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孙正聿

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史学和以“真理”为对象的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问题。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伽汀提出四条标准，即实在性、一致性、可证伪性和可预测性。显然，在包括史学和哲学在内的全部人文社会科学中，人们的理解很难达到绝对的“一致性”，人文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可证伪性”和铁的“可预测性”，因此按照伽汀的逻辑，人文社会学科只能被称之为“学科”，而不能称之为“科学”。在科学主义的时代，伽汀关于科学客观性的四条标准彻底把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合法性逼到了绝境，从而也使得如何重新理解作为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的客观性成为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而成的。在作者看来，传统历史客观性的论争是在实证历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即追问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何以可能的问题。这种囿于知性思维方式而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理解及争论，已经先行遮蔽了源始的历史，把人与历史的关系抽象化为人与自然式的外在关系。显然，对历史客观性的理解，首要的前提是突破对历史的编年史的理解，而达到对历史的存在论觉解。根据这一思路，作者以其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知识视野，在系统地梳理、回应和反思对历史客观性的诸种代表性观念的诘难中，首先是讨论和辨析了历史的客观性与思想的客观性、真理的历史性、解放的现实性的关系，澄清了历史客观性的真实含义。

在逐层深入地讨论了历史的科学化和意识化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引入了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的思想。从思想史上看，黑格尔首先变革了对历史的编年史的理解，以“思想的内涵逻辑”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展现了历史的生成性和辩证性。黑格尔认为，一方面，个体的认识不断升华为、浓缩为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而另一方面，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亦即理性的历史）又为个体的认识奠定了现实基础。这样一来，借助“历史”的中介，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就实现了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和解及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黑格尔把思想客观性的问题诉诸历史的客观性，以历史的客观性实现了为思想客观性的奠基。这一“辩证”思想启示我们，历史并不是外在于意识的编年史，而是意识的源始存在方式。或者说，人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二元对立关系，历史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自由实现的表征。人作为历史文化的产物，总已经在历史之中了。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历史的辩证理解，认为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是，由于黑格尔不理解现实个人的存在方式，只从异化出发、从意识出发来理解人及其历史，所以现实的历史在他那里依然被遮蔽着。

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历史并不是外在于现实个人的独立主体，而只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也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现实的个人本身就是历史的结果和产物，他总是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并不得不面对前人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仅仅因为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才呈现为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洞见不但打破了旧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直观理解，而且重新颠倒了黑格尔对历史主客体的颠倒，使得人类现实的历史得以澄明和彰显。通过对“现实的历史”亦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既自觉到了人类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所经历“阵痛”的必然性，又意识到了“阵痛”本身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确证。

如果说黑格尔基于对理性生成性的理解所展现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变革了常人根深蒂固的编年史观念，实现了为思想的客观性的奠基，那么，马克思则以“历史的内涵逻辑”澄明了人类现实的历史，并为人的解放指明了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把对个人的理解诉诸人们所创造的现实历史，又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寻求现实个人的解放道路，因而它既不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又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真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本书作者刘雄伟先是在历史学专业攻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又在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具有史学和哲学的知识基础，并形成了以史学和哲学的双重角度思考问题和论述问题的思维方式。他把双重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式聚焦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因而能够富有创新性地探索这一千古聚讼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观全书，主题鲜明，逻辑清晰，材料翔实，论证深入，语言畅通，“靶子”明确，“灵魂”跃动，“血肉”充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建设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期待作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为深切地展开对史学和哲学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