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党领导人民文明创造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一）理论自觉

1.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与社会主义一样，它内涵着运动、道路、意识形态、理论、制度等多重维度。一般我们指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集道路、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的统一体。已有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基本侧重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象化研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在意义研究中，如论证其促进了世界文明发展、推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重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中国方案等，鲜有基于文明视角的研究，即使有相关观点，也被认为是假命题或者学术假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提出后，作为权威性的结论，真命题的性质不容置疑，且其不言而喻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本质关联或者内在的一致性，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制，或者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样态、文明之果，这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向度。

从历时性视角看，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文明体系中进行诠释，试图揭示其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时代性特征以及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等问题。“文明”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看，是一个较为抽象的范畴，一般是指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文化。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儒家文化成为这一独特文明的核心。就比较而言，它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或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等级秩序等内在耦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和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的精神标识。近代以来，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下不断转型，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何解释其成功的意义，以大历史观为认识论的文明视角无疑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向。

从共时性视角看，将其置于“现代性”视域下进行审视，重在彰显这一文明新形态的“自我”特质及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一般而言，现代性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简单来说，就是指现代社会生活的特质。从不同的维度，可窥其不同侧面，概括而言，它与民族国家、工业化、科学技术、理性、自由、平等、权利等紧密相连。现代性发轫于西方，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因而，似乎可以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呈现。[10]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经跨域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现代性一方面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困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问题，如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商品拜物教、人的异化、生态环境破坏、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现代性批判成为现代性进程的一种伴生现象，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吉登斯、胡塞尔、利奥塔、马克思等一众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成过程中，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现代性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不断反思、扬弃和汲取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成果基础上而创造。因此，站在现代性反思的高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向度，更能全面、客观、清晰的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质、价值意蕴等核心问题。

2.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已被百年实践所证成，习近平总书记以“精华”两字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当今时代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地位。“人类精神的精华”的新概括，既表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和超越时空性，又表明了当今世界和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文明观是其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明观吸收了英法德哲学传统中对文明内涵的基本质素，不但赋予了文明“总体性”的范畴，将其视为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成果的总和，并赋予其意义、关系、实践等多个维度的意涵。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基础，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和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来分析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趋势，提出了共产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状态超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被异化的“虚假”文明状态，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证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非常规道路，这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创造的新型文明，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且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引下的文明创造，它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具有原生型文明属性；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智慧。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总体性意义的转型，取得了具有世界共识性的成功，累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形成了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面临困境的智识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回答了人类应该追求和构建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如何构建这一文明形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而且在实践上践行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也不断证成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设想。

3.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理论问题的阐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经提出，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成果较少。本书以《现代性反思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为题，以大历史观为基本立场，着重探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质、发展路径、价值意蕴等基本理论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一定的创新性。

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将资本主义置于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剖析，从而揭示其历史命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般而言就是指从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出发，洞察现实以及未来的一种认识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现实与历史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复制，也不会重演，但是由一件件具体事件所构成的历史总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或相似性，以史为鉴是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千百年以来生存经验智慧的总结反映。从大历史观视野下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是指将其置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一百八十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定位其发展逻辑，二是指将其置于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宽广视野下来界定其发展方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与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相连，也与中华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紧密相连，这就从更长源流、更深基因上揭示了其精神支柱、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从而更加有利于认识其样态呈现和趋附归向。就其生成而言，大历史观赋予了其历史性向度、合理性根基和现实性表征，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辩证融合，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向度规定与质素规定的有机统一，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的协同推进。就其特质而言，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其主体样态基本形成，但并非已经完全定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导下以引领性、超越性和典范性为价值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传统、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汇通、融合、创新为核心要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手段，继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实践自觉

1.坚定了中国道路的文明自信，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力。

“文明”一词尽管被广泛使用于各种场合，但其内涵和外延均较为模糊，中外学者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就其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体性形态呈现，一般而言其边界大于民族国家，但小于“世界”。因而，法国学者莫斯等称其为一种“没有清晰边界”的社会存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将“文明”作为解析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将其作为理解当代世界秩序的基本范式。这种文明研究视角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研究和解释范式，通过观察特定对象的历史变迁、交流互动、发展转型等，更有利于理解中国在世界的主体性，或者作为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主体性的一个视角。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文明视域下的研究亦可超越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球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也便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发展（总体性不同于整体性，文明的总体性体现了文明要素的相互关联但却不是一个有清晰边界的整体，有利于从整个世界史的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意涵）。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线性文明进步观，既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回应，也对世界其他国家走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例证。

基于现代性反思和文明演进的双重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具有范式转型的强烈意蕴，有利于廓清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性的强大场域中既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事实，它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版。人类社会摆脱蒙昧、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后，呈现多元文明的发展图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看，多元文明形态并存发展（斯宾格勒、汤因比等的文明形态史观的研究即可证实，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亦是重要佐证），从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路向看，尽管西方现代性的强势逻辑依然横行全球，但文明多样性（亦称为复数的文明）依然是基本态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实践与理论、政治与文化等相互影响、彼此勾连、交错形塑、交融同构着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有利于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和复兴大业的实现。

2.增强了世界其他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自信。

现代化是一个严整多层体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集成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根据当时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内涵和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新时代，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深化以及新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逻辑上的次序性，现代化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多维的、全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都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而赋予的新的内涵，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先在意义不言而喻。

就现代化的发展时序而言，欧美各国无疑走在了实现现代化的前列，并开拓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巨额财富。因此，以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发展轨迹而著称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亦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称其超过了过去上千年的总和。时至今日，客观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影响着全世界发展。当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积极的成果。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在的、固有的矛盾，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异化，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尽管当今资本主义各国不断技术创新，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如金融危机、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等如果究其根源，则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需要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11]，而不是简单的对生产工具或其他某一方面的变革就能使其生存下去的。

就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言，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起步早，现代化实现程度高。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起步晚，现代化程度参差不齐，同时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甚或最基本生存问题等。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继改革开放前现代化战略基础上，邓小平即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12]的目标理念和根本遵循，以及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要求，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突破性的发展成就及带来的历史方位的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也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承载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彰显，不仅其实践意义得到鲜明体现，而且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探索的理论价值也充分释放，全面证伪了现代化模式、路径的单一性，打破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垄断，拓展了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破解了“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话语霸权。

2014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为其新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作序时依然将“某种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的终结者，但此时的他显然较之较早前傲慢乐观的态度有所收敛，并小心翼翼的承认“中国模式”可能带来的巨大挑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谓风靡一时，当然亦是备受争议，它代表了“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一种盲目自信，其理论前提是抽象人性论，虚无主义历史观，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误判。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百余年后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缺乏解释力，由此质疑其“过时”的特征。秉持科学精神，一种思想理论是否过时，与其产生时间及与现实之间的空间距离并无绝对关系。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是其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既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并且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创造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言论不攻自破。

“西方中心论”是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通过全球殖民化后逐步形成的心理优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佳形态，甚或是唯一文明，世界其他民族都属于野蛮民族，并将其对其他民族的侵略美化为文明输送。20世纪后期全球化的发展甚至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为“全球资本主义化”。尽管20世纪中叶以后全球史观的研究不断的解构着“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时至今日，西方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越感依然强烈，甚至出现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由此引发的偏见、仇视甚至冲突时有发生。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表现就是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方面不断发生的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西方中心论”在实践上不断被否定。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人民至上，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辩证统一，在价值取向、实践路向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创造了新的现代性，力证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并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证伪了“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