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生计方式的一次巨大变革，标志着人类从被动的攫取者转变为主动的生产者。通过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和认识，人类在熟悉植物生长习性的基础上，选择某些植物加以栽培、驯化，由此开始走上了农业生产之路。与采集狩猎相比，农业活动需要人类有意识地对作物进行照看和管理，并且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会不断加强对农作物的管理，从而提高作物产量，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从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集约化生产，农业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对各种生产要素管理强化的过程。因此，对农业活动的研究应当关注到人类对农作物的管理，从人工管理的角度探讨农业的发展。

农田管理包括从作物播种到收获整个过程，以及对农田的一系列人工干预如灌溉、施肥、除草、松土、选择时节。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类通过对自然、植被、水文、土壤的观察，不断积累经验，强化和完善人工管理，来提高作物产量。产量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最为关心的。一直以来，最大程度获得高产是人类进行农田管理的直接目的。

一般情况下，提高农作物产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垦农田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则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前者一般是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时，通过简单的刀耕火种等方式开垦农田，满足生活所需。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当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时，单纯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很难满足粮食所需。并且，对距离较远的农田进行耕作会耗费更多劳动力，因此，通过无限扩大种植面积来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是很难实现的。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所需，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通过更加精细、强化的农田管理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才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史前时期，农业生产是最为重要的生计方式，是物质资料最基础的来源，文化扩张和社会进步的背后，必定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来提供持续推动力。因此，探讨农田管理技术不仅可以了解史前社会农业生产水平，丰富对史前人类生活面貌的认识，还能够更客观地了解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因。

农田管理的对象是农田以及生长在农田上的作物。对农业生产来说，土地是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资料。如果没有额外的肥力补充，同一片农田在经过连续多年的耕作后，会因土地肥力耗尽而无法满足作物生长所需。因此，地力衰竭是对定居农业最大的威胁，这也是农田管理的必要所在。为了维持土地肥力，获得更高的作物产量和更好的作物品质，在众多农田管理技术中，施肥起到了最显著、最重要的作用。最早对考古植物遗存进行施肥研究的工作在欧洲地区开展，大约公元前5900年，欧洲最早的农民开始了人工施肥，施加给作物的肥料主要来自于家畜的粪便，因此，强化的施肥管理将作物栽培与家畜饲养紧密结合起来。施肥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还优化了农业结构，促进了人类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和扩张，由此奠定了欧洲地区长期以来农牧结合的农业结构。[1]

通过施肥改良土壤，这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它需要长期持续的肥料投入，因此，施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先民对于“可持续化”生产的认识。同时，在施肥的过程中，劳动力和肥料都是有限的资源，只有当劳动力、土地、作物、家畜等生产要素配置合理时，才能优化投入产出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分工。此外，土地在经过长期施肥后，会成为一种宝贵资源，对史前社会而言，继承和争夺这样的土地资源，往往引发或加剧部落内部以及部落间的冲突。以史前欧洲为例，史前施肥管理的研究同样揭示出当地先民长期以来的可持续生产策略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祖先崇拜思想和对领地的争夺，相关证据在西欧发现的丧礼纪念碑以及公元前六千纪德国塔尔海姆的大规模屠杀得以体现。[2]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的传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几千年从未间断过。作为古代社会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生计方式，农业生产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孕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是古代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这与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农业伴随着新石器文化一路发展，相互促进，农业为社会发展、文化扩张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又为农业增产提供技术支持。

我国北方地区作为典型的旱作农业区，旱作农业传统从农业开始出现起一直保持至今，对农田的管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熟，至今仍为人们所传承。黄河中游地区是黄河从内蒙古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所流经的地区，河长1206千米，流域面积34.4万平方千米。[3]这一地区历来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自成序列，从未间断。从距今7000到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此起源、发展，文化面貌空前繁盛，对周边的影响力之大和辐射范围之广令人瞩目。在中国史前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仰韶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代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随后经过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和积淀，社会复杂化日益加深，阶级出现，中国古代文明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我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完整，并且作为孕育中华文明的地区，无疑成为研究农田管理技术的理想区域。与此同时，对农田管理技术的探讨亦可更好地认识农业生产在仰韶文化扩张、中华文明起源这两个重要事件中的推动作用。

基于施肥等农田管理技术的重要性，对农田管理的研究应当是史前农业活动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然而，长期以来，囿于农田管理相关实物证据的缺乏——施肥、灌溉等证据很难通过考古遗存的形式保存下来，相关研究一直受材料所限，无法开展系统工作。新石器时代农业活动主要利用大植物遗存和微体化石，以种属鉴定、量化统计、植物形态等指标，围绕着农作物的起源和传播等问题展开，[4]缺乏对农业生产技术等农业活动自身特征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