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17年,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什克洛夫斯基[1]在其发表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2]

日后蜚声诗学界的陌生化范畴正出自这段话。有趣的是,如此一个经典的诗学范畴的提出却有着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所提出的陌生化(俄语为OCTPaHeHИe)范畴,最初是缘于笔误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当初由于书写错误,将俄文“CTPaHHbIǔ”一词中的两个“H”误写成一个“H”,从而造成了对此术语的曲解。据什克洛夫斯基自己回忆,“是我那时创造了‘陌生化’这个术语。我现在已经可以承认这一点,我犯了语法错误,只写了一个‘H’,应该写‘CTPaHHbIǔ’(奇怪的)。结果,这个只有一个‘H’的词就传开了,像一只被割掉耳朵的狗,到处乱窜”[3]。然而,正是这条四处乱窜的“被割掉耳朵的狗”,成为西方诗学中的经典术语。

作为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陌生化有多种译法。在介绍俄国形式主义的英文文献中,通常译为Defamilarization,Deformiliarzation,Deformiliarize,Bestrangement,等等,意为“使之陌生”(Make it strange)。中文译名则有陌生化、反常化、奇异化、奇特化、间离化,等等。

目前,涉及这一主题的主要原始文献大都翻译成了中文,如什克洛夫斯基等人所著、方珊编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什克洛夫斯基所著、刘宗次所译的《散文理论》;托多洛夫编、蔡鸿滨所译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丁忠扬所译的《布莱希特论戏剧》,等等。这些翻译选集提供了陌生化理论研究的原始文献资料。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学术界对陌生化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对陌生化理论本身的解读。主要聚焦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和德国现代戏剧美学家布莱希特的陌生化(间离化)理论。二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讨论陌生化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对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探讨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表征。三是以陌生化理论来解读具体的艺术作品。

在国外学者研究型著作方面,厄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是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中不可绕过的评述性文献。本尼特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其中有部分章节已译成中文)和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已译成中文)是关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的重要研究文献。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托多洛夫的《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和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都辟专章讨论了俄国形式主义,并对其核心概念陌生化展开了批判性讨论。张黎所编的《布莱希特研究》是目前国外研究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不可多得的论文集,此论文集选择了国外学者研究布莱希特的21篇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此外,詹姆逊的《布莱希特与方法》将布莱希特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中,对其提出的陌生化理论进行了政治意识维度的解读,而苏联理论家苏丽娜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则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体系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体系展开了分析。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型著作方面,张冰的《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展开系统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此书对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的提出背景、发展过程和审美特征等展开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余匡复的《布莱希特论》立足于布莱希特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美学思想”,对其戏剧理论的形成及美学内涵展开了深入分析。此外,刘万勇的《形式主义溯源》、方珊的《形式主义文论》、陈世雄的《三角对话:斯坦尼、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陌生化论题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型论文方面,最早介绍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陌生化理论的论文是张隆溪的《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其后,中国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接受基本上经历了一个“批判—接受—还原”的过程。早期的研究论文对陌生化理论基本上持一种批判态度。如李辉凡的《早期苏联文艺界的形式主义理论》和陈圣生、林泰的《俄国形式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慢慢接受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如谢天振的《什克洛夫斯基与俄国形式主义》,张无屐、孙逸行的《差异论模式:意义与局限——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杨金才的《文学的自律性:追求与建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实体论》,等等。到了21世纪之初,由于各种理论批评方法在中国的兴起,学术界多注重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进行理论的重新阐释,力图还原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陌生化理论的本来面目。杨帆的《陌生化,或者不是形式主义:从陌生化理论透视俄国形式主义》、马生龙的《论艺术陌生化反叛现实的功能》、杨向荣的《取消前在性:陌生化命意解读》和《陌生化》、马大康的《语言陌生化与生存新维度》、邹元江的《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形式与陌生化问题的再检讨》和《偏离规范与陌生化:兼论席勒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等都从不同层面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展开了纯学术性的研究与探讨。

中国学术界对布莱希特的接受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源于1959年,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布莱希特的代表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为标志。这一阶段以介绍布莱希特的戏剧及其理论观点为主。第二个阶段源于1962年,以黄佐临发表《漫谈“戏剧”观》为标志。在此文中,黄佐临对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进行了评介,而此文也带来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第一次讨论热潮。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主要体现为国内学术界对布莱希特戏剧观的争论以及大量布莱希特戏剧的上演。在这段时间内,孙君华的《试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沈建翌的《布莱希特的“异化”理论溯源及批判》和叶廷芳的《论布莱希特美学思想的时代性》等文都从不同层面论及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以周宪和王晓华等学者对布莱希特的重新阐释为标志。代表作为周宪的《布莱希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布莱希特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对话抑或独白?》《布莱希特戏剧的内在矛盾及其反思》《布莱希特的诱惑与我们的“误读”》和王晓华的《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重新评价》。第五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以学者们重新挖掘布莱希特的理论内涵为标志。这段时间出现了大批专题型的研究论文,如张时民的《陌生化:揭露戏剧的“意识形态”属性》、黄应全的《让戏剧暴露为戏剧: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之我见》、邹元江的《论史诗剧的限制与陌生化效果》、舒也的《布莱希特美学问题探疑》,等等。

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和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身上,而忽略了陌生化理论的其他学术阐述。这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理论一脉。此外,若我们将陌生化范畴放到现代性这一理论视域中,我们还会发现,现代个体和艺术在某种意义上的诉求是一种陌生化的体验和实践。因此,本书的写作在对陌生化这一经典理论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力图挖掘其被忽略的理论与学术价值。

在本书的写作中,笔者所关注的是两个关键词:诗学和陌生化。从学术史传统来看,诗学并非诗歌理论,诗学的另一个关系术语,说得比较通俗一点,是文学理论。[4]因此,《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是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话语视域下探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陌生化理论及其体验。

就写作本意而言,本书的首要目的在于突破单一的历时性研究,实现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的交汇贯通。当前学术界对陌生化理论的探讨,主要是立足于历时性层面而展开的个案分析,并没有对陌生化理论展开共时性层面的立体性剖析。《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则欲图打破这种单一化的格局。本书不仅涉及历时层面上的陌生化梳理,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布莱希特、齐美尔、奥尔特加、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都塞、詹姆逊等人的观点,同时也涉及共时层面上的陌生化解读,如陌生化的现代性价值建构、陌生化与现代日常生活批判、陌生化与现代性距离、现代艺术的陌生化体验,等等。笔者以为,突破历史性话语和语境的限制,将某一理论问题放到一个比较宏大的理论视域中,这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所应当具有的理论姿态。

在方法论的处理层面上,《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力图引入文化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将文化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引入文学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社会理论、美学、文化和艺术等若干视角相融合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在本书中,笔者探讨了陌生化理论在文化社会学和艺术现代性视域下所体现出的审美品性,这是当前学术界所忽略的地方,也是陌生化的现代性价值之所在。笔者以为,文学研究只有回归到日常生活层面,才能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回归。因此,从日常生活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维度来审视陌生化,将实现陌生化理论的价值建构与现代日常生活理论批判相结合。

基于以上的写作诉求,《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力图架构一种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话语讨论体系。具体而言,它将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对陌生化诗学展开具体分析。

第一章“西方古典诗学中的陌生化观念”探讨作为一种诗学思维模式的陌生化在西方诗学史上的发展演变。支撑本章的一个核心命题是: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观念在西方古典诗学中呈现为“新奇”诗论的零星阐述,它散见于亚里士多德、朗吉弩斯、马佐尼、缪越陀里、贺加斯、黑格尔、华兹华斯、诺瓦利斯等人的诗学理论中。

第二章“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诗学”探讨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陌生化诗学范围。此章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诗学展开了立体式剖析,并对学术界所忽视的问题——什克洛夫斯基前后期思想的不同——进行了反思性对读。在剖析与对读的基础上,此章针对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陌生化诗学展开了批判性讨论。在此章,笔者还提出了陌生化命意指向的个人见解:陌生化通过对日常语言及前在的文学语言和文本经验的偏离与违背,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前在经验不同的符号经验,它具有质的规定性: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立足于陌生化命意质的规定性,本章支持了这样一种理论诉求:一方面,对陌生化文本的感知不能脱离接受主体前在性的预设,必须以接受主体先有的前在性为前提;另一方面,任何文本的陌生化处理又都是对主体前在性的背离。前在的“先有”与当下的“打破”形成了一个张力性的审美悖论:陌生化与前在性的悖论性共存。在剖析与对读的基础上,此章通过巴赫金、詹姆逊和本尼特等学者的思想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诗学展开了批判性讨论和反思。

第三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探讨德国戏剧大师和美学理论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陌生化理论。此章对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进行了词源学上的探讨,并就布莱希特陌生化的理论内涵及其与西方戏剧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此外,本章还就什克洛夫斯基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展开了对话。在剖析与对读的基础上,此章通过阿尔都塞和詹姆逊等学者的思想对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展开了批判性讨论和反思。

第四章“陌生化的现代性审美之维”从批判理论的视域来探讨陌生化理论的现代性品性。批判理论家们站在资本主义物化文明的批判立场上,希冀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本章,我们立足于批判理论视域,就齐美尔、奥尔特加、马尔库塞、阿多诺等学者思想及其与陌生化诗学内在关联展开分析和讨论。

第五章“陌生化视域下的艺术与生存体验”从现代性体验的维度探讨陌生化理论的现代性价值建构。本章提出陌生化诗学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现代艺术的审美的诉求以及对现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一种中断和颠覆。基于陌生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笔者以为,艺术自主性、先锋派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等论题均体现了陌生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此外,本章还探讨了现代生存的陌生化体验。时尚和冒险等活动就是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陌生化审美体验形式,它们带来了个体对现代生活的短暂性中断,是对日常生活刻板模式的超越,也是个体对现代生活的陌生化审美体验。通过对时尚和冒险的讨论,本章一方面丰富了现代性的日常生活理论,另一方面又从现代日常生活理论的维度进一步挖掘了陌生化理论的体验维度。

立足于美学、文学理论、文化和艺术等学科相交融的视域,《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力求从立体化的多维视角来给陌生化理论画像,而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的交汇阐释,将陌生化理论以陌生化的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然而,我不敢说已达到既定的这一目标,这一问题于我而言,经历了近十年的研究和探讨,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丰富内蕴的话题,尽管我努力在写作中实现以论带史和以史证论,并希冀在宏观与微观的视域融合中展开讨论,但由于才疏学浅,而书中的许多论断又纯属个人陋见,姑且抛“引玉之砖”,以求教于方家。


[1]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出生于中学数学老师家庭,青年时代在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学习。1913年,还是一年级大学生的他在未来派举行的讨论会上提交了《未来派在语言史上的地位》的论文,引起轰动。后来他将论文整理出版,改名为“词的复活”(1914)。随后他相继发表《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1915)、《论诗与玄奇的语言》(1916)、《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马步》(1919—1923)、《罗扎洛夫》(1921)、《散文理论》(1925)、《汉堡记分法》(1923—1928)、《赞成与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1957)、《关于小说的故事》(1961)、《列夫·托尔斯泰》(1963)、《弓弦·论似中之不似》(1970)、《迷误的动力——论情节》(1981)、《散文理论》(1982),此外,还有电影评论《爱森斯坦》(1973),电影小说《马可·波罗》(1936)、《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940)和《画家费多托夫的故事》(1956),回忆录《伤感的旅行》(1923)、《动物园,或并非情书的信》(1923)、《往事》(1962)。其中《作为手法的艺术》被鲍里斯·艾亨鲍姆称为“形式主义学派的宣言”。

[2] [俄]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3] [俄]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陌生化”的俄语中只有一个H,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应有两个H,是为了强调“陌生化”源于CTPaHHbIǔ(奇怪的)一词。

[4] “诗学”(Poetics)源于希腊文Poietike,在西方理论史上,人们习惯于把古希腊作为“诗学”理论的发源地。何谓“诗学”?保尔·瓦勒里在《诗的艺术》中说:“根据词源,诗学是指一切有关既以语言作为实体又以它作为手段的著作或创作,而不是指狭义的关于诗歌的美学原则和规则。”而托多洛夫和杜克罗在所编《语言科学百科辞典》中说:“诗学一词根据传统概念首先指涉及文学在内的理论;其次也指某一作家对文学法则的选择和运用(主题、构思、文体等),例如‘雨果的诗学’;最后,参照某一文学流派所提出的主张,它指该流派必须遵循的全部法则。”而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舍夫斯基在《诗学的任务》中说:“诗学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有艺术价值的文学是诗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就是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