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要素禀赋、产业空间分布与我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文献评述

一 研究背景

世界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无数个城市，它们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发展到现在都具备了较完善的功能，并且在空间上形成了一定的结构，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城市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的发生意味着文明的进步。对传统社会而言，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马克思、恩格斯，1971）。但城市社会对农业社会的取代显然不仅是农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包括社会结构、产业升级、人口集中、制度结构、文化理念以及聚落景观的转变，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其内在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由于农业社会以第一产业为主，而第二、第三产业主要以城市为其载体，则产业结构在高级化的进程中，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的。后进国家的发展和追赶过程往往以大规模的工业化为手段，推进工业化以实现转型和推进城市化也是一致的。

这样来看，城市本应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出现的，但正是基于城市的上述功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将城市化作为转型发展的手段，通过城市化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区域即根据其区位或资源建设城市，如依托海、河、湖建设港口城市，比较典型的有上海、天津、武汉等，也有依托地形地势和位置来建设城市的，如兰州、郑州等，更多的则是依托资源来建设城市，如攀枝花、鞍山等。当城市在其建设和发展中对当地要素禀赋具有较强的依赖时，会形成基于其上的产业结构，这对城市的发展会带来一些影响。一种影响是它会强化城市的功能，提供城市的物质基础；另一种影响与之对应，当城市过于依赖某一结构时会由于资源的兴衰而兴衰，像鞍山这些过度依赖资源的城市在资源枯竭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依托，随产业衰落而衰落。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现象，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的分布和产业的分布虽然受区域要素禀赋的作用，但城市分布和产业分布也表现出一些典型的规律，我们注意到在人口密集地区城市也较密集，人口稀疏地区城市也较稀疏，这表明城市最终仍然与人口密切相关。而从产业分布来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也在逐渐提高，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明显，产业和人口的共同集聚实际上也是禀赋与产业分布的空间表达，但如果深入产业内部，产业的集聚与区域要素禀赋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现代产业向大城市不断集中，传统产业则向边远地区转移，即使是依托资源兴起的城市，从产业分布的时序性差异来看也存在诸多复杂的运行机理。为对上述现象进行具体描述，并刻画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章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我国产业空间分布的专业化和多样化进行描述，并研究其时序性变化情况；二是对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研究；三是研究上述二者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二 文献评述

从决定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来看，地理决定论无疑是从要素禀赋来讨论经济活动的最早理论，地理决定论概念的形成过程可追溯至德国地理学家在写作《古意大利》时的考察（谢英彦，2000），并在随后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在不同角度涉及，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描述也体现了人口发展受环境约束的观点。Diamond（1997）认为地理因素对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地理位置、气候、生态等差异，港口、土地的富饶程度等均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不但对经济活动带来影响，而且会形成累积循环，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格局，并从地理因素角度分析了欧亚大陆比非洲更富裕的原因。在传统经济体系下，农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约束较大，地理决定论有其合理的方面。如果扩展地理因素所包括的范围，则自然资源和区位因素在经济活动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丰裕的资源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具有明显体现；但观察世界经济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发现，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瑞士等在经济上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却陷入贫穷。这导致一些人对资源作为经济发展充分条件提出了怀疑，Auty（1993）用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将资源丰裕作为经济的一种制约而非优势来看待，从而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论。实际上，经济发展依赖的要素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自然资源只是其中一类，而且其作用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劳动和资本是最重要的两大要素，这从广为使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构即可理解。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被重点强调，并描述了二者确定的函数关系，而其他因素的作用都被归于一个未被数学定义的系数。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不动的点，则建立在劳动与资本两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H-O模型也是对要素禀赋给予足够重视并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解释。该理论认为，当两个国家要素禀赋不同时，相对丰裕的要素在市场供求机制作用下其价格就会相对便宜，则密集使用其作为投入的产品的价格也会相对低从而具有竞争力，这会使其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而这一丰裕要素的所有者也会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可见，H-O模型虽然是解释两国贸易起因的理论，但同时也解释了要素禀赋和产业分布之间的逻辑关系。

除劳动和资本外，人们又发现有很多不能被忽视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这些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因素都需要给予重新审视。在索罗模型中，人力资本还是外生变量，但内生增长理论已经给予其强烈的强调，如Aghion和Howitt（1998）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方式中的一种，当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积累率时，会影响经济增长率。但人力资本的界定不如物质资本那么简单，存在一些计量和概念的辨析问题。在Lucas（1988）那里，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教育，教育投资越多意味着越高的经济增长，教育投资低的地方其经济增长实绩就差。但对教育投资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是确定的，家族对教育的投资是无法准确计量的，一些文献试图通过政府教育投资和非政府教育投资来分析均衡条件下教育投入与增长的关系（于凌云，2008），但更多的文献只关注政府的作用。更多的研究则深入教育内部进行分类，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构建了一个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考察了公共教育支出规模、结构和高等教育可获取性对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和相对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发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不利于缩小劳动力工资水平差异；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本溢价水平，但后一种影响并不显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溢价水平的影响总体上较为模糊。郭志仪和逯进（2006）以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为依据，通过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比较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西北地区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总体来看是资本推动型的，但各省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较高，而且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此外，各省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差别。

人们对技术的作用很早就有较充分的认识，但在技术进步进入经济模型也经历了一些复杂过程。和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相似，在新增长理论之前，人们把技术视为外生，直到内生增长理论的两部门模型才把技术纳入系统来研究。和人力资本不同的是，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与溢出具有跨区域作用的特征，一国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增进不但对本国本地区增长起作用，而且对其他区域的增长也起作用。关键是，人们还没有弄清楚哪些技术在跨区域传播时比较突出，而又有哪些技术必须近距离才能溢出（李恒，2008）。

近来的研究开始向制度对经济作用的方向偏移，诺斯的著名研究不但重新定义了制度，而且给出了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方法（North，1990）。较早的学者注重从历史事件和案例对制度变迁进行描述性论述，并讨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关系，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利用大量数据，运用计量方法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准确分析（孙圣民，2008）。但数据支持的前提是对指标的严格限定，制度作为一种博弈规则，如产权制度、民主宪法和体制等进行度量存在诸多困难，一些学者采用政治稳定性、腐败和法律仲裁执行情况等来作为产权制度的替代变量，也得到了一些较确定的结论，如Acemoglu和Johnson（2005）对产权安全的研究等。在国家间的比较分析中，对民主宪法、专制体制的研究较多，如总统制、议会制的差别，立法者产生的办法等，通过对一些文献大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政体类型和选举规则对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Pesrson and Tabellini，2006）。但在一国内部，由于面临的国家政体是一致的，民主宪法和专制体制也是一致的，对制度的研究更多的是市场化的深入程度、法律执行层面的问题。

上述研究列举了要素对增长的作用，以及文献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但要素禀赋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城市发展和城镇体系演化的作用。要素禀赋决定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势发挥，而产业结构及产业空间分布又反映了城镇化的性质和结构，本章力图对这一主题进行分析，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解释我国城镇化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