”，才算成人。这种服制关乎全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人，所以影响广泛而持久。战国时人或谓，衣服冠冕跟人的爵位极有关系，所以要“度爵而制服……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就是上至天子、高官也不可逾越服制，其他阶层的人也必须遵从，“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丝”[1]。由此可见服制对于各阶层人们的束缚作用，从而彰显了人们的身份等级。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是国家对于社会的一种管理措施。还有“丧服”制度，它是周代以降的长时段里面，社会宗族组织十分强调的规矩。这种丧服之制详细规定了人们参加丧葬礼仪时所穿衣服的样式，以及穿丧服时间的长短，从而表现出生者与死者的宗法关系，可以说它是宗法制度以及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等社会观念的一种外在表现。

第二种“服制”是国家从政治层面上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主要内容是指国家让社会各种势力集团以及个人服从的措施。这类“服制”的意义，可以简单地说就是让人服从的制度。它涉及了国家的政治架构、官员等级与任用管理等。显然，这种服制对于国家而言，其作用要比前一种服制，即冠冕衣服之制，要重要得多。这种服制，王国维称之为“服术”，在研究殷周制度异同时，他指出：周代实行以嫡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所以，“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2]。制度是服术之纲，服术是实行制度的具体举措，与张利军这部《柔远能迩：先秦服制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

系统讲这种服制的文献和古文字资料很少，最为人们乐而道之的是西周初年周公讲商代“内服”和“外服”的一小段话。周公是殷周之际的人，他所言的殷商之制应当是很可信的。但因语焉不详，许多具体内容还不清楚，由此而引起的争议也很大。零星发现的关于服制的古文字资料，既不系统，又难以索解。这就为认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的“服制”增加了难度。

张利军同志研究作为国家管理重要工具的服制有年，他所撰写的《柔远能迩：先秦服制研究》一书对于这个问题的考索有长足进展。其一，此书将服制研究上溯到虞夏时代。这对于说明服制的起源是十分必要的。其二，此书汇集和研究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这也是前人相关研究较少关注的问题。从这部书里大家可以看到他并不轻发结论，其结论建立在对于相关史料的翔实研究分析之上，让人觉得其结论可信。

研究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理念与制度，是学术界近年特别重视的问题，张利军所撰著的这部著作为此做出了努力，把相关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不少。本书的作者年富力强，学术功力坚实丰厚，今后必当有更多的学术贡献。

晁福林

序于2022年元旦。现在虽然是雾霾易发的冬季，但因治理有方，窗外蓝天白云的好日子越来越多，让人欣喜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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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子·立政》，黎翔凤：《管子校注》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页。按，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服制》篇，其内容多袭用《管子·立政》篇之说。

[2]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