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与电影的异同

1 文学是什么？

我想，选修这门课的同学大多来自文学研究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估计大家都曾被专业以外的人士问过这些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读文学，等等。你越对自身专业有较深的认识，就越容易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因为你知道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而任何可能的解释都会显得不够有力。但世上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不恰当的回应，况且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并非是伪问题。我从手边的书籍里寻觅到一些对此类问题的不同回应，就让我们先从这些例子和印象开始，试着谈论一下文学到底是什么。

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曾说：“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比没有读过的人，更难向自己的同类开枪。”他是以举例的方式展示文学对人类同理心的强化作用，抑或对人性中善良的感召。文学有可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但它不是以道德训诫的方式实行，而是以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令你深味之。19世纪的文学研究者、奠定了以文学史的方式述说文学的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也有过类似表述：“文学即人学……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只是展示、解剖人类的灵魂给你看。”你会发现理论研究者较之于诗人更喜欢概括或下定义，他的意涵比布罗茨基更为清楚，但却缺少了那份文学诉诸自身的感性力量。再进一步，另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1912—2015）曾以“镜与灯”两种意象来论述文学：文学既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再现对象，也像明灯那样照耀我们、点亮世界，在此基础上去改变、影响现实。曾为牛津通识读本系列撰写《文学理论》一书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 ）在书中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由许多不是构成。”这句话其实并未传达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它的修辞手法本身倒充满了文学的味道——准确定义、传达信息从来不是文学的目的，它更想让你去体验、去玩味。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提供了一个比卡勒更富诚意的说明，其有关“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之论点经由鲁迅的译介影响了“五四”一代文人作家：

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恼，正如在梦中，欲望便打扮改装着出来似的，在文艺作品上，则身上裹了自然和人生的各种事象而出现。以为这不过是外底事象的忠实的描写和再现，那是谬误的皮相之谈。所以极端的写实主义和平面描写论，如作为空理空论则弗论，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上，乃是无意义的事。

从来没有一个文学作品说写实就全是写实，没有主观的创作与浪漫主义因素等；也从来没有一则作品能做到完全主观、脱离现实。同样，即使是一个经典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比如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的小说，我们也能在其中觅得很多非现实或超现实主义的特征，巴尔扎克对家具物品的描写放在今天后现代、后人类所谓物的研究中也不会显得违和。所有文学理论、概念定义、名家说法都只是提供一种认识文学的参照，并不能成为唯一的正确答案。厨川白村接着说文学：“……不是单纯认识事象，乃是将一切收纳在自己的体验中而深味之。这时所得的东西，则非knowledge，而是wisdom；非fact而是truth，而又在有限中见无限，在物中见心。”很明显他受到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学说的影响，但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苦闷或苦闷的原因——性欲受到压抑等，而在于对苦闷的体验与表达。这种体验可以是直接的，但与文学有关的往往为间接；事实上，阅读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其他经验纳入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去比较、去回味、去感受——认识功能或分析过程都还在其次。

在中文语境中有关文学的说法也有不少，比如鲁迅的老师章太炎（1869—1936）做过如下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这里所论及的文学，又好像比以上提到的范围更加宽广，这就令我想到中国历史语境中有关“文学（学问）——文章——文学（文艺）”的一种内涵演变。顺带说一句，当你很难给一个对象下定义时，追溯并呈现它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偷懒但有效的办法。比如你很难定义人是什么，但你可以通过展示一个人或一群人由过去到现在的历史来传达你对此的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诸多学科都是以某某史为名：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西方哲学史、日本艺术史，诸如此类。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教会人们用普遍的历史眼光去研究对象，这个之后有机会再细讲。

文学在中文语境中，最早属于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的“文学”其实很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学问；做学问，从事普遍的学术文化工作。三国曹丕讲“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的“文章”更接近于我们概念中的文学，即写文章、文学创作。南朝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439—440）中的文学门类，就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文学概念。此时的文学逐渐糅合了学问和文章二事，最终成为一种通过语言表达个性的艺术创作，所以鲁迅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自觉很重要，比自在上升了一个层次，即不光“是其所是”，还要意识到自己“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自觉时代之前当然也有文学，只是它的特性还不够鲜明，没有从他者那里分离出来。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何者的文学性较强，何者的文学性较弱。比如以早期经典《诗经》《庄子》《史记》为例，它们都是伟大的文本，既有鲜明的文学风格，也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更都具备很高的历史价值。我们会将《庄子》视为哲学文本的代表，因为尽管其文学风格诡丽，也可算作史料，可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思辨、讨论思想。司马迁的《史记》叙述故事相当精彩，也饱含太史公自己对功过得失、社会政治、世间冷暖的思考，但它注定是“史家之绝唱”，因为它关注的是事件，致力于再现事实——无论它是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诗经》的文学性在三者中最为强烈，因为它除了反映现实、抒发情感外，还有赋、比、兴这样的表现手法，意味着它本身就是关于语言的艺术。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请大家试着体会一下，以下两句话，哪一句的文学性更强：

A. 用力搅拌，然后放置五分钟。

B. 早餐，一粒枕边的糖。

大部分同学都选择B句，觉得它含有更多文学性，不少同学认为A句像说明书上的句子，是一种指令。也有同学认为A句更有文学性，我猜持这一观点的同学可能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反其道而行，要引入一种反文学的文学性。事实上大多数同学选择B句，这正说明人性之中有关阅读、叙述存在某些普遍的共性。A句主要在给我们传达信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这句话的意义就在于它传达出的信息；而B句，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传递信息，但它的重点不在于信息，你也很难确定它到底要给你什么信息，所以很多同学觉得这句话没讲完。当你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些什么的时候，叙述就发生了，并且会延续下去。故事就是这样来的，在形式方面就给读者唤起了一种期待。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所谓文学性的要素。相对于追求事实的史学，文学性的作品是一种虚构。虚构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首诗、这部小说讲述的内容是假的，而是它提供了一种超越真假判定的事实建构。较之于讲究思辨的哲学，文学性的作品更在乎审美体验，即作品所传达的感受性。这门语言的艺术讲求的，无外乎是如何建构起某种具备意义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