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立波：战士与作家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生成和确立宣告了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既往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被颠覆和打破，文学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而直接参与到创建新中国的革命实践过程当中，以“想象”的方式构建触手可及的理想新人和新世界，作为未来的社会蓝本感召和动员广大的群众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观念的形成和人类世界观的转变结合起来，认为“民族”概念的形成代表了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的崩溃、王朝观念的终结和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破碎。形成了“民族”意识的人们否定“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开始将自身融入“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以领土为依据，生成主权诉求，从而形成“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用他的话说：“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24]不同于以往将“民族”意识认定为某种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安德森将“民族”意识视作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即“文化的人造物”。但所谓“人造”并不是指人为地捏造或是虚设，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所形成的社会集体认同。安德森对于“民族”是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现代国家”这一概念，因为“现代国家”的形态正是具有主权诉求的民族共同体。

安德森认为最初对于“民族”的想象是通过文字的传播而实现的，所以他非常重视文学在人们形成“民族”意识过程中的作用。安德森以欧洲为例，指出18世纪欧洲的小说对欧洲的“民族”想象的生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通过分析现代小说的情节结构及叙事技巧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作品如何让人建立起自己与不相干的他人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社会”的概念和现代的世界图式，进而形成对于“民族”的认同。同样，中国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对构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的学者指出：“就其基本特质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25]还有人认为：“‘新中国’的想象和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26]毛泽东继承了自晚清以来的以文学想象促进社会变革的文学思想，充分重视文学的影响力，同时毛泽东将文学直接纳入这一改天换地的创造历史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来，不同于借助文学抒发对未来世界的虚幻玄想，也不再局限于利用文学在思想领域与旧世界对抗，从而区别于晚清和五四时期的文学，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强力和生命力。

毛泽东将文艺问题概括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7]其实质是“大众化的问题”和“如何大众化的问题”，也是“想象什么的问题”和“如何想象的问题”。毛泽东将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视为革命的主体，而将文化视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决定了新的文化必然要服务于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大众。早在1934年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具有“大众化”特征的“新文化”设想：“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28]在战事频繁的峥嵘岁月，毛泽东极为重视文艺的教化和动员作用，希望通过文艺作品宣扬革命思想，解除广大群众的思想禁锢，召唤其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现实斗争。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9]《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标志着大众化文化方向的正式设定，也标志着毛泽东构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蓝图的正式确立。1942年，《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大众”的内涵：“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0]《讲话》明确了文艺的服务对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是大众化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行方案。《讲话》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对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大规模实践，把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并最终将“大众化”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和作家想象中国的方向。

关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创作和如何想象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对“民族形式”的运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众多留苏学生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一时间教条主义之风盛行，旨在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积极倡导“废止洋八股”，强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重要性。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其中的“学习”一节中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1]毛泽东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理论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迷信式地膜拜或追捧，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承认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调整和验校，使其成为适合中国的、具体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2]毛泽东站在民族和大众的立场上要求革命的指导理论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强调“民族形式”的重要性，之后，他将“民族形式”引入文化领域。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3]由“文学革命”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学注重吸收西方文学思想方式、表现方式和情感方式，向来以“断裂”的姿态拒绝和批判传统和民间的文学资源以标榜自己的现代性和进步性，在长时间的文学实践中逐渐远离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也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毛泽东对传统文学资源的重视和对“民族形式”的相关论述在1939—1942年的中国文艺圈引起了大规模的讨论，众多文艺界人士纷纷参加到了这一讨论中。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文艺工作者加深了对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认识，对过去脱离现实的创作活动进行了反思，开始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学习和探索广大群众的生活语言和情感方式，为作为中国革命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创作。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周立波，他的创作就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性实践。

周立波是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知识广博、视野宽阔的学者和文思泉涌、落笔生花的作家，这是周立波的夫人——林蓝对他的评价。在她眼中，周立波“首先是革命战士，然后才是革命作家”[34]。林蓝的评价得到了周扬的肯定，在《怀念立波》一文中，周扬写道：“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颠倒过。”[35]作为战士的周立波始终走在时代的前端和革命的潮头，常常奔赴斗争现场，近距离参与和观摩革命斗争。在上海劳动大学求学期间，周立波就参加过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飞行集会”，展露了投身革命的热情；在抗日的烽火中，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赴山西前线访问。之后，他曾打算投笔从戎，参加游击队。他曾给周扬写信表达自己强烈的参加现实斗争的愿望：“我打算打游击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笔纸，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怯惧。我要无挂无碍地死于华北。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36]但组织没有同意他的想法。后来，他又陪同美国上尉卡尔逊访问了晋察冀边区，和塔斯社的记者瓦利耶夫一起访问了江南抗日前线。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周立波没有蛰伏于后方埋首著述，而是不顾个人安危，游走于战场的最前线，这体现了他革命战士的本色。周立波不是高蹈个人英雄主义的孤胆英雄，他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忠诚的革命战士。革命队伍强调纪律，服从是革命战士的天职，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周立波忠诚于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他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