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为关注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杨钋博士来与我讨论职业教育“1+X”模式改革，交谈中了解到她正在做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研究。我们谈到了目前正在推行的两种学徒制形式——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强调“招生即招工”，企业新型学徒制强调“招工即招生”。在一些人看来，这不过是教育管理部门和就业管理部门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讨论中玩的文字游戏。但我们认为这种解读是不严肃的，实际上，其中的差异正是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和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在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不同表现，反映出两个部门在技能合作模式探索上的不同追求和制度建构。

我们都认为这种探索是可贵的，并且是有价值的。不久后，她发来自己的研究成果《技能形成与区域创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功能分析》一书，并请我作序。虽然我不太适应这种学院风的表达方式，但她的研究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

该书认为，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从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向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过渡。尽管我不完全赞同这一判断，但我依然认为，该书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发现可能会影响我国技能形成体制的制度变革，值得教育管理部门和就业管理部门的同事们认真研究。

显然，该书也意识到了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作者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找到最适合我国发展方式的技能形成体制。杨钋花了很大精力来观察和分析技能形成领域的校企合作，并以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围绕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即：宏观层面的央地政府互动，中观层面地方政府对校企合作的协调，微观层面的校企博弈过程。

在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发现了地方政府协调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在国家技能形成体制中的特殊作用。首先，该书发现，中央政府尝试通过三个政策工具——职业教育领域的财政事权调整、财政投入和项目制——来激励地方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地方政府成为校企合作的“帮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这三大政策工具的调整，促成了国家技能形成体制中生产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和技能形成之间的有效衔接，尤其协调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关系。这一发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动机和推动力。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并没有培育出强有力的行业性组织来协调和沟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一点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书发现，事实上，这一协调功能通过地方政府的职责转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该书认为，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协调中发挥了与行业组织相似的功能，成为其“功能等价物”。地方政府通过认可、激励、协调和参与的方式，介入本地区企业与职业院校的技能合作，形成了对技能合作的地方化产权保护。地方政府的参与，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参与技能投资的预期收益。同时，该书还发现了以产业聚集度、企业生产体制和社会保护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禀赋在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区域禀赋优异的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长株潭经济区等，率先实现了技能形成领域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开展了各种高成本合作，并实现了跨企业技能投资合作。这种地方化产权保护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地产教融合发展的差距，尤其是混合所有制试点、现代学徒制试点等为何多出现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由此，该书提出，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技能合作是不同层级政府、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社会合作伙伴互动的结果。在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内部，充分发挥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和区域禀赋调节机制的作用，有可能形成“技能合作创新的中国模式”。

杨钋的这些独到的见解使我对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趋势有了一些新的理解。的确，各个国家生产体制的不同导致技能形成体系的差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地位的变化，技能形成与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再分配、社会保障等核心社会经济问题的密切关系凸显。在就业市场上，技能失灵正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寻求与我国发展方式相协调的技能形成体制，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不过，我认为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仍然会在未来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和区域禀赋的作用事实上提升了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价值。在我国新的发展方式中，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和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调和可能能够发挥技能形成体制的作用与价值。同时，我国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和借鉴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生产体制本身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新技术的加快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多样性的趋势。这就需要我们在技能形成体制上寻求更具灵活性的制度设计，来保证技能供给始终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方向上运行。我期待与杨钋在这一问题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在我国，致力于技能形成体制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职业教育培训的快速发展呼唤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这一历史性的进程。杨钋坚持“用双脚丈量”我国职业院校发展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期望她的坚持能够激励更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践行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使命。

是为序。

陈李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