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感激、缅怀与希望

——庆贺《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

姚念慈

今年是《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李世愉先生要我写一点东西，我甚为惶恐。1989年春季，我年近不惑方投入王锺翰先生门下改习清史，根底浅薄，加之秉性钝驽，至今三十年，学无所成，惭愧无地。但我受《清史论丛》几代编辑委员会沾溉甚厚，除博士学位论文外，能算得上数的论文也就十来篇，凑起来不及八十万字，却近一半发表在《清史论丛》上。对此我久存感铭，未敢或忘。世愉既有此景命，我岂能无一言以报？然而衰颓有年，不知该写什么为好，踌躇良久，只能奉献一些零星却又温暖的杂忆以及感触和希望。

一 心目中的殿堂

《清史论丛》是1979年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为迎接改革开放的学术春天而创办的。编辑委员会于发刊词《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中写道：“我国史学界关于清史的研究，和其他各个断代史相比，可以说是最为薄弱的。”号召清史研究者共同努力，奋起直追，急切之情跃然纸上。是以创刊伊始就秉持开放性原则，以包罗百家，引领国内清史研究为宗旨。不限于刊载本室研究人员的文章，尽量征集国内外清史名家之作；不仅有声名卓著的老学者，还同时提携后学。《清史论丛》一大特色是文章不限篇幅，显示编辑委员会是真正的内行。2009年，王戎笙先生为纪念创刊30周年而写的《艰辛的三十年——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总结说：“《清史论丛》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以促进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凡是对有关清史的某一问题确有认真研究，哪怕这种研究成果还不成熟，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都尽量予以发表。文章字数一般不作限制，欢迎短的，也不拒绝长的。潜心研究、学风严谨、把握学术前沿是该集刊的重要特色。”这是何等远大的目光、宽宏博大的襟怀！我的体会是，清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以及无数个案都悬而未决，原因之一即在于史料繁多，真伪夹杂，而清代官修史书又因其立场有意无意地隐瞒历史真相。职此之故，研究者的史料搜集工作固然繁重，而比勘辨析、条分缕析尤不可少，没有相当的笔墨，很难曲尽原委，使问题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清史论丛》每期容量虽大，文章却非一味以长为胜。第一辑中孙毓棠、张寄谦两先生的《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就很短，只是挑选清朝几个具有代表性年代的各省垦田和户口的官方统计数字，这是我们了解清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基本依据，但凡研习者皆应大致存之于胸。第八辑中郭松义先生《清初的更名田》一文，篇幅也不算长，却将此问题剖析得几无剩义。回顾《清史论丛》，就不由得想起清史研究室的诸位老先生。当时清史研究室可谓国内清史界首屈一指的重镇，阵容之齐，实力之强，无与比肩。研究倾向则首重整体成果，集体项目甚多，这对于重振时期的清史学是完全必要的，清史研究室可谓居功至伟。与此同时，诸位先生遵守杨向奎先生“分兵把口”的布局，研究方向各有侧重。诸如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和兵制、复明运动、社会经济史、思想学术史、清初军事动向、清前期皇权政治、民间社党、农民起义、土司制度、科考制度等诸多领域，皆成就卓然。其前期成果就刊载于《清史论丛》，兼有开创启迪之功。有些领域极其繁难，投入时间多而收益少，入不敷出，为急功近利者所不为，但都是清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历史的宏大叙事就不可能丰富而准确，整个清史就树立不起来。诸位先生明知如此，仍以大局为重，知难而上，长期坚守。就功力而论，许多文章虽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其思维之缜密，分析之深微，即较之明清史宿学名家，似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读罢不禁感叹，若每个问题都思考到这种程度，一生能写出几篇文章？清史研究室集体撰写的《中国史稿》第七册之所以能成为代表性的名著，就因为它是全体成员智慧和努力的结晶。有些先生或未能构建起自己大著，难免遗憾，然而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景仰。学者的造诣，其人品与文品，固不以著述数量、文字多寡定高下也。从习学清史之日开始，阅读《清史论丛》就是我的必备课程。我读第一辑郭松义先生的大作《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用铅笔在旁白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如今字迹已经模糊，当时的激动依然在内心回荡。在我心目中，《清史论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殿堂级的论坛，很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享受这份荣幸。

二 戎笙先生给我上了一课

中华书局出版前八辑之后，几因经费困难而中辍。幸得海外陈捷先先生慷慨解囊，于1992年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发行，我在《清史论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在该期。1991年冬我博士论文答辩，戎笙先生是鉴定人之一，何龄修先生是答辩委员。翰师说可以试着在《清史论丛》上发表一篇，于是我将论文第一章缩写成《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约两万余字，不敢贸然投稿，由翰师推荐给戎笙先生。没料到戎笙先生给我上了一课。拿到校样一看，别的文字概无更改，唯所有的“天命”纪年一律被红笔改为“万历”纪年，我一时愕然！我做博士学位论文，自然不会不读各种刊行的《满文老档》，其中三册影印本《老满文原档》还是戎笙先生从台湾带回来赠予翰师，翰师转送给我的。《老满文原档》是清入关前最原始的史料，其纪年以干支，并无“天命”字样。最先用“天命”纪年的是皇太极崇德年间所修《清太祖弩儿哈奇武皇帝实录》（简称《武录》），以丁巳年（万历四十五年）为“天命二年”。众所周知，皇太极继汗位第十年，即所谓“天聪十年”方定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此前并无年号。皇太极为使满洲正朔其来有自，不惜篡改历史，将此前所谓“天命汗”某年以及“天聪汗”某年皆改为“天命”“天聪”年号。这是我知道的。翰师当然也了然于胸。做满族入关前的历史，叙事的主体是满族，用“天命”纪年，确有其方便之处，却忽视了历史的严肃性和本来面目。不仅如此，明清对峙，采用哪一方的年号，涉及统一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孰为正朔的问题。自明初以来，女真各部向为明朝属夷，努尔哈齐先祖之建州左卫，受明朝恩惠独厚；其后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又成为继明而起的中国正统王朝。这是孟森先生对清代历史定位的两个基本观念。就我所知，清史研究室诸位先生大致承继孟森先生之说，戎笙先生也不例外。以此观念审视明清之间的关系，不采用“天命”纪年，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努尔哈齐虽公然反明自立，而中国正朔所系仍在明朝，这种理解自有其合理性。而翰师从民族史的视角来看，明朝对周边民族实行“以夷制夷”，带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质，阻碍着女真族的统一和发展。与后来皇太极不断侵犯明朝边境、蹂躏畿内不同，努尔哈齐统一女真各部，建立政权，并起兵反明，是反抗明朝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之举。翰师对“天命”纪年不加深究，未在我的论文中特别拣出，或受此观念影响。以我今天的认识，翰师以明清双方正义性的转换断于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之际，还有商榷的余地；而如何龄修先生将“满族立国”视为从明朝统一中“分裂”，实则不承认清初关外立国的合法性，亦不免偏颇，这一点后面还将说到。皇太极于《武录》中窜入“天命”年号，固然是篡改历史事实，但也反映满族不欲继续接受明朝统治的意愿。一如清朝定鼎中原多年，许多明朝遗民仍然拒绝使用清朝年号，就是某种信念的反映。一个年号的使用看似简单，实则牵涉研究者如何尊重客观史实，如何看待异族入主、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观信念等诸多问题，三者之间既不能任意取代，亦不能过于拘泥，处理起来颇为棘手。思想信念之类的东西，不同于史实那种有目共睹且可以物质取证的客观性，却也是历史的真实存在，有记录可寻，其意义并不能因其主观性而加以忽视。后来我写《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一文又产生一种认识：我们书写明遗民的历史，若仅据满族已建立全国统治这一客观事实，便不顾明遗民的个人信仰，而以清朝年号强加于其身，则无异于亵渎。不论这些看法是否能成立，我的思考则似在深入，至少不如原来那么简单、莽撞。记得我看到校样上戎笙先生的“朱批”，便立即想起戎笙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鉴定，其中只肯定我敢于在“信疑两难”的史料中探索满族国家性质的“学术勇气”，此外并无赞誉之词，我由衷尊敬戎笙先生在学术上的不轻可否。但想到自己还算满意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真正的行家眼里，竟然缺乏基本常识，着实羞愧。假若今天我在这方面有一点进步的话，也多亏戎笙先生的那一当头棒喝。

三 不平凡的雅量

第二次在《清史论丛》上发表文章则是在四年之后的1996年，是我主动投稿的，近乎“赖皮”。起因是何龄修先生的一句月旦评。留校不久，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北京市首批出版资助，算是有个交代，我开始考虑如何将研究延伸到清入关之后。可是首先要对付教学，几年没写新东西。有一天去何先生家闲聊，何先生说，研究明清之际的史学论文有三篇堪称绝唱，1991年《清史论丛》第八辑许增重先生的《太后下嫁说新探》即是其一（其余两篇是顾诚先生对姚雪垠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反驳和余英时先生关于方以智自杀的考辨）。何先生关注清史研究的进展，对一些名家的得失，多有自己的掂量。而指点我时，话一般都说得较为含蓄。比如，《清史论丛》1992年号上杨启樵先生的《康熙遗诏与雍正篡位》，是针对翰师的得意之作《清圣祖遗诏考辨》而发。杨先生不认同雍正篡位说，此篇文章多做正面论述，但明确指出翰师误将康熙遗诏当作传位诏。何先生赞许杨文，或因翰师与我的师生关系而不便明言，只是笑眯眯地说：“这篇文章有些意思。”翰师的《清圣祖遗诏考辨》写于我读博士期间，曾以清样垂示，我学力不及，且忙于论文，不曾细读。听何先生这么一说，赶紧把两篇文章重读一遍。翰师以故宫所藏遗诏满汉文原件与《上谕内阁》《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一一详相比勘，用力甚勤，其确定《清圣祖实录》中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玄烨驾崩之后胤禛即位所宣读的遗诏，即是五年前玄烨留下的“遗诏”，这本无问题。可是翰师不自觉中又进了一步，以此又为胤禛篡位添一铁证，适足发明早年名作《清世宗夺嫡考实》的结论。杨先生则以为玄烨之死仓促，胤禛即位事出非常，只能用康熙五十六年玄烨宣布的那份“遗诏”，并附加一个短短的“传位诏”，亦属政治需要，且非如此不可。但两者都不能证明胤禛继位为篡位，因为玄烨生前的确未曾明示传位于何人。我承认杨文的思路是对的，并感谢何先生的好意。翰师精于烦琐的文献考证，然年近八旬，欣喜之余，对于考证的结果如何阐明，或欠臻周致。翰师另一得意文章《释汗依阿玛》亦有此缺憾。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是一个聚讼多年的问题。前辈大家孟森、郑天挺皆以中国古代“相父”之类作解，以为“皇父摄政王”不仅低于皇帝，还不及太上皇，多尔衮之于福临，仍属君臣关系。翰师根据清初诏书、奏议原件，并结合满洲传统，证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实已凌驾于福临之上，一举推翻孟、郑旧说，可谓不刊之论。可惜翰师由此又多迈出一步，认为孝庄太后下嫁为可信。这本是两个问题。而对于后者，翰师所举三条理由不免薄弱。我读罢心有未厌，惋惜做了半篇好文章，但不敢扫兴，明言相告。终于有了许增重先生《太后下嫁说新探》出来相诘驳。许先生宽厚，文中未点名翰师，但为翰师而发，则一目了然。何先生郑重推崇许文，自不以翰师下嫁说为然。关于许文的贡献，我已反复提及。在此想补充的是，许文的许多结论和断语，都显示出功力的深厚和识断的高明。如关于多尔衮与两黄旗大臣暗中合谋的种种曲折，较之此前王思治先生更胜一筹。又如诸王贝勒与众大臣公开议立嗣君，代善退场之前一语“睿亲王（多尔衮）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则当立皇子”。某位学者解释为代善有意推举多尔衮，是“深知底蕴之言”；许文则认为“这番话意味深长，既是给多尔衮出难题，也是在发出警告”，真乃点睛之笔。切不可小看这一句之差，研究者对历史当事人的态度和具体的历史场景的认识，高下立判。再如，太后与多尔衮之间是否存在暧昧关系，属于既无法了解也无法证实的私人问题，而太后是否下嫁，则带有政治色彩，关系到政局的走向。许文对此虽仅一笔带过，但没有严谨、清晰的思维，是不可能加以区分的。凡此，读者皆须细细体会。至于对太后下嫁的种种史料和传闻的摧陷廓清之功，我以为自许文一出，设非另有“奇迹”出现，太后下嫁之说可以休矣。倘若许文仅止于清理史料传闻来推翻太后下嫁，我觉得将无懈可击，但那样写就会“平淡”得多。许先生的论证方式显然不以文献的解释为满足，而欲将太后下嫁一事置于清初皇权与八旗之间的斗争进程中予以彻底解决，旧瓶注新酒，正是许文的深刻和精彩之所在。许文逻辑非常严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令我为之震撼。何先生既许为“绝唱”，就更加重在我心中的分量。何先生对我讲过一段往事，刚到历史研究所时，明清史研究室主任王毓铨先生将何先生写的两篇文章交给兼任副所长的白寿彝先生，白先生看后的评价是：“不错，嫩了点。”“嫩”当然是指不够老道，见识尚浅。邓之诚先生亦曾以类似之言评价翰师初作，可知此为前辈学者诫勉后学之常用语。然时光已过三十余年，何先生记忆犹新，可见“嫩”之一字刺激之深，而今坦然道来，其自诩又可想而知。何先生于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揭发清廷杀害崇祯皇太子而故作假皇太子的内幕隐情特加佩服，没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何能有此共鸣，更无可能将此疑案推进和深化。又如其指出陈寅恪晚年写作《柳如是别传》，是欲给后世留下为人为学两种“典范”，最符合陈氏微意。凡此皆显示何先生的卓识。但史学是一个实证性很强的学科，某个问题非身自涉猎，即不易判断其得失。何先生对清初满族政治社会毕竟没有专门研究，其赞同孟森将满族八旗制视作“联旗制”，即是一误。其对许文评价是否的当，也须检验一番。我对许文不能放下，还因为关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清初皇权性质及政局演变基本线索的认识。许文结论成立，即意味我的理解有误。为此我纠结不已，只得反复告诫自己必须冷静下来，从头检讨满族入关前后的历史。当我把所有重大事件重新权衡一遍，完全印入脑中，自以为无误，再读许文，终于发现其问题不在推理逻辑上，而在立论的某些预设前提中。正因许文的深刻论断涉及广阔的政治背景，仅就某个枝节问题相诘驳显然无济于事，故我不得不做全盘讨论，前后费时一年有余，定稿近六万字。在此须交代一句，翰师想必读过许文，然从未对我提及；我在准备与许文相商榷的过程中，亦未向翰师汇报，所以不是奉师命而作。我将文章名为《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点明宗旨所在，是探索入关前后清代皇权与八旗关系的本质变化，认为清初政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必须以此为基础而方能求得正解。并特加说明，无意就太后下嫁与否做左右袒。人非圣贤，谁能无蔽？学术研究，唯真相是求，辨而后愈明，然须互相尊重，慎之又慎。诘驳辩难之所谓“破”，目的在于“立”；若素无所蓄，或知之甚少，一味为“破”而“破”，则岂非近乎“文痞”。我斗胆与许先生商榷，言辞不无激烈，但自信绝非意气之争。文章的缘起是何先生，我没有闪躲，直接将文稿交送何先生手中。此后却迟迟未见答复。那时候家里还没装电话，戎笙先生和何先生意欲婉拒，都是靠通信。先是说《清史论丛》这一期可能不办，怕耽误我，建议投到别家刊物；后又说可能没有稿费，这么大一篇文章有些可惜。我回复说：第一，我可以等；第二，可以不要稿费。记得我在给戎笙先生信中明确说过：“贵刊若能接纳一篇与本室观点相左的文章，方显出不平凡的雅量。”文章写就，曾呈送翰师审阅，翰师很高兴，说我博士毕业后游荡三四年，总算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其时《燕京学报》复刊不久，翰师为编辑委员会成员，正需要长稿，稿费还是美金。但我仍然看重《清史论丛》，坚持不撤稿。回想起来，真有些强人所难。我至今不知道戎笙先生和何先生是如何商量的，是否听取许先生的意见，反正最后全文照发，一字未动。惊喜之余，内心着实为清史研究室诸位先生的气度所折服。还有些琐细之事也值得一提。校对稿送出之后，我又觉得有两字不妥，写信给戎笙先生，问是否来得及改正。几个月之后，我去戎笙先生家取刊物和稿费，戎笙先生交给我《清史论丛》1996年号两册和一个信封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的稿费是最多的。”大约1500元，是我月薪的三倍多。回来打开刊物，发现信中嘱托的两处均已改正。后来才知道，戎笙先生收到我的信，立即转寄给辽宁人民出版社徐泓先生，为尊重一个普通作者，竟如此不避烦劳！最难堪的还是面见何先生。提起拙文，何先生只有一言相诫：“现在你反驳了许先生，但要随时准备被人驳倒。”我有点紧张，到底没忘记“绝唱”之说啊！过了一阵，何先生告诉我：“杨向老看了你的文章，说有些意思。并问作者是否本院的研究生。”因我在文末致谢称何先生为“座师”，故杨向老有此一问。我也由此领会到何先生是在婉转表示已释然于怀。次年世愉为《清史研究通讯》写的一篇概要，专用一小段介绍拙文，大意是以新观念解释旧问题，得出新结论。旧话重提，并无一点沾沾自喜的意思，仅想表明：以宽宏的学术度量，真诚地提倡百家争鸣，奖掖后进，确为清史研究室几代学者的优良传统。

四 “冒犯”出来的“佳话”

我与清史研究室交往最多的就是何先生，除翰师之外，我受何先生指点最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没两天，收到何先生来信，得知我原是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三年之内能完成清史博士生学业，很是欣喜。我登门拜谢，何先生说，清史研究室已打算接受我。我估计是翰师之前所托，很遗憾地告诉何先生，翰师已为我办妥留校手续，师命不可违。从那时起，我便成为何府的常客，交谈也少有顾忌。人所共知，何先生是性情中人，重情谊，讲原则，富有正义感，爱憎分明。但令我感受更深，也更令我敬佩的是，何先生在学术评价上的严肃性，能撇开个人好恶，很少说台面话。我仰慕何先生的人品学问，然终究未入其门，私淑而已。对郭松义先生，我也不敢妄称学生，只称后学。这里插叙一下何先生与翰师的关系。据翰师说，两人相交至迟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曾面嘱翰师对所里的两位新人（何先生和郭先生）学术上加以关照。何先生则告诉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即读过翰师的《清史杂考》，据北京大学方面的议论，翰师若非打成“右派”，后来的学术成就将不可估量。不知为何，在我听来，其中似有未尽之意。何先生对孟森、郑天挺、谢国桢、商鸿逵几位前辈的学术都有专文评介，唯独没有翰师。我曾以此相质，何先生说：“把握不住，写过四五千字，还是放下了。”前述何先生对我推荐杨启樵、许增重两位先生的文章，似乎也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毕业不久，学校为翰师执教五十年举行庆祝会，何先生主动站到会场中央作即兴发言，历陈翰师学术成就，甚是激动。会后，何先生对我郑重说道：“王先生的庆祝会，怎么尽是客套话，而不谈学术成就？尽管我不完全了解王先生的学术，也不得不谈谈。”发言甫毕，我校王辅仁先生当即从座位上出来，与何先生紧紧握手，表示感谢。我在会场外服务，未能目睹这动人的一幕。2007年翰师逝世，我请何先生拟一副挽联，打开信一看，上联赫然是“清史推泰斗，孟郑之后一人”。我回电话答谢，并问：“这样评价，您的业师商鸿逵先生将如何摆放？”何先生回答得很干脆：“商先生人品极好，对老师，对学生，都没得说。只是后来学问上松懈了，与王先生还不是一个档次。”人品与学问不相取代，论学术得讲究品位，这是何先生的基本准绳。稍后，《燕京学报》主编徐苹芳先生托何先生转告我，按照《燕京学报》的传统，对每位过世的燕京学人都要刊载一篇学术评介的文章。于是同门弟子分工合写，完稿后由我寄给何先生。何先生打电话祝贺，说这样的写法颇有突破，算得上一个新路子。并特意替我们拟署“仲棣梓”，谐音众弟子，我揣度或许还寓含“棠棣之花”与“梓人”之意，盛情可感。何先生对翰师的态度给我很大影响，可我却没有何先生那样的好涵养。我与何先生有过很多通信，几次搬家，悉数丢失，但记得有两封信深深冒犯了何先生。第一封信是妄自将何先生与顾诚先生作比较，大意是说何先生才气大，功底厚，但兴趣太广，旁骛太多，所以没能写出顾诚先生那样的名著，为之扼腕。一时率尔之言，没顾及何先生为集体项目付出的大量心血。顾诚先生一向我行我素，与何先生截然不同。何先生对此信耿耿于怀，说我根本不了解顾诚。我亦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悔不已，此不多言。这里想说的是第二封信，即对何先生《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以下简称《几点看法》）一文的质疑。2005年7月，何先生以《五库斋清史丛稿》一书相贻，恰值我消沉八年复醒之际，真是雪中送炭，我这才读到何先生这篇三年前的文章。《几点看法》是何先生不多见的理论性作品。其立论宗旨，是为反驳清史界“主流”的清代明“统一”说。说者并没有比较明朝与满族入关前的八旗制政权两者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差异，也不想想之后何以会“清承明制”，反正满族人最终打赢了，即代表历史的进步，因而冠以清朝“统一”的美名。此不过为异族入主贴金，没有什么学术成分可言。问题是，一经打出“统一”“进步”的大旗，则清之代明即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一来，明清之际凡抗拒清廷者皆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是顽固绊脚石；相反，觍颜事敌、匍匐投降之辈，反而变成顺应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是以吴三桂必须翻案。应和者推波助澜，更颂扬洪承畴为有助于中国“统一”的历史功臣。一时“翻案”之风甚嚣尘上，大有席卷清史界之势。从时间上看，《几点意见》一文酝酿之际，顾诚已病重不起，何先生遂为中流砥柱。面对狂澜，何先生挺身而起，指出：“明清易代斗争是与国内民族斗争连结在一起的。”前者指农民起义，后者点明满族是中国内部的一个民族。何先生认同顾诚的观点：“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成为一个时期里社会主要矛盾。”进而针锋相对，点出明清易代症结所在：“清兵入关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战争，不是统一战争。”理由是：“统一以分裂为前提”，而“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很尖锐，导致明朝统治者被推翻，出现易代的形势，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一定要说有分裂，就是清人自称建国。然后，清人又来进行‘统一战争’，实现武力‘统一’。这样弯弯绕式的解释，有点嘲弄清朝建立的历史，并不可取。清兵入关后进行的战争，是明末以来明清战争的继续，是明清易代斗争的后一部分，是镇压抗清起义和复明运动，大规模推行民族压迫、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并说：“一切民族压迫、民族奴役、民族征服，势必引起激烈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代表了被压迫、被奴役、被征服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弘扬民族精神，不要毁坏祖先用鲜血换来留给后人的民族精神。”我不厌其详地引述原文，是因为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仍能体会到何先生运笔时的激烈情感。我必须要说的是，这几段文字是对明清嬗替这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最准确而深刻的概括，其中还包含袁良义先生、顾诚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但直至何先生手中，才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已远非孟森的基本观念所能藩篱。“统一”说者对顾、何等先生的观点加以嘲讽，又似乎觉得“统一”一词尚不过瘾，而搬出更为慑人的“大一统”。但“统一”也罢，“大一统”也罢，都不能掩盖清朝入关初年残暴征服的事实，也不能将吴三桂、洪承畴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解脱下来。说者为吴三桂降清洗脱，引用《清实录》所载吴与多尔衮书信往来，认定其引清军入关目的在于复明，可谓耸人听闻。当李自成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多尔衮正欲趁火打劫，誓师大举，“攻明”二字载于《清实录》。摆在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非降顺即降清。吴先降顺，中途反目，既返回宁远，大顺军赴关征讨乃迟早之事，故唯剩降清一途。此情洞若观火，无待龟筮。吴故意扭扭捏捏，顾诚先生一语破的，“给自己（降清）增添一些本钱”。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也是为了欺骗国内舆情”。若按“统一”说者所认定的清代表进步、明代表腐朽的那套“理论”，则吴借清军复明，岂非“利用”历史进步力量以恢复腐朽的明王朝？真是张皇反覆，顾此失彼，前案未翻，又添新案！我还想多说一句，如何鉴别对于一段历史的概括和性质判断，须与研究者功力的高下以及对问题认识的深浅联系起来。如果对官书奉信不疑，对基本史料毫无鉴别能力，则描述历史进程无论怎么长篇累牍，具有怎样的蛊惑煽动性，其结论都终究不能取信于人。何先生的《几点意见》并未在细节上多作纠缠，而是在揭破“统一”说的基点上，力图以中国历代王朝疆域、民族分合为大背景，对明清嬗代这段历史做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由此涉及“历史上的中国”这样巨大的历史主题。这是何先生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探索，也是一份宝贵的贡献。既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亦不免留下商榷的余地。我反复研读何文，并在两届研究生班上组织对之进行讨论，大家都感到许多地方难于把握。不得已，我将自己的意见写信呈交何先生。我没有就全文进行评价，专挑我认为含混、矛盾或不妥之处，希望我的一些疑虑多少能拾遗补阙，引发何先生进一步思考，完善其说，而绝不是站在“统一”说的立场上相诘难，相信何先生一阅便知。因属私人通信，故行文不加收敛，乃至近乎苛责，比如说：“难道先生会认为，不管明朝多么腐朽，满族也没有实现本民族统一和建立政权的权力吗？难道先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持的观点其实为民族霸权主义留下余地吗？”我深知何先生自视极高，学术上一丝不苟，故非如此不足以动之。这是2008年4月。

老师与弟子之间相诘难，古往今来常有之事，人们也喜欢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奖掖学生。而以我的体会，作为老师，能容忍乃至赞许学生的反诘，或许更为难得；若并无师生关系，则可谓难上加难。与我这样的浮浅之辈不同，对于自尊自爱的学者来说，写出一篇得意文章，即如同创作一件艺术品，虽谦称“敝帚”，实则珍视无已。一旦被人指出罅隙，即不复成为完璧，内心痛惜之情可想而知。我于许先生尚未识荆，每念及此，不免惴惴。对何先生就更是如此。没料到何先生很快就打来电话，建议我发表。我说从未有此想法。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的中国”这类大问题，自知学力不够，很少思考。然而对何先生所沿用“建国以来”的定义，“中国史就是以现在中国国界为范围，生活在这个范围内的土地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在多年的教学中总觉得有些扞格难通。另一方面，历史著作中又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只要某个地区曾一度与中原王朝通使朝贡，或成为中原王朝周边的羁縻区划，即认为该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而不考虑后来历史进程的实际变化，亦非历史主义应有的理性态度。明清嬗替“统一”说者亦是如此。何先生以清不同于金、元，认为清自先祖以来一直臣属于明朝，故清朝建立全国统治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政权更替；而金、元与两宋则是两个国家的对立，金灭北宋，元灭南宋，皆属异族征服。这种区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是何先生的卓越之处。但如此一来，两宋之际的中国疆界如何界定？若再上溯自五胡十六国以至南北朝约三百年，北方政权的建立者也多有未曾臣服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的疆域又该如何认定？所以我在信中妄言：上述定义“绝对不适合定义中国史，它只能说是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各民族的历史。但这样说，其实也是同义反复，什么也说明不了。中国史的定义，窃以为只能是中国（包括中华民族及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并无可以永恒确定的界线，对周边民族的统辖更是一个不易确定的定义，一切都依当时的形势而定，而且必然随历史进程而变化。现今中国的国界和主权，也只能按现在的形势而定”。我坦言这些“只是一种初浅的想法，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从此就置诸脑后，无暇也无力再作深究。据杨海英兄说，何先生倒是念念不置，可能是深感无人争鸣的寂寞吧。五年之后，2013年下半年，《清史论丛》拟发“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集”，我手头无现成文章，何先生命海英兄通知我，将前信发表。这大出我的意料，难道不怕引起“负面”效果，影响先生自己的声誉？海英兄说，何先生早有此意，现在适逢其会。刊物印出，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曾诚先生告诉我：何先生前来以《清史论丛》2014年号两册相赠，并叮嘱拙文《〈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读后——致何龄修先生的一封信》值得一看。读后方知是一篇诘驳文字，不由感慨道：“这可称得上一段史林佳话！”曾有人议论何先生的气量狭窄，为人峭刻，岂知何先生对于后学的宽容，对于诚实的学术批评的海涵，其胸襟诚非常人所能及。当年，清史研究室为何先生举办庆贺会，我忝陪末座，于是效法何先生二十年前之于翰师，以《深刻性蕴含的启迪——何龄修先生八十寿辰座谈会发言稿》作书面发言，取名如此，实因无力领会何先生的学术精义。世愉先生当即索稿，于次年《清史论丛》刊载。海英兄以邮件转告我，何先生阅过很兴奋，说：“看来彼此在学术上还是可以沟通的。”又说：“可惜花都开到人家那里去了。”前一句我不是很理解其含义；后一句则以此文非出自爱徒之手，遗憾之情溢乎言表。何先生病重期间，我已久罹抑郁之苦，很怕增添其家人的心理压力，不敢前往探望。今何先生作古一年有余，思之往昔言谈笑貌，不禁黯然。

五 承传与希望

约二十一世纪初，《清史论丛》再次因经费而难以为继，世愉先生慨然接手，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斗转星移，清史界的形势与创刊时已大不相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经多年积累，阵容宏大，人才济济。戴逸先生主持的国家项目“大清史”工程，俨然清史大本营，经费之巨，不只空前，恐亦将绝后。国内清史界名流网罗殆尽，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诸多贤达亦在其中。相形之下，清史研究室不免有“式微”之叹。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是清史领域唯一的“核心期刊”，为考核体制所系，稿源丰沛，编辑者择优而取，游刃有余。反观《清史论丛》，幸有世愉独力筹措，方得以香火不绝。世愉如何苦心经营，我没有切身体会；对他的清代土司和科举制度研究，我是外行，不必谀颂。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主持下的《清史论丛》能接纳和鼓励我这个不入流的“异端”。2009年10月，清史研究室庆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寿辰，世愉以“康乾盛世再思考”为主题举办一场讨论会。戴逸先生以“兴盛衰亡”四字归纳有清一代，被人称为“大智慧”。以戴先生的身份，认定“康乾盛世”为中国历代盛世之最，那就不仅是一家之言，还带有一言九鼎的味道。当时史学界和社会上的“盛世”之风甚烈，提出对“康乾盛世”再思考，不啻为警醒世人的一副清凉剂。前述“统一”“大一统”说者，即《康乾盛世》一书作者，又为“大清史”阵中骁将，与世愉私交甚好，《清史论丛》2000年号即有其大作《论康乾盛世“大一统”与西北地区的统一》。交情归交情，与学术倾向互不相妨，正体现世愉思想的开放豁达和学术上的兼收并蓄，作为《清史论丛》主编，这是必备而又难能可贵的品质。讨论会上，李华川研究员以《“康乾盛世”说渊源考》做主题发言，系统梳理历代“盛世”的内涵和源流，指出清代康雍乾三朝本质特征有三：（1）“以维护满人特权地位为根本要务”；（2）“专制主义更发展到巅峰”；（3）实行思想钳制政策，文字狱长达一百余年，“制造出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世愉通知我在会上说两句，我拙于言辞，写成一篇题为《“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的短文，对清史“主流”指导思想上的预设前提，即“统一中国”“满汉平等”“康乾盛世”的“十二字要诀”提出质疑。小文与华川大作皆刊载于《清史论丛》2011年号。华川说“‘康乾盛世’这个名词本身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也是一个颇有宣传意味和政治功能的词语，其实不能作为对一个时代理性、科学的定评”。我均极为赞同。关于“康乾盛世”的争议，实已超出纯学术讨论，而涉及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即对于清代统治的强大稳固、疆域扩张、扼杀思想文化、窒息士人精神，以及全社会和人民大众为“盛世”所付出的代价，等等，我们将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弄清基本事实。研究清代前期政治史有一层麻烦，即绕不开官修史书，能用私家记载互相比照的地方不多。要想摆脱统治者官方论调的影响，首先须对清代统治者及官修史书持一种批判态度，寻找其间的罅隙，或许才能窥出某种端倪，揭示历史的真相。倘若奉官书为圭臬，照本宣科，或以现代语言进行改写，作文成书自然容易得多，却难免沦为帝王和权力的吹鼓手，丧失现代研究者的底线。拙著《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共收五篇文章，力求以繁复而严密的史实考辨，大量引用玄烨本人的言谈和亲笔“朱批”来揭露其内心深层的思想心理。我要告诉世人，清代最为称道开明英主统治下的“盛世”，完全是满族统治者为争正统的人为营造；而其之能如此，所凭仗者不外有三：武力强大、高额赋税和思想禁锢。在“盛世”论者眼里，这些观点恐怕是不折不扣的“异端”。书中第一、第三两篇就刊载于《清史论丛》。在《〈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读后——致何龄修先生的一封信》中，我以女真族反对明朝压迫而自立大清国为例，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选择自治以至独立的权力，任何一个民族在感受到与外界的契约开始妨碍本民族统一和发展的需要时，都有权力解除这种契约。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都不能建立在侵犯和牺牲他民族利益和发展的基础之上，都不能以他民族的服从为先决条件。只要我们承认各个民族是不同人类群体的社会存在，就不能不遵循这一原则。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对民族之间的关系做出是非道德的评判，才有正义和公理可言。即使一个国家之内，也是如此。我以为这是所有人文学者所应持的态度。在历史研究中，是无需顾及现实的政治效果的。相反，政治必须建立在这样平等的原则之上。”这些话不只是“离经叛道”，还极其不合时宜。《清史论丛》概不删改，原文照发。这已不限于继承老一代包容学术争论的传统，还体现出思想开放、自由争鸣的精神。时至今日，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和频繁，清史领域的新观念、新思路、新领域、新成果层出不穷，这是清史研究走向兴旺发达的标志。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主题面临新的挑战，必须作出回应，方能实现自我更新。我闭目塞听，但不妨有片思断想。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即：专制集权统治延绵二千年之久，北方周边民族多次进入中原。我以为这两点对中国人性影响至大。清朝兼具专制集权和异族入主这两个特征，且皆发展至极端和鼎盛，不论研究哪个领域，这两点都是清史研究的潜在主题。而且，清王朝通过征伐与怀柔，威恩并施，将众多民族并入其统治之下，故清代民族关系之复杂，远非前代可比，其中满汉关系又为贯穿有清一代的核心。坦率地说，探索清王朝政治权力的结构、国家制度、政治发展的主线以及各个阶段的特征，离开了满汉关系，终不免隔靴搔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创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风靡一时。我去拜谒白寿彝先生，白先生对此理论不以为然，说：多元一体固是，但不能不分主次，总得有个主体吧。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相互交往融合，关系逐渐稳固，就是因为有个主体汉族。有趣的是，费先生是汉族，白先生是回族。在我看来，费先生理论框架虽新，但白先生的看法无疑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就清代而论，似乎不妨这么说，统治者虽为满族，而其立国之基则在中原。与元代不同，清代四出征伐，依赖的是内地财源丰厚。而有清一代的成败兴衰，无不与如何处理汉族关系密切相关。但首崇满族的基本国策，对汉人充满猜疑，处处防范，遂成为清代历史上巨大而浓厚的阴影。孟森虽于揭示清代统治者掩盖历史暴行的心机多有发覆，然以清代为中国正统王朝以及未曾洗尽的帝王观念，致使其对清朝总体叙事中忽略清政权特殊的民族性质。而钱穆、萧一山对清代政权的狭隘部族统治、异族征服之类的判断，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发。继之而起，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一代学者，更强调民族融合、满汉平等一面，以至于得出清王朝为满汉联合政权的结论，则去历史真相愈远。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进入“康熙盛世”后，没有一个汉官能厕身统治集团核心，参与军国大计决策。朝廷汉官恰如鲁迅所言，真是“求当奴才而不可得”，唯满族主子马首是瞻，卑微琐屑，有宋以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荡然无存。素以“宽仁”著称的康熙朝如此，乾隆朝则更不待言。前辈学者中，对清代民族关系认识最为深刻的，不能不数翰师。翰师关于蒙古族衰弱的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对其实行编旗，画地为牢；关于八旗中满汉民族互相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关于满族因为与汉族交流融合，非但不曾萎靡，而且更为发展；关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之得失利弊：皆是深入研究史实得出来的扎实结论，非泛泛之谈。翰师的学术成就长期未能得到充分估价，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同辈和稍晚一辈的学者，对清代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有人讥诮翰师游离出正宗清史。殊不知结合满族史研究清史，正是未来的趋向之一。翰师实于国内导之以先路，且成就斐然。提到从满族史切入清史，就不能不谈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影响。我对国外研究概况两眼一抹黑。关于美国“新清史”，仅读过欧立德（Mark C.Elliot）的The Manchu：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arial China Way 、濮德培（Peter C.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英文版，以及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中译本，而于中外学者“新清史”的讨论热潮则一概未及理会。以我的拙见，“新清史”与其鼓吹者的诸多观点中，只有一个不能接受，即清帝国的统治中心不在中原，或以“内地中国”等同于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皆为“满洲帝国”（Manchu Empire）的“殖民地”，这与史实相去太远。但“新清史”重视满族尊崇保持传统习俗，有清一代满族内聚力不曾消失，否定一概汉化，皆不无纠偏之效；其于清王朝的民族特性的探讨，也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清代历史认识的深入。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著《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作为日本史学界《大世界史》的构成部分，毫无疑问是权威性著作。从书名主标题“紫禁城的荣光”可知，该书继承日本学者将元明清视为中国统一体连续整合阶段的基本观念，而非将清朝理解为满族从外部控制中原的大帝国。国外学者研究清史，观点、倾向、结论有同有异，这很自然。我们不能动辄追究国外学者研究的“政治动机”，更不必像对国外学术交流始终抱着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反击的“冷战思维”。即便确有人怀有政治意图，只要其论学尚有可取之处，就应予以汲纳，正所谓“不以人废言”。而国内学者的“统一”说以及以“大一统”当作“清朝历史的一条主线”，之所以让我困惑，是因其无法正确解释历史。首先，将正当的边疆防御与对外扩张、征服混为一谈，从而混淆历史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区别。比如，康熙朝抗击沙皇俄国入侵东北与出兵征讨准噶尔汗国，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套用何龄修先生的话来说，“分裂”须以“统一”为前提。“统一”说者用“大一统”的“正义性”将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视为克服分裂的统一战争，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即清朝此前从未“统一”过厄鲁特四部蒙古族，形成于明清之交，以共同抵御外敌侵略为宗旨的《卫喇特法典》，就是明证。我找不到策妄阿喇布坦“分裂”的证据，倒是在《满文朱批奏折》中发现玄烨在得知准噶尔部进入西藏之后，多次向策妄卑词求和。稍有理性的人都能明白，掩盖清代征服的非正义性，并不能呼唤人们的爱国热情，反而会激起民族情绪，不利于中国各民族融合和国家整合。其次，我不理解“大一统”的界限何在，要“大”到什么程度，“统”到何处为止。乾隆的“十全武功”可算是清朝“大一统”的顶峰，清王朝将蒙古、新疆、西藏并入版图，成为今天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固然是历史的既成事实。然而“十全武功”中好些并不光彩，损兵折将，迁延日久，靡费无算，乃至不惜以各种手段，只为保住“四方慕义、八荒悦服”的天朝面子。比如，边境摩擦乃常有之事，且常因边吏隐瞒实情，动辄大张挞伐，实为以强凌弱。如果把这也算作正义性的“大一统”，那么，像缅甸、廓尔喀、安南这些国家是否就根本不应该抵抗，而理当服服帖帖称臣于清朝？昔日“大英日不落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都曾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大一统”。如果抽掉或任意赋予其正义性，野蛮与进步将作何区别？再次，满族起兵夺取全国统治是“大一统”，而明代原本也是“大一统”，满族自先祖以来即臣属于明朝，受封朝贡；之前的元代也是“大一统”，明太祖朱元璋公开承认自己为元朝臣民。如果以“大一统”来解释元明清这段历史，是否可以说清代破坏了明代的“大一统”，明代破坏了元代的“大一统”？说者当然可以用“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新的“大一统”取代旧的“大一统”以及其他种种理由来作辩护，但如是一来，与“轮流坐庄”说又有什么不同？自恃武力强大者，就可以重新来玩一番“大一统”的游戏，也就由此具备历史的正义性；对抗者非“腐朽”即“分裂”，是理当天讨的历史罪人。这岂不是等于颂扬历史上的暴力和征伐？最后，清与元、明一样，也没能免于灭亡。戴逸先生的“兴盛衰亡”虽不足以凸显有清一代的特征，但以此概括王朝统治的一般规律，还是说得过去的。而以“大一统”作为“清朝历史的一条主线”，即意味着清代只有“兴盛”，而将后半截“衰亡”腰斩，则更加臆逞和肤浅。既然“大一统”是清代的“主线”，嘉、道之后怎么不按这条“主线”继续“统”下去，反与外国殖民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岂不又等于说，历史上各代王朝“大一统”所具有的“正义性”，并不能维持长治久安，还是会“衰亡”，还是要被别的“大一统”所取代。既然如此，历史进步的正义性体现在何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要不要反抗暴力专制、抵御外敌入侵的民族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真正的正义性，即中国古代的“仁”与“义”。《春秋》“王者大一统”，于“大一统”之前特冠以“王者”，即三代仁义之君，非“王者”不可谓“大一统”，其义显然。“王”“霸”之分，乃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判别。此为学者习知，毋庸多言。按照《新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的解释，“正义性”（righteous）是“源自对公平、公正和道德的强烈意识”。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分析正义性与道德的关系时，也认为现在“鲜有人再相信结果的正义可以将暴力手段正当化”（见氏著《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正义与强力、暴政相对立，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之通义。如果我们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文化侵略”，同时又竭力颂扬清代带有强烈征服性质的“大一统”，难道不觉得滑稽可笑吗？更关键的是，“大一统”说者在马克思主义中无法找到来源。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世界史观出发，马克思大概不会欣赏罗马帝国、奥匈帝国之类的“大一统”，甚至是俾斯麦的“统一”，更不会颂扬殖民主义的世界征服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吧。质言之，清代所谓“大一统”“康乾盛世”，皆不过历史表象。而说者将其归结为一代帝王康熙、乾隆的英明统治，却不去追问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为社会发展带来活力，中国通向近代化的进程是否因此而受阻，浑然不知历史的底蕴、意义为何物，还配谈历史研究吗？又如何给世人以启迪？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有一个基本观念，即“亚洲并不以西欧为基准，亚洲独立于西欧的基准之外”，所以绝无对中国抱有歧见之嫌。他认为，现代研究者与历史之间发生“共鸣的波长和音域的幅度，与主体关联同时代史的方式及深度恰成正比例。对于同时代史课题的摸索和苦恼越是深刻，共鸣的深度也就越强烈”。“主体（研究者）对于现代的契合程度越深，对于他者（按：指他国历史）的同化程度也就越深”（见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简言之，研究历史者应具有现实关怀，历史研究的深浅与现实关切紧密相关。这是颇有启示性的。沟口雄三所说的现实关怀，大体相当于以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著称的美国东方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其所坚守的是“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其思想倾向是“对于权威和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体现在社会功能上，即“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压迫的权威”。在我个人看来，这与马克思的立场不谋而合。若无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资本论》根本无从诞生。我于“文革”后期开始读《资本论》，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信为马克思的忠实信徒。近来重温马克思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感受与几十年前又有不同。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官僚、军队日益庞大，马克思称其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波拿巴三世依靠巴黎流氓无产者的声援得以复辟，对社会控制得更加严密。马克思对此深恶痛绝。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社会团体自治为基础的、人民群众享有民主自由的社会。唯因资产阶级先天性的软弱无力，故而社会的未来和前途在无产阶级身上。不难看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继承欧洲自由民主思潮的人文主义者，是被压迫者反抗暴政统治的代言人。忽视这一出发点，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势必将其变为教条，遑论指导历史研究。现实关怀决定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取向，不论研究何种领域，采用何种方式，其取径都将以价值观念取向为转移。可悲的是，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信条，得势者必卖学兼卖身。即使以“道统”自任的儒家理学家，亦必得君方能行道。其难能可贵者，在于保持人格、学术独立，故往往不得志。而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老庄，则几近绝迹。今天现实社会中的学人，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支配和影响，现实关怀也会被赋予别的含义，根本无法奢望在思想观和价值观上趋向一致。我们研究历史，也不必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强行求同。一般而言，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不外两点：资料翔实，推理严密。但想要做到自圆其说，有点深度，还需警惕海特说的“目的性推理”或“证实性偏见”泥沼，因为这种思维所有的证据收集、推理程序，皆以服从某种预设为目的，结果多为误导；相反，应该提倡批判性思维，允许在一个群体内，以各种证据、各种观点进行不断的自我反诘和彼此辩驳，如此才能产生“良好的理性”的“互动”，因此，“保证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同前书）至关重要。海特是针对社会辩论和应对措施而言的，其所论思维方式的优劣，对于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可引为借鉴。作为促进清史研究走向新繁荣的舞台，唯一明智的态度，就是开放和涵容。我以此寄厚望于《清史论丛》。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