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研究

国外知识界对奥威尔的研究资料多，时间长，跨度近70年，英美学者是研究主力。一般认为，奥威尔和同代作家有所不同，“中产阶级作家书写中产阶级的英国，而无产阶级作家关注普罗大众，布鲁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向人们宣扬的都是这个团体本身。而奥威尔有跨越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学门派界限的天赋。他是个宽容博采的社会学家，他的作品刻画了现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因为不属于任何一派而有能力追探整个英国”。[1]因此，奥威尔在文学界令人瞩目，又评价不一，比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其随笔中对奥威尔揭露极权主义的勇气赞赏有加，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赞赏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之深刻，诺曼·梅勒和戴维·洛奇都坦承对奥威尔忠于事实的钦佩，而文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却一直对奥威尔作品中所描述的恐怖未来不屑一顾，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早期曾贬低奥威尔，后来称赞奥威尔脱离精英阶层和殖民主义的勇气，并认为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富想象力的人，他是向着新方向前进”。[2]尽管褒贬不同，但奥威尔的观念和作品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不容置疑，在奥威尔的传记作家迈耶斯看来，奥威尔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和执着——在其文字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清溪中的卵石。终其一生，奥威尔热切渴望能将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英国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这种渴望为他赢得尊敬，也为他戴上了光环”[3]，他的小说《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已畅销全世界，据迈耶斯统计：“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奥威尔作品所赚的利润，是出版其他名家作品加起来的两倍——这些名家包括卡夫卡、纪德、托马斯·曼、斯维沃、穆齐尔、施瓦茨—巴特、卡尔维诺、川端康成、科莱特和三岛由纪夫等，而他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和影响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严肃作家都要大。”[4]大众媒体将奥威尔和他的小说塑造成文化符号，他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被翻拍成动画片、电视剧和电影；《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全方位监控理念，启发了同名电视真人秀的诞生，该节目在欧美社会长盛不衰。

面对复杂的局面，研究者如何梳理出简明的研究线索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尝试将奥威尔的研究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冷战时期，后期是冷战结束至今。贯穿两个时期的线索，是学者们的研究趋向从“政治批评”逐渐转向“文化批评”。这里所说的“政治批评”，是指批评者从党派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对立出发，以文本中的政治观念、政治关系与政治行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解析作家的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目的，并相应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批评形态，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原则；而“文化批评”是指批评者从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出发，分析其不幸命运的深层文化动因，不囿于政治领域，而是涉及社会、历史、阶层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文本结构、创作技巧或叙述规律等“内部因素”。在这里无须过多探讨政治或文化，只是意在指出奥威尔研究的基本特点，冷战时期的“政治批评”多以党派斗争为主，而冷战后至今的“文化批评”在弱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基础上，突出文化价值观的可选择性，泾渭分明的党性原则退居其次，研究者更重视奥威尔作品本身及其文化内涵，更关注社会上的不公正、不平等状态是如何渗透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只是大致倾向，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它们有一定的交融性，而且，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较为深入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后期。

1.冷战时期对奥威尔的研究。

冷战前已经有一些不太系统地介绍奥威尔的资料，对他本人较早的品评语句，出自1938年作家康纳利（Cyril Connolly）在其著作中对奥威尔能深入工厂、矿山和农庄进行社会调查，以获得真知灼见的赞赏：“我只是计划中的叛逆者，而奥威尔是实际上的叛逆者。”[5]而最早对奥威尔小说进行评价的文章，是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的夫人奎妮·利维斯（Q.D.Leavis），在1940年9月《细察》（Scrutiny）上发表的《体面的文学生命》（The Literary Life Respectable,1940）一文，她在文中认为奥威尔没有写小说的天赋，他写的小说是“干瘪无聊的书”,[6]并建议他改当文学评论者。她的观点受到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反驳，特里林认为奥威尔的作品体现了“一种毫无遮掩的、直视事物的能力”[7]。而普利切特（Victor Sawdon Pritchett）更赞赏奥威尔是“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8]。可见，奥威尔生前所受评价就不一致。

20世纪50年代是奥威尔研究的真正发轫期，“是奥威尔作品传播开来和他个人形象得以树立的关键，并对后世影响深远”[9]。有英美传记作家为奥威尔作传，比较著名的有劳伦斯·布兰德尔（Laurence Brander）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54）、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56）、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ilis）的《乔治·奥威尔研究：奥威尔和他的作品》（A Study of George Orwell:Orwell and his works,1956）、保罗·波茨（Paul Potts）的《骑自行车的堂吉诃德：追思奥威尔》（Quixote on a Bicycle:In Memoriam,George Orwell,1957）等，这些传记作者几乎都是奥威尔的好友同窗，所以他们对奥威尔的生平记录与思想发展脉络的研究是较为可信的。这个时期的大量传记一直影响着对奥威尔作品的解读，成为分析奥威尔及其作品内涵的基础，这个特点也延续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逝世后每到他“逢十”诞辰纪念日，其传记和研究著述都大量涌现，而公元1984年更因小说《一九八四》的缘故，怀念性的文章呈井喷式增长，这种景象在文学界并不多见。20世纪50年代传记作家们的努力，使奥威尔及其代表作在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走红，他被塑造成抵抗苏联极权制度的“圣徒”形象，《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作为“自由启示录”获得西方世界广泛的赞誉。但传记因素其实是外在表象，深层原因是冷战思维与国家力量的介入，以美国、英国为最，它们刻意突出奥威尔小说的政治色彩，展开媒体宣传攻势，从著作发行、影视传播、娱乐消费等层面，将奥威尔政治工具化，将他的小说意识形态化，奥威尔被包装打造成“反共反苏”作家，而对奥威尔进行比较公允评论的文献很少。究其实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奥威尔及其作品，从行政体制、经济制度、军事组织和人权意识等方面，攻击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话语权和统治合法性。因此，对奥威尔研究的大量成果始终脱离不开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较多的政治术语使评论文章概念化，进而使对奥威尔的研究几乎成了对奥威尔作品政治影响或冷战功能的论述。

与英美政府及相关文人对奥威尔的利用相比，部分西方左翼评论者因为奥威尔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中影射苏联和斯大林，将他视作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如詹姆斯·沃什（James Walsh）认为奥威尔对社会的态度是“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对进步势力采取令人沮丧的仇视态度”，安尼西莫夫（I.Anisimov）指责奥威尔的作品“蔑视人类，意在诋毁”，塞缪尔·西伦（Samuel Sillen）将《一九八四》看作“玩世不恭的一派胡言”，是“反人类的恶意谩骂”[10]。而较有研究价值的评论文献是英国左翼作家和评论家约翰·阿特金斯（John Atkins）的《乔治·奥威尔：一部文学研究》（George Orwell,A Literary Study,1954），虽然没有脱离传记的影响，但该书认为，奥威尔的洞察力“来自他的个人经验”,[11]其作品基于“第一手研究资料”（first-hand researches）,[12]研究奥威尔不能将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生活经历、政治观念割裂开，如果偏据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则成了无源之水，很难具有说服力，奥威尔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生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代没有哪个作家能像奥威尔那样深入到乡村和矿区收集资料，在对社会的实际调查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奥威尔最关注的是那些社会上的“失败者”（underdog）,[13]这是他获得“现代社会圣徒”以及“有良心的知识分子”[14]荣耀称号的原因。阿特金斯将奥威尔的创作分为若干个主题：反帝国主义、对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的反思、向往社会主义和捍卫自由与人权，他认为奥威尔从根本上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奥威尔将普通人的生活是否体面，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这也是“他热爱的英格兰传统价值观”[15]的核心所在，而对普通人威胁最大的就是极权主义制度，阿特金斯进而认为，《动物庄园》就是对此发出的警告，而《一九八四》则因为没有《动物庄园》那样高的前瞻性，成就稍逊一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奥威尔研究的持续发展期。比较有分量的传记作品和文章是奥威尔的妹妹阿芙丽尔·邓恩（Avril Dunn）的《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My Brother,George Orwell,1961）、英国的理查德·里斯爵士（Richard Rees）的《乔治·奥威尔：胜利营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1962）、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与人合编的《乔治·奥威尔随笔、新闻报道、书信集》（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1968）和奥登（W.H.Auden）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71），都尽量贴近奥威尔本人的经历，叙述较为翔实客观，奥威尔逐渐被认为是“一名有见解、有眼力、有使命感的重要小说家”[16]。相对于传记，学者们对奥威尔小说的论述更加系统化，并注重将奥威尔从“圣徒”还原为“人”，进行多重意义的挖掘，在他们看来：

乔治·奥威尔或许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自相矛盾的英国作家了。他本人就是个知识分子，却频频谴责知识界。尽管他对政治持有根本性的恐惧，却又是个一流的政治作家。他是个成功的宣传作家，却又不断告诫读者当心他的偏见。他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持有极为轻蔑的态度，可是又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英国。在其书中，他痛感现代社会的暴虐，自己却在西班牙内战中差点被打死；虽然长年身体不好，他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敏感有加，面对最恶劣的环境，他却毫无怨言。[17]

这些观点有助于其他研究者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乔治·伍德考克和雷蒙德·威廉斯。

受到约翰·阿特金斯的启发，加拿大批评家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在《水晶之魂》（The Crystal Spirit,1966）中认为，奥威尔的小说“虽然因自恋和对社会主义的不当评价而遭到贬低，但小说的艺术性在总体上未受破坏”,[18]从这些小说中，伍德考克发现奥威尔“绝不是一个饱经风霜、死在历经苦难后的苦尽甘来之际的悲情写手，而是一位留下政治遗嘱、警告共产主义噩梦将于未来降临的政治作家”。[19]伍德考克总结了奥威尔的形象和意义后，认为他吸引了“右翼中的保守势力和自由市场主义者，极左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走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者”。[20]而对于知识界，美国《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托派分子和英国“愤怒的青年”都把奥威尔作为偶像，在多重视野下奥威尔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形象，伍德考克认为，一方面，奥威尔的气质单纯又易变，他是“个人主义者，讲义气重节操，不以党派区分他人，也不崇尚空谈”,[21]另一方面，奥威尔极为珍视英国传统价值观，天然地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即“把人类规训于‘你不可以……'，个体在某种非自然的状态下生存，当人们被要求‘爱’或‘理性’时，个体就处于持久的压力下，言行整齐划一”[22]。奥威尔对这种极权制度的憎恶同时也是对英国传统社会文化理想的追求和守护，这种理想形态倡导先天的公正公平，伍德考克认为奥威尔浸润其中，是位翩翩君子，“面对敌手，即使憎恶万分，他也将其视作人，并以公正待之”。[23]因此，伍德考克把奥威尔定义为内心和创作语言如同水晶一般透明坚强的人，而这种品质为其赢得了“自由主义左派”或“左翼自由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尽管伍德考克的研究立场属于中左翼，但还是不见容于英美左派。康纳·克鲁兹·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站在左派批评界的立场，指责奥威尔的政治信仰没有真实性，“对英国左派的信心造成了影响，流毒甚远”,“落伍腐朽的托利党习气萦绕着他”[24]。阿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认为，奥威尔的作品将历史运动和左派中的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给英国左派事业带来了损害。美国评论者罗伯特·李（Robert A.Lee）更是指出：

奥威尔总是站在他所反对的事物那一面：正统观念和保守意识，这些比他夸耀的激进主义更为重要，他的精神意义在他的视野中暴露无遗。奥威尔对社会主义者深恶痛绝，并处心积虑地掩盖他对人民的厌烦，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为人民写作本该是奥威尔在写作中反抗体系的一部分。[25]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左派批评中最具代表性，从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和苏联侵略匈牙利开始，威廉斯就把奥威尔作为反思大国沙文主义的要素之一，在其《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的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奥威尔的影响。威廉斯总结了英美三代左派学者——第一代以莱昂内尔·特里林、伊萨克·多伊彻和乔治·伍德考克为代表，第二代包括理查德·霍格特、E.P.汤姆森和威廉斯自己，第三代人有左派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杰尼·卡尔登，然后指出，在三代评论者“显而易见的差异中，对奥威尔的关注是共同的兴趣点”[26]，即“奥威尔和他所在时代的氛围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隐喻英国新左派发展中的核心特点”。[27]威廉斯在这里意在揭穿奥威尔对于帝国主义藕断丝连的关系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并以此思考左派的未来命运。威廉斯对奥威尔反帝反殖民的真诚性表示质疑，他要求引奥威尔作品为戒，认为“他的作品可以一读，但读者不能模仿其行事”,[28]奥威尔小说存在三大缺点：“没有原创性、想象力困乏、讲述能力差。”[29]由于奥威尔与英帝国有撇不清的关系，“奥威尔的危害要远甚于他的政治思想”[30]。威廉斯认为，尽管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正义一边，但他仍没有脱离本阶级的局限性，奥威尔的“双重视野深深地植根于他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的模仿”,[31]却“根本没有关注社会现实”,[32]所以在他的小说和纪实文学里，表现了其内心极为消极的一面，在奥威尔那狭隘的经验世界中，没有分清现实和小说虚构之间的关系，人物的生存状况是单向度的，一旦生活条件改善，他的主人公可能随时被生活“招安”，从这些既有反抗精神，又易于动摇妥协的人物身上，威廉斯第一次提出了奥威尔小说人物双重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威廉斯看到奥威尔把“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和专制统治的强力控制混为一谈，都归结为社会主义”,[33]所以他要求重新审视奥威尔究竟是个有革命决心的反战社会主义者，还是个守旧落后的顽固“爱国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威廉斯声称自己已经不能卒读奥威尔的作品，奥威尔只是个肤浅的社会主义信徒，所以他预言，奥威尔日后的影响力虽仍能持续，但必会日渐消减。

奥威尔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证明威廉斯的预言错了。撒切尔夫人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让英国经济回暖，似乎证明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又逢1984年到来，英国举国上下掀起纪念奥威尔的热潮，精神分析学家埃利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新版的《一九八四》编后记中认为，奥威尔对极权统治的批判不仅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适用，[34]这是较早公允地评价奥威尔政治观念的观点之一。面对此情此景，左派不得不对自身研究奥威尔的总体状况进行反思，英国文学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的《身陷谜中的奥威尔：来自左派的观点》（Inside the Myth,Orwell:View from the Left,1984）体现了某些新动向：首先，诺里斯指出时代在变化，对奥威尔的研究也应该紧跟时代，在当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学者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奥威尔的独立思想与人格上，从这一点看，奥威尔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其次，诺里斯的这本文集进一步从普通人的角度研究奥威尔，认为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缺点，使他“成为被那些利用他的人的同谋”[35],“奥威尔的形象需要被祛魅，以此来看到意识形态的本质常识，并促进其宣传性更切近地被人所接受”[36]。由此，奥威尔开始走下圣坛，不再以圣徒身份出现，人们不断关注他作品中存在的某些思想缺失，英国学者达芙妮·帕塔（Daphne Patai）和英国社会活动家毕翠克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首开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奥威尔展开批评的先河，她们的研究在英国批评家利内特·亨特（Lynette Hunter）那里得到进一步彰显，她批评奥威尔和他的主人公普遍具有“厌女倾向”（misogyny），而且指出这来自奥威尔本人的矛盾性格与形象：

有的人称他是理性主义者，有的人则称他是感伤主义者；他支持科学，又反对科学；他是客观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者，或者两者都是，所以又成了唯我论者。与之相似的是，时常有人批评他过于抬高个人，时而又有人批评他过于贬低个人；时而有人批评他无视生命的“先决”性，时而又有人批评他相信制度变迁的确定模式。[37]

这一观点让人们关注奥威尔观念中的矛盾性，“几乎任何政治类别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些符合它们自身信念的东西，而且颇具说服力”,[38]“如果有人仅仅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或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探究他的话，对他必定会产生误读”。[39]

总的来看，冷战时期对奥威尔的研究呈现出以传记研究相始终，以政治批评为主导，以作家研究为焦点的格局。由于冷战的大气候，在对奥威尔的研究中政治倾向性比较明显，人们很少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他的小说进行评价，尽管政治性阐述令研究表面上异彩纷呈，但真正对奥威尔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或论文尚未出现，所谓的“奥威尔思想”几乎都有“政治误读”的嫌疑，很少有研究者结合奥威尔的政治倾向对其作品进行文本解读，从而忽略了奥威尔小说的创作意图。冷战时期，学者们对奥威尔的研究明显有“左”与“右”、“资”和“社”的政治分界，但他们都忘记了奥威尔讽刺的是一切极权专制统治形式，既有希特勒、斯大林，也有英美政治统治中的极权化倾向，如果人们止步于政治批评，那么就恰好染上《动物庄园》里“动物都好，人都坏”的政治幼稚病，因此，冷战时期的研究者对奥威尔代表作认识的偏差，让他们更不可能去专门论述默默无闻的三十年代小说，只有派系斗争使人们对奥威尔的形象构建不遗余力，左派、左翼观点不一，对奥威尔的评价因此一变再变；而国家层面的政治宣传则步调一致，一直将奥威尔作为贬低和异化苏、东、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未表现出此起彼伏的连续构建，这不是说左派或左翼在研究奥威尔工作中占有主动，实际上这正是英美政府中的保守势力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之一：任凭左派、左翼如何看待奥威尔，保守势力只要能保持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优势即可。

2.冷战结束至今对奥威尔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渐松动，给奥威尔研究带来研究转向提供了契机。在研究过程中，虽然政治批评仍有重要的影响，但研究者们对奥威尔的评论“范围之广、差异之大、矛盾之深，正体现出他作品的丰富性，以及奥威尔本人对当代事务复杂性的综合把握”,[40]更多地走向文化批评，即以奥威尔及其作品中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把握为研究对象，分析他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发展危机的思考，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应对当下社会的矛盾现实。冷战时期的政治批评研究成果并未被忽视，研究者的政治观念也不可能在分析过程中退避三舍，但是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在冷战后的研究论文或研究著作中，常常既有对奥威尔政治观念的探讨，也有从文化层面对奥威尔的多角度解读，只不过政治内涵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倡导理论观念的多元化。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1989）中特别关注《一九八四》中在极权主义下形成的残酷文化对人的影响，在他看来，“奥威尔无意建立一个哲学立场，而是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以便使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可能性看起来更加可信。这三个问题就是：在某种可能的未来知识分子将如何描述他们自己？他们将如何自处？他们将如何发挥他们的才能？”[41]1998年，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on）编辑的20卷本《奥威尔全集》（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London:Secker ＆ Warburg,1998）出版，得以让人统观奥威尔作品全貌，也让奥威尔的四部三十年代小说在沉寂多年后逐渐受到关注，应该说，冷战结束才使三十年代小说真正进入学术视野。

（1）政治—文化研究渐成主流。1999年，为纪念《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特别举办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的文集《〈一九八四〉：奥威尔与我们的未来》（On Nineteen Eight-Four：Orwell and Our Future，1999），堪称以多重视角研究奥威尔的先声。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在《奥威尔的政治性》（Orwell's Politics，1999）中进而认为，奥威尔小说中的“世界观是不稳定的”,[42]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43]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可以将他的小说分为三大主题：“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反斯大林”[44]，这三类主题都源自奥威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深刻理解，对社会主义力量虚弱的直观把握”。[45]在当年，奥威尔“是用虚构的小说框架与主张暴力革命的左派们论战”。[46]而现在，研究者必须赋予他以新的时代内涵，以探索其作品中的真精神，“苏东剧变后奥威尔的意义已转向对自由市场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警惕”[47],“通过接受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和反抗斯大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左派应该汲取经验，待之公正”。[48]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赞同这种观点，他在《奥威尔的胜利》（Orwell'Victory,2002）[49]中，从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厘定奥威尔小说文化内涵的三类主题后认为，三类主题共同指向“对语言的忧虑”,“使人们再一次关注‘政治正确’、‘官僚术语’、大众文化、所谓的客观真理与生态环境问题”。[50]这是希金斯对奥威尔的遗产进行的当代文化解读，他最后主张道，“奥威尔本人对美利坚来说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51]，今天的美国文化奉行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原则，对犹太人、妇女、有色人种、同性恋等充满了歧视，这是奥威尔的文化观所坚决反对的。希金斯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对奥威尔进行文化研究的当代视野，甚至将奥威尔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奠基人之一”,[52]但其泛主题化的研究方式使其遭受了不少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希金斯对奥威尔的“亲和力”很不正常，而斯科特·卢卡斯（Scott Lucas）更认为希金斯不过是想借奥威尔出名罢了。姑且不论希金斯遭到的指责内容是否属实，其实这种指责本身就显示出从政治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艰难转变。

与指责相比，美国学者丹尼尔·李（Daniel Lee）和约翰·罗登（John Rodden）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丹尼尔·李在《〈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批评指南精要》（Animal Farm/Nineteen EightyFou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2001）中主张，学者们对奥威尔的研究“应该放在他的政治与个性上，并重视同时代对奥威尔的理论解读，配之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进路，可在当前的论述中很难找到这样的研究，这理应引起警惕”。[53]约翰·罗登的《乔治·奥威尔：政治文学的声誉》（George Orwell: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2002）反思了奥威尔研究中政治倾向过强的弊病，他认为，“为追逐利益的政治斗争将奥威尔身上的光环抹去，对奥威尔这座富矿的开采已接近枯竭，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者各取所需地‘误读’奥威尔，纠缠于政治斗争，忽略了小说研究”。[54]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单纯地对奥威尔进行形象‘还原’，其政治主张意义不大，他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不明显，而他的小说那种通讯风格和寓言式语言都难以进入文学主流，除了《动物庄园》和少数散文，其他作品在审美方面乏善可陈”[55]。这种观点继承了威廉斯的见解，尽管罗登对奥威尔小说的评价更为苛刻，但也纠正了研究中政治氛围过浓的弊端，让研究的天平向文学与文化倾斜，有利于学者从奥威尔的小说文本着手研究，在其中找到能统领全局的文化主题，以揭示他小说创造的基本倾向，进而形成文学解读的有效模式。2003年，美国韦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举办的“奥威尔精神遗产与持久影响”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从政治批评视角讨论奥威尔反抗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意义，并评价他在冷战中的重要性，但也包括奥威尔对当今传媒发展、大众文化、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等文化领域的议题，这次会议标志着奥威尔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新世纪仍具持久性。美国学者布兰尼根（John Brannigan）在《从奥威尔到当今：1945到2000的英国文学》（Orwell to the Present:Literature in England,1945—2000,2003）中，将奥威尔视为英国文学的里程碑。而近10年以来，对奥威尔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批评国家政治、外交和文化的重要出发点。[56]

（2）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研究。在对奥威尔的文化研究逐渐壮大的背景下，对他三十年代小说的研究结束了仅被简单提及的尴尬境地。印度学者阿洛克·莱（Alok Rai）在《奥威尔及绝望政治：对他的作品的批评研究》（Orwell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Despair:A Critical Study of Writings of George Orwell,1988）中，为奥威尔的小说研究奠定了积极的基调，虽然他继承了威廉斯注重奥威尔作品文学性研究的方法，看到了奥威尔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福利”[57]的思想缺陷，但却少有苛责之词，他指出，“传统文学形式脱离了现实，而奥威尔的小说却体现出文学的当代政治指向，与历史具有空间同构性”[58],“他的作品是一种对历史及文学艺术应该如何解读的建议”[59]，他的小说可以和他的非小说作品形成互文。在研究中，阿洛克莱要求与以前的研究成果保持距离，为当下增添“批评的空间”（a critical space）,[60]防止用误读代替真实性的解读。可见，莱试图为奥威尔的小说分析引入更广阔的文化维度，这是后来学者们研究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先导：

在奥威尔小说的纯文学成绩与其不可抗拒的文化意义之间，似乎横亘着不可通行的鸿沟，但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却是我们开拓新领域的良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社会与文化规律的表现和掌握，来实现一种更有透彻性的解读模式。[61]

对于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英国学者斯蒂芬·英格尔（Stephen Ingle）在《乔治·奥威尔的社会与政治思想重估》（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George Orwell:A reassessment,2006）中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故事，一个关于悲伤、欺骗和伪善的故事，关于种族和社会压迫仇视的故事。总之，这是个关于帝国的故事。”[62]主人公弗洛里在白人俱乐部里明哲保身所表现出来的怯懦，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是殖民地白人生存现状的写照，他曾经被称为僵直死板的表演，弗洛里就是奥威尔的化身。但这个观点遭到批评家英格尔的反对，他认为，如果弗洛里等同于奥威尔，弗洛里应该成为《印度之行》中菲尔丁一样的角色，那正是奥威尔内心真正的憧憬——拥有改变事态发展的智慧与能力，而弗洛里比菲尔丁相去甚远，缺少仗义执言的勇气和自尊。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图尔特（Anthony Stewart）在《奥威尔，双重性以及尊严的价值》（George Orwell,doubleness and the value of decency,2003）中注意到弗洛里对其脸上的胎记极为自卑，它使弗洛里成为“准白人”，并有沦落为“欧亚人”（白人男性和缅甸女性的后代）的危险，因此，弗洛里对这种社会地位的过度关注并不完全是在意外貌，更多的是保护他作为白人男性殖民者身份的纯洁，这是典型的殖民思维和种族歧视，“他在所属阶级内生活了15年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阶级的规训”[63]。英国文学批评者道格拉斯·卡尔（Douglas Kerr）进一步指出：“《缅甸岁月》通篇都是欧洲中心论，主要写木材商弗洛里的殖民生活经验，他是当地上流社会小组织中的一员。小说极少涉及当地民众的个人生活世界，弗洛里的缅甸情妇、印度朋友和他的缅甸对头都以欧洲意识为主，而且连弗洛里接触到的缅甸环境亦如此。”[64]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基本都将弗洛里的悲惨结局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并没有进一步将“罪魁祸首”指证明确，让人颇有隔靴搔痒之感，这提示研究者在总结主人公的复杂性格时，必须将其面对的困境阐释清楚，而不能概念化地一笔带过。

对小说中次要人物的分析，不少学者的观点也很有启发性。对于受到读者憎恶的埃利斯，英国语言学家罗杰·富勒（Roger Fowler）在《乔治·奥威尔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eorge Orwell,1995）中注意到他的伦敦东区口音：“无须在拼写方面注意埃利斯的伦敦东腔……它在俱乐部里极具象征意义，代表着夸大其词、咄咄逼人和猥亵下流。”[65]他进而认为，奥威尔之所以突出口音是暗示埃利斯的工人阶级身份，他的粗暴狂躁和顽冥不化，是他对与其他白人地位不平等的补偿，如果他想保住在俱乐部的位置，他必须做得比其他人更符合白人老爷的规矩，从穷白人的共同性看，埃利斯是弗洛里（或奥威尔）潜意识的表征，这体现了人物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班牙学者阿尔伯托·拉萨罗（Alberto Lázaro）主编的《奥威尔之路：他的成就与遗产》（The Road from George Orwell：His Achieve-ment and Legacys，2001），汇集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乌厄米拉·西沙格日（Urmila Seshagiri）的《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中的厌女情结与反抗帝国主义》（Misogyny and Anti-Imperialism in George Orwell's Burmese Day）对《缅甸岁月》中女性遭受的男权暴力极为关注，他认为尽管小说时时刻刻表现出霍米·巴巴所说的殖民地的“模棱两可”状态，但女性却成为男性乏味无聊生活的原因之一，奥威尔的男权视角隐藏着性暴力的主题。美国学者南希·帕克斯顿（Nancy Paxton）评价得更为激烈，她认为这部小说中的男性世界“没有荣耀、理想和爱情，是一个连遭强暴都不被同情的世界”。[66]叙述者对故事中男性角色的放纵表示认可，形成了一张性与文化暴力的网络，白人女子不过就是“白种版”的缅甸妓女，正如斯皮瓦克指出：“帝国主义想象是作为建立良好社会的建设者，这种想象把女性作为他者而不将其作为她本身。”[67]

如果《缅甸岁月》是个体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那么《牧师的女儿》就是个体本能地保护自我、建构自我，通过改变内心世界的方式来抵制客观环境的影响。评论界认为《牧师的女儿》是奥威尔最不成功的小说，情节上存在很多不可信的地方，泰勒（D.J.Taylor）的《奥威尔的生平》（Orwell:The Life,2003）认为，《牧师的女儿》失败的原因是“它太像日记和报道，不过是奥威尔自己流浪经验和教书经历的干瘪杂烩”[68]，对话贫乏，影射世界过于明显。将奥威尔部分小说译成法文的译者莱姆伯特（R.N.Raimbault）认为，《牧师的女儿》真正精彩的部分是奥威尔对乔伊斯“不夜城”的仿写，但在《牧师的女儿》中表现出的创作活力是乔伊斯所不具备的，“尤其是特拉法尔加广场这一情节，充满幽默，时而尖利，风格突兀，具有原生态，多萝西眼中的人物经过了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具有人情味儿”。[69]他着重指出，奥威尔分三个阶段塑造主人公多萝西在广场的流浪过程：第一阶段表现出她的不满意识，第二阶段是潜意识里罪责和纯真之间的矛盾，第三阶段又回到情感被隔绝的白天世界，生命受到焦虑的压迫。

尽管奥威尔明显在模仿乔伊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构建手法，希望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出人物的多重意识层或众声喧哗的局面，但他过度的自怜让莉内特·亨特在《乔治·奥威尔：对声音的追寻》（George Orwell:The Search for a Voice,1984）认为，奥威尔是想通过写多萝西的不幸和流浪汉生活的困苦，表现自身所遭受的冷遇，但她没有注意到，奥威尔的这种自怜从《缅甸岁月》就已经存在了，是他不能摆脱自我局限性造成的，对个人的关注重于对社会的批判，使《牧师的女儿》总是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中变来变去，或在“他”和“你”的人称中进行转换，“这不是乔伊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手法，而只是混乱的‘杂音’，奥威尔的人物最终受制于作者的政治观念，总是有某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比附，他们都是作者意识的具体化”。[70]奥威尔不成熟的政治观让他不具备区分不同意识的能力，人物因而缺少澄明鲜活的特质。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仍未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贫富分化、道德滑坡与信仰危机成为当时的社会难题，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目共睹，英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空前高涨，在《深渊中的人们》《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等作品某种程度的影响下，奥威尔沿着《缅甸岁月》中的反抗主题进一步创作了这部《让叶兰飘摆》。对该作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们正是看到奥威尔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才发褒奖之词，但这掩盖不了小说中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肤浅，英国研究者塞缪尔·黑尼斯（Samuel Hynes）在《〈1984〉的20世纪解读》中（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1984,1971）认为，奥威尔是以一种情绪化的自由主义视角来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被简化成单个人活得有尊严，更多的人就会活得有尊严，而世界就因此有尊严，社会主义就自然实现了。里斯在《乔治·奥威尔：胜利营的逃亡者》中将奥威尔的这种社会主义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种观念与《一九八四》保持一致”[71]，它其实是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变形，即从英国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和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利益出发，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让叶兰飘摆》及《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奥威尔的平民意识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是日后人们将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加以敬仰的原因。

应该说，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像英国工党政治家安奈林·比万在《代替恐惧》中所提的“民主社会主义”那样清晰，更多的只是一个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考验的青年作家的感性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形态，不如说只是一种对公平、正义和自由的热情向往。爱德华·奎恩（Edward Quinn）在《乔治·奥威尔品评集：生平与作品的文学导引》（Critical Companion to George Orwell: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2009）中指出，奥威尔硬将戈登塞进要么选择拜金主义，要么困守清贫保持尊严的两难境地，令人难以信服，“奥威尔的‘地下室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超凡的叛逆者相比，既没有那么强烈的叛逆精神，反叛的深度也不够，他表现的是自我意识对希望的潜在追寻”。[72]奥威尔将拜金主义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金钱成了戈登逃避他所鄙视的家族责任的托词与象征，作为家族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戈登展开了对家族的报复，他对待茱莉亚的态度就是证据，只有建立新家庭才能让戈登摆脱困境。”[73]金钱象征着一个庞大的体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包括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的“沙龙的社会主义”，小说中的莱沃斯顿和赫敏就是这种社会主义者。可关键在于，奥威尔把这种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分歧描述得过于简单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缩水为一种对抗社会的个人主义。

罗杰·富勒在《乔治·奥威尔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eorge Orwell，1995）中指出，小说《让叶兰飘摆》存在三种叙述方式，即第三人称视角、自由间接引语和独白。这把研究引向奥威尔思想意识的迷宫。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米尔（Richard Smyer）在《元初的梦与罪：作为心理小说家的奥威尔之成长》（Primal Dream and Primal Crime:Orwell's Development as a Psychological Novelist,1979）中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试图证明，“戈登对女性的敌视其实是一种恋母情结的表现，他不过是一个无助的孩子，连性能力都不具备”[74]。斯米尔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心理分析的角度却对认识这部小说提供了重要启发。英国学者洛兰·桑德斯（Loraine Saunders）的《奥威尔未被赞颂的艺术：从小说〈缅甸岁月〉到〈一九八四〉》（The unsung artistry of George Orwell:the novels from Burmese days to Nineteen eighty-four,2008）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本作比较后认为，“由于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让叶兰飘摆》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凡人（common man）世界”。[75]戈登不是一个“反英雄”形象，而是代表了英国彷徨绝望的整整一代人，受到社会体制的压迫而无法解脱，只能将自己隔绝于社会，这部作品在美国的翻版则是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

与《牧师的女儿》《让叶兰飘摆》相比，《上来透口气》却受到较为一致的好评，但也因此没有产生更多的批评视角，研究资料较为单薄。尽管它写于1939年，比前几部作品有了更多的创作经验，但其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奥威尔对自己内心的矛盾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拿出了较为有效的自我救赎方案。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年男人乔治·保灵，为了缓解生活的焦虑和内心的孤独离家出走，回到儿时的家乡，但工业文明早已将原先的农场、花园和溪流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外形整齐划一的住宅楼和臭不可闻的垃圾场。整部作品的感情基调是伤感的，但叙述上却佯作轻松，奥威尔对过度扩张的现代工业文明摧毁传统价值观念的焦虑，在这部小说中不是减少或消失了，而是更激化了，他选择站在传统的英格兰一边来反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而这些弊端，不仅是摧毁了田园风光，还制造了政治极端化和政治阴谋，比如德日意法西斯上台和苏德密约的签署。克里斯汀·伯布里克（Christine Berberich）的《对钟爱的20世纪进行颠覆：奥威尔捍卫“老英格兰”》（A Revolutionary in Love with the 1900s：Or-well in Defence of“Old England”，2001）认为：

奥威尔本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似乎“把一切过往都当成荒诞不经之说”，然而，他却将自己的信念基于“老英格兰”传统，他坚持老套的英国性，即便这和他的社会主义观念相抵牾，甚至要在左派同志们前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至临终之际，他还关注他的老英格兰的未来。奥威尔不仅是一个爱国者，更是一个英国式的爱国者。[76]

应该说，无论是“老英格兰”，还是“英国性”，都是一套相对于现代社会的英国传统价值观，其载体是具有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风格的乡村田园，与资本主义工业的压榨和贫富两极对立的大都市生活格格不入。易言之，老英格兰就是奥威尔自由意识的寄托和归宿。但是，美国学者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从《上来透口气》中看到，“奥威尔最终将英格兰描绘为一场噩梦。不可避免地，他似乎已经看到生长于斯的国家的终结。最终这场灾难演变为《一九八四》的世界，英格兰早已不存”。[77]所谓“噩梦”也是奥威尔面对困境的隐喻，他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只能用缺少实效的怀旧来表现自己脱离主流社会的合法性，暴力革命虽然有巨大的社会改变力量，却可能将附着于原有制度的英格兰传统文化一扫而光。奥威尔既留恋老传统又鄙夷旧制度，既希望改变现状又担心暴力失控的矛盾心境，即使对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世界仍具普遍性，关于如何把握传统和现代平衡的问题，是当下国外研究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中较有新意的方向。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奥威尔的研究重心落在挖掘他政治思想的丰富性上，使用的文本高度集中于《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本小说，以上整理并阐述的关于三十年代小说研究文献，基本都是冷战后至今的产物，从规模上不能与研究奥威尔代表作的成果相比，即使是这些研究文献，也不是出自专论三十年代小说的专著，且大部分着眼于小说如何体现奥威尔本人的思想观念，文本分析只是阐释奥威尔文化价值的辅助手段。作为反拨或补充，本书拟延续文化批评的路径，但更重视挖掘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中的核心主题，将研究奥威尔本人的资料浓缩于研究他的这四部小说作品，并进一步认为，动荡的时代造就复杂个性的作家，复杂个性的作家又创造内心矛盾的主人公，国外的大部分资料表明，时代造就了奥威尔的多重形象——既有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特征，又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但却既不能将他概括为托派的拥护者，也不能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简单等同，这就是奥威尔复杂的个性所在。从他的复杂个性看作品，奥威尔将自己的写作目的总结为“让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78]他创作的小说不是政论文，他旨在塑造人物而不是制造口号，因此，像他这样有丰富经历的人，即使初创期的作品显得稚嫩，但主要人物不可能完全是扁平的，故事情节中一定蕴含着隐喻，环境描写里必然透露着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由此，在充分吸收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自己的“问题式”：在四部三十年代小说中，是哪些外部因素制约人物的自由发展？主人公又是怎样摆脱困境的？这是把握奥威尔小说社会价值的关键。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书倾向于从文学和文化的动态平衡中，寻找研究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阐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