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芒康、察雅两县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芒康、察雅两县南北毗邻，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东南部、青藏高原东南缘，地理位置重要，自然环境典型，历史沿革复杂。

（一）芒康县

芒康县（，smar khams rdzong）自古就是西藏的东南大门，是“茶马古道”进入西藏的第一站，行政区划上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东与四川省巴塘县隔江相望，南与云南省德钦县毗邻，北、西与昌都市贡觉县、察雅县、左贡县相连。县域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南与云贵高原接壤，属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流域峡谷区。境内主要河流有金沙江、澜沧江及两江支流70多条。主要湖泊为莽错。宁静山脉是境内主要山脉，呈南北走向，横断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县境。气候属高原温带半湿润季风型气候，夏季湿润，冬季寒冷干燥。

芒康在藏语中意为“善妙地域”。新石器时代，芒康处于以卡若、小恩达、江钦等史前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分布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芒康所在的昌都属于“西羌”“西南夷”地区。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芒康县境内是土著居民和古代羌族部落的混杂区，活动于这一地区的部落主要有“苏毗”“附国”“东女国”等。隋代，芒康归属白狼国。唐初，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芒康属于吐蕃王朝的管辖范围。位于该县纳西乡的盐井盐田，历史上曾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生产基地。唐代，由于境内开通了“茶马古道”，芒康也随之成为吐蕃东南部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及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朝廷设置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统一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宣政院下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朵甘思宣慰司”，管辖包括芒康在内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等藏区的军政事务。“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的地方机构有14个，其中位于今昌都芒康等地的为亦思马儿甘万户，管辖范围包括今昌都市芒康、贡觉、类乌齐、丁青等县。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至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芒康为“磨儿勘招讨司”治所所在地。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由于云南丽江纳西民族逐步强盛起来，纳西贵族“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屠其（吐蕃）民，徙麽些戍之”[1]，沿着“茶马古道”进入西藏，占领芒康大部分地区，芒康被纳入纳西民族的管辖范围。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蒙古族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始汗派兵南下，打败纳西木氏，芒康转而成为蒙古和硕特固始汗的控制范围。现在芒康藏族所说的“索布本卡交结”即十八蒙古土司，就是那时所封。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至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芒康归属清朝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16～1720年），内蒙古准噶尔部落侵扰西藏，芒康境内被占领，而后清朝自青海、四川、云南派兵三路进攻西藏，平定了西藏的动乱，之后将芒康地区划归清巴塘府。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赵尔丰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将丹达山以东的昌都、察雅、芒康等地划归川、滇、藏边务大臣管理。是时，盐井（即芒康）改为盐井县，隶巴安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在芒康地区设立宁静县和盐井县，归川、滇、藏边务大臣管辖。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后，由于国内局势的紧张，芒康又归属西藏管辖。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宁静、盐井。1959年7月和9月，分别成立宁静县和盐井县人民政府。1960年4月9日，宁静县、盐井县合并为宁静县。1965年11月，宁静县改名为芒康县，并隶属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管辖至今[2]。

（二）察雅县

察雅县（，brag g·yab rdzong）行政区划上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位于昌都市中南部。察雅县东接贡觉县，南临芒康县和左贡县，西隔怒江与八宿县相望，北与昌都市所在地卡若区毗邻。县境内主要河流有澜沧江、麦曲河及其支流等。察雅县地处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横断山脉地区，深切割典型峡谷地貌“Ⅴ”形谷地十分常见，谷坡一般大于30度，谷宽60～80米，切割深度一般为1500～1800米，最深可达2900米。境内地貌由东部的高原和西部的高山深谷构成，地貌类型主要有高山深谷区、山原区和丘状高原区三种。高山深谷区位于察雅县西部，包括吉塘、卡贡、察拉、新卡、巴日、则松等乡，占全县总土面积的32.41%，地势高低悬殊，海拔高度2900～5000米。地表切割破裂，峡谷幽深，流水湍急，复杂的地形导致气候千差万别，呈现“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明显垂直差异。阴坡湿润，阳坡相对干旱。山原区位于察雅县中部，为麦曲河流域，包括烟多、荣周、香堆、旺卡、岗卡等乡镇，占全县总面积的34.24%，海拔3000～4000米。河流下切加深，谷底仰望是山，山顶四顾如原。谷底农耕地海拔在3700米以下。丘状高原区位于察雅县东部，包括阿孜、宗沙、旺布、扩大等乡，占全县总面积的33.36%，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河谷宽浅，丘坡平缓，麦曲河的几条支流（坤达曲、昌曲、旺布曲）十分发达。地势高，气候寒冷，以畜牧业为主。

察雅，藏语意为“岩窝”，清代汉文史料中写作“乍丫”或“扎雅”。相传17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嘎曲·扎巴江措在克贡村附近山头的悬岩下修行，后人就把他修行的地方叫作“察雅”。新石器时代，察雅分布着以江钦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察雅与芒康一样，属于“西羌”“西南夷”地区。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以后，察雅成为吐蕃统治范围。唐末至宋，察雅又归“德巴”割据势力统辖。元朝时，为亦思马尔甘万户府的辖地。明初，隶属于磨儿勘招讨司。明永乐年间，归翰君南哥巴藏卜管辖。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皇帝册封麻滚寺第四世活佛罗桑郎吉为那门汗，并赐“讲习黄法那门汗之印”，敕封察雅全部土地为其属地，百姓为其属民。清末，赵尔丰在川边施行改土归流，察雅亦在改流之列。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在察雅地区设置察雅县。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后，察雅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改称察雅宗，设立“拉让”府。1959年1月，察雅宗解放委员会成立。1959年7月，察雅县成立，隶属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管辖至今[3]。

芒康、察雅两县所在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自秦汉时期开始便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东北、黄河流域、西北、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7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建立后，这一地区成为吐蕃王朝统治的东部地区和唐蕃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通道，在吐蕃时期佛教的引进、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吐蕃王朝灭亡后，佛教在卫藏等吐蕃统治的中心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东部边地成为佛教僧侣的避难所以及后弘期佛教下路弘传的源头。由此可见，这一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 2009年之前芒康、察雅吐蕃佛教造像的调查与研究简史

位于察雅县香堆镇仁加村的仁达摩崖造像是芒康、察雅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中最早受到关注的。藏文史籍《玛尼宝训》、《西藏王统世系明鉴》、《三世达赖喇嘛传》、《柱间史》和《洛扎教史》中都有相关记述，均将造像与文成公主相联系。关于主尊造像的性质，除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在《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认为是“光明身像”之外，其余文献均认为是弥勒佛像[4]。

1983年，藏族史学家、察雅地方人尼玛多吉和他的妻子伊莉莎贝斯·贝尔那德拜谒造像并清理了铭文，认识到造像的重要性。昌都地区文化教育局工作组于1984年对造像及题记做过调查。《察雅县简志》中对造像题材及题记有简要介绍，认为造像雕凿的是毗卢遮那、八大随行弟子和二飞天；藏文题记三十一行，吐蕃字体，内容为《普贤行愿品》和造像的雕凿时间、缘起、工匠、目的等；汉文题记近八十个字，内容为造像时间、工匠等[5]。《察雅县简志》对仁达摩崖造像种类和题材的界定，在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沿用。1986年8月28日的《中国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仁达摩崖造像及题记的资料，认为造像表现的是“着冠佛像”和“八个人物”，记有造像尺寸，并明确指出了造像纪念“汉藏和盟”的重要历史意义。著名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1988年在《中国藏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造像藏文题记的全文及他的研究[6]。他认为藏文题记中的“猴年”为赤德松赞统治时期（公元798～815年）内唯一的猴年——公元804年。同年，马林对恰白·次旦平措文中第一组和第二组藏文题记的录文，进行了翻译，并对第二组题记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考证[7]，亦将“猴年”考定为公元804年。20世纪80年代末，西藏自治区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对仁达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同时发现了位于芒康县境内的查果西沟摩崖造像和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两处新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点。其中，于1986～1987年参加陕西援藏文物普查队，对西藏摩崖石刻造像进行了全面调查的陕西文物工作者陈建彬，对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五地区普查发现的20余处摩崖造像以调查简报的形式进行了介绍[8]。调查简报对查果西沟摩崖造像的位置、概况、保存现状、雕凿技法及造像特征等做了简要介绍，认为造像表现的是吐蕃历史人物松赞干布、二公主及禄东赞，但未明确指出造像的时代。简报中未对仁达摩崖造像和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进行介绍。不过，《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石雕》（简称《石雕卷》）[9]中收录的这两处造像的照片，表现的则都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造像的保存状况及面貌。其中，仁达摩崖造像照片4张：“图版二一”为拉康未重修时露天的主尊毗卢遮那整体照，“图版二二”为稍晚时期拉康修好、造像重修补绘的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整体照，“图版二三”为重修彩绘后主尊右侧最下部的菩萨整体照，“图版二四”为重修彩绘后的毗卢遮那狮座的右狮整体照，图版说明中将造像时代均注为“吐蕃时期（804年）”。朗巴朗增拉康照片3张：“图版一九”为毗卢遮那整体照，“图版二五”为主尊右侧最西端菩萨头部照，“图版二六”为主尊左侧自东向西第2尊菩萨整体照，值得注意的是，该菩萨当时面相为怒相。图版说明中将造像的时代注为“吐蕃时期（8～9世纪）”。此外，《石雕卷》中也收录了2张查果西沟摩崖造像的照片：“图版二七”为右侧胁侍菩萨整体照，“图版二八”为左侧胁侍菩萨整体照。图版说明中将造像时代注为“吐蕃时期（8～9世纪）”。

1992年，瑞士藏学家艾米·海勒依据仁达摩崖造像未经重装、露天时的照片对造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了造像的造型特征以及9世纪初吐蕃毗卢遮那信仰情况等。她认为藏文题记中出现的“猴年”可能为804年或816年。同时，她还根据谢·威廉姆斯的观点指出，题记中所谓的《普贤行愿品》部分实际上应为藏文典籍“《丹巴法王大乘经》基本部分的梗概”[10]。黎吉生在《吐蕃摩崖石刻的研究札记》一文中认为猴年（译文为“狗年”，应误）“更像是816年”，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他根据新、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认为赤德松赞活到了817年（译文中作“816年”，当误），也就是说其在位的时间为804～817年；二是他认为“首与唐会盟”指的是821～823年的唐蕃长庆会盟而非马林指出的“公元803年唐使薛伾出使吐蕃，就唐蕃守界问题同吐蕃初步交换意见，并未实际会盟”的情况[11]。1997年，艾米·海勒在《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一文中再次对仁达摩崖造像与题记做了简要分析，“猴年”后面括号内的注释则为816年[12]。可见，她后来更倾向于黎吉生的观点。

2002年6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等参加“藏、川、滇联合开发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时，沿滇藏线由滇西北进西藏昌都进行了短期学术考察，对查果西沟摩崖造像和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进行了调查，之后撰文对这两处造像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3]。他认为查果西沟摩崖造像雕凿的是松赞干布、二公主和禄东赞，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雕凿的是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根据对造像装束、题材的分析，他将这两处造像的时代确定为吐蕃时期，并且分析认为西藏、甘肃、青海地区毗卢遮那造像很可能是由中原经敦煌、四川传入的。2005年出版的《昌都地区志》“文化、文物名胜”部分，也对查果西沟摩崖造像做了简单描述，同样认为造像表现的是松赞干布及二公主。200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熊文彬研究员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也对查果西沟摩崖造像和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进行了现场考察，同时发现了位于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附近的古藏文石刻以及察雅县香堆镇向康内的圆雕造像残块[14]。通过这次现场观察，他们认为查果西沟的4尊吐蕃佛教石刻造像从造像特征来看，表现的并非松赞干布、二公主和禄东赞，而应为毗卢遮那与二菩萨、一供养人。在对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的调查中，他们除了对修复后的9尊造像特征做了进一步观察、新发现了若干细部特征外，还发现了若干早期造像的残块。对于造像附近的古藏文石刻，他们对露出于地表的部分进行了抄录和拍照，根据文体特征将其时代确定为吐蕃时期。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教授在2009年初发表论文，对川青藏交界地区的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进行了分析，同时探讨了吐蕃时期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造像的渊源。文中涉及芒康和察雅两县2009年6月调查之前已知并发表简单资料的3处造像：查果西沟摩崖造像、朗巴朗增拉康造像、仁达摩崖造像。其中，他将查果西沟摩崖造像与布达拉宫法王洞的松赞干布、二公主、禄东赞造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处造像的题材“可能的解释之一是把吐蕃赞普比作毗卢遮那，王妃化作胁侍菩萨”[15]。

三 芒康、察雅吐蕃佛教造像2009年调查缘起与概况

吐蕃佛教是吐蕃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由于朗达玛灭佛及之后千余年来的人为和自然损毁，现今各类吐蕃佛教遗存数量非常有限。在这些珍贵的遗存中，石刻造像无疑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吐蕃时期原貌的最弥足珍贵的一类。而西藏昌都市芒康和察雅两县，是吐蕃佛教石刻造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发现的仁达摩崖造像与青海玉树贝纳沟摩崖造像、四川石渠“照阿拉姆”摩崖造像及各自的藏文、汉文题记，为研究吐蕃佛教史及唐蕃关系史提供了最为珍贵的资料。它们也因此在以往的调查与研究中受到国内外藏学家和考古学家最多的关注。两县境内通过以往的调查已经发现确认的4处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地点和1处古藏文石刻中，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仁达摩崖造像、查果西沟摩崖造像、朗巴朗增拉康圆雕造像3处地点上。其中，对于仁达摩崖造像，尚未发表科学的考古调查资料；对于查果西沟摩崖造像，已发表的调查资料主要有陈建彬的简报和霍巍的论文，描述均较为简单；对于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已发表的调查资料也仅有霍巍论文中对造像特征的概括介绍；而对于向康造像和扎金古藏文石刻，仅在2006年经过确认后做了简单的观察、记录和拍照，尚未做较详细的调查记录和相关研究。这种状况或多或少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这些造像上的历史信息正在慢慢减少。所以，尽早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记录，提取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摸清其保存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意见便成了一项非常急迫的任务。考虑到这种迫切性，加上对吐蕃佛教造像的兴趣和关注，2006年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便已萌发对芒康、察雅两县这几处重要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进行一次详细的考古调查的想法并开始具体筹划。2009年，该调查计划终于得以付诸实施，重点对芒康和察雅两县已知的4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1处古藏文石刻和调查过程中新发现并确认的2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进行了首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

本次联合考古队的工作始于2009年6月16日，止于2009年7月20日。其中，6月25日对查果西沟摩崖造像进行了首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6月27日～7月2日对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及造像残块进行了首次完整的考古调查和记录；7月1～3日发现、确认扎金玛尼石刻造像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7月3日发现、确认达琼摩崖造像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7月6～7日、11～13日对向康造像残块做了首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7月8～10日对仁达摩崖造像进行了首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抄录藏文题记并对局部打了拓片，抄录汉文题记全文并打了拓片。

参加此次吐蕃佛教石刻造像调查工作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田有前、胡春勃等，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夏格旺堆，西北大学席琳，自由摄影师及撰稿人王郢，藏族司机次旺、霍桑，芒康县帮达乡然堆村电影放映员扎多，察雅县藏族向导次噶。其中，文字记录主要由席琳、张建林、夏格旺堆承担，照相、拓片主要由张建林、田有前、夏格旺堆负责，绘图主要由胡春勃负责，协调和采访记录主要由夏格旺堆、扎多、次噶负责，工作过程中的跟踪摄影工作主要由王郢负责，后勤、交通工作主要由次旺、霍桑负责。此外，扎金古藏文石刻和仁达摩崖造像古藏文题记的抄录工作由夏格旺堆完成。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昌都市、芒康县、察雅县、香堆镇、帮达乡、然堆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领导在此次调查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是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并最终圆满完成的最重要保障。

四 2009年以来资料整理、报告立项、田野调查与研究概况

2009年7月，在结束对芒康和察雅两县所发现的6处吐蕃佛教造像的全面调查之后，部分调查队成员利用工作之余开展了资料整理，于2010年9月完成了文字、照片、拓片、测绘图、汉藏文题记等资料的整理工作。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分别完成了6处造像地点的简报初稿撰写工作，并在简报的基础上完成了调查报告资料部分和初步研究部分的撰写工作。在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过程中，资料整理组成员均意识到，仅局限在这两个县境内和已发表的资料基础上是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一时期吐蕃佛教造像的题材、组合、来源、风格、传播与影响等问题的。经过讨论，决定尝试通过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经费支持，来做进一步的补充调查与研究工作。2012年3月，提交了《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请书。2012年7月，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此后，在项目负责人张建林研究员的带领下，项目组成员相继开展了周边地区的补充考古调查，并对最新的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2012年9月，对西藏山南市扎囊县藏仲村石碑造像进行了专题考察。

2013年5月，对四川河北石渠县和西藏东部江达县境内新发现的吐蕃佛教造像、青海玉树境内的吐蕃佛教造像进行了专题调查。

2013年12月，对青海省考古研究所藏都兰吐蕃石刻、都兰县露斯沟吐蕃佛教造像进行了专题调查。

2014年3月，项目组部分成员赴印度考察了埃罗拉石窟、阿旃陀石窟、象岛石窟、坎赫里石窟、鹿野苑遗址、那烂陀遗址、桑奇佛塔等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之间的印度佛教考古遗存，对吐蕃时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了更加直观和全面的认识。

2014年4月，利用参与都兰县热水乡吐蕃时期遗址与墓葬发掘的机会，对露斯沟吐蕃佛教造像进行了补充调查。

2014年6月，利用陕甘青川藏五省区考古院所“唐蕃古道”考察的机会，对玉树吐蕃佛教造像、石渠吐蕃佛教造像、江达吐蕃佛教造像、察雅吐蕃佛教造像、工布江达吐蕃佛教造像、拉萨吐蕃造像等进行了补充调查或首次实地考察。

2015年3月，项目组赴甘肃西部的敦煌地区，专题考察了那里集中分布着的公元8世纪晚期到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蕃佛教遗存，包括中晚唐时期的吐蕃窟、吐蕃壁画等，并全面收集了敦煌吐蕃佛教遗存的图文资料，尤其是早年即流失海外的藏经洞出土古藏文佛教经典和绘有吐蕃佛教图像的绢、帛、纸画等。

2015年11月，课题组部分成员赴芒康县，对新发现的拉果顶摩崖造像进行了现场考察。

2016年10月，部分课题组成员赴玉树，对玉树贝纳沟新发现的线刻摩崖造像与佛塔进行了补充调查与测绘。

在补充调查与收集最新研究资料的同时，项目组人员于2012年7月至今，相继发表了简报3篇、论文3篇、评述2篇，分别为《查果西沟摩崖造像2009年考古调查简报》（张建林、夏格旺堆、席琳，《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昌都地区芒康县两处新发现吐蕃佛教石刻造像考古调查简报》（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载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著《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第70～87页）、《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席琳、张建林、夏格旺堆，《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芒康、察雅吐蕃佛教石刻造像》（张建林、席琳，《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读者出版集团、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研究》（席琳，《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造像与禅宗关系研究》（席琳，《文博》2015年第5期）、《唐蕃古道路线与石渠吐蕃石刻造像》和《毗卢遮那造像风格特征与石渠吐蕃石刻造像》（张建林、席琳，《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11日，第6版）。

此外，相关发现与研究还有以下几篇。2011年，霍巍教授发表《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对包括仁达摩崖造像、查果西沟摩崖造像、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在内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已知的吐蕃佛教造像特征进行了介绍，对题记和背景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毗卢遮那信仰在藏东地区的传播以及唐蕃文化交流的造像背景。2014年，西藏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和次仁加布研究员于芒康县嘎托镇境内发现了又一处大型摩崖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造像，以及一处保存很差的无量寿佛造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6]。2015年，霍巍教授相继发表两篇关于藏东吐蕃摩崖造像的论文[17]，探讨了包括藏东地区仁达摩崖造像在内的摩崖造像题记所显示的造像背景，认为其与吐蕃高僧益西央关系密切，是在“以佛证盟”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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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 《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中国政区大典（4）》，西藏自治区部分·芒康县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 《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中国政区大典（4）》，西藏自治区部分·察雅县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瑞士〕艾米·海勒：《九世纪汉藏和盟的丹玛札佛教造像》，张岩译，《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注释1。

[5] 图嘎：《察雅县简志》，《西藏日报（汉文版）》1987年7月17日，第2版。

[6] 恰白·次旦平措：《介绍新发现吐蕃时期的一处石刻铭文（btsan povi dus kyi brag brkos yig rigs gcig gsar du mtshams sbyor zhus pa）》，《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1期。

[7] 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8] 陈建彬：《西藏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9] 中国藏传佛教艺术编委会编，李翎、廖旸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石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

[10] Amy Heller，“Ninth Century Buddhist Images Carved at lDan-ma-brag to Commemorate Tibeto-Chinese Negotiations，” in P. Kvaerne，ed.，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Fagernes 1992，Oslo（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1994，vol.1，pp.335-349；〔瑞士〕艾米·海勒：《九世纪汉藏和盟的丹玛札佛教造像》，张岩译，《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注释6。

[11] 〔英〕黎吉生：《吐蕃摩崖石刻的研究札记》，石应平译，载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12] Amy Heller，“Buddhist Images and Rock Inscriptions from Eastern Tibet，ⅧTH toⅩTH Century，Part IV，” in E. Steinkellner et al.，eds.，Tibetan Studies，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Vienna，1997，pp.385-403.

[13] 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14] 熊文彬：《唐蕃古道上吐蕃时期的毗卢遮那造像》，载《第三届汉藏佛教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2006。

[15] 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16] 巴桑旺堆、次仁加布：《芒康县嘎托镇境内首次发现大型吐蕃摩崖浮雕毗卢遮那像》，《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简讯；古格·次仁结布：《新发现吐蕃时期芒康县毗卢遮那摩崖造像简述》，《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4年第3期。

[17] 霍巍：《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霍巍：《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