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

“汉字拉丁化”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汉字拉丁化”是不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字改革策略，汉字拉丁化利与弊如何权衡，设若汉字拉丁化真正推广开了，而不是“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9]，那么它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难道这些问题仅仅只是假设吗？东干文作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汉字拼音化文字，从诸多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争论不休的命题提供了一个实例，通过分析东干文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来反观中国长达20多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

（一）东干文与其他东亚汉文字圈国家拼音化文字的异同

“汉字拼音化”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凡是东亚汉文化圈的国家如越南、日本、朝鲜等都面临过这一问题。汉文化圈在很大程度上以是否使用汉文字而划分。“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10]

自东汉伊始，越南使用汉字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法国等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为了便于学习越语与传播天主教，他们通过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渐渐地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越南人称“国语字”。1878年，法国殖民者正式推行国语字，与汉字同时使用。1945年建国后，越南停止使用汉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越南语的文字从意音文字成功过渡到拼音文字。

朝鲜在1444年以前一直使用汉字，之后朝鲜人创建了拼音文字。这是真正的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实现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用拼音文字替换意音文字。

日语文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公元前4世纪至5世纪汉字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来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假名。假名分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音节文字。和朝鲜语拼音文字出现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现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汉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语可以说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过渡。

以上这些曾经大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最终都由意音文字过渡到了拼音文字，东干文也是汉字拼音化成功的一例，那么东干文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字传入之前，东亚汉文字圈的国家都属于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接收集团”，汉字的输入，使其书面语言成为可能，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汉字与汉字东亚文化圈的民族语言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性，即“言”与“文”不一致，从语音上看，汉字基本上是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一个音节，而朝鲜语和日语都是黏着语，一个语素多个音节的情况很多，汉字并不完全适应这些国家的本土语言。所以虽然借用、仿造汉字帮助他们记录历史、识字读文，但文字与语言的错位一直困扰着这些国家，于是长时间以来引出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而东干文产生的前提是汉字失传，但语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所以一旦借用拼音文字流利地拼读汉语时，“言”与“文”可以毫无障碍地保持高度一致。当然在东干文的创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读音无法用斯拉夫文字表示，于是自创了5个字母来代替。简而言之，汉文化圈中的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核心是汉字与拼音化的关系，而东干文的拼音化核心却是汉语与拼音化的关系。

（二）为什么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能够成功，而中国百年的汉字拼音化却难以修成正果？

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与东干文的创制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展扫盲运动中进行的。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文盲众多，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一方面苏联政府主张俄文拉丁化，另一方面苏联当时有115个民族和部族连文字也没有。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从1921年开始持续了15年， 1937年结束。列宁赞誉这个运动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汉字拼音化的直接动因是当时苏联远东地区有10万中国侨苏工人大多都是文盲，拟在旅居苏联的中国人中推行汉字拉丁化。王政明在《萧三传》中写道，海参崴“第一次中国新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后，在十几万中国工人中试行新文字，“萧三按照所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编辑出版了《新文字辞典》和其他读物，还专门为华人学校编写了各类课本等约50多种新文字的文学作品。同时又在伯力和海参崴出版了《新文字报》，读者很多，在旅苏中国劳动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推广应用中效果也很显著，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学习几个月后，就能用新文字写信、写工作报告和文章。”[11]1930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小册子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和中国的萧三等都加入到方案的制订与讨论当中。《萧三传》说：“早在20年代末，萧三和瞿秋白等同志，就曾同苏联汉学家龙果夫、史萍青、郭质生等共同发起了汉语文字改革运动。在由瞿秋白和郭质生起草的《中国拉丁字母方案》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制订出一个《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组织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在列宁格勒、莫斯科、远东的伯力和海参崴等地旅居的十几万中国工人中间推广应用新文字。”[12]同时又指出：“1931年夏秋之交，为了新文字推广工作的尽快实施，萧三和苏联汉学家龙果夫、史萍青、莱希特、刘宾等人组成了一个 ‘突击队’，到远东伯力和海参崴开展工作。”[13]可见，汉字拉丁化是在苏联汉学家龙果夫、史萍青等帮助下进行的。1934年在大众化的讨论中苏联的拼音化成就被介绍进国内。拼音化运动成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尝试手段。中国汉字的拼音化运动从1934年开始至1955年进行了21年。其间一方面由于拉丁化自身的一些学理问题，另一方面拉丁化推行的社会环境恶劣，“汉字拉丁化”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而被查禁。另外民族救亡、抗战等都打破了拉丁化的进程，使得汉字拉丁化始终局限在一时、一地、某些群体中，并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

东干文的创制也有赖于苏联这次大规模的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潮流。第一代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只会说汉语，却不认识汉字。随着2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与文字改革，1932年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制了拉丁化的东干字母，包括31个拉丁字母和自创的5个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不标声调。伊玛佐夫在《亚斯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中说，十娃子等东干学者“在原有阿拉伯字母基础上，不断讨论、修正”，这些研究“为1932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建议，十娃子则亲自参加了新字母方案的讨论与确立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德拉古诺夫、波利瓦诺夫，与他们共同探讨东干族语言文字问题。而且十娃子提出的 ‘东干语音节正字法表’与德拉古诺夫的观点大致相同”。在《挑拣下的作品·序》中伊玛佐夫用东干语写道，十娃子“做造下的回族语言的写法路数连德拉古诺夫教授造制下的样法都傍间。就打这个上，在竣成回族字母的会议上，把这个样法叫成十娃子带德拉古诺夫的哩”。德拉古诺夫即龙果夫。可见，海参崴、伯力同萧三等中国学者开展汉字拉丁化的是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等，而同十娃子等东干学者制订新字母方案的也是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等。伊玛佐夫还提到十娃子“还操心单另的民族的文明发展事情哩，这呢（里）把咱们的字母竣成掉，他可价连从娃子、阿布都林、苏列依玛诺夫走哩远东方，在给苏维埃国里那会儿住的汉人们竣成字母会议上参加去哩”[14]。这里所说的远东会议，正是萧三等与苏联汉学家在海参崴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新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汉字拉丁化与苏联东干族创制东干文，与苏联中国工人推广应用拼音文字，是同一棵树上的三个分支。对于汉字失传的东干人来说，拼音文字成了保存东干语言和东干文学及东干文化的有效载体。东干文普及率很高，截至1937年，在东干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70%的东干人已脱盲。[15]东干文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语音、语法、词汇等使用规则。吉尔吉斯斯坦东干语言学家伊玛佐夫就著有《东干语正字法》，为东干文的书写规范，提供了依据。

可以说，汉字拉丁化与东干文的发生时间、背景、创制目的甚至参与人都很相似。比如东干文的主要创制者、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十娃子与中国作家萧三交情甚深，而萧三在苏联时期、解放区时期都是推动汉字拉丁化的主将。又如龙果夫等许多苏联语言学家，既积极地参与了东干文的创制，又投入了汉字拉丁化的方案制订。这些方面的要素无疑使得东干语拼音化与汉字拉丁化有着相类似的思路与方法。

东干族作为中国华裔，母语就是汉语，似乎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实践对于中国汉语拉丁化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那么为什么东干的汉语拼音化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功，而中国汉语拼音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时弥久却步履维艰，难以推广？

1.二者拼音化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汉字拼音化前期在工具理性的笼罩下，拼音化文字与汉字分别代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推动汉字拼音化的力量主要来自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心态；后期力推汉字拼音化，则立足于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目的，以最便利易学的文字进行大众扫盲，从而达到“五四”文学“启蒙”的初衷。瞿秋白、鲁迅等著名作家及延安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之所以支持汉字拉丁化，其出发点是让民众容易掌握使用新的书面文字。瞿秋白在《新中国文草案》中明确指出：

中国几万万民众，极大多数不识字。除了根本的原因，还有中国文字本身的困难，文字和言语完全分离，因此彻底的文字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了。现在正在发展着的“中国现代普通话”为拼音制度奠定了基础。能使各地公用的文字和语言逐渐达到“一致”。[16]

这就是提倡汉字拉丁化的初衷。

汉语拼音化提倡之初存在着两种意见：拼音文字与汉字并存，留拼音文字弃汉字。前者急于借用简单易学的拼音化汉字扫盲，但并不排斥汉字，二者可共同使用。而后者则认为汉字代表着文化霸权，必须以拉丁化文字代替汉字。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17]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18]。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议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汉字拉丁化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关涉到汉文化与民族命运。汉文化以汉语为交流语言、以汉字为书面沟通的载体，维系着中华民族。如若废除汉字，那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东干族与其他世界上的华侨群体相比，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其凝聚力一方面来自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模式，另一方面作为回民，伊斯兰教在团结东干人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东干人能在俄罗斯文化、突厥文化的包围中坚持独立的民族性，也与其讲方言有着很大的关系。

2.影响汉字拉丁化的条件不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很多，各地群众甚至互不通音，这成为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一大无法逾越的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汉字拉丁化之初就编制了方言版拉丁化新文字。1930年瞿秋白编制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方案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拟制的，1934年至1937年，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温州话、广州话、潮汕话、客家话、福州话、厦门话、湖北话、四川话、桂林话、梧州话等14种方言先后制订了各自方言版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或草案，但实际只有上海话、广州话、潮汕话和厦门话的拉丁化新文字推行过。各地方言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任何一种汉字拉丁化方案的推行。即便对于极力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瞿秋白而言，对于方言的问题，他在1931年《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在 ‘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这必然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所谓 ‘官话’的软化。统一言语的任务，也落到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自己的话，将要领导和接受一般知识分子现在口头上的俗语——从最普通的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讲——使它形成现代的中国普通话。自然，照中国现状，还会很久的保存着小城市和农村的各地方的土话，这在特殊必要的时候，也要用它来写的。”[19]所以有学者说，当中国方言消失以前还必须得用汉字。

东干语具有内部统一性，均为陕、甘地区方言，标准的东干话或东干书面语言以甘肃话为主。陕、甘地域相邻，语言相近，不存在方言分歧造成的拼写上的不统一。“拼音文字必须建立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之上，必须按照共同的标准语来制订语音系统。东干人最初进入中亚，方言口语比较复杂，有陕西话、甘肃话、宁夏话、青海话等。但这些中国方言在中亚经过融合之后，最终以甘肃话为民族共同语，以甘肃陇中片语音为标准音，才产生了记录东干语的东干文。”[20]也正因为东干语的这种特殊性，使得语言学界对于东干语到底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分歧很大。持赞同观点的是苏联语言学家A.A.龙果夫教授，他认为东干语来源于汉语，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德国学者吕恒力给予东干文的独立性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汉语语支包括好多方言，但只有两种书面语，一是以汉字为标准文字的汉语普通话，一是用斯拉夫文字书写的苏联（东干）回族民族语言”[21]。而中国语言学学者海峰、林涛等认为东干语是汉语方言在境外的一种变体。他们从东干语的形态学类型未转化与改变，历史渊源上东干语与中国汉语西北方言中原话官话有着一脉相承的共源关系，东干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语言要素上只发生了局部的变异等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

3.文本继承问题也是汉语拼音化遭来非议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经典文本因汉字才得以保存，今人也因汉字得以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进行沟通，如若汉字拼音化，汉字势必会逐渐废弃，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就此消失？而东干语拼音化却不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本来迁居中亚的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知之甚少，东干人基本上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文本：一是通过俄文翻译来了解；二是创立东干文后对中国文化文本进行翻译，如老舍的《月牙儿》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为东干人民所熟悉；三是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学间接地了解。所以不存在必须保留汉字继承传统经典文本的问题。

东干人能够成功地实现汉语拼音化，主要由于它无须承担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既无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弱国心态，也无古今选择的困境。加之东干文的使用主体渴望有一种本民族的文字，东干本土知识分子一直力图创造一种可以记录、整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载体，苏联也积极推行民族平等原则，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正是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促成了东干文的诞生。文字创制成功后，还要成功地推广与普及，才能算真正成功。苏联及东干学者通过积极开办学校、广播，编写教材、报纸、杂志等形式进行推广，其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就是在短短几十年中仅有10万人的小群体中却出现了影响力较大的一批东干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

（三）汉字拉丁化的利弊得失以及东干语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的局限性

对汉字拉丁化改革中的许多意见，应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试以瞿秋白的观点为例。批判言文分离，建立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是瞿秋白汉字拉丁化的主要依据。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是不彻底的。他在《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中说：“中国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是一匹骡子。”文学革命并不是说完全白革，而是产生了一个怪胎，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革命的任务，绝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戏剧，更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认为中国言语和文字的分离而不一致表现为：1.古代文言，有些还保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报纸上；2.现代文言，即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语言；3.旧式白话，旧小说所用的语言；4.新式白话，新文学的新式白话既不是完全讲“人话”，又不是真正讲“鬼话”，未能创造出现代普通话。认为现在的语言处于极端混乱状态之中。古代文言还存在，现代文言占统治地位，新式白话只是一种高尚玩具。因此提出“第三次的文学革命运动是非常之需要了”。[22]第一次从林纾小说、南社文人诗词到现代文言笔记小说，第二次为五四文学革命。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提出的两个口号叫“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但是12年过去了，两个口号实现的程度很远呢。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什么？瞿秋白认为，首先应当是言文一致。言文一致的言，指和普通话一致。不用土语和方言，各地的方言应有单独存在的权力。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看得懂还不算，一定要听得懂。他提出一个用语叫“文腔革命”[23]，即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用“人腔”代替“鬼腔”。

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中对新词的构词规律作了详细的探讨：在字根后加上口头字尾，如“子”、“儿”、“的”、“了”；采取意义相同的两个汉字做字根，造成多音节的新字眼，如“增加”、“城市”、“巨大”、“伟大”、“困难”等；采取意义相反的汉字做字根，造成抽象的新字眼，如“多少”、“长短”、“大小”、“好多”等；采取不完全句子，使它变成一个字眼，如“电灯”、“民权”、“先锋”、“前进”等；采取一些汉字，把它变成新式的字尾，如“资本家”、“民权主义”等；打倒生僻的文言字根，如“沉默”、不如写作“不作声”,“狂飙”不如写作“风暴”。[24]认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言语的欧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字法采用欧化方法，如副词加“的”，句法也应欧化，自然地加上辅助句子形容主句，如“她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寡妇”，不如写成“她是一个寡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25]章法方面，尽可能用简明的章法，也可以用欧化章法，在每一段说明前后事实的联系，以引导读者到更复杂的章法方面去。

瞿秋白主张实现言文的真正现代化，有许多合理的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都是其合理的“内核”。

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弊端在于：一是提出废除汉字。瞿秋白先后参照了希腊、德国、捷克、波兰、意大利等许多国家文字及英文、俄文，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或拉丁化，即根本废除汉字。理由是：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汉字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妨碍了言文的一致；汉字使新的言语停滞在《康熙字典》的范围，限制了现代新名词的运用。这些看法都是偏激的。固然，汉字难认、难写，一般民众学起来很困难。但是汉字又蕴含着巨大的中国文化信息，失去汉字，中国的文化遗产将难以完整保存，中国知识分子也难以接受。一方面为民众计，试行汉字拉丁化；另一方面又要保存汉字和整个中国文化。要兼顾这两个方面，可以实行双轨制，既有汉字读本，又可以创办拼音文字报刊、印刷拼音文字读本，像中亚东干族和远东中国工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受中等教育程度的普及，废除汉字的呼声就听不到了。弊端之二是不标声调。瞿秋白说，各地的声调不同，北京话是四声的，江浙七声八声，广东九声。而说话时，因多音节字眼的发达，每一个汉字的声调都模糊起来，许多变成轻声（无所谓平上去入）。中国白话里的声调，用不着表示在拼音方面，而且很难表示。因此，“主张声调的拼法是不需要的”。东干文不标声调，但是读出来就有声调，甘肃话3个声调，陕西话4个声调。

东干族汉语拼音化成功了，但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也仍然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汉语拼音化过程中遭遇到的。比如同音字的问题。汉语作为意音文字其特点是同音字多，要依靠不同字形来区分字义。这对于失去汉字以斯拉夫字母为载体的东干语来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加之东干文不标声调，就更增加了同音文字辨识的难度。东干族只得借用一些辅助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给单音节词标上调号或者借助俄文来解释，但其作用还很有限。东干文学也随之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它的局限性来。

1.东干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时候，一些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译者在翻译时容易出错。比如十娃子的诗《我爷的城》开头四行出现了三种误译文本：第一种译法：“雪花飘落在我的头上，/我也爱唱哩：/虽然眼睫毛上已结下了一寸多的霜。”第二种译法：“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睫毛上也落哩一层冻霜。”第三种译法：“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遮毛上也落哩/一层冻霜。”原文中眼睫毛应为“眼眨毛”。“一层冻霜”中的“冻”原文拼为“du”，从发音看，不是“多”也不是“冻”，而是“毒”，即下了一层毒霜，风霜雪剑，何其毒也之意。正因为东干文的特殊的标音法及同音词的存在导致了多种误译。

2.因为没有汉字的支撑，随着与母体文化的分离，许多字只留其音却不知其义。学者赵塔里木曾对东干民歌在口头传承的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个别唱词在失去原有的语音外壳的同时被赋予具有新词义的语音，从而出现了由语音转变引起的词义替换现象。他举例民歌“茉莉花”由江南传唱到西北地区，东干人再由西北地区把这首歌带至中亚时“茉莉花”本义已完全丢失，并按照东干语汇的习惯，在茉莉花一词后附加一“子”后缀，变成了“毛李子花”，意为“毛李子树上开的花”。[26]

在东干方言语音的干扰下，没有汉字对语音的固定，语音极易发生变异，进而影响到语义的变化。东干语不标声调，依靠语义环境来理解同音字。东干人长期使用东干语，在心理与语言等方面约定俗成，通过联系上下文可以顺利地读出语义来，但对于非东干族来说就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尤其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同音词的出现可能并非好事。基于诗歌的跳跃性、抽象性等特点，要在语义联系不甚紧密的诗歌语境中猜测字义，就显得相当困难。东干文学作品呈现出的一大特点，就是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最多，而现代主义的作品寥寥，这固然与当时苏联的文学创作主流、作家注重表现东干人民现实生活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语言的形式对文学作品内容的限定作用。王小盾教授就曾撰文《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就这方面的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东干第二代诗人十四儿，在众多东干现实主义作家中显得异常特别。因为他的诗作试图表达一些现代性的主题，比如对生死的考虑、对时间的焦虑意识、对孤独的彻骨体验等。“当他企图用东干诗歌表达死亡、永恒、历史、孤独等主题的时候，作为创作基本条件的东干语文，便成了他的镣铐。他不得不对旧意象加工，通过意象联结、延长、散文化等方式来创造新意象。”[27]王小盾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对诗的某种特定认识：诗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日常语言，诗要超越口语。他还对汉语书面诗与十四儿的诗歌作对比，认为十四儿为了不因同音字发生歧义，不得不将汉语的书面语改成拖沓的口语，从而牺牲了诗歌的紧凑。当然，在这种分析背后也透露出作者的评价标准：书面语较之口语要更为凝练、进步，更接近诗的本味。这些意见中还有值得商榷之处，诗歌是否有诗味并不在于它用口语还是书面语，书面语也会因其长期的固定性而显现出表达能力退化的现象，反倒一些口语更为生动、更有表现力。

东干文通过书报、广播、文学作品等载体在东干已经广泛使用了几十年，渐臻成熟，它有完善的正字法、标点法系统等，证明了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是完全可行的。东干拼音文字为保持东干的民族独立性、保存与发展东干的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的变形，所以它的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文字的建立有重大的参考价值。”[28]

实践证明，以汉字拉丁化来完全取代汉字是走不通的。因此，现今的许多学者把这场汉字拉丁化说得一无是处，看成一场“灾难”。如果把汉字拉丁化的倡导简单地看成一场未造成恶果的灾难，抹杀其中的“合理内核”，也是不公正的。如今，我们以汉字和拼音文字并存的双轨制思维模式去历史的评价，或许更科学些。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脑的运用，随着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升温，汉字与拼音文字如何相辅相成，仍然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