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西方文化中的两希传统是西方文化得以持久发展的原动力，是西方文明在古代独树一帜、在近现代一度引领世界的主要原因。“两希传统”指的是希腊传统（the Greek Tradition；Hellenism）和希伯来传统（the Hebrew Tradition；Hebraism）。希腊传统又包括希腊神话传统和希腊哲学传统，希伯来传统又包括犹太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两希传统的不断冲突与融合是西方文明得以延续两千年并在近代大放异彩的缘由，而其各自内部的冲突与融合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及近代繁荣提供了保障。其实，西方文明最独特、最值得我们深究和学习的，既不是近现代的科技文明，也不是近现代的制度文明，而是一种自省（self-reflection）、自纠（self-correction）、自我检点（self-criticism）的能力。

西方人先有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之后基督教断送了古罗马帝国，却成就了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思想钳制西方的一千年，通常被认为是“黑暗的中世纪”，然而，恰恰是这“黑暗”的文化，上承古希腊文明，下启西方近代文明。西方近代文明源于对基督教的批判与颠覆，源于对古希腊文明的呼唤与复兴，恰如基督教当年对古希腊文明的批判与颠覆、对古罗马文明的修正与重塑。实际上，古希腊文明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重新回到西方人的视野，其后更有启蒙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热情讴歌与顶礼膜拜。

希腊传统注重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勇敢、正义，希伯来传统强调的是纪律、顺从、忍耐、博爱。乍一看，这两种传统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似乎针锋相对。然而，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文化却在某些方面惊人的相似，如对“智慧”的热爱、对“正义”的追求，尽管“智慧”“正义”这些概念范畴在两种文化中不尽相同，且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因为“爱智”的传统，古希腊有了苏格拉底，在大街上见人就谈哲学；因为“爱智”的传统，希伯来人有了约伯的追问。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而约伯追问的是神的正义与上帝之城的正义。

在古希腊传统中，柏拉图要把诗人（包括荷马和悲剧家）逐出“理想国”；在希伯来传统中，耶稣在圣殿砸了撒都该人的摊子、颠覆了法利赛人的律法。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是对古希腊神话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基督教传统是对犹太教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我们所说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即使是在希腊神话自身的传统中，也有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的不同。赫西俄德《神谱》对《荷马史诗》的继承与修订，实则是希腊神话走向神学、政治介入神话系统的开始。俄耳甫斯的神话诗（及其日神观、酒神观和灵魂死后受苦以及乐土观等）与赫西俄德的神话诗系统虽不相同，却互相关联，对整个希腊文明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1]即使是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内容和主题也有很大的不同：《伊利亚特》更接近于神话史诗，而《奥德赛》已经有了神话政治的内涵。举例来说，《伊利亚特》对阿喀琉斯“勇敢”的歌颂与《奥德赛》对奥德修斯“智谋”的肯定显然不同，而奥德修斯的“智谋”是对阿喀琉斯“勇敢”的否定。实际上，奥德修斯否定的不仅仅是阿喀琉斯的勇敢，还有他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我们已然发现后来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强调的“爱国主义”。而对于“国家”“城邦”的思考，在古希腊无人能够超过索福克勒斯，在古罗马又有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如塞涅卡等的进一步阐发。至于西方近代思想，其实不外乎对古代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发展和实践。因此，索福克勒斯的思想、斯多葛主义在近代的复兴绝非偶然。

即使是在犹太教自身的传统中，也有先知对自身传统的批判：先知们不仅诅咒、反抗外邦人对希伯来人的侵略与压迫，如《耶利米哀歌》；更有对自己族人的批判与训诫，如《创世记》中对索多玛、蛾摩拉毁灭的记载。先知传统是古犹太教传统中最值得尊重的传统，它反映了希伯来民族敢于自我反思与批判的难能可贵的品质。在《创世记》中，犹太人的拉比记录了祖先的种种劣迹——强奸、乱伦、通奸，甚至亚伯拉罕也做过令人羞耻的事情。但是希伯来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敢于正视历史、书写历史、揭露历史。更何况希伯来人还有为“义”字牺牲的先知，如施洗约翰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一部希腊人的历史，是古代先人反思自己、批判自己的历史；一部希伯来人的历史，是犹太民族检点自己、鞭挞自己的历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研究他者及其历史，是为了知“兴替”，包括他者的兴替，也包括自己的兴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他者，不仅仅是学习他者的优点，也要看清他者的缺点。学习不是崇洋媚外，也不应该妄自尊大。一种先进的文化是一种具有反思批判能力的文化，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化。学习是“祛魅”的过程，既不妖魔化，也不美化。学习是通过反思、审视他者来反思、检点自我，只有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