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进城的冲突与改造的焦虑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城市与农村的一次重要会合，那么“革命之后”的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合法化危机”，则广泛触及了现代性和当代社会主义转型的诸多问题。正如论者所言，“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政权的合法性，因此，“进城”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之后”的时代的开始。然而，这一时代既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积淀着中国自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梦想”。但与此同时，“进城”也带来了某种巨大的焦虑，这一焦虑正是产生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之中。因为，“进城”“既是对革命党执政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这一政党的革命意志的考验”，而且，“在逐渐展开的‘革命后’的时代之中，身份的重新辨识开始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7]。在此，身份的“重新辨识”在于，“它们以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城市，而城市更以特定的文化氛围改造着他们”[8]。正是这种双重的改造，为和平年代的城乡冲突平添了些许敏感的政治色调。《我们夫妇之间》这部作品，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无论是在小说版本还是在电影版本之中，都集中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克与妻子张同志的和谐与融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本身开始呈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夫妻之间的“艰辛”却“和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舒适”却“争吵”相对立的状态，进而借家庭的伦理矛盾极为明显地表达了“革命之后”的现代性困境的问题意识。正如小说所言，矛盾就发生在“进城的第二天”，这无疑隐喻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的“革命的第二天”[9]的问题。然而，这里不仅仅是革命本身的问题，更是空间的转移，即从农村来到城市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交汇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生活习惯与观念的碰撞，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改造”与“被改造”的政治交锋，都广泛触及“新的权力机构内部，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冲突”，以及“不同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和文化习俗的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用评论者的话说，“这些矛盾过去多被紧张而艰苦的战争岁月掩盖了，那么在和平时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再也无法回避它们，并进而思考与探求生活中新的精神支点”[10]。

小说还涉及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萧也牧的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当代”最早触及“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11]的小说。小说中“李克”与“我的妻”（“张同志”）的冲突，至少包含了三层意蕴：其一，隐藏着极为明显的“城市伦理”与“乡村伦理”的冲突，即将“村姑”及其“城市适应”问题化；其二，由此种价值冲突所导向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或农民）的冲突；其三，最为关键的是由此折射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冲突。因此总的来说，小说通过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场景包含的生活冲突和伦理矛盾，折射出了“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城市”与“农民/无产阶级/乡村”的价值分野问题。

从小说来看，对于李克来说，城市是他的故乡，这里有他热爱的生活方式：游园、游戏、逛街、跳舞……。于他而言，伴随着革命成功所带来的欣喜，“返城”意味着尽情享受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尽管北京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到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街景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12]，却是他所熟悉的城市消费元素。这些“熟悉”“调和”的城市元素所散发的“强烈的诱惑”，让他“觉得分外轻松”，一种“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13]李克对“革命之后”的“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尽管他也曾在革命和战火中磨砺，但他相信，革命所允诺的终极福祉将随着革命的成功一并到来，并迫不及待地在他熟悉的“消费城市”中兑现这种承诺。

然而在妻子的眼中，城市的控制权虽已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还远未呈现出“解放”的面貌，这里依旧残留着旧城市的景观。也就是说，城市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带来新的“历史改观”，在其眼中依然是亟待改造的“剥削之地”。这里还存在着“剥削”和“不平”，比如“十三四岁”“瘦的像只猴子”的“蹬三轮的小孩”，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的胖子殴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西单商场皮鞋铺老板辱骂学徒；甚至还有“擦粉抹口红”，脑袋像“草鸡窝”的“女工”。面对城市景观的不同态度，夫妻之间的伦理矛盾恰恰在于“进城”与“返城”之间的不同价值选择。对于李克而言，城市是他的“故乡”，“返城”意味着将自然化的城市景观重新“内在化”，尽管这种“内在化”的城市之中依然包含着旧有的习惯，但他并不为之所动，面对城市的“压迫”与“不平”，他的淡漠溢于言表，这样的事“城市里多得很”，“这是社会问题”，从小说到电影，将其鲜明刻画为一个贪图享乐、忘恩负义而又冷漠无情的“市民”形象。而作为工农群众的“进城”者，妻子“张同志”则基于乡村伦理和社会主义精神立场，处处表现出与“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的面貌，不妥协，不迁就，立志要改造城市，作为性格中的两个极端，她的“粗言秽语”和对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执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基于“进城”与“返城”之间的不同价值选择，李克和张同志之间“开始有了裂痕”，发现彼此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在李克眼中，妻子就是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包子”，随着城市日常生活的展开，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而至为重要的是，“妻子”在“丈夫”眼中逐渐丧失了“美感”：“别的人穿上灰布‘列宁装’，洒脱而自然”，而她还是“像她早先爬上下坡的样子，两腿内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14]。而在妻子眼中，“李克”则忘掉了革命年代艰苦朴素的个性，开始迷恋买皮鞋、抽纸烟、看电影、吃“冰其林”和跳舞，他“进了城就忘了广大农民”，开始对城市生活盲目崇拜，一言以蔽之，他的心“大大的变了”。

当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问题剧”的惯常结尾模式，小说不可避免地为这对“欢喜冤家”设置了夫妻和解的结局，以此表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城市改造主旨。尽管李克“自省”式的“和解”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但依然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诚挚，他感动于妻子在“小娟偷表”事件的妥善解决中对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维护，进而从“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这正是“我所没有的”。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重新认识妻子的“狭隘、保守、固执”，及她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性。而对于妻子张同志来说，她也开始逐渐拆除与城市的紧张关系，认同城市的价值观，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蜕变”。小说中写到，她对“擦粉抹口红”，脑袋像“草鸡窝”的“女工”“开始变得很亲近”，面对丈夫的调侃，她的反驳是，“她们在旧社会被压迫，迫切需要解放”，并反斥其为“狭隘保守”。于是，这里的“解放”便具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中，她买了旧皮鞋，服装也变得整洁，粗言秽语开始减少，并“学会了礼貌”，在“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的名义下，她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被城市改造”。通过这种“双重改造”的呈现，作者萧也牧力求不偏不倚地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双重批判”，在批判“我”的“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的同时，也对妻子在“坚强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之外的“急躁的情绪”隐含着批评。而小说最后也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结尾：“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抚着她那蓬松的头发……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到初恋的‘幸福时光’。”[1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书写规范”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以略带喜剧化的方式饶有兴味地呈现城市市民生活本无可厚非，更何况萧也牧业已服膺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原则。正如评论者所言，《我们夫妇之间》从意义系统上来看，其出发点仍属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即“通过日常事件的叙述，将日常性提升至超验层面，表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解放区文学命题”[16]。但即便如此，小说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叙事腔调”，在经历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17]的讨论之后，依然遭致批评界的非难。因此，萧也牧的小说在赢得一片短暂的赞誉之后，不久便引来一阵批判的声音。陈涌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小说表现了“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18]。对于陈涌、丁玲和冯雪峰等当时批评家来说，萧也牧的“政治冒犯”无疑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然而就小说而言，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并没有表现出叙事者对主人公李克这位“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及其价值倾向作出明显的“认同式”的书写，毋宁说小说本身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反讽”或“张力”，即在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刻意保持着价值犹疑和“间离”的距离，或用研究者的话说，“小说的创作中基本上遵循的是话语忏悔立场”[19]。这种“话语忏悔立场”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在叙事人和主人公的不同价值立场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从而有限度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自我批判的鲜明意识。也就是说，“李克”作为一个“返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作为小说作者萧也牧观察生活之后，提出来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表征”。而他通过小说的叙事展开，也是希望借此疗救“革命之后”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出现的“现实危机”，然而小说的叙事手法却极大地干扰了这种文学疗救的愿望达成。

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这篇小说的“叙事手法”给作者带来的“政治危机”，即《我们夫妇之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作者以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克”作为主角，以其作为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将工农群众“妻子张同志”置于被审视的位置，这就使得知识分子有了一种叙述优势，而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与“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的张同志却成了一个被“他者化”的“被改造者”。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我”的思想转变显得意味深长。如评论者所说的，“从叙述的主题来看，《我们夫妇之间》是不会受到批评的，但是从叙述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会发生变化”[20]。因此小说被批判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为“我”作为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其实被当成了作者萧也牧的化身。这种由“角色”向“叙述者”的偏移，使得文学的虚构特质遭到了极大的漠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丁玲批评这篇小说：“李克实际上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李克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装出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地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他（它）“嘲弄了工农兵”，“骗过了一些年轻的单纯的知识分子”，“应和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21]。小说中，“李克”的“讨厌”，悄然变成了“作品”和“作家”的“讨厌”。而冯雪峰更是极为尖锐地将“李克”的“思想倾向”归结为萧也牧的“政治态度”，“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作品是“对人民没有爱和热情的玩世主义”，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政治问题，所以现在就须警惕”[22]。于是，政治批判的矛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李克”转移到了萧也牧身上。

然而在批判的背后，重新去发掘萧也牧通过小说叙述所提出的问题则显得意义非凡。现在看来，萧也牧所提出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进城”之后如何防微杜渐，杜绝城市的消费环境带给人的精神腐蚀的问题，这里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及城市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双重改造如何可能的问题。尽管小说中，李克最后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反省，对妻子也做出了某些妥协，但他改变的主要是自己对妻子的“思想认识”，在“具体行动”上并没有多大改观。因此无论如何，小说中李克的“转变”是廉价而轻率的，这位“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身上还残留着“病入膏肓”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而妻子张同志的转变则较之前者更具坚实的质地，对于李克来说，城市生活已经使妻子的“急躁冒进”和“简单作风”连同她的“保守”“狭隘”“固执”等特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她从极端敌视、警惕城市生活到逐渐“开窍”，不再那么“偏激”，对女工涂口红、烫发也看得惯了，穿起了旧皮鞋，也开始讲究起服装和仪态来。也就是说，她是“的的确确被城市改造”，开始“向都市投降了”。因此，从张同志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精神现象学”式的无产阶级“城市化”历程，其中“真正自我”的实现所包含的工农群众“被城市改造”的意味极其明显，小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批判的，某种程度上在于第一人称叙事中包含的轻率感与价值倾向问题。但其实质在于，不能容忍无产阶级“被改造”的故事，不能容忍工农干部向城市认同，向小资产阶级生活认同这一完全与“解放区传统”相悖谬的态势。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城市的“丰富”面前，工农群众的“溃退”与“认同”，这种现实的“可怕”在于，它似乎让人得以洞悉无产阶级文化的某种“匮乏”，进而指陈无产阶级理想的“空洞”。正如小说所言，“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这种论断本无可厚非，但对其非阶级化、非伦理化的评断，小说中对“抹口红、烫头发、爵士乐、高楼大厦”等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符码”的宽容，又似乎直指无产阶级文化自卑感的“痛处”。而敏感于城市文化对“解放区传统”的消弭作用，通过批评的方式，小说及其批评事件也宣告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城市化进程中“双重改造”的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