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文学研究实质上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文学判断。文学判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事实判断，一为价值判断。自选集名曰《元明清文学考论》，其中所谓“考”，即考证，着眼于事实判断；所谓“论”，即论析，着眼于价值判断。而在文学研究中，事实判断是基础，价值判断是提升。

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文学事实基础之上，而弄清文学事实的主要方式就是考证。尤其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考证应该是基本功。在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堪称现代戏曲小说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奠定了学科的基础，一直影响到现在，而且直到将来的戏曲小说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中事实判断的价值是永恒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重视以考证的方式，对文学现象进行事实判断。自选集中所收录的《诸宫调体制源流考辨》《从〈张协状元〉和宋代曲体的关系看戏文的起源》《正续〈小五义〉作者考论》《宋濂朱学渊源考》《唐宋派考论》都是着眼事实判断，对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及诗文中的文学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即使是一些以论析为主的文章，如《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徐渭与唐宋派》《徐渭与阳明心学》等，也是在考证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分析。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注重宋明理学与元明清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在论证宋明理学与元明清文学关系时，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考证明代文学作家和宋明理学的关系。如《论〈风云会〉的“尊王贱霸”倾向——兼论罗贯中的理学思想》《宋濂朱学渊源考》考证了罗贯中、宋濂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论唐顺之的天机说》《徐渭与阳明心学》等，考证了吴承恩、唐顺之、徐渭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在考证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再论宋明理学对明代作家创作的影响。

价值判断是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方式，而价值观念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当下全球皆是的孔子学院，近百年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否有终极价值？如果有，这个终极价值又是什么？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类活动的目的即在于作为整体人类的发展与幸福，而这即应该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古代即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现代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因而，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把整体人类的发展与幸福作为文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并以此为基点，建构自己的文学价值观。

在我看来，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状态演进的历程；而文学史则是文学表现、反映及设计人类生存状态的历程。人类生存状态构成了文学的全部内容。一方面，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同时，人格风范则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典型体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价值观念与人格风范成为我进行文学研究的重点。自选集中所收录的《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论章回小说的人格探索》《论章回小说中的人格悲剧》《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孙悟空形象塑造新论》《人欲的正视与人生的困惑——〈金瓶梅〉价值取向论析》《论贾宝玉的悲剧心态》《贾宝玉性格的人性解析》《论徐渭的狂狷人格》《从理想的人格到理想的文格——论袁宏道对人生价值和文学观念的变革》《试论岳飞的悲剧性格——〈精忠旗〉悲剧特征研究之二》等，都是以相应的价值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创作主体和文学形象的人格风范。

我在1995年出版《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一书时曾提出：价值体系构成了哲学与文学这两种样式联姻的中介。一方面，哲学上的价值体系潜在地支配着作为文学观照对象的人的生活，作为对生活的观照，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同时无疑还会反映潜在控制着这种生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哲学上的价值体系又为作者认知、观照、表现社会生活和世俗人生提供了评价准则，左右着作者的创作过程，并进入文学载体。因而，我始终把宋明理学与元明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作为我学术研究的重点。早在1983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金批中的艺术辩证法——读〈第五才子书〉札记》，即开始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自选集中《论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超越》《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的价值取向》《论〈风云会〉的“尊王贱霸”倾向——兼论罗贯中的理学思想》《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论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宋濂朱学渊源考》《何心隐人欲观论析——兼及中晚明人欲观之流变》《论唐顺之的天机说》《徐渭与阳明心学》《对于袁宏道“性灵说”的哲学思考》等，都着重探讨哲学与文学的互动，以及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

今年，我年届花甲，这本自选集正好成为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记录与见证。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