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是当今时代人类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航标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小提琴手”[1]，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础、最核心和最可靠的范本。所以，本书侧重阐述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名为“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世界”，意指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同时也意指马克思哲学与它所思考、探索和意图“改变”的对象世界在实践基础上对立统一、互动发展，甚至进而构成扬弃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两极对立的、更加博大精深的“第三世界”，即科学地阐发真理的理论世界、精神世界和实践世界。

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能够像马克思哲学这样与世界现实深入持久地有机统一、互动发展，充满了感应人心和改变世界的力量。今日世界，人类历史已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交往日益密切，利害紧密关联，迫切需要建构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世界的矛盾、斗争、风险、挑战和分裂、斗争反而愈演愈烈。个中缘由，其实与各自哲学的内在矛盾息息相关，哲学不是超尘绝世的高谈阔论，早已成为世界斗争的重大基本要素。然而，仍然有不少哲学门派一方面自诩清高、远离人间烟火，另一方面却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于进而构成现实世界矛盾纷争的精神和思想渊薮。今日中国，我们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哲学上也形成了包括“中、西、马”三大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门派见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但是另一方面，各种差异分歧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如何转化为现实实践的有用资源和有生力量，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立足现实而上下求索、勇于进取、不断创新的问题世界。

一 “现代化”是人类迄今为止尚未最终完成的转型事业

什么是现代化？这一问题看似平常简单，实则复杂深奥，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最深奥、众说纷纭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现象的客观描述、客观解释问题，也是一个理想信念的主动追求、价值实践问题。作为一个客观事实，现代化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有目共睹，而作为一种价值实践则歧路丛生。

现实当中，很多人把现代化只理解为不断进步或“先进化”，似乎就是不断在先进程度上比、学、赶。但是，从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赶上或保持世界的最高水平或前沿水平并不容易，还必须有相应的思想意识、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哲学理论等的现代化转型。当然，这种经验是近代以来长期惨痛经历和坚韧奋斗的思想结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获得。由此可见，泛泛而谈的现代化概念并不利于对现代化事情的科学认识。

而在严格的概念意义上，虽然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结合学界观点和历史的实际情况，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大类。

第一种理解，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所谓工业，主要是使用机器和机械，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其中基本要素之一就是“非生命能源”替代“生命能源”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事实上可用于人类生产过程的生命能源如人力、畜力、土地肥力等相对有限，而非生命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一旦得到科学技术支持便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最早于18世纪60年代，首先在英国，发生了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进程。百年后，在中国近代史上，19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所谓“洋务运动”，虽然最终遭到了失败的命运，但是总体上也可以归于工业化的行列。

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开办工业企业，包括开矿、修路、发展制造业，属于较为初级的工业化。实际上，工业化包括的内容复杂多样，需要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和配套体系，甚至整个生产力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也是因为孤立的工业企业缺乏充分的产业和社会条件。由此可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指标，是社会其他变革的基础和动源。客观来看，它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其重要性也是不能否认的。所以不难理解，中国人对工业化的追求既早且久、不屈不挠，所幸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

同样地，中国共产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自己的报纸、文件里就已经提出要实现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把实现工业化当作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赶英超美，到“大跃进”时期更是把工业化当成一个主要追赶的指标。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3]。

但是，工业化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事业，历史上单纯孤立地追求工业化，所导致的失败的教训也值得注意。“洋务派”为“洋务运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初级的工业化零星成果。但是经历“甲午海战”战败，证明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特别不只是搞一些工业企业。事实上，当时北洋舰队的实力在东亚是很强的，如果单从吨位、武器配备这些指标来看，甚至与当时对战的日本海军实力不相上下，但是“甲午战争”仍然战败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在武器力量弱小的情况之下，取得了胜利？这充分说明工业制造的现代化武器固然重要，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重视工业化发展，但显然，现代化武器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至少不能孤立存在和获得发展。

第二种理解，认为现代化不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不限于生产方式的类型改变，亦包括围绕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变化，如理性科学知识的增长、新政治力量的崛起、更广大范围的社会动员、对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想意识和心理适应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历次对外抗战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凸显了“洋务运动”只着眼于器物新造、“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兴国等片面的现代化认识的严重局限性。于是，出国留学、翻译外文典籍、进行变法、文化革新等各种新的领域、新的考虑逐渐拓展了人们对现代化含义的新理解。很显然，这不是孤立的思想觉悟或头脑风暴所能产生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遭遇一系列惨痛的教训而出现的新的认识革命，是新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新认识和新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新概念。根据种种新的概念，人们推进现代化的途径和考虑的要素应该有很多，不只是工业化。没有思想的启蒙、观念的改变、人民的觉醒，没有旧社会、旧制度的灭亡和新社会、新制度的兴起，没有现代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没有新的教育和人才成长体系，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样，不但很难实现，而且难以持续。19世纪30年代，在关于我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将中国的现代化分为四个努力方向：一、发展自然科学；二、促进现代工业；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四、思想方面科学化。”[4]这种认识的特点是强调现代化绝非个别要素单独成立、孤木成林，相反是系统现象、多要素并存，可归于这一类。

第三种理解，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在现代化进入资本主义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广泛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带有征服性的现代化概念，主要缘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这种现代化概念已经不再只是认识到现代化要素的综合性、多样性，更重要的是突出社会制度和地域文化优越性的现代化要素，它把建立在资本主义或资本逻辑之上的西方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现代化的根本要素。

现代化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中国人提出来了，但是它作为一种完整的、具有世界普遍影响的理论则是由美国政商学界提出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两大阵营”对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出了他们的现代化概念和方案。这种现代化理论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核心思想就是要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的现代化样板，搞“美国式”的现代化。总之，现代化的概念里面也有这一种，叫“西化”，或者叫“美国化”，或者叫资本主义化。

第四种理解，认为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是思想意识核心要素的现代化，包括人们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和行事方式的改变过程。对比前述强调工业、多要素和制度要素的观点而言，这种现代化概念更加强调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认为思想意识核心要素的变化是其他各种要素的核心要素、基础条件和历史原动力。

这种认识观点影响广泛，其中著名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他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他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5]。经过思考和研究，他认为尽管经济因素非常重要，但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起源的根本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所谓“新教伦理”，一种建立在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气质”的基础上的精神因素。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成的关键因素是新教里面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欧国家能够率先进入现代世界，通过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现代化，关键的原因就是这种所谓由新教传播的资本主义理性“气质”、精神。在他看来，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他的文化和文明非常不同，即西方文化传统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气质——理性主义气质。这种所谓“气质”显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他论证说，这种所谓“理性气质”存在于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各种要素、形式中，属于西方固有的文化。比如，西方文化里的音乐，有五线谱这种记录和表现形式，把音乐记录得非常详细、明白、完整，依托于它可以形成各种复杂系统的篇章结构，使得西方交响乐具有主旋律、副旋律、乐章、调式等要素、特征，这些东西系统而又准确。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有些没有记录系统，即便有也可能不够表达乐曲的复杂多样化，或者无法做到充分理性化，容易失传、失真、简单化，既不好传递，也不好交流。用韦伯自己的话说，

理性的和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音乐还是和声）……我们的半音和等音……我们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我们的记谱系统……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歌剧以及最后，我们的基本乐器如风琴、钢琴、小提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西方才听说过……[6]

另外，又比如绘画，西方的绘画里讲究透视、结构、比例，他认为这也是理性气质的表现。还比如在企业里，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国家设立了一套理性化的会计制度，就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记账方式，它能够事无巨细地反映企业经营的人财物信息。诸如以上种种，在韦伯看来都在证明他们西方文化的理性化“气质”。韦伯在列举了他们西方文化理性主义气质在科学、宗教、法学、建筑学、行政、资本核算等方面的具体例证以后总结道：“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7]这种看法，现在看来的确过于狭隘、片面了。当然这种尽管是片面、狭隘的观点，无疑毕竟也是一种曾经存在的有特色、有影响的重要观点。

历史发展往往出乎理论家的个人意料，从当今世界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现状来看，的确可以依据新事实更加深刻、全面地总结和评价韦伯的思考和观点。一方面，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浪潮绝不限于西欧国家，而是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全面展开，而且必将持续发展，所谓西方文化的理性气质、宗教职业观念变革和道德价值观变革绝不是现代化的绝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普遍和持续展开，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兴起，文化气质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甚至宗教观念的变化也的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只不过并不是必然要向着“西化”的方向变化。

由此可见，对于已经意识到必须积极开展现代化历史实践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问题的关键也许至少包括这样的追问，即现代化核心性的要素是什么。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实际上也是在不断追问和探究现代化的本质、规律、实践进路，而其中最重要和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必须深刻理解而不是支离破碎地理解现代化。

自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开眼看世界”，了解外部世界，进而向西方学习知识、购买武器，再到后来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己动手生产、制造机械武器。但是，随着一系列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战败，洋务运动被证明局限性严重，只有工业化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日本现代化的起步时间并不比中国早多少，甚至某些方面还比中国晚。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实行向西方学习的策略，迅速地改变了社会治理方式。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1901年）宣称：

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强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的国家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奋发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8]

按照福泽谕吉的这种观察和认识，现代社会进步的关键就是认识和仿效西方文化、文明，就是加速西化。这种看法，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上影响非常大：一方面鼓舞了日本国家发展现代化的信心，明治维新使得日本经过短短几十年时间的发展，社会各个方面出现巨大变化，居然能够通过甲午战争战胜了曾经长期强盛的中国，1905年又在远东战胜了沙皇俄国；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日本走侵略亚洲邻国的军国主义野心，当然他们可耻地失败了。但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终于让当时“旧中国”的进步人士如梦方醒，认识到现代化不只是“办洋务”那么简单，需要新的更大的努力。比如，就连光绪皇帝也曾努力效仿明治维新进行戊戌变法，但这变法由于旧势力的阻挠只维持了短短八十天就失败了，这次失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这之后包括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也都开始意识到制度的变革的重要性。再到后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化逐步深入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现代化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多维度、多因素的综合发展，需要将制度、文化、经济等因素都考虑进来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实践。而且，这种认识还充分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更体现在我们开启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改革的对象既包括体制，也包括思想观念，特别是哲学思想观念。

经验证明，现代化的要素是多样的，人们对现代化本质的认知也有多重观察和认识，这种观察和认识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我们的主要认识成果一方面是认识到现代化是多要素、多维度、多样性和长时间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认识到现代化各种要素、维度、形式和过程具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片面到全面的实践过程，同时也具有同样的认识过程，认识与实践同频发生、互动发展。从实践和认识的共同逻辑上看，工业化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整个现代化的基础；而在文化因素与器物、制度等产品因素之间，文化相比器物、制度则又是更根本的；再进一步看，在文化因素之中，哲学思想变革的意义尤为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比如，我们常说对待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克服又要保留，那么问题正在于：克服与保留的尺度和方法如何定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对于事情根本性的觉悟和领会，就不可能把握事情的根本，取舍必然无度，改进就没有章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需要根本性的深度思考，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哲学元理论层面的指导。从根本出发去认识、理解人的生命，人们的历史、制度、文化；理解时代的本质、基础、发展线索；理解我们生活的基本信念，我们判断事物根本的标准。这就进入哲学的范围，触及更为内在、持久的层面。如此来说，哲学关乎我们的根本信念，关系到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整个人类、整个时代，所以是文化因素中更为根本性的东西，更是现代化历史和实践的重要基础。

这样，我们对现代化的概念就有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深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琐碎、支离、流行、浮泛，而是多要素、全方位、本质性和概念性的理解了。特别是，我们认识到，现代化需要进行哲学探究，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需要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体会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马克思哲学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这主要是指在世界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实践过程之中。任何正确、可贵的思想中，必定包含真理的颗粒，即使存在某种局限性也必然是同时具有更有价值的、相对优越的认识意义。马克思哲学，作为长期历史实践和思想发展的结晶，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代表了劳动人民和人类解放的普遍利益，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相对于同时代并存的其他相关思想理论来说，的确具有更加普遍、有效的真理属性。但是尽管如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还是应该注重立足于具体的时代处境和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和切实的领会和应用。强烈地改变世界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切实有效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以往其他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各种同时代的哲学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根本影响和塑造现时代特别是中国现实世界的思想指南，根本上还是因为它对这个时代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刻和有效的阐释和解决。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初创立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批评过他们同时代的脱离实际而自命不凡的理论家们。“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这种始终立足现实实践的思想路线和理论品格，从整个哲学历史来看，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为鲜明、可贵的品质。所以，一直到晚年，恩格斯仍屡次重述他们反对脱离实际的天马行空式的思想倾向，不断重申他们自己理论立足现实的独特品格。比如，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中说：“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无非就是马隆的陈词滥调。”[10]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中说，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1]

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中说，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12]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说，

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13]

这些话，对于那些把马克思哲学的某些片面理解和只言片语当成任何意义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人，是多么振聋发聩啊！对那些把马克思哲学的某些抽象原理奉为圭臬，甚至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人，是多么辛辣尖锐的讥讽啊！所以，不能片面和机械、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而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具体语境中去，到他们的现实世界和思想世界中感受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和灵魂。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在当代中国的生活和发展语境中寻求总体性、根本性问题和时代焦点问题的本质和意义。比如，现在中国的社会、文明、生活方式、主义到底向哪里发展？如果有三种大家熟悉的主要选项，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一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有一种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那么就必然需要思考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深层次哲学问题。客观上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内容、价值和道路究竟是什么？理论上连带的重大基本问题也就在于，马克思哲学与其他活跃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哲学各自对中国现代化有什么样的观察、意见和设想，能够解决什么重要问题，是否能够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对于所有志于学习哲学的人来说，这是不可不问的基础性问题之一。而一旦探寻这些问题，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性、优越性、独特性就会凸显出来，我们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动力就会被激发出来，我们的学习就会是积极主动的过程，就会充满使命感、自豪感。这个激发内在动力的过程，或许可称为“动员”，就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动员工人农民闹革命那样，把沉睡的意识唤醒，让受苦的人们成为主动的革命者。

在现实中，中国正在追求现代化历史目标，也必须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因此必然走向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更加广阔的舞台。但是，中国有着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民、悠久的历史、绵长的文明、丰富的镜鉴、后发的优势、崛起的国力、创新的空间，中国的现代化规模巨大，必将从根本上深刻、深远和重大地影响世界现代化、时代历史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人类，需要从整个人类存在方式的严谨逻辑中追寻哲学层级的智慧资源。在现代化这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安身立命的哲学真理，这一方面是为了客观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使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奔赴使命，因为“哲学的真理并不仅仅是某种孤寂的东西，它的效力至少可以出现在沸腾的热情里”[14]。

三 马克思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的哲学，但也不只是马克思个人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现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哲学是整个人类在西欧率先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以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哲学高度的深刻批判，指明了人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扬弃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8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客观上实实在在的现实历史运动，也是人类存在方式自觉转型的哲学理论创新进程。特别是鉴于中国现代化在规模、时长、复杂性和创造性方面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必然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哲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化哲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探索，应该成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重要目标和重要使命之一。

中国的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已经进入“深水期”“攻坚期”和“百年未有之变局”时期，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日益紧迫地凸显出来，有待我们给予有效和清楚的回答。比如说，第一问：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世界？第二问：我们的信仰（哲学）是什么？第三问：哪种哲学能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是马克思哲学？

首先，关于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主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世界。

近代以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在整个世界的发展中，中国比起发达国家来说相对衰落，之后的时间里中国在不断地奋起、不断地追赶，中国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尚未完全完成的伟大事业。

从1840年到20世纪中叶，历经将近200年的时间。在今后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二三十年，也许更长时间，我们仍需要继续付出超常的、艰苦的努力，才能最终胜利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为什么仍然需要超常的、艰苦的努力？因为越往后，现代化的努力越会触及深层和难点。深层和难点常常是作为表层现象的基础的因素，涉及的面会更加宽广，更加隐秘，更加难以动摇、难以取得共识。人们的思想逻辑和体验方式，在理论层面的表现就是哲学，即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这些哲学的因素，通常情况下不为人知，但是却始终构成人们日常生活、惯常行为、集体意识的基础。这些因素来源于长期的经验积累，包括长时间、多样性和公共性的大量经验积累，往往由无数时间、人员潜移默化积淀而成，来之不易、去之更难。就像我们前面已经分析的中国传统哲学，其以无数世代、无数人们经验和心血为理论基础，在中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生产方式、生命体验、生活实践及社会、历史实践中已经凝结固化、潜移默化。如果幻想在区区几年、几十年就将其彻底改变必然步履维艰、曲折坎坷，恐怕难免沦为空想。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革趋势也是以三千年历史作为力量源泉和逻辑理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近代以来国家兴亡衰替的经验事实，经验如铁、教训惨烈，历史不容我们丝毫犹豫妥协。因此，无论多么重大，多么艰辛，多么难以适应，为了国家、民族、人民乃至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都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对标现代化需要的思想动员、社会改造和哲学重建。

其次，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基础，需要从哲学视角加以考察。

大概说来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构成要素。第一个方面是器物的要素，即工具的要素，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资料等。另外一个方面是意识因素，包括我们的心意、精神、智慧、心理、文明模式、态度气质等。这样两个要素，也往往把现代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曾经，我们把器物的东西看得比较重，后来我们逐渐发现意识的东西或者精神的东西，特别是哲学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事实上，这两个要素其实没有绝对分开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总是呈现一种纠结在一起的状态，但从主动实践的角度来看，意识、哲学是指导器物这个因素的发展态势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现代化这件事情进行自觉认识，进而达到哲学高度的思考。

但是现实中，我们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曾经出现了一个“哲学的空场”。中国传统的、在古代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儒、释、道哲学思想观念，由于近代以来现代化新形势、新思想的冲击，逐渐失去“治国平天下”的主导地位。即使是西方近代以来由资产阶级构建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理性、科学”，也远不能承担指导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崭新使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或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哲学基础理论，也必须在与中国现代化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后，才能堪当大任。现代化不能没有哲学基础，不能容忍“哲学的空场”。以往的哲学家都声称要为“万民”“万世”去“立命”和“立心”，但并不是所有哲学理论都能真正关心和解决我们今天的现代化问题。严格说来，任何哲学家事实上都并不具备那种超时空、超阶级的意识，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在最需要哲学的时候没有合格的哲学出现，这就是“哲学的空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这种“空场”或哲学危机的情况之下出场并担当大任的。

最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理论基础，是以马克思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哲学。

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解决的是中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发展这个重大基本问题。面对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中国自己的三种发展进路，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另外一种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路；第三种就是我们自己的现代化进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期的那种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探索和实践、创新，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路。这些不同的发展进路，很难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作简单的区分和取舍，相反它们相互之间既有一定意义上的区别，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和内在联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传统造就的文明文化和思维方式及哲学观念却不能被简单地剥离，相反还有可能历久弥新构成精神的“乡愁”。又比如，近代资本主义虽然从来没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成为普遍现实，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价值诉求之间又格格不入、天壤云泥，但偏偏是这种西方盛行的近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在这种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现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秩序之中学习创新。其他的哲学在解决中国从1840年至今天近200年中全民族全社会全体的人面对着的最大问题——现代化时，没有发挥到哲学应有的作用。谁能够在解决问题上发挥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谁就是有价值的哲学，就是对我们的国家、民族、个人而言有价值的，从这个角度去看很显然马克思哲学是值得被选择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首先是历史的客观条件迫使我们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并不同；其次是出于民族自主和文化自信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中国模式”，展现中国智慧，实现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最后，世界需要这样一种有别于西方英美国家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发展模式，这是中国的责任。从中国自身来讲，这种责任是由我们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有自己独特源远流长的文化的国家，这些种种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责任，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和人民决定的，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如果硬是将西方的一套放于自己身上那便是“邯郸学步”，最后连自己最初的走法都不会了。从世界范围来讲，中国出于自己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对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促使中国有自己的自信和担当。中国庞大的体量、丰富特色的历史文化、勤劳俭朴的中国人民决定着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成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智慧，也就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模式”，为全世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总而言之，中国自己必须有担当，无论是从自身出发，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必然的。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当前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还在探索当中，已经取得了坚实而巨大的成功，有着广大而光明的前景，必然成功，一定成功。而如果中国这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走成功了，那么它将为那些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带来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而对于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那些国家来说，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在信念上、在思路思维方式上可能会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上坚强有力，在现实中勇闯新路，在坚持马克思哲学立场上处理各种哲学思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