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述评

当代西方文论作为异质文化背景的重要学术资源，一直对中国文艺思想产生着持续而重大的影响。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应该说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如针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强势的“全球理论旅行”，国内学者曾经提出引发争议的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曹顺庆）；近期发起批判性反思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弊端、倡导“本体阐释”和“公共阐释”的高端讨论（张江）。文艺美学界借鉴伊格尔顿、阿尔都塞、保罗·德曼的文艺思想，提倡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对促进新时期中国学界走出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窠臼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钱中文、童庆炳、董学文、王元骧、王向峰等）。一些中国学者过滤福柯、格林布拉特等人的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话语，倡导中国式的“文化诗学”，阐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辩证关系（童庆炳、蒋述卓、李春青等）；或从康德哲学人类学、弗雷泽《金枝》、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模式汲取营养，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人类学（肖兵、叶舒宪等）、审美人类学（王杰、覃德清等）、艺术人类学（方李莉、郑元者、纳日碧力戈等）的理论形态。他们卓越的研究工作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深入与丰富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思想空间。

传统西方文论在当代产生了重要的疆域裂变、理论增殖、焦点迁移和范式转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伯恩海默报告》（1993）令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了作者、民族、时期和文类等旧的文学研究模式已让位于更丰富复杂的理论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和性别领域的研究，乃至电子新媒介与赛博空间研究，以至于“文学”这个词已经不再能有效地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了。[5]加拿大著名学者琳达·哈琴则认为，文学研究已成为与哲学、美学、电子媒介、政治、法律、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元语境密切相关的“后现代诗学”或“问题学”。[6]进入21世纪，当代西方文论进一步呈现出动态发展、复杂多元、交织互渗的形态。

一 宏观层面西方文论研究简述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

（一）较为新近且具有丰富学术含金量的外文文献。胡亚敏教授曾经收集50部英美文学批评的高校教材进行类型分析，包括导论型、选本型、手册型和教师用书等，简略讨论了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逻辑思路、编排风格的问题。她特别选列了较为典型的20部著作的目录，其中英文版15部，大多为世纪之交出版的图书。[7]21世纪以来，著名的洛特律治（Routledge）出版社陆续推出“批判思想家：文学研究精华导读系列”。我们曾先后作为研究生教材的《现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史》（M.A.R.Habib，2008），资料翔实且前沿性突出，较好地描述了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话语的生成、增殖和交叠关系；《当今批判理论》（Lois Tyson，2006）内容丰富翔实，论边缘话语转向范畴的基友、蕾丝边和酷儿批评的专章颇为精彩，且每一章皆注意文学理论专题与美国著名的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学批评实践结合；《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导论》（G.Castle，2007）编排颇具匠心，分为文学理论范围、文学理论关键人物、文学文本的理论阐释三大板块，脉络清晰，构思独到。分量最重的当推美国文学与文化理论史家雷奇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V.B.Leitch，2010），精选从古希腊圣哲至今一系列重要的文艺思想家（其中不乏“50后”理论家）的代表性文论，甚至突破欧美学术常规，收入包括中国美学家李泽厚在内的四名东方国家学者的文论，从多个侧面体现了当代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理论形态。此外，在“理论终结”议题上，雷奇的专著《21世纪理论文艺复兴中的文学批评》（V.B.Leitch，2014）可视为与伊格尔顿美学名著《理论之后》（Terry Eagleton，2003）的思想对话。

（二）日渐增多的中文理论译著。如美国卡勒《结构主义诗学》（1975）、迈纳《比较诗学》（1990）、法国贝埃西《诗学史》（2002）、英国沃尔弗雷斯《21世纪批评述介》（2009）、加拿大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2009）、美国布莱迪《人类学诗学》（2010）、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2015）、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2015）、英国安德鲁·本尼特《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2015）等。这些成果以中文为载体，是重要而便利的学术资源。

（三）国内学者的“西方文论”。如朱立元、童庆炳、马新国、王宁、赵毅衡、赵一凡、王岳川、王一川、陶东风、陈永国、胡亚敏、曹卫东等人的著述，其中不乏优秀成果。较为新近的著述如高建平、丁国旗主编的六卷本《西方文论经典》（2014），共300多万字，体例上设置“选文正文”和“阅读识解”两个部分，分量上堪与雷奇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相媲美。

二 21世纪西方文论代表性论著简述

（一）雷奇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Vincent B.Leitch 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2001；2010）。雷奇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杰出讲席教授，享有“最重要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史学家”之誉，其编辑团队六位成员分属两代人，皆为学界精英，代表着英美文学教授的旨趣。“诺顿书系”在国外久负盛名，《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被亚马逊网站誉为理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的“黄金标准”（the Gold Standard），堪称美国乃至当今西方世界一部最全面、最权威、最有参考价值的文艺理论选集。这部皇皇巨著的2010年第二版共2758页，精选从古希腊高尔吉亚、柏拉图至今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与代表性文论。若以“奥斯维辛”为新生代的时间标志，其中属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出生的理论家有J.汤普金斯、A.柯诺蒂妮、克里斯蒂娃、劳拉·马尔维、斯皮瓦克、葛洛莉亚·安莎杜娃、H.A.小贝克、伊格尔顿、格林布拉特、唐娜·哈拉维、B.克里斯丁、芭芭拉·史密斯、芭芭拉·约翰逊、B.齐默尔曼、S.波尔多、霍米·巴巴、L.J.戴维斯、H.L.小盖茨、E.K.塞吉维克、D.赫伯迪格、S.纳普与W.B.迈克尔斯、贝尔·胡克斯、巴特勒、S.莫斯罗普等人，有一些是已经成名者，还有一些则是中国学界比较陌生、亟待研究的对象。2010年版从原来的148位入选者中去掉20人，增换15人；增添了新主题“伦理与文学批评”“全球化”“新历史主义”和“反理论”；新增当代阿拉伯的阿多尼斯、中国的李泽厚、印度的纳拉辛哈亚和日本的柄谷行人四位学者的代表性理论文本；微调或调换新旧选文；采用“曼陀罗”（Mantra）式的选文标准：融合其意义、影响、独特、深刻、中肯、可读、可教和共鸣等考量。在目录编排方面颇具匠心：除了将入选者依诞生年份排序外（方便按照编年史方式查询），还设置了一个功能强大的“选择性目录”（Alternative Table of Contents），分四个部分将西方文论代表人物做了灵活的安排：（1）现当代流派与运动；（2）文类；（3）历史时期；（4）问题与论题。每个辞条包括著者评介、评注式书目及包含详细注释的选篇。由此将原来串珠式的脉络变成马赛克式的题旨“簇群”（The Matic Cluster）。该书的六个附录，提纲挈领地展示了西方文论的各个重要层面。雷奇另一部近著《21世纪理论文艺复兴中的文学批评》题旨独特，也是我们的重要参考书。[8]雷奇与中国文学理论界有良好联系。据王宁教授言，中国美学家李泽厚进入该书，曾经认真咨询过中国学者的意见。雷奇曾经参加北京“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其论文《文学的全球化》收入童庆炳、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雷奇与南京大学教授朱刚关于“批评理论的今天与明天”的访谈录（英文版）可见于《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

（二）哈比卜《现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史》（M.A.R.Habib，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A History，2008）。该书材料翔实，重点评介了一批中国学界较为陌生的西方文艺理论家，目录上的亮点是文学理论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如后现代主义范畴的胡克斯（1952—）、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的G.鲁宾（1949—）、酷儿理论等亚文化研究领域的塞吉维克（1950—）、后殖民批评理论家小盖茨（1950—）、文化研究与电影理论领域的赫伯迪格（1951—）和波尔多（1947—）、代表当代回归公共知识分子取向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玛莎·努斯鲍姆（1947—）、“新革命理论家”齐泽克、“帝国研究”倡导者哈特和奈格里及其对德勒兹思路的继承等，多侧面体现了西方文论的当代发展形态，是追踪文学理论前沿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帕克主编的《如何阐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Robert Dale Parker，ed.，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Third Edition，2015）。帕克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杰出的英语教授，他审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主要运动并查遗补缺，尤其是对酷儿理论、后殖民批评和种族问题的研究用功甚勤。该书将清新风格与严谨的知性融合，紧随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前沿发展，以批判理论的取向对文学与文化研究进行了新颖、简洁而广泛的历史考察，主要章节包括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酷儿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后殖民与种族研究、读者反应论、生态批评和残疾研究，注意典型的文学阐释举隅；其中一些领域设置理论话语的“关键词”。同时，它具有种类丰富的各种教学功能（图表、文本框、照片和拓展阅读），适于作为研究生文学理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