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稿

17世纪上半叶蒙古史研究中满蒙汉文档案的应用

——以内蒙古大学清初蒙古史研究为例

齐木德道尔吉

提要： 本文对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团队利用满蒙汉文档案开展17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研究的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文章围绕“清初蒙古史史料研究”、“爱新国时期女真/满洲与蒙古关系研究”、“爱新国与察哈尔关系研究”以及“外喀尔喀与爱新国/清朝关系研究”等几大领域，详细地归纳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到现今所开展的史料研究、满蒙关系研究的过程及成果，尤其在如何结合清代官私文献有效利用多语种原始档案资料，开展清初蒙古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交流了经验所得。

关键词： 17世纪上半叶 满蒙汉文档案 满蒙关系 比较研究

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研究，尤其是北方民族史和蒙元史研究久负盛名。清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60～80年代，在金启孮先生领导下逐步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利用的史料主要是《清实录》、《方略》、《王公表传》、《东华录》、《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等清代官私史籍，很少利用档案资料。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旧满洲档》和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大陆逐步发掘、整理、翻译和出版明末清初满蒙汉文档案资料文献，内蒙古大学的清代蒙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鉴于日本、中国台湾和德国学者利用满文档案开展清代蒙古史研究的强劲势头，从1991年开始，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专业必修课《满语文》，陆续培养出既能阅读满语文又蒙汉兼通的研究人员，为利用满蒙汉文档案开展清初蒙古史研究创造了语文条件。

明末清初，即17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点的重要历史阶段。女真爱新国政权的兴起、满蒙联盟的形成、蒙古大汗廷的覆灭、大清王朝的建立、明朝的灭亡、清军的入关、农民军的失败以及清朝统一全国等重大历史进程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揭示清初满蒙关系的实质以及深入开展蒙古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本文就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在17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研究中利用满蒙汉文档案的情况作一系统的介绍。

一 清初蒙古史史料研究

为了深入开展明末清初的蒙古历史研究，有必要对《清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加以整理，并结合档案材料作比较研究。这样不仅可以为研究工作提供坚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同时可以探讨清代官修史籍的史料价值。为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以齐木德道尔吉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96年以“清初蒙古史史料以及满蒙关系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获得批准。该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作整理和研究。

1.对“三朝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的整理研究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史料中有能够忠实地再现史实的原始资料，而这些资料并不是有意地为撰写历史而创造，乌云毕力格称之为“遗留性史料”；也有经过整理，甚至经过修改的间接性史料，是为“记述性史料”。然而，二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1]清代官修史籍，尽管有溢美、忌讳和有意删改等问题，但记述有条理，年代清楚，自成系统，是历史研究所必须参考的主要史料来源。所以对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利用档案资料开展清初蒙古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为了有效地利用清初满蒙汉文档案资料，有必要对记录清初历史的清朝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的实录进行整理和研究。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简称“三朝实录”，是《大清历朝实录》中极具特点的部分，又是研究清初历史的主要官修史籍，有其独特的价值。“三朝实录”从初纂到几经修订，直到乾隆朝成为定本，形成两个以上的本子，而且各本之间的差异很大。尤其随着《旧满洲档》、《内国史院档》以及清初蒙古文档案等原始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学术界对研究“三朝实录”的兴趣与日俱增。有鉴于此，应当厘清“三朝实录”的源流和修纂改订的过程，了解各本之间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与原始档案的比较，搞清其史料来源和价值。

康熙朝“三朝实录”国内无存，课题组遂购得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康熙朝编纂的“三朝实录”抄本胶卷，为开展史料比勘创造了条件。课题组首先以雍乾本“三朝实录”为底本摘录了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然后同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本“三朝实录”加以比较，形成《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2]一书。对《太祖高皇帝实录》部分，参照《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将相应的史料附上，以此构成太祖朝实录三种版本和太宗、世祖朝实录两种版本的对照。这是在国内外首次完成的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方便适用的技术处理手段，使用者一本在手，可以发现雍乾定本“三朝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同康熙朝所修“三朝实录”之间存在的大量异同。

此后吸收在读博士研究生参与此项工作，陆续编辑出版了《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3]和《清朝世宗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4]乾隆朝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摘录工作正在进行，以后历朝实录中的蒙古史史料摘抄工作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全部完成。

2.满蒙文档案的比较研究

以“三朝实录”中所记录的蒙古史史料为线索，再与《旧满洲档》和《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的相应记载进行比较，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内容，其意义在于奠定17世纪上半叶蒙古史研究的史料基础。齐木德道尔吉早在1994年发表的《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5]一文，对《旧满洲档》第4191-4293页、第4288-4290页，天聪九年（乙亥）五月二十七日（1635年7月11日）条下所载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致水滨六十三姓女真之主聪明可汗和致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及者勒墨达尔汗诺颜为首的诸寨桑的两封信作了历史语文学的研究，释读其含义，并做新的汉译，在此基础上，对这两封信在《内国史院档》、《清太宗实录》以及《皇清开国方略》、《皇朝藩部要略》等清朝官私文献中的流传作了深入的考察。此文的发表，为以后的史料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了较为全面和科学地开展此项工作，齐木德道尔吉又发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6]一文，为史料比较研究开辟了路径与方法。以此种文献研究的方法，博士研究生敖拉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从〈旧满洲档〉到〈满文老档〉——1626年之前满蒙关系史料比较研究》。[7]该文以研究清初满蒙关系史料为目的， 用《旧满洲档》的记录比勘顺治年间编写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汉文本和《满文老档》中的满蒙关系资料，进而厘清史料的渊源关系及它们之间的异同等问题。文章首先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摘录有关内喀尔喀部、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史料，再与《旧满洲档》所载相应史料加以比较；接着深入一步，就《旧满洲档》与《满文老档》中内喀尔喀、科尔沁和察哈尔三部史料的流传，通过比较以揭示其异同；最后对《旧满洲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以澄清《旧满洲档》与初纂《太祖实录》之间、初纂《太祖实录》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之间的史料对应关系，再对《旧满洲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作了评述。

除此之外，为解决20世纪早先时候德国学者福克斯（Walter Fuchs）德译《皇清开国方略》缺少人名、地名、部族名索引的问题，齐木德道尔吉根据中国民族宫所藏满文《开国方略》和《四库全书》所收《皇清开国方略》汉文版，做了人名、地名及部族名索引，2000年在德国出版。[8]

二 爱新国时期女真/满洲与蒙古关系研究

在对“三朝实录”进行史料学研究的同时，课题组积极地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获得了当时全宗号以《蒙文老档》命名的部分珍贵档案资料。接着，李保文《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9]出版，促使首批研究文章应运而生。而这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爱新国时期（1616-1636）的满蒙关系研究之上。

1.蒙古科尔沁部与爱新国之间的关系

巴根那完成《科尔沁部与爱新国联盟》[10]硕士学位论文，利用17世纪蒙古文文书和清太祖、太宗时期的满文旧档，探讨了1624～1629年的蒙古科尔沁部与女真爱新国之间的联盟关系。文章首先回顾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期间与蒙古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及察哈尔部所建立的新关系。该文认为，继1619年内喀尔喀五部与爱新国建立联盟之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等在林丹汗与努尔哈赤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最终于1624年与爱新国努尔哈赤建立了初期的联盟。文章利用满文和蒙古文档案中仅有的资料，揭示了这次联盟的实质，即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建立联盟关系的真实目的仅在于威吓林丹汗，阻止其东侵，以达到自保的目的。当这场危机过去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有意与爱新国保持距离。所以该文作者认为，联盟初期的双方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对爱新国来说，拉拢和争取科尔沁，极大限度地孤立林丹汗，各个击破蒙古各部，乃是既定政策。所以，努尔哈赤委曲求全，一直耐心对待奥巴等科尔沁贵族。这些史实在《清太祖实录》中未被记载。

在联盟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天命十年（1625）九月林丹汗率兵东征科尔沁，本来与爱新国几至终止联盟关系的奥巴不得不再次倒向努尔哈赤一边，请求他的援助。努尔哈赤乘人之危，和奥巴建立了明确的反察哈尔联盟，为日后合并科尔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双方以反察哈尔、反喀尔喀为前提，建立了联盟，然而绝无隶属关系。就授予土谢图汗名号而言，也不过是双方关系进一步加强的标志。这与1606年内喀尔喀五部授予努尔哈赤以“昆都伦汗”名号，属于同样的性质。这样的做法源于蒙古和女真的古老习俗。由此得出结论，当时科尔沁部既受到察哈尔的进攻，又在与爱新国的联盟中处于被动地位，但由于双方的利益所使然，他们的联盟仍然是平等的。

在此联盟发展的第三阶段，努尔哈赤已死，皇太极即位，在林丹汗西征之后，奥巴谋取独立地位，与皇太极争夺失散的内喀尔喀部众；在皇太极西征察哈尔时，科尔沁部首领奥巴故意拖延，设法不与爱新国军队会师，致使皇太极第一次西征察哈尔的军事行动流产。也正是此次事件，致使皇太极下决心解决科尔沁奥巴的离心倾向，派出使者，列数其十大罪状，迫使奥巴俯首称臣。

此文章的特点是利用满蒙文档案资料，纠正了过去学界对科尔沁部与爱新国之间关系的不正确理解，而且这些也正好是基于《清实录》等清代官方史籍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特木尔巴根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初嫩科尔沁部历史若干问题研究》，[11]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清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阁蒙古堂档等蒙古文、满文档案，以档案资料与史书记载结合互补、互证的方法，对清初嫩科尔沁历史进行专题研究，意在厘清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轨迹。全文分四章，即第一章“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的早期关系”；第二章“天聪初年的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关系”；第三章“天聪末年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关系”；第四章“崇德时期嫩科尔沁部与清朝”，分别论证了“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的双方关系，以1636年为界限，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天命、天聪时期，爱新国尽量将双方族群差异抹平，以此来笼络优抚科尔沁部上层，以获得科尔沁军事力量的协助，进而打败林丹汗为首的蒙古传统势力。崇德建元，科尔沁接受清朝统治，清朝开始拉大二者间民族差异，以满洲制度替代科尔沁原有的制度，又从血缘上彻底改变科尔沁上层，使其成为血缘和文化上最接近满洲人的特殊群体”等观点。

2.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研究

白初一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12]利用满文、蒙古文档案，如《旧满洲档》、《满文老档》、《十七世纪蒙古文档案文书》等，参考清朝官方实录和明代汉文史料，特别是朝鲜李朝时的汉文记录，并参阅17世纪形成的蒙古文史籍，对清太祖时期的满蒙关系做了研究。

文章首先从明初北元与女真地区政治关系的分析入手，对当时女真诸部的经济情况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明中晚期东蒙古诸部的封建割据和女真势力乘机崛起的过程予以了关注。文章认为，15世纪中叶，女真诸部逐渐强盛。建州女真人学会了朝鲜人和汉人的农业知识。海西女真扈伦四部是女真诸部中率先强盛起来的部落。经过长时间的部族内部纷争，重新组合而孕育出更强大的部落集团。建州、海西等大部落的形成，意味着女真民族新的共同体即将诞生。16世纪末、17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建立爱新国，进而占据辽东。其间与蒙古若干部落贵族建立了政治经济往来。

文章详细分析了满蒙市场需求的共同性、文化习俗的相近性、宗教信仰的相同性。认为经济方面，蒙古各部落和女真诸部具有共同的需求，即对外寻求交换市场。文化风俗方面，畋猎是满蒙民众的共同喜好；赛马、摔跤、射箭是蒙古族自古就有的传统竞技，满族也喜好这三项比赛；蒙古文化对女真人（满族）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语言文字上。明代蒙古各部落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是“鄂托克”（otoγ），女真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噶栅”（gašan， 村寨）。而“鄂托克”和“噶栅”的共同之处是：人与人、户与户之间是地缘关系，不是血缘关系。宗教信仰方面，在藏传佛教尚未东渐时，满蒙两族有相同的萨满教信仰。

该文还分析了努尔哈赤金国政权的建立过程。由于受蒙古文化影响，其汗号及各级官员、行政建制中有许多蒙古名称。因为后金国的法律、八旗制度、文字等受蒙古的影响巨大，因此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制度的建立过程。为了深入剖析满蒙关系的形成过程，文章首先对内喀尔喀五部的形成和其驻牧地做了研究，然后对满蒙贵族的立誓联盟作了探讨。为充分说明满蒙贵族立誓联盟的内容，分析了满蒙“刑白马乌牛，祭告天地”习俗的来历，以满族的“堂子”祭祀说明满蒙祭天地等习俗的相同之处。详细分析了内喀尔喀—后金国立誓联盟及科尔沁—后金国立誓联盟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内容、人物和影响等。对满蒙关系的重要方面，即清太祖时期满蒙联姻的内容、特点、形式、目的、作用、影响等，作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和认识。

该文通过对女真、蒙古贵族之间的“献礼”、“回赏”形式的贸易关系的研究，认为为防止明朝与蒙古贵族之间的联合，后金国除了与蒙古贵族立誓联盟、建立联姻关系之外，也采取了经济上的笼络政策。蒙古贵族与后金国之间的“献礼”、“回赏”贸易往来关系，首先在科尔沁、内喀尔喀蒙古贵族与后金朝廷之间形成。此种贸易往来，与明朝和蒙古贵族之间的“通贡”往来关系如出一辙。

该文认为，在后金统一东蒙古各部之前，满族贵族集团用战争手段，从蒙古地区掠夺了大量的畜产品。后金军侵入蒙古地区的目的就是掠夺财富和武力征服。

最后分析了后金占领辽东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政策，认为后金占领辽东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族贵族集团，逐步代替汉族的明朝政权，成为该地区的领导核心。明朝军事上的失败，对朝鲜、蒙古地区的影响也极为深刻。满族进驻辽沈之后，东北地区一度成为满族文化主导的世界。

文章还认为，在太祖朝时期，注重发展经济，为以后的政权巩固和与明朝和蒙古察哈尔部争夺霸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后金国的经济体系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等主要成分和渔猎业、采集业、养殖业等辅助成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前后多次下令，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的农耕时间。在后金朝廷的保护和鼓励之下，辽东地区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后金的畜牧经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满族原有的牲畜业（尤其是叶赫部的牲畜业）；二是归附蒙古人的畜群；三是周围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

3.关于阿鲁蒙古部落研究

阿鲁蒙古诸部是指17世纪上半叶活动在大兴安岭山阴地区的蒙古部落。主要以哈萨尔后裔所统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乌喇特部、茂明安部，哈赤温后裔所统翁牛特部、喀喇车力克部、伊苏特部，毕力古台后裔所统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等部落。学界对这些部落与爱新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

17世纪上半叶，阿鲁蒙古的一支——四子部落（Dörben keüked ayimaγ）从大兴安岭北麓呼伦贝尔草原迁徙到阴山北麓西拉穆伦河流域，整个迁徙过程复杂而离奇，清代官私文献都没有记载，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四子部落的游牧过程颇能说明17世纪上半叶满蒙关系的情况，有助于了解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的历史。齐木德道尔吉《四子部落迁徙考》[13]一文，利用《旧满洲档》、《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清实录》以及蒙古文档案资料，通过对四子部落迁徙过程的考察，试图揭示这个时期满蒙关系的实质。

文章分析了阿鲁蒙古诸部归附爱新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指出林丹汗的西迁创造了阿鲁蒙古诸部翻越大兴安岭，投奔爱新国的条件。天聪三年（1629），爱新国为了拉拢阿鲁蒙古诸部，以探亲的名义派遣早先投诚爱新国的察哈尔诺颜昂坤杜棱前往阿鲁阿巴噶部，阿巴噶部首领杜思噶尔济农遣使通好，贡献马匹。天聪四年（1630）三月， 阿鲁阿巴噶、阿巴噶纳尔、翁牛特、阿鲁科尔沁等四部落济农、台吉遣使通好于爱新国。《旧满洲档》3217-3220页用无圈点满文记录了爱新国与阿鲁蒙古四部举盟誓词暨致阿鲁蒙古书。这四部中，阿巴噶和阿巴噶纳尔代表着别里古台后裔属部，翁牛特代表着哈赤温后裔所统诸部，阿鲁科尔沁则代表着哈撒儿后裔属部。这就意味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东道诸王后裔所统阿鲁蒙古诸部都有了与爱新国联盟，共同以察哈尔为敌的意向。

天聪四年十一月，阿鲁四子部落诸诺颜率众来归。紧接着，阿鲁伊苏特部落诺颜为察哈尔汗兵所败，随爱新国使臣察汉喇嘛率部来归。天聪五年（1631）三月，翁牛特、阿鲁科尔沁和四子部落已经全部迁到大兴安岭以南。此后不久，附属于翁牛特部的喀喇车里克部也完成了归附爱新国的进程。在皇太极亲自主持下，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翁牛特部孙杜棱、阿鲁科尔沁部达赖楚呼尔等，盟诸天地，订立誓书。皇太极让土谢图汗奥巴参加爱新国与阿巴噶科尔沁，即阿鲁科尔沁以及翁牛特、四子部诸贝勒的盟誓活动，意义重大。奥巴与爱新国联盟日久，成为皇太极最信任的伙伴，在争取阿鲁部进入反察哈尔联盟的过程中，奥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可以作为榜样使阿鲁部放心地与爱新国联盟，同时以土谢图汗律来加以约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盟誓中明确界定了阿鲁蒙古诸部的驻牧地：西界为噶海萨尔门绰克阿勒坦、冬霍尔、谔奇尔津、乌济叶尔；东界至洮尔河湾头。与此同时，爱新国成功地将科尔沁左右翼迁徙到爱新国近地，在原来的内喀尔喀诸部领地上加以安置。满文档案记载，四月十一日，土谢图汗、哈坦巴图鲁、乌克善、伊儿都齐等嫩科尔沁部大小台吉，集于天聪汗前，重新划定了嫩科尔沁部牧地：自东边之达呼尔克勒珠尔根至绰尔满为居住地，从乌拉之珠尔齐特霍尔坤以下为居住地，自乌拉之珠尔齐特边界以上为驻牧地。大旗各筑一大城。这样，新划定的嫩科尔沁部的牧地东北邻达斡尔人居地，东面以松花江为界，西接阿鲁部落。至此，爱新国完成了安置新附阿鲁蒙古的工作，并以科尔沁律和满洲法加以约束，构建了新的反察哈尔联盟和针对察哈尔的防线。

该文还利用满蒙古文档案，结合《清实录》的记载，对四子部驻牧地和札萨克旗的形成做了研究。天聪七年（1633），阿鲁蒙古的乌喇忒和毛明安归附爱新国。至此，除了阿巴噶、阿巴噶纳尔二部外，所有阿鲁蒙古部落都归降了爱新国。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病死，察哈尔溃散，蒙古黄金家族统治结束。皇太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察哈尔残部及明朝的军事行动。在肃清对爱新国的最后一个威胁后，于十月间，皇太极派国舅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大会于硕翁科尔地方，完成了八旗蒙古和外藩蒙古编旗和划分牧地事宜。根据档案记载，作者考证出四子部落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居住地。同时对阿鲁部落的户口数字作了统计和分析。崇德改元，大清建国，四子部鄂木布被封为多罗达尔汉卓里克图。四子兄弟中只有鄂木布一人被封，说明他拥有了对四子部的札萨克权。然后皇太极钦定律书颁行外藩诸部，并且全面开始在蒙古各旗中编设牛录。从此四子部有了准确的户口和牛录数。

文章对四子部落最后迁徙到阴山后面的历史也做了考证研究。崇德元年（1636），清廷授鄂木布札萨克后，四子部在鄂木布的率领下，从征朝鲜、喀尔喀、明朝，直到顺治元年（1644）随大军入关，镇压李自成起义军，屡建功勋。也正是这个时期，四子部再一次面临远徙的命运。崇德三年（1638）正月，外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逼近归化城，皇太极率军亲征时有四子部的鄂木布和伊尔扎木兄弟参加。在罗列了四子部崇德年间各种活动的记载后，认为崇德三年（1638）征伐外喀尔喀札萨克图汗以后，鄂木布很有可能奉清廷之命，率领一部分人马西迁，以备外喀尔喀部的南侵。伊尔扎木则留在西拉木伦河牧地，处理旗务。顺治三年（1646）春，腾机思叛逃外喀尔喀时首先被四子部发现，鄂木布达尔汗卓里克图等率众追击。说明四子部落的鄂木布当时已经毗邻苏尼特左翼而居。

根据以上的史实，认为四子部由兴安岭南麓、西拉木伦河流域西迁大青山以北地区的迁徙进程，开始于崇德三年（1638），基本完成是在顺治初年。西迁的目的就是防范外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南侵归化城。顺治六年（1649）清廷叙功，封鄂木布达尔汉卓礼克图为达尔汉卓礼克图郡王。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摄政王多尔衮征喀尔喀二楚虎尔到达席巴尔台地方（今卓资县境内十八台）时，四子部落、乌喇特、土默特部落王、公、固山额真等各率兵来会，说明四子部至此完成了最后的迁徙。从此以后，四子部在鄂木布及其后王统治下，游牧戍边，以四子王旗著称于世，成为清朝的北部屏藩，凡十五世三百余年，成为乌兰察布盟的主要组成部落。

齐木德道尔吉的另一篇论文《乌喇特部落迁徙考》，[14]也用同样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对阿鲁蒙古的乌喇特部落归附爱新国和由兴安岭南麓的西拉木伦河西迁到穆纳山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考订。 他在档案资料中发现乌喇特部曾于天聪五年（1631）越过兴安岭准备投靠爱新国，结果被扎赉特部额尔只格诸子挑拨而退回原牧。直到天聪七年（1633）乌喇特部才彻底归附爱新国。文章对该部分得的驻牧地作了考证，并利用档案记载对该部的人口作了估算，认为约有一万之众。对该部西迁穆纳山的时间，认为乌喇特部经过了天聪七年（1633）从呼伦贝尔迁徙到兴安岭山阳的西拉木伦河北岸驻牧；顺治三年至六年（1646—1649）再从西拉木伦河北岸迁到穆纳山一带的复杂过程。

玉芝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15]运用多种文字史料对比研究、档案文书与官私文献史料相结合和运用史料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利用《旧满洲档》等满文档案和蒙古文档案文书及蒙古文史书，结合汉文档案和汉文文献如明朝《兵部档案》以及《清实录》，对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16]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该文在系统梳理蒙元时期东道诸王及其后裔直到17世纪初的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突破：其一，利用蒙古文档案和《旧满洲档》的相关记载，考证出嫩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在努尔哈赤的怂恿下自称巴图鲁汗，致使林丹汗于1625年冬对其用兵，最后努尔哈赤派兵解围。这是利用档案资料获得的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对嫩科尔沁部彻底脱离林丹汗的统治，与努尔哈赤形成反察哈尔联盟的成因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17]其二，考证出己巳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爱新国在科尔沁最初设立十札萨克的史实。这10个札萨克为奥巴、阿都齐达尔汉、喇嘛什希、吴克善、栋果尔伊勒都齐、色本、木寨（穆寨）、布木巴、固穆、海赖。他们原本就统治着嫩科尔沁十鄂托克（和硕），文书称之为yeke qošiγu（大旗）。爱新国任命他们为札萨克，只是对其原有权力和地位的重新认可。科尔沁十札萨克的任命，是清朝札萨克旗设立的开始，崇德元年编制牛录则是札萨克旗制的最终确立。此段研究对《王公表传》中的大量错误记载做了订正。其三，七台吉、扎赉特部事件。利用《旧满洲档》、《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等档案资料对天聪八年（1634）以科尔沁噶尔珠塞特尔为首的七台吉部和扎赉特部“叛逃”事件做了新的研究。天聪三年（1629）爱新国与嫩科尔沁商定律令，同时任命十札萨克，七台吉部海赖代表该部成为十札萨克之一。但是，作为额勒济格卓里克图幼子的噶尔珠塞特尔，按照蒙古传统习惯，在析分父亲人口、财产时，获得了最大份额，因此在七台吉及其后代中势力最强，成为七台吉部实际统治者。七台吉部与扎赉特部一同游牧，关系密切。因此在档案文献中往往将他们连称，这就是学界将七台吉误为是扎赉特部台吉的原因。由于上述关系，以扎赉特首任札萨克色本为首的部分台吉如额古、班第等也参加了这一叛逃事件。所以，不能简单地称其为“噶尔珠塞特尔之乱”，而应叫“七台吉部和扎赉特部之叛逃事件”。天聪四年（1630），爱新国利用林丹汗征讨阿鲁蒙古各部之际，下令将嫩科尔沁主体奥巴、吴克善等部从嫩江流域迁到洮儿河以西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同时要求牧地在更北的嫩科尔沁分支七台吉、扎赉特、杜尔伯特以及两个郭尔罗斯等五个鄂托克也将牧地向南迁移，并要求将他们所属索伦（讷里古特）、达斡尔也向南迁移。但是直到天聪八年（1634），至少有七台吉、扎赉特等部一直没有按照爱新国命令迁移，仍旧驻牧于原牧地，统治所属的索伦、达斡尔等部民，向他们索取贡赋。由于噶尔珠塞特尔的地位，皇太极起初对他还是极力地拉拢。但是，噶尔珠塞特尔终究不像巴达礼、吴克善等同族那么对皇太极和爱新国唯命是从，因此皇太极先礼后兵，曾经致书噶尔珠塞特尔，责怪其种种不听命之“罪”。《旧满洲档》保存了该文书内容。[18]迫于压力，七台吉、扎赉特等部大约不久也向南迁移了。但是，他们的牧地一直不稳定，更没有将所属索伦、达斡尔迁移到南边。因此，当天聪八年（1634）五月，爱新国决定征讨明宣府、大同时，正好赶上噶尔珠塞特尔等向北迁移。这让前往调兵的爱新国使臣扑空，使皇太极恼羞成怒。皇太极越过律令，暗示巴达礼可将噶尔珠塞特尔等人以“叛逃”罪处死。降级继承自己父亲职位的巴达礼，置亲情与律令不顾，处死了噶尔珠塞特尔等人，将其属民瓜分。其四，1630年林丹汗征讨阿鲁部事件。利用《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明朝兵部档案》、《内国史院档案》、《内秘书院档案》等档案文书对1630年林丹汗征讨阿鲁部原因、经过和影响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林丹汗的此次征讨，是致使阿鲁诸部翻越兴安岭归附爱新国的主要原因。其五，嫩科尔沁牧地变迁。运用满蒙文档案文书考证出嫩科尔沁从嫩江流域移牧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时间、原因及其后来牧地变迁等问题。

4.关于喀喇沁和东土默特部的研究

喀喇沁万户是原应绍卜万户、山阳万户和满官嗔—土默特万户等三万户部分成员的联合体，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后裔、孛儿只斤氏诸诺颜与成吉思汗名将者勒篾后裔花当子孙、兀良哈氏诸塔布囊统治下的兀鲁思。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乌云毕力格历经几年的努力，完成了《喀喇沁万户研究》[19]一书，为17世纪上半叶满蒙关系的研究做出了出色的贡献。自1998年以来，乌云毕力格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17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并结合有关满文档册和明朝汉文档案，对17世纪前半期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20]为全面研究喀喇沁部的历史奠定了史料和研究基础，最终以上述专著的形式加以发表。

在这部由九大章组成的专著中，诚如其所言，以历史批判的研究法，对有关喀喇沁万户的17世纪蒙古文文书、旧满文档案和汉文档案文书进行充分的研究，正确利用明清两代的蒙、汉、满文官私史书，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喀喇沁万户的形成、发展和灭亡各阶段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试图探讨“遗留性史料”在“记述性史料”中流传的情况，以纠正清代一些影响巨大的官修史书中的错谬。

该书的主要成绩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厘清了喀喇沁万户的结构，指出应绍卜万户解体后，喀喇沁万户是在喀喇沁、阿速特和永谢布这三个鄂托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加入了东土默特和山阳万户的兀良哈部众，进而揭示了喀喇沁万户内部所特有的“诺颜—塔布囊体系”。其二，利用满蒙文档案资料，结合明朝兵部档案，成功地解读了17世纪上半叶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喀喇沁与爱新国关系的文书，进而对察哈尔西迁后的喀喇沁人的动向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订正和改写了清朝官修史籍中关于“赵城之战”的记录；利用明朝兵部档案，对喀喇沁塔布囊苏布地部的活动有了新的发现，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其三，对喀喇沁部与爱新国之间的联系、联盟的过程与结果，也作了全新的研究，填补了许多学术研究的空白。其中喀喇沁部利用夸大战果，引诱爱新国对察哈尔出兵；爱新国在喀喇沁部的积极配合和唆使下对察哈尔开展的几次征战及其后果；爱新国与喀喇沁联盟性质的确定等都是值得一提的新成果。其四，在研究整个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对东土默特部的首领鄂木布楚虎尔的身世作了考证，澄清了学界对鄂木布楚虎尔身世的错误认识。其五，对喀喇沁万户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苏特和永谢布两大鄂托克的最终去向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其六，利用档案资料对喀喇沁万户的最终归宿作了完整的归纳，使得喀喇沁万户的研究得以完整而系统。

5.关于17世纪初呼和浩特的研究

呼和浩特作为西土默特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又是外喀尔喀右翼和西蒙古卫拉特诸部与明朝贸易的枢纽之地，备受研究者的注意。17世纪的满蒙文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呼和浩特和西土默特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齐木德道尔吉的系列论文《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一、二），[21]利用《满文原档》第八册“地字档”和“满附二”所记载的天聪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间形成的爱新国大军征伐察哈尔、占领库库和屯、大略明边的满文记录，用典型的语文学解读方法，加之与《清太宗实录》的比较，详细地展现了皇太极率领大军征伐察哈尔，转而占领库库和屯、大略明边的过程。通过此项研究，进一步展示了清代纂修《实录》的史料取舍、应用过程。

齐木德道尔吉的文章《从蒙古文档案资料看17世纪呼和浩特史实》[22]，利用清初内秘书院档案，对17世纪呼和浩特土默特部的历史做了研究。文章揭示了当时爱新国对呼和浩特土默特部所采取的政策，即以废除阿勒坦汗后裔对呼和浩特土默特部的统治权力，另立非黄金家族的古禄格、杭古等为土默特二旗旗主，以此确立爱新国对呼和浩特土默特部正式统治等一系列史实。文章利用蒙古文档案中所存宽温仁圣皇帝对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以呼和浩特土默特二旗21位官员分别敕封达尔汗喇嘛、固山额真、扎兰章京、苏木章京的谕旨，对囊苏喇嘛收罗散失的土默特部众，散发皇太极诏书；与明朝杀虎口官员联系，为爱新国开通贸易；对呼和浩特土默特部设立旗佐等史实作了评述，并对新确定的21位旗佐官员的身世和所设立的佐领数等问题做了研究，得出最初在呼和浩特土默特设立了2个旗、12个佐领的结论。

此外，该文章利用档案记载，确定呼和浩特城扩建加固的最初时间为崇德六年（1641），由此纠正了《王公表传》所记崇德三年的错误记载。

文章还根据崇德六年正月二十日皇太极给土默特章京古禄格、杭古的一封谕旨，对当时呼和浩特地区的政治形势作了新的论证，认为当时的土默特地区经过战乱，人口锐减，大青山山阴的艾卜盖、西拉木伦河流域成为空白地区。此时，从喀尔喀南迁的阿巴噶部的部分人口，不听清廷的调遣，在上述地区打劫偷盗喀尔喀、卫拉特贸易马驼。鉴于以上情况，清廷唆使土默特部古禄格、杭古等采取各种办法，驱逐这部分阿巴噶人口离开土默特地区。

齐木德道尔吉的另一篇文章《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的归附》[23]，通过解读清初内秘书院档案所录一通叙封额尔德尼囊苏喇嘛的蒙古文敕文，并利用其他满文档案及史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奉皇太极之命招降归化城土默特部，与明杀虎口开展贸易，进而编设佐领，选官设章京的事迹做了考证，并进一步厘清了清廷叙封归化城土默特官员的问题及左右翼官员构成和佐领数。

6.关于清初盟旗制度的研究

盟旗制度是清朝统治外藩蒙古诸部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在对漠南蒙古诸部逐渐征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屈罗木图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乌兰察布盟的形成及相关问题考辨》，[24]从清代乌兰察布盟所属六札萨克旗的设立、游牧地界的划定和不同时期各部会盟情况，以及盟旗制度等方面入手，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尔喀右翼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茂明安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蒙古文）》、《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行辕档》，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阿拉善札萨克衙门档（蒙古文）》以及新近出版发行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蒙古文）》等大量档案文书和《清实录》、《王公表传》等基本史料为支撑，结合传统文献、方志游记、调查报告，并参阅前人著作，力求以新的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对清代早期乌兰察布盟形成过程以及社会历史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旨在展现清代盟旗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全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四部附清及六札萨克旗设立。包括四子、乌拉特、茂明安、喀尔喀右翼部源流，归附爱新国/清朝，以及札萨克旗的设立等内容。第二章，六旗游牧界厘定。划分游牧界是盟旗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章通过对《大清一统志》、《蒙古游牧记》、《大清会典事例》及清代札萨克旗游牧图等文献以及现存的原始档案资料所记载清代乌兰察布盟六旗游牧界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考证了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之前的六旗游牧界四至八到，及会盟形成之后的疆域全貌。第三章，清代乌兰察布会盟的形成。本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时期四部会盟情况进行梳理，并利用档案中的新发现对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作了考述。第四章，清代乌兰察布盟管理体系。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对清代乌兰察布盟的盟—旗—苏木三级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出盟旗制度特点以及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三 爱新国与察哈尔关系研究

17世纪初的蒙古诸部的宗主部落察哈尔与女真/满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察哈尔林丹汗试图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对游离于蒙古核心的东蒙古诸部加以统治。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巧妙地利用东蒙古诸部与察哈尔林丹汗之间的矛盾斗争，建立起反察哈尔联盟，最后逐步地将东蒙古诸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对这一阶段的察哈尔与爱新国之间的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主要原因还是资料的缺乏。随着满蒙汉档案资料的开发，这种局面开始改变，研究得到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察哈尔宗支部落敖汉、奈曼与爱新国之间关系研究

17世纪初的蒙古察哈尔部是庞大的部落群体。在与女真爱新国的交往与冲突中，察哈尔乌鲁特部首领最早投靠了努尔哈赤。在以后的发展中，察哈尔部内部进一步分裂，敖汉与奈曼部也脱离林丹汗归附了爱新国。对此学界未曾进行系统研究。包国庆的研究论文《敖汉、奈曼部归附爱新国始末》[25]，主要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盛京满文老档》、李保文影印出版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旧满洲档》和日本东洋文库出版的《满文老档》等史料，结合《清实录》等官修史书，从察哈尔部的由来、结构、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对明朝和爱新国的态度等方面入手，试图对敖汉、奈曼部归顺爱新国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归顺后的主要活动以及影响等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文章清晰地勾勒出察哈尔部的发展历史，对山阳察哈尔四大部的变迁和结局逐一作了交代。尤其利用满蒙文档案资料，结合明朝文献，对敖汉、奈曼二部在林丹汗和爱新国关系中所起的斡旋缓冲作用作了饶有兴味的研究，并对最后归附爱新国的原因和过程作了明确的交代。

文中分析敖汉、奈曼部被迫归附爱新国的背景时认为，爱新国将毗邻的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逐一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察哈尔部最东部的两大宗支部落敖汉、奈曼便成为爱新国向察哈尔部渗透的首要目标。内喀尔喀诸部在林丹汗和爱新国的交替打击下支离破碎，敖汉、奈曼则被夹在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如何面对内外压力，而保证自己不受打击，敖汉、奈曼两部开始充当察哈尔林丹汗与爱新国之间的调停者。 林丹汗却对敖汉、奈曼部的苦口婆心不予理解，反而对二部与爱新国的直接接触敏感起来。林丹汗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宗支部落被别人利用，进而对自己构成新的威胁，所以故伎重演，加紧对敖汉、奈曼二部的兼并。 林丹汗本想通过兼并来抵御爱新国对其本部的瓦解，然而事与愿违，兼并对敖汉、奈曼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正当敖汉、奈曼部彷徨犹豫之际，爱新国方面采取了军事行动，切断了察哈尔等部与明朝间的互市关系，也给邻近的岭南察哈尔各部施加了压力。于是在内外作用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敖汉、奈曼部首领终于在皇太极征明班师途中，于天聪元年（1627）六月十二日“率国人来叛”。皇太极紧紧把握敖汉、奈曼来归的绝好机会，并且巧妙地利用他们与察哈尔林丹汗的矛盾，立即与敖汉、奈曼部首领订立了反察哈尔联盟。敖汉、奈曼部与爱新国建立联盟关系后，察哈尔阵营人心涣散，部分属部纷纷逃离本部，有些被爱新国吞并。天聪二年（1628）二月，爱新国以遣往哈喇嗔部使者被截杀为由，向驻牧在敖牧伦的多罗特部进攻，“多尔济哈坦巴图鲁负伤败走，妻子皆获，杀其台吉古鲁，俘获万一千二百人”。至此，林丹汗的兼并战，把左翼各部一一推向了爱新国，就连自己的宗支部落也不是投靠爱新国就是四处溃散。最终迫使林丹汗避开爱新国的锋镝，转而西迁，俟机与爱新国重新较量。

鉴于《清实录》等官修史书中能够见到的誓词与新发现的盛京档和蒙古文档中的蒙文稿件有很大的差异，该文对这份誓词的不同抄本进行了比较，进而分析了天聪元年（1627）敖汉、奈曼与爱新国联盟的性质、意义和对后来产生的影响。皇太极乘人之危，摆出同情二部被林丹汗攻击的样子，明确表示要爱养他们，不将他们像自己的军队一样带进长城内征战，以此来感化敖汉、奈曼成为他的盟友。这是一个反察哈尔联盟，就其性质来说，双方是平等的，根本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为在誓词中确定，不管盟誓的哪一方如果违背了誓言，就会被“天鉴谴”、“夺其纪算”。

文章还对皇太极为了巩固与敖汉、奈曼部的联盟关系和进一步加强对二部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做了研究。与其他来归蒙古诸部一样，皇太极对二部采取了封官晋爵、联姻等手段，进行招抚，使其逐渐成为爱新/清朝的臣民。天聪元年（1627）敖汉部索诺木杜棱率部来归，皇太极立即赐号济农；以奈曼部鄂齐尔征察哈尔，赐号和硕齐。天聪二年（1628）五月，以衮楚克“随大军征察哈尔固特塔布囊等于阿喇克绰特”，赐号达尔汉。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元，封敖汉部塞臣卓礼克图子班第和奈曼部衮楚克为札萨克多罗郡王。天聪元年（1627），以哈达公主下嫁敖汉部落索诺木杜棱。索诺木杜棱后又娶莽古尔泰妹莽古济。天聪七年（1634），敖汉部班第尚固伦公主，授固伦额驸。崇德二年（1637），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衮楚克子巴达理娶和硕礼亲王代善女，被授予和硕额驸。

文章在对敖汉、奈曼二部参与三次征伐察哈尔的战争做研究时认为，爱新国三次出征察哈尔，正面战役比较少，甚至几乎没有。主要是对其宗支部落进行分化瓦解、逐一击破，致使察哈尔分崩离析，失去了统一的战斗力，爱新国几乎兵不血刃地征服了明朝的北部屏藩。从征服察哈尔诸部到征服瓦尔喀、虎尔哈、索伦等部落，相继又出征朝鲜，最终灭明，入主中原，敖汉、奈曼部蒙古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为清朝最得心应手的帮手。即使是入关后，敖汉、奈曼部也参加了多次军事行动，为维护大清的统治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相互的配合关系，后来发展成为满蒙贵族联盟的基础。

2.对林丹汗统治下察哈尔部的研究

察哈尔研究历来是蒙古史研究中的难题和热门课题。在满蒙文档案尚未得到有效开发时，就有各种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宝音德力根发表的《旧察哈尔、五鄂托克察哈尔、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17世纪前的察哈尔历史研究》一文[26]及其博士学位论文《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27]广泛参考国内外学人的研究成果，有效地利用蒙古文史籍，对17世纪以前的察哈尔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宝音初古拉的博士学位论文《察哈尔蒙古历史研究——以十七世纪察哈尔本部历史为中心》，[28]试图利用清初满蒙文档案对林丹汗统治下的察哈尔本部的历史作一系统的研究。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语等七个部分组成。导论中主要介绍史料概况、研究史等；正文前两章着重介绍察哈尔部的形成历史及其变迁过程；第三章论述蒙古左翼山阳集团时期的察哈尔历史；第四章重点阐述察哈尔本部的西迁和北征、爱新国远征察哈尔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察哈尔蒙古归附爱新国的经过及清朝初期察哈尔情况。

作者根据蒙古文史籍《金轮千辐》的记载，认为林丹汗执政后在察哈尔本部内新建了统治体系，设置左右翼六土蛮，其中军万户（kündü erig），也就是满文史料中经常出现的摆都剌军，由左翼和右翼组成。每翼有六个固山。对此他利用《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中的一份文书加以证明，认为该文书中明确指出林丹汗西迁后的察哈尔本部由六固山组成，并且分左翼和右翼，一翼六固山在黄河彼岸，另一翼六固山则在黄河此岸。他在研究中认为，林丹汗的西征使得察哈尔本部得以明显扩展，有10多万之众。他还利用林丹汗几位福晋的称号，对其各自所掌管的诸图门做了分析研究。

他还利用各种档案资料，结合传统官私史籍，对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的关系作了新的研究，又对察哈尔内部的矛盾斗争，直至分裂的史实，从全新的角度作了探讨。其中对察哈尔职官的考证颇见功力，如“济农”、“洪台吉”、“宰桑”、“浑津”、“阿哈拉虎”、“台什”、“彻尔必”等。

对林丹汗西迁及西迁以后的历史，也有新的认识。他综合众人研究成果，并结合满蒙文档案中有关察哈尔逃人的记载，认为林丹汗率领察哈尔本部西迁的时间为天聪元年（1627）七月末八月初，并在西迁过程中曾对外喀尔喀右翼做过2—3次远征。对此结论尚无更多资料加以证明。

对察哈尔本部归附爱新国的原因，作者认为，爱新国的几次征伐虽然对察哈尔没有构成多大威胁，但是察哈尔内部滋生的矛盾日益激化，部众分散，最终走向崩溃。他利用满文档案中的史料，证明察哈尔内部矛盾加剧，众寨桑在林丹汗死后纷纷自顾，投奔爱新国；同时利用马哈噶喇佛像东归的事实，证明林丹汗内部喇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作者还详细考订了归附爱新国之察哈尔诸首领人数以及所属人口的去向，最后专辟一节，叙述了皇太极为林丹汗之子额哲所立的“察哈尔国”。

3.林丹汗西迁后的历史研究

乌云毕力格在发掘利用明朝兵部档案研究林丹汗西迁以后的历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在《明朝兵部档案中有关林丹汗与察哈尔史料》[29]一文中，利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30]和台湾地区中研院编印的《明清史料》，对1627—1635年有关林丹汗和察哈尔的史料择其重要，进行了详细介绍、注释和分析。

他发现一份天启七年（1627）相关文书，其中的记载可以证明林丹汗西迁的准确时间。根据该份文件，他认为林丹汗西迁是从攻打喀喇沁部开始的，进而确定其西征开始的时间为明天启七年十月（1627年11月8日-12月7日），进而断定十月二十七日（1627年12月4日）前，林丹汗破喀喇沁部，进入明朝宣府边外，十一月一日（1627年12月8日）前，破土默特部，占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大约十一月底十二月初（1628年1月上旬）在呼和浩特与喀喇沁万户再次会战，最终林丹汗取胜。

在宣大总督崇祯十一年的题稿中发现了林丹汗于崇祯元年（1628），即西征第二年的总体情况。据此可知，1628年以来，察哈尔完全控制了宣大边外地方，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并从此段记载中获得了崇祯元年九月发生的埃布哈战役的线索，为澄清参战双方的情况提供了史料。

从明朝兵部档中发现了“戴红缨达子”和察哈尔军队举黑纛、着盔甲行进的新鲜证据，为解释满蒙古文档案中出现的“红缨蒙古”和察哈尔军队找到了旁证。崇祯二年（1629）的档案说明，明朝恢复了对林丹汗的市赏，林丹汗接受明朝边臣“顺风宴”。从林丹汗匆忙出发迎击满蒙联军的记载推断，当年林丹汗迎击的是东土默特部。

通过对这些明朝兵部档案的研究，澄清了不少重要问题，还阐发了许多有关林丹汗和察哈尔西征以后的细节问题。其结论是：林丹汗于天启七年十月开始西征，崇祯七年八月因患天花病死于甘肃边外打草滩。其间，林丹汗多次征讨科尔沁、阿鲁蒙古和土默特诸部。崇祯五年，林丹汗曾避开爱新国兵锋，退到陕西、甘肃边外，之后于1633年和1634年曾回到明宣府边外的根据地，在那里修盖库房和寺庙，意欲长期驻留。正如明朝兵部所分析，林丹汗所采取的是“奴来则去，奴去又来”的迂回战术。最后指出，明档并不能提供林丹汗远征漠北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的证据。

乌云毕力格还撰写了《清初察哈尔国游牧地考》一文，[31]利用内蒙古赤峰市档案馆所藏一份雍正十一年（1733）的蒙古文档案，对清初设立的“察哈尔国”的封地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得出其游牧地四至为：南界哈拉乌苏河与库伦河；西界达勒达河、察罕河一带；北界西拉木伦河南岸；东界科尔亲王阿拉坦格垒勒和宜什班第两旗西界。这正是入清以前察哈尔万户下兀鲁特鄂托克的牧地。相当于今天的通辽市库伦旗全境，还包括科尔沁左翼后旗西北一角，开鲁县辽河以南的部分和奈曼旗东北一部分。

四 外喀尔喀与爱新国/清朝关系研究

外喀尔喀，即漠北蒙古。他们真正划入清朝版图是在17世纪末叶，但在清初就与爱新国和清朝有了诸多联系。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挥语文学与历史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利用清代满蒙古文档案，对外喀尔喀三汗的形成、外喀尔喀与察哈尔的关系、喀尔喀与爱新国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1.对外喀尔喀三汗的研究

随着蒙古文档案的进一步开发，具有极高历史文献价值的档案陆续被发现和解读。 宝音德力根发表《从阿巴岱汗与俺答汗的关系看早期喀尔喀历史的几个问题》[32]一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蒙古堂档》中的“康熙二十六年档”所收喀尔喀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属下翁牛特公台吉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库冷伯利齐尔会盟后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本，对喀尔喀万户首领格埒森扎、阿巴泰与土默特阿勒坦汗之间的特殊关系、阿巴泰汗的事业、阿巴泰汗及其孙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在全体喀尔喀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了全新的研究。

文章利用上述蒙古文档案，结合蒙古文史籍《大黄史》和《阿萨拉克齐史》中的记载，揭示了如下史实：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之名为Ayusi Abaqai的一女被喀尔喀首领格埒森扎所抱养，后来此女嫁给阿巴哈纳尔特墨格图诺姆汗；而由他们所生三个女儿的一位嫁给了格埒森扎之孙阿巴泰；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打下了喀尔喀与土默特部之间紧密关系的基础；1580年，在阿勒坦汗的支持下，阿巴泰获得汗号，代替了先前格埒森扎长子后裔所拥有之地位，成为全喀尔喀最高首领；1581年，在阿勒坦汗的影响下，阿巴泰接受黄教，于1586年亲自到呼和浩特，拜谒了三世达赖喇嘛，获得了瓦齐赉汗称号，进一步加强了在喀尔喀的统治地位。阿巴泰称汗后，将赉瑚尔命名为喀尔喀右翼汗，结果被卫拉特所谋害。为了复仇，阿巴泰汗于1587年亲征卫拉特，在呼布克儿地方大胜卫拉特，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之后，阿巴泰汗的后裔衮布、察珲多尔济一直承袭全体喀尔喀的共主地位。在1630年左右，前来归附喀尔喀的察哈尔、阿巴噶诸诺颜，将喀尔喀左翼的达赖济囊硕垒推举为“共戴马哈撒玛谛车臣汗”，衮布认同了硕垒的汗号。从此，外喀尔喀有了三汗。这篇文章为全面、准确、系统地认识外喀尔喀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乌云毕力格对外喀尔喀也有一系列研究。其中《喀尔喀三汗的登场》[33]一文，根据《内阁蒙古堂档》所载外喀尔喀土谢图汗等致康熙皇帝奏章，参考蒙古文、汉文、满文及藏文史料，对喀尔喀三汗的称汗年代、历史背景和具体汗号等问题做了考证和研究，纠正了一些记述性史料的错谬，澄清了以往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

文章认为，阿巴泰汗于1580年称“赛音汗”，从此喀尔喀始有汗号；1586年，阿巴泰汗被三世达赖喇嘛授予“佛法大瓦齐赉汗”号；阿巴泰孙衮布始称“土谢图汗”，其子察浑多尔济降清后，“土谢图汗”号和其他两个汗号一样被固定，并得以承袭；喀尔喀右翼首领赉瑚尔被阿巴泰立为汗。阿巴泰死后，赉瑚尔子素班第趁左翼势衰，1596年在塔喇尼河畔举行的喀尔喀贵族会盟上被推举为“札萨克图汗”，成为第一代札萨克图汗。左翼硕垒称汗最晚，是在1630年前后。由于林丹汗西迁，搅动整个东蒙古局势，察哈尔几个鄂托克投附其门下，共戴他为“马哈撒玛谛车臣汗”。喀尔喀有了三汗，遂分裂为三个汗部。阿巴泰汗时期，喀尔喀万户出现了形成统一汗国的迹象。由于左右翼的纷争，三汗各立，互不统属。经17世纪后期的内乱和准噶尔汗国的东扩，以及在清朝加紧统一蒙古诸部的背景下，1688年外喀尔喀终于成为清朝的附庸。

乌云毕力格的又一篇论文《喀尔喀乌梁罕部额尔克卫征诺颜的奏章及其相关问题》，[34]利用《内阁蒙古堂档》所载康熙二十六年档册中之喀尔喀乌梁罕部额尔克卫征诺颜致康熙皇帝奏章，对喀尔喀札萨克、喀尔喀右翼与卫拉特联军征讨绰克图台吉等史实做了研究。通过此研究，揭示了以前学界不知或不清楚的几个问题：其一，搞清了喀尔喀七札萨克中的右翼乌梁罕部的诺颜世系及其领地；其二， 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卫拉特—蒙古联军征讨绰克图台吉的史实；其三，关于喀尔喀诸札萨克的设立问题，最初由于人口相对少，只有8个札萨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喀尔喀札萨克增加到22个，由此形成日后清朝在外喀尔喀设立盟旗的基础。通过该奏章，发现在1686年的库冷伯利齐尔会盟中乌梁罕诺颜的大札萨克地位被取消，显露出清朝支持左翼而抑制右翼的政治动向。

齐木德道尔吉《林丹汗逝世后的外喀尔喀马哈撒玛谛车臣汗》[35]一文，利用《旧满洲档》所载外喀尔喀车臣汗给皇太极和林丹汗福晋苏泰太后和子额哲的两封信，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外喀尔喀车臣汗想吸引林丹汗遗孀及其子额哲投靠自己，以图重新填补蒙古政治空白的行为做了分析和研究。外喀尔喀车臣汗与爱新国的联系也就是从这封致皇太极的信开始的。信的内容充分显示了车臣汗继承蒙古大政体的欲望和理想。此后，车臣汗与清朝建立了贸易关系，直到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建立为止。

2.清初外喀尔喀与清朝关系研究

关于清初喀尔喀与清朝关系，鲜有满文档案资料可资利用。随着清初蒙古文档案的开发，这方面的资料逐渐得以发现和在研究中被利用。

齐木德道尔吉于1998年发表《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36]一文，对喀尔喀左右翼在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制定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该文首次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对1646年左翼车臣汗策动苏尼特腾机思叛清及清朝对腾机思事件所采取的军事的政治策略做了研究；对腾机思事件后左翼车臣汗对清朝态度的转变和右翼札萨克图汗对清朝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他们所采取的武力威慑、经济封锁、用延请达赖喇嘛等手段，最后达到友好往来的结果。清廷在喀尔喀原来和硕的基础上设立所谓的八大札萨克，为以后清朝吞并外喀尔喀奠定了基础。

齐木德道尔吉《腾机思事件》[37]一文首次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文书，对顺治三年（1646）苏尼特左翼旗郡王腾机思叛清及清廷派兵追击镇压的过程、喀尔喀联军与清军会战败北的情况、腾机思事件的最后结果等问题做了详细的揭示和研究。

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38]一文利用《清朝内秘书院档案汇编》所载清太宗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素班第的几次文书往来，参照其他同时期形成的档案资料和相关史籍，研究和论述了1638-1640年间清朝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关系及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形成的背景。

文章认为，喀尔喀万户首领阿巴泰去世后，其左翼势力衰微，右翼势力乘机抬头。1596年在塔喇尼河畔举行的全喀尔喀会盟上，赉瑚尔汗之子素班第被推举为札萨克图汗，成为喀尔喀万户的实际首领。在清朝崇德、顺治年间，札萨克图汗与清朝对抗，甚至与西蒙古卫拉特人联盟，试图阻止清朝对蒙古的征服活动，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札萨克图汗素班第与清朝最早的接触始自于清崇德三年（1638）。当时清朝已经占领南蒙古全境，但札萨克图汗企图通过土默特与明朝贸易，遭到清朝的讨伐。由此札萨克图汗更加仇恨清朝。1636-1640年间形成的双方文书往来显示，清太宗与札萨克图汗素班第之间形成严重的政治对立，最终导致1640年的喀尔喀与卫拉特蒙古联盟。他分析上述文献后得出结论：喀尔喀与卫拉特联盟是在1639年底1640年初形成的。在此基础上，1640年9月20日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得以举行，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喀尔喀—卫拉特律》。

3.对喀尔喀绰克图台吉的研究

由于喀尔喀左翼台吉绰克图在喀尔喀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与林丹汗关系方面的种种臆测，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资料的缺失和研究方法的制约，一直未能窥见其历史的真实面目。

乌云毕力格在其一篇著名文章《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39]中，对绰克图台吉的身世以及历史活动作了翔实的考证和研究，得出不少新颖的结论。

作者首先在《桦树皮律令》的记载中找到了绰克图台吉前后共6次参加喀尔喀王公贵族的制定各种大小律令活动的记录，由此认为，绰克图台吉是当年在喀尔喀左翼中颇有地位的人物，是诺诺和卫征诸子后裔中第五子巴喀来和硕齐一支的独一无二的代表，在左翼诸位王公中其地位应该排在土谢图汗、昆都伦楚瑚尔、岱青台吉、达赖车臣洪台吉等人之后，是当时喀尔喀左翼三个洪台吉之一。根据《白房子碑刻》中的记载，对绰克图台吉在喀尔喀的宗教活动作了考察后，认为绰克图台吉母子建造了6座寺庙，请人翻译了不少佛经。根据《五世达赖喇嘛传》中的相关记载，认为绰克图台吉信奉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派。17世纪30年代，因为察哈尔战乱，大量漠南难民涌入喀尔喀，导致争夺逃亡人口的喀尔喀内战。战败了的绰克图台吉，面临被科以流放和没收财产的处罚。因此，绰克图台吉利用与西藏噶玛噶举派首领沙玛尔兰占巴的关系，逃出喀尔喀前往西藏。途中打败青海的土默特蒙古人，征服了青海，统治青海地面，被奉为“绰克图汗”。此后在青海、西藏作了迫害格鲁派的行为，进而杀死亲子阿尔斯兰。1637年，最终被顾实汗所灭。

4.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

车臣汗部是清代外喀尔喀四部之一。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出现对喀尔喀诸部的专题性研究。入清前的车臣汗部的历史，是16-17世纪喀尔喀蒙古历史的一个缩影，探究车臣汗部的这段历史有助于了解喀尔喀蒙古大游牧集团的内部构造和构成方式，有助于了解喀尔喀三大汗部势力的消长变化，有助于认识喀尔喀内讧、噶尔丹攻伐喀尔喀对17世纪以后的喀尔喀万户以至于蒙古历史的深远影响。

姑茹玛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订，于2016年出版专著《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40]填补了喀尔喀部落史研究的空白。该书以喀尔喀车臣汗部的社会、政治、外交等问题为侧重点，通过对车臣汗部形成、发展历程及统治家族的联姻、部族构成，与沙俄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重新审视入清以前的车臣汗部的历史诸问题，以图勾勒出一部较完整的喀尔喀车臣汗部史。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精研明清之际传统的蒙汉文史籍和相关藏文资料，另一方面仔细爬梳《旧满洲档》、《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636-1654年俄蒙关系文献汇编》等满、蒙古和俄文档案文书，用史料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去伪存真，力求将史实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全书分六章，第一章为17世纪以前的喀尔喀万户；第二章为车臣汗部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为硕磊车臣汗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第四章为车臣汗家族与车臣汗部的构成；第五章为车臣汗部与沙皇俄国的关系；第六章为17世纪后半叶的车臣汗部。

5.《王公表传》及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研究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古文：jarliγ-iyar toγtaγaγsan γadaγadu mongγol qotong ayimaγ-un wang güng-üd-ün iledkel šastir， 满文：hesei toktobuha tulergi monggo hoise aiman-i wang gung sai iletun ulabun）一般简称《蒙古王公表传》，或称《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敕国史馆和理藩院为各蒙古扎萨克专立表传，并用满、汉、蒙三体字合缮成帙。《王公表传》主要记述了清代外藩蒙古、回部、西藏等少数民族王公们的源流、升迁调补、恩赏予夺、功过事迹、承袭次数等，其史料来源直接而丰富，是清代官修的边疆民族历史重要文献，也是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之一。然而《王公表传》作为 “记述性史料”，存有曲笔、杜撰和篡改的现象，这直接影响着其史料价值。

鉴于此，额尔登高娃的博士论文《满蒙汉三种文〈王公表传〉比较研究——以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为中心》，[41]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挖掘明清之际不同语言文字的文献史料，特别是大量利用近年来整理出版的蒙古文、满文档案，对乾隆六十年（1795）武英殿本《王公表传·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即卷61至卷68）文本进行注释并对比校勘《王公表传》的满蒙汉三种文本，纠正当时翻译中出现的错误，补充三种文本缺少的有些内容。通过分析蒙古文《王公表传》的语法特点，以期对当时的蒙古语构词、构形特点以及书面语和口语对应关系的认识和研究有所深入、有所前进。

该文首先对《王公表传·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进行了文献学注释。在这一部分研究中主要吸收和整理前人对《王公表传》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利用档案、文献、家谱等对《王公表传》中出现的有些人名、地名、主要历史事件等加以考证，并纠正其错误的记载。其次，从语文学角度对三种文体《王公表传·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进行了比较研究，详细探讨了满蒙文《王公表传》和汉文《王公表传》的文本关系。再次探讨了蒙古文《王公表传》的语法特点。蒙古文本《王公表传》成书于18世纪末期，是以近代蒙古文书面语撰写的清代较完整的历史文献之一。由于18世纪蒙古语语法处于由中古蒙古语向现代蒙古语的过渡时期，因此蒙古文《王公表传》在语音、语法、构形等方面与现代蒙古语有明显不同的特点。最后对蒙古文《王公表传·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进行了全文拉丁转写，以便专家学者参考利用。除此之外，以表格的形式清晰地列出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各旗扎萨克的世袭及各扎萨克的受奖和被处分情况；札克必拉色钦毕都哩雅盟各届盟长；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世袭、各任副将军等，附于文末。

五 结语

以上对内蒙古大学研究人员利用17世纪形成的满蒙汉文档案资料开展清初蒙古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一番回顾，在研究实践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需要记下来。

其一，档案史料尽管是历史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但作为历史事件的遗留和残片，却不系统，缺少连贯性，由此带来的释读困难难以克服。要正确解读档案资料中的历史信息，首先需要对档案资料本身作语文学研究，对其文义获得正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各种文献研究方法，对档案资料所承载的信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复原。

其二，在占有档案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与官私重要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厘清其流传，以获得正确可靠的研究资料。

其三，对17世纪档案资料进行研究，需要有扎实和系统的蒙古文历史文献的全面知识。对蒙古部落、蒙古王公贵族的家族系谱要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这是解读17世纪满蒙汉文档案资料，进而发现和解决这一时期历史问题的钥匙。同时，对明代相关汉文官私史籍中的记载加以全面掌握，对解读档案，佐证蒙古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意义重大。

其四，研究者要具备多语种阅读和应用能力。要熟练掌握非汉文文献的拉丁形写、音写以及相应的汉语音韵知识。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正是发挥了自己能够熟练应用满蒙汉文资料的知识优势，在较为扎实宽厚的历史学研究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基于以上的和学界前人的大量研究，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承担国家《清史》工程项目时，完成了《清史民族志蒙古族篇》的撰写工作，同时出版了《清代蒙古志》[42]一书，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体现在新近出版的《内蒙古通史》[43]中。

附录 有关17世纪上半叶档案利用研究文献目录

1.论文

1） 宝音德力根：《往流和往流四万户》，《蒙古史研究》第5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2） 宝音德力根：《好陈察罕儿·察罕儿五大营·八鄂托克察罕儿》，《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3） 宝音德力根：《往流、阿巴噶、阿鲁蒙古》，《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 宝音德力根：《从阿巴岱汗与俺答汗的关系看早期喀尔喀历史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99年第1期。

5） 宝音德力根：《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系及政局》，《蒙古史研究》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6） 宝音德力根：《喀尔喀巴儿虎的起源》，《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7） 宝音德力根：《满官嗔—土默特部的变迁》，《蒙古史研究》第5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8） 宝音德力根：《应绍不万户的变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历史学卷》（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9）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之（一）“昭之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99年第3期。

10）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之（二）敖木林之战与后金—喀喇沁联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99年第4期。

11）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之（三）喀喇沁的台吉与塔布囊》，《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0年第2期。

12）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之（四）东土默特的台吉与塔布囊》，《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1年第2期。

13）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之（五）东土默特部善巴塔布囊的书及其纵观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2年第1期。

14） 乌云毕力格：《17世纪20-30年代喀喇沁部的台吉和塔布囊》，《蒙古史研究》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15） 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6） 乌云毕力格：《明朝兵部档案中有关林丹汗与察哈尔的史料》，ResearchingArchival Documents on Mongolian History：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东京外国语大学，2004。

17） 乌云毕力格：《关于朵颜兀良哈人的若干问题》，《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18） 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乌梁罕部额尔克卫征诺颜的奏章及其相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3年第1期。

19） 乌云毕力格：《清初察哈尔国封地考》，《蒙古史研究》第8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20） 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I ，Tokyo，2005。

21） 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22） 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三汗的登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3） Jakhadai Chimeddorji.Die Tenggis-Affäre im Jahre 1646， in Tractata Tibetica et 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Klaus Sagaster zum 65.Geburtstag， Herausgegeben von Karenina Kollmar-Paulanz und Christian Peter，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145，Harrassowitz Verlag，Deutschland，2002.

24） Jakhadai Chimeddorji.Die Abwanderungszüge der Uradmongolen，Für die Festschrift von Prof.Dr.Veronika Veit，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39，2009.

25） 齐木德道尔吉：《关于康熙本〈三朝实录〉》，《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6） 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7） 齐木德道尔吉、敖拉、崔东权：《〈武皇帝实录〉与〈旧满洲档〉的史料价值分析》，Mongolian Studies ， 2008年第8期，Seoul。

28） 齐木德道尔吉、敖拉、崔东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旧满洲档〉史料比较研究——以内喀尔喀史料为主》，Mongolian Studies ，2007年第8期，Seoul。

29） 齐木德道尔吉：《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30） 齐木德道尔吉、金启孮：《清军入关前的中国政治形势及其演变》，《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31） 齐木德道尔吉：《林丹汗之后的外喀尔喀玛哈撒玛谛车臣汗》，《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98年第2期。

32） 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3） 齐木德道尔吉：《腾机思事件》，《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34） 齐木德道尔吉：《四子部落迁徙考》，《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35） 齐木德道尔吉：《乌喇特部落迁徙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6） 齐木德道尔吉：《“蒙古衙门”与其首任承政阿什达尔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7） 齐木德道尔吉：《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一）》，《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38） 齐木德道尔吉：《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二）》，《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9） 齐木德道尔吉：《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的归附》，《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40） 玉芝、宝音德力根：《关于嫩科尔沁首领奥巴自称“巴图鲁汗”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6年第5期。

2.学位论文

1） 巴根那：《科尔沁部与爱新国联盟》，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2） 包国庆：《敖汉、奈曼部归附爱新国始末》，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3） 萨出日拉图：《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山阳地区蒙古诸部游牧地变迁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4） 敖拉：《从〈旧满洲档〉到〈满文老档〉——1626年之前满蒙关系史料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5） 白初一：《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 宝音初古拉：《察哈尔蒙古历史研究——以十七世纪察哈尔本部历史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7） 玉芝：《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8） 姑茹玛：《入清前（1691）的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9） 额尔登高娃：《满蒙汉三种文〈王公表传〉比较研究——以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10） 特木尔巴根：《清初嫩科尔沁部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11） 伊德日克：《债务桎梏：蒙旗之殇——以清代杭锦旗为例》，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12） 屈罗木图：《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及相关问题考辨》，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3.著作类成果

1） 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著《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2） Jakhadai Chimeddorji ， Indices zum Daicing gurun-i fukjin doro neihe bodogon-i bithe und zum Huanqing kaiguo fangl üe， Eingeleitet von Michael Weiers， Aetas Manjurica7，Harrassowitz Verlag in Kommission，Wiesbaden， Deutschland，2000.

3）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4） 金海、齐木德道尔吉、胡日查、哈斯巴根著《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5） 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

6） 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

7） 姑茹玛：《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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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著《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3]齐木德道尔吉等编《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4]齐木德道尔吉等编《清朝世宗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5]齐木德道尔吉：《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1-16页。

[6]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5-23页。

[7]敖拉：《从〈旧满洲档〉到〈满文老档〉——1626年之前满蒙关系史料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8]Indices zum Daicing gurun-i fukjin doro neihe bodogon-i bithe und zum Huanqing kaiguo fanglüe， Erarbeitet von Jakhadai Chimeddorji，Eingeleitet von Michael Weiers， Aetas Manjurica 7，Harrassowitz Verlag in Kommission，Wiesbaden， Deutschland，2000.

[9]Dumdadu ulus-un teüke-yin nigedüger arkiv， Erdenijab-un Li Boowen emkidkejü latinilan keblel-dü beledkebe， Arban doloduγar jaγun-u emün-e qaγas-tu qolbuγdaqu mongγol üsüg-ün biig debter，öbür mongγol-un baγaud keüked-ün keblel-ün qoriy-a， 1997on.

[10]巴根那：《科尔沁部与爱新国联盟》，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11]特木尔巴根：《清初嫩科尔沁部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12]白初一：《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3]齐木德道尔吉：《四子部落迁徙考》，《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292-306页。

[14]齐木德道尔吉：《乌喇特部落迁徙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81-86页。

[15]玉芝：《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6]根据宝音德力根的研究，东道诸王兀鲁思是指成吉思汗分封弟、子而形成的特殊的部落集团，其统治家族为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东道诸王兀鲁思主要属民为蒙古人，后来加入了不少蒙古化的女真——兀者人。东道诸王兀鲁思的牧地在蒙古高原东部以及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那里是蒙古民族及其先人的故土。特别是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那场导致蒙古帝国彻底分裂的斗争中，以塔察儿为首的东道诸王支持忽必烈，成为忽必烈政权的武力支柱。因此，东道诸王及其后裔部众与忽必烈后裔蒙古汗廷关系密切，也是由于这些原因，东道诸王兀鲁思没有像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所属西道诸王兀鲁思那样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成为后来蒙古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17]对此问题，参见宝音德力根、玉芝《关于嫩科尔沁首领奥巴自称“巴图鲁汗”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6年第5期，第72-77页。

[18]《旧满洲档》，第3913—3914页。

[19]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20]乌云毕力格系列论文：arban doloduγar aγun-u türgüü qaγas-un mongγol man ü “üledemel” surbuljis-aa öbür mongγol-un teüke-yi ü ekü ni， _nige， “ uu-yin bayilduγan”， öbür mongγol-un yeke surγaγuli-yin erdem šinjilegen-ü sedkül， 1999 on-u 3 duγar quγuaγ-a， pp.1-24； arban doloduγar aγun-u türgüü qaγas-un mongγol man ü “üledemel” surbuljis-aa öbür mongγol-un teüke-yi ü ekü ni， _qoyar，uu （aγuu） müren-ü bayilduγan ba ayišin gürün_qarain-u qolbuγ-a ， öbür mongγol-un yeke surγaγuli-yin erdem šinjilegen-ü sedkül， 1999 on-u 4 düger quγuaγ-a， pp.75-92； arban doloduγar aγun-u türgüü qaγas-un mongγol man ü “üledemel” surbuljis-aa öbür mongγol-un teüke-yi ü ekü ni， _γurba， qarain-u tayi i tabunung-ud ， öbür mongγol-un yeke surγaγuli-yin erdem šinjilegen-ü sedkül， 2000 on-u 2 duγar quγuaγ-a， pp.71-75； 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1～16页。

[21]齐木德道尔吉：《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一），《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5-13页；《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二），《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5-17页。

[22]Cimeddorji，“Monggol teüken dangsa-aca 17 dugar jagun-u Kökeqota-yin teüke-yi ajiglaqu ni”，《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6年第3期。

[23]齐木德道尔吉：《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的归附》，《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第70-80页。

[24]屈罗木图：《清代乌兰察布盟的形成及相关问题考辨》，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25]包国庆：《敖汉、奈曼部归附爱新国始末》，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26]宝音德力根：《旧察哈尔、五鄂托克察哈尔、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17世纪前的察哈尔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27]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

[28]宝音初古拉：《察哈尔蒙古历史研究——以十七世纪察哈尔本部历史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29]乌云毕力格：《明朝兵部档案中有关林丹汗与察哈尔的史料》，Researching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ngolian Histo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东京外国语大学，2004。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编印《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1]乌云毕力格：《清初察哈尔国游牧地考》，《蒙古史研究》第9辑，2005。

[32]宝音德力根：《从阿巴岱汗与俺答汗的关系看早期喀尔喀历史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99年第1期。

[33]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三汗的登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4]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乌梁罕部额尔克卫征诺颜的奏章及其相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3年第1期。

[35]齐木德道尔吉：《林丹汗逝世后的外喀尔喀马哈撒玛谛车臣汗》，《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98年第2期。

[36]齐木德道尔吉：《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12-20页。

[37]齐木德道尔吉：《腾机思事件》，《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第106-145页。又Jakhadai Chimeddorji：Die Tenggis-Affäre im Jahre 1646， in Tractata Tibetica et 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Klaus Sagaster zum 65.Geburtstag， Herausgegeben von Karenina Kollmar-Paulanz und Christian Pet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Band 145，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Deutschland， 2002.

[38]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39]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Ⅰ，To-kyo，2005。

[40]姑茹玛：《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41]额尔登高娃：《满蒙汉三种文〈王公表传〉比较研究——以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42]金海、齐木德道尔吉、胡日查、哈斯巴根著《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43]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