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时政的关联之紧密可见一斑。不仅文学作品与时政关联密切，就是作为学术研究的诗学和文论也与政治关联密切。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就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1]以清代为例，在梁启超看来，清初学术经世致用，乾、嘉学术重考据朴学，晚清思想界之活跃，皆“时势所造成者”。[2]不仅清代，而且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我们都可以作如此观，我们要看一省一地的学术思想，比如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明清江西的诗学和文论，就离不开对整个时代学术风气的观照。
明代科举盛行，士子们的精力都花在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上了，正如嘉靖十六年（1537），陈束（1508—1540）为高叔嗣《苏门集》作序所说：
国朝以经义科诸生，诗道阙焉。洪武初，沿袭元体，颇存纤词，时则高、杨为之冠。成化以来，海内和豫，搢绅之声，喜为流易，时则李、谢为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诗，则有李、何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夫意制各殊，好赏互异，亦其势也。然而作非神解，传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则？子美有振古之才，故杂陈汉、晋之词而出入正变；初唐袭隋、梁之后，是以风神初振而缛靡未刊。今无其才而习其变，则其声粗厉而畔规；不得其神而举其词，则其声啴缓而无当。彼我异观，岂不更相笑也。[3]
明清江西的情况类似。我们知道，自古江西多才俊，两宋时期不用说，到明清时期，江西出的进士在全国也是较多的。据资料统计，明清两代江西籍的文状元就有23人之多。在明代，建文二年（1400）和永乐二年（1404）两次殿试中，前三甲都是江西人。[4]单从这一点，就知明清江西科举学风之盛。然而，会读书并不见得有创造力。明清江西人读四书五经很用功，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并不高，甚至思想有点迂腐。比如大才子解缙，主编过《永乐大典》，他写的更多的是官样文章，而在真正能够体现个性才情的诗文创作方面并不突出。又如高中状元，后官至内阁大学士的胡广，撰写了一部《诗经大全》，完全是程朱理学的盗版。本书有几部涉及这样的一些诗学和文论著作，主要是说明，明代江西诗学和文论和整个时代一样，有过一段保守迂腐的历史。
明代江西诗学和文论的曙光是阳明心学带来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否定圣贤的绝对权威。后来其弟子王艮创立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极大地促进了高扬“人欲”，反对“天理”的异端思想。由于王阳明长期在江西做官，阳明心学在江西影响甚广。汤显祖的“重情”文学思想，就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
王国维认为，清代学术有三个阶段：“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清代江西诗学和文论大致有三个阶段。
清初，经过社会的大动荡，暂时安宁的社会生活促成了学术的空前繁荣。梁启超在分析清初“极复杂而极绚烂”的学术盛况的原因时说：“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励于学。”“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研究之精神特盛。”[5]经过这一场社会大动荡，文化人普遍在反思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反思的结果是明人学问空疏，不切实际。具体到诗学和文论上，明人也多空谈阔论，为清初学人不齿。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6]在心理上，普遍认同历史上历经社会动荡、王朝更替的文人及其作品。比如，对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诗歌尤其推崇，对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艰辛历程和酸苦体验感同身受。加之，受异族统治，对那些固守民族气节、有“遗民”意识的士大夫来说，心理冲击尤为震撼。如清初“易堂九子”之一魏礼（1630—1695）撰《李云田豫章草序》云：“少陵诗在天地间，岳立川流，学者莫能穷其涯涘，而其于君国之际，新故之感，朋友患难之情，忧深而思远，情纡郁而磅礴，后之论者以为与《国风》《雅》《颂》相表里，非无故也。”[7]又如贺贻孙，康熙十七年（1678）笪重光荐试博学鸿词，削发为僧以避之。[8]在诗学主张上，他提出“诗厚”说。这些都是清初士人心态的具体反映。
从康熙朝中叶开始，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做了重要调整，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学风，黜虚崇实，提倡经学。到乾隆一朝，相关政策得以进一步加强，重启书院教育，启动浩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科考内容改革等，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考据学风盛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9]科考改革、考据学风和文字狱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江西诗学和文论都产生了影响。
在科考内容上，清政府进行了改革。乾隆二十二年，朝廷下诏：“会试第二场表文改用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乾隆四十七年，五言八韵律诗被移至头场，其地位升至与八股文并重。这可谓是清代科考的重大改革，极大地改变着士人们的文体观念。从此，不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而是诗文并重了。士子们平日学习，也不再是单一的八股技艺，试律诗艺自然提上重要日程。特别是在科场的重压下，诗法辞章成为参加应试的必备功课。比如江西丰城人徐文弼编写了《汇纂诗法度针三十三卷》，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集，这是作者在府学教授诗学的教材。[10]单从书名来看，本书实即“科举试题解法汇编”。
乾、嘉学术，其重要特质就是考据之风的盛行。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11]说的主要是乾、嘉学风。这种学风反映到杜甫批评上就是对杜诗字句、掌故的推敲法。这一时期的江西诗学，也多讲究诗歌的字法、句法、篇法，就是这一时代风气的反映。
文字狱对当时学术风气影响更大。数十年之后，龚自珍还说：“避席畏闻文字狱。”（《咏史》）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分析乾嘉学派生成原因：“是不一端，而时主之操纵其最也。自康熙、雍正年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论井田封建稍近经世先王之志者，往往获意外谴；乃至述怀感事，偶著之声歌，遂罹文网者，趾相属。又严结社讲学之禁，晚明流风余韵，销匿不敢复出现。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12]谢启昆在扬州知府期间，因对东台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追查不力，“不即严行审究”，被革职查办。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和治学路向。
进入晚清，清朝统治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重新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现实生活上来，加之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融，导致晚清“新学”的兴起。这一时期，学者们思想之自由及忧患意识之深重较任何时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由欧美科学所簸动。”[1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古今中西的大交汇，大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自由。一方面，这个时期学界仍然有乾、嘉学风的留风遗韵，比如刘凤诰（1761—1830）《杜工部诗话》五卷，无论内容或体式都还是传统诗话的格调，这方面的风气一时还比较浓厚，此处不赘。另一方面，从新兴的学术因素来看，相比乾、嘉学术的严谨专注，这一时期更多的是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解放。诗论家不再固守“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诗大序》）的传统诗学传统，而是自觉地“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14]忧患意识是近代文学批评的主旋律，由于这一时代人们面临的不仅是“亡国”的危机还有“灭种”的危险，故而这种忧患意识相比前代更为深重。在民族危亡之际，文学批评被提高至存续国学、存续华夏文化血脉的时代高度。文廷式、魏元旷等的忧时伤乱之作，就是这一时代风潮的反映。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全面梳理和总结时期，和这一时代风潮相对应，这一时期江西诗学和文论也有不少总结地域性文论思想的编著。明代郭子章撰《豫章诗话》。清代张泰来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一卷，规模虽小，总结性意图明显。裘君弘撰《西江诗话》十二卷，自云：“以西江人说西江诗”，“自家人说自家话，宜不同于门外汉隔壁帐也”。曾廷枚撰《西江诗话》三卷，论江西历代诗家，上起陶渊明，下至弟文麓。杨希闵撰《乡诗摭谭》二十卷，“自陶渊明至清嘉、道间诗人，江西一省之诗史隐然可见”。[15]更有胡焕撰《论西江诗派绝句十五首》，以十五首绝句总结历代江西诗人诗作，形式特别。这些总结性的文字，回顾和梳理了江西历代诗学和文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撰写地域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文论的主要体式是诗话，《诗品》以降，绳绳相因，代代相传。明清两代，诗歌创作退化，但诗学理论却成擅场。拿清代来说，据蒋寅撰《清诗话考》可知，“清诗话的总数超过1500种是没有问题的”。清诗话数量之巨，为历代所未有，质量上也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基础上有转出有创新。从清代众多诗话和文论作者的地域分布来看，江西无疑是一大重镇。据蒋寅撰《清诗话考》可知，清代有诗话专著的江西籍作者达二三十人之多。这些诗话和文论作者尽管多为二、三流作家，但作为一种群体现象，毕竟为清代诗学和文论的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从地域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的诗学和文论，是本书的一大要义。我们坚信，本书对梳理明清江西诗学和文论的实际状况，对认识清代江西诗学和文论的繁荣成因、发展脉络和理论贡献，对认识江西诗学和文论在中国诗学和文论史、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了解、丰富和发展地方文化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9、119页。
[3] （明）高叔嗣撰《苏门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李天白编著《江西状元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7] 《魏季子文集》卷七，道光二十五年珍溪之绂园书塾重刊本。
[8] 蒋寅撰《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6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页。
[10] 蒋寅撰《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3页。
[1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1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14] 梁启超撰《夏威夷游记》，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15] 蒋寅撰《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