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彼此想象的中国与俄国

中俄两国，血不同缘，族不同宗，文不同种，教不同类，并且地距遥远，在相当长历史阶段里对彼此形象和信息所知甚少，几近隔绝。

俄国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尽管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曾征服并统治俄国达两个半世纪，但是俄国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家的了解仍然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在俄罗斯民族推翻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并获得了民族独立之后，特别是随着俄国政府加速对东部地区和东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步伐，东方国家和东方民族才越来越多地为俄罗斯人所知晓。从16世纪中期开始，沙皇政府陆续以武力征服了喀山（1552）、阿斯特拉罕（1556）二汗国，又越过乌拉尔山，将扩张的目标指向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1563年，沙皇伊凡四世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1637年，沙皇政府专门设立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主管西伯利亚的毛皮税务征收以及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2倍多。1689年9月7日，中俄两国政府代表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中俄东段国界的走向，使得两国边界在一个多世纪内基本上相安无事。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也使得两国政府间的联系较之以前更加频繁和正常化了。

那么，中俄关系始于何时？有学者认为始于金帐汗国统治俄国以前，证据是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有一件发现于萨拉托夫附近的中国花缎长衫以及大量经装饰加工的中国青铜镜，证明在13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手工业品早已进入俄国。也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4世纪的元朝，因为在《元史》中已出现“斡罗思”的字样。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俄罗斯人为元朝保卫边疆。元朝政府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元朝政府在北京设有“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正三品官，负责管理俄罗斯军人。还有学者将中俄交往的起始时间推至公元1世纪前后，认为经古都长安，到安息（波斯、伊朗），最后到大秦（罗马）的丝绸之路，除了天山南北二路的干道外，还有其他支路。其中有一条支路贯穿蒙古草原，经西伯利亚沿着叶尼塞河、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到欧洲。从西伯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喀喇和林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汉代漆器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中国丝绸，此外高加索出土的中国汉代的剑和玉器，里海西岸发现的汉代铜镜和克里木半岛出土的汉代丝织物就是佐证。还有学者将中俄的交往推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300多名军士，携带金币、丝绸、牛羊牲畜，出使西域，张骞一行行程万余里，曾经到达大宛（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一带）、大月氏（阿姆河地区及今阿富汗境内）等地。

但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中俄关系始于16世纪中期，因为真正比较翔实的文字记载证实中俄关系始于这个时期。据史料记载，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于1567年派哥萨克首领彼得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和耶里希夫（Бурнаш Ялычев），带着沙皇国书，前往东方的中国，要求见中国皇帝，但是他们只到了托博尔斯克。1618年，俄国政府命令伊凡·彼特林（Иван Петрин）来中国，经过近一年的跋涉，彼特林于1619年到达北京。但是，明朝政府视俄国为远方属国，明神宗未能接见他，但彼特林带回了明神宗致俄国沙皇的“敕书”。自此，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了官方的外交联系。1655年，俄国沙皇派遣的使节巴伊科夫（Ф.И.Байкóв）来到北京，因为他拒绝按中国礼仪叩头，因此没有见到中国皇帝，但是他带回了顺治皇帝的文书，顺治帝在致俄沙皇敕书中写道：“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赉回，为昭朕柔远之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特谕。”[1]

1675年2月，俄国沙皇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派遣特使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携带国书来北京，这份国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俄国的地理位置、政权制度的沿革，表示了愿与中国皇帝和中国政府结好的意向。俄国国书称：“天佑神护，领有大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格拉、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利及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等北方地区，领有伊维里亚、卡尔塔林、格鲁吉亚、卡巴尔达、切尔卡斯、莫尔达维亚等东、西、北地方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致各国之共主、中国头等大皇帝奏书：我始祖乃系1600余年前，总管各国之奥古斯都恺撒、大帝之后裔。相继传位于我祖先鲁里格、弗拉基米尔·斯维托斯拉维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以及其子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直至传位于我父皇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祖先于各国均享有盛誉。弗拉基米尔·斯维托维拉维奇，在国内亦以英勇著称。我俄罗斯国，即系如此世代相传而来。我国周围之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邻国之君主，曾与我祖先和睦相处。其中有些国君，亦曾得到我祖先之援助。惟因我国与中国相隔遥远，故尔我之祖先未能彼此派使往来。尔中国之来文，因我国不通晓其文，不知中国大皇帝以何物为贵。今特派我近侍世臣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为使，前来呈递文书，并向中国大皇帝问安。愿闻中国大皇帝欣赏何物。我愿按与罗马皇帝周围各国君主以有波斯国王等交往之例，与中国大皇帝彼此友好往来。若需用我国何物，请来文或派使指点，我必尽力迎合中国大皇帝之意。因我祖先从未与中国交往，不知中国奏疏程式，故未逐一陈述中国大皇帝所辖之国，若有不合之处，幸勿见罪，请以礼款待我所派使臣，并祈尽速遣回。若大皇帝以仁爱之意寄送文书，我必以仁爱之意接受。至于文书内如何尊称中国大皇帝，请予指教，以便嗣后按例缮写中国大皇帝之尊称。我祈祷万能天主，祝愿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创世纪1718年2月，于京城莫斯科城谨送。”[2]

但由于当时中国方面无人通晓俄文，俄国方面也无人通晓中文。因此这些文书长时间在两国的外交文献档案中被搁置，直至1675年由俄国政府外事衙门翻译斯帕法里（Н.Г.Спафарий）率领的俄国使团前来中国时，请耶稣会会士把中国政府以前给俄国政府的4封中文信译成拉丁文后又转译为俄文，才知晓中国政府和中国皇帝的意愿。斯帕法里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通，1678年回国后写了一部详细介绍中国和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境沿途情况的书。

到了17世纪的下半叶，中俄两国才开始相互派遣使臣，清政府派出的使臣为内阁大臣索额图，俄国方面为图拉省省长戈拉文（Н.Д.Граве）。

1725年前后中俄两国的最高统治者相继病逝，两国的皇位都发生了变化。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去世后，由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继位。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去世后，由其子雍正帝继位。中俄两国政府互通了信息，并派专人前往对方国都祝贺。俄国政府派遣萨瓦（Савва Лукич Рагузинский-Владиславич）率领一个使节团来北京。萨瓦为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兼大商人。他率领随员120人，于1726年抵达北京，受到清政府隆重接待，萨瓦递交了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国书，内称“全俄罗斯国仁爱女皇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获悉大亚细亚国大博格德汗即位之信息后，即派本议政大臣为使前来办理诸事，并向普育天下之大博格德汗圣主请安！我俄罗斯国察罕汗彼得驾崩归天后，由女皇即汗位”[3]。清政府也由理藩院于1730年致函俄国政府的萨纳特（即枢密院，Сенат的音译），内称，“大清国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国家萨纳特衙门：我两国定界以来益坚和好。兹据互换十一款文本之第六款称：两国行文印信最为紧要，嗣后，中国与俄罗斯国行文，均照前例盖理藩院印，递送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俄罗斯国与中国行文，盖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及托博尔城长官之印，递送另理藩院等情。今尔使臣萨瓦公遵照所定条款，送来萨纳特衙门及托波尔城之印样各20份，甚是。将此由本院收藏”。[4]这是两国政府外交关系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交往，是两国政府间第一次规范化的公文往来，即由清政府的外事机构——理藩院直接发文沙皇政府的外事机构——萨纳特（枢密院）。

斌椿（1804～1871年），字友松，满族，属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官职最高仅为山西襄陵县的县令。然而，他在自述笔记《天外归帆草》中自称“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

这要从1866年说起。这一年，斌椿已弃县令职返回北京家中，屈居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文书，专为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服务。是年，赫德要回英国探亲并结婚，他提出可以带同文馆的几个学生到欧洲看看。晚清名臣徐继畬后来在给斌椿出国考察笔记《乘槎笔记》的序言中谈到此事：“如英吉利、法郎西、俄罗斯、美利驾诸大国，咸遣使驻京师，办中外交涉事物，欲得中国重臣游历西土，以联合中外之情志。”[5]但当时的清朝大官们，一方面视欧洲路远途险，另一方面也担心被“洋鬼”“洋俗”所害，而普遍拒绝出行。斌椿地位虽卑，但胸有大志，向往远游。他曾经渡过长江，云游湖南湖北，也曾越过岭南，行至广东。回到北京后，他接触了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从丁韪良那里了解了地球是圆的，而且会自转的道理。这也使他有了到西方去看看的想法。用徐继畬的话说，“顾华人入海舶，总苦眩晕，无敢应者”，斌椿则“慨然愿往”，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尽管此时的斌椿年逾63岁。1866年3月7日，斌椿作为中国使团首席代表，带领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及他的儿子广英，一行5人，怀揣着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从天津大沽口登船，开始全程6个多月的欧亚之行，其间在欧洲时间将近4个月。

1866年六月初五，斌椿一行来到帝俄首都彼得堡（斌椿文中记“彼得尔堡”）。此时的彼得堡在经历了163年的发展之后，俨然已经是欧洲著名的大都会。尽管斌椿已经遍访马赛、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名城，但他仍然为彼得堡的城市风光和人文景色而称道。他写道：“彼得尔堡，乃俄国都城也，人烟辏集，街衢宽阔，周五十余里，楼阁高峻，宫殿辉煌，人民五十三万六千，洵足称各国都城之冠。酉初，登岸进寓。（俄罗斯境地广漠，东西约长万余里。唐以前属匈奴。懿宗时始立国，筑城邑。五代时，女主嗣位，生十二子，皆分茅胙土，备屏藩。其后治乱不一，宋理宗时，为元太祖割取三部，由是隶蒙古，康熙四十四年，彼得罗立，卑礼招贤，国以大治。又以俄人不善使船，尝变姓名投荷兰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瑞典战胜，割其芬兰，建新都于海滨，俄始强矣）。”“初八日……至王宫。殿宇宏大，陈设宝石器皿极富丽，画图满壁，皆能象生，锦绣金碧，璀璨夺目”“初九日。晴。辰刻出郭，乘轮车西行六十里。值操兵。兵一万六千人，枪炮连环，演进攻阵势，颇整暇。王弟与太子在军中，闻予来，旷野止操，立谈少顷。未刻，往彼得尔行宫。殿宇高峻，铺陈华丽。园中水法三十一处，每处用铁管八十埋地中，激水上腾，高十余丈，如水晶柱，溅玉跳珠，池中满而不溢。有如玻璃罩下垂者，有如匹练悬崖者，有如珍珠帘挂于方亭四隅者，巧甲天下矣。虽未及见国主，而备舆游览，晚复设宴公所，遣官款待，礼意优渥。”[6]斌椿此行，仅为路过俄国，逗留俄国时间仅为7日，但彼得堡的城市风光和彼得大帝夏宫的风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斌椿笔下的俄国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第一次正式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