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究：劳工研究

现实与期望：立足本土经验事实的劳工研究（主持人语）

刘林平 [1]

本刊中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文章涉及多个主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留乡农民工之特征与困境，小组计件制下的赶工游戏所生产的工人对游戏规则的同意与工厂秩序的接受，劳动力商品化与教育商品化对学生工的影响及其回应，对农民工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这些文章各有特点，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读者自可评判。本刊将之集结在一起，是为了显示农民工（劳工）研究是中国现实社会研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群体，至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2]他们的行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和城市、内地和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版图，创造了令世人惊奇并将载入史册的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也留下了血汗与眼泪交融的中国故事。

相应的，农民工（劳工）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我们以“农民工”“外来工”“劳工”“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CNKI历年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论文情况

截至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共发表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论文为17807篇，其中，定量研究的论文占比超过20%。自2010年以来，相关论文每年发表数超过2000篇。这些论文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多个学科。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主题众多、内容丰富，多数论文有较为扎实的经验事实支持，一些文章的观点或看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其中一些专题研究（如劳动力市场、权益保护等）已经较为深入，一些结论（如农民工权益严重受损）已经被不同时点、地点的调查所反复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毋庸讳言，相关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或缺陷。我曾经较为仔细地阅读了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文献，并从研究资料、概念框架、社会背景、学科立场、研究方法、因果关系和政策设想等方面指出了这些研究的缺陷（刘林平等，2015：77～78）。我认为，这些缺陷也普遍地存在于整个农民工（劳工）研究领域。

对于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成就与缺点进行较为完整的总结，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胜任的。我在下面想就农民工（劳工）研究要立足本土经验事实的问题，与学界同行探讨。所提看法，只是抛砖引玉，敬请批评。

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农村或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之高众所周知。近3亿人口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迁移流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情感观念，一句话，他们的行为活动所留下的轨迹或经验事实之丰富、多样，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社会科学面对这一巨大宝藏，理应好好发掘。可惜，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种种问题。

其一，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造就了一些“博客”式的论文，对此必须提出质疑。

由于农民工几乎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觉得都有能力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一些社会科学论文常常以提出几个观点并列举一些案例或数字的方式来表现研究成果。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我将这一类论文视为网络上常见的“博客”。撰写博客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但以科学的名义或者在社会科学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博客”式论文是不可取的。科学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要用经验事实去检验科学假设，而对经验事实并不是随意取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缺乏科学程序所获取的经验事实，往往是不可靠的，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当然，还有一些完全不顾经验事实而从抽象理论出发的论文，那些文章属于空头理论，我对此不做评论。

其二，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造就了众多的定性或质性研究论文，对此，也必须仔细斟酌、反思。

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自有其价值，这一点不用怀疑。但质性研究，尤其是当下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所选取的案例数量非常有限并有不少研究仅有单一案例，大多数质性研究者也没有抽样的概念，案例的选取往往基于便利或随意，因而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质性研究的小样本当然不适合采用随机抽样，但“放弃随机选择也意味着偏差发生的概率会显著提高”（罗伯特·维巴，2014：124）。不能随机抽样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选择样本，质性研究同样需要严谨科学的选样设计。更有一些质性研究往往只选取能论证自己研究结论正确性的案例，而对相反或其他案例视而不见。因而，质性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结论，对案例的“选择性”问题进行反思，切莫以为这些问题只是定量研究的问题。“在统计推断中应用到的那些准则同样适用于定性研究”，“如果定性研究者能够关注那些在定量研究中已经普及的科学推论原则，他们所从事的非统计研究的结论将会更加可靠”（罗伯特·维尼，2014：25）。

其三，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引发了众多的问卷调查，学者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大量的定量研究论文，对此，也必须有所反思并努力改进抽样方法。

如表1所示，定量研究论文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有较高比例。根据我们的检索，在CNKI数据库的社会科学论文中，总体上，定量研究论文仅占7.5%，这远低于农民工研究中的20%。由于经费或其他因素的限制，以往对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大多在其打工地进行，而农民工所在打工城市往往缺乏完整的户籍登记资料，很难获得一个好的抽样框。配额或偶遇抽样就成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主要抽样方法。在农民工来源地家乡进行抽样调查也会遭遇空户较多等困扰。以完整的抽样框为基础的严格的随机抽样，并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的调查在农民工研究中还比较少见。因而，使用这样的数据所生产的定量研究论文也难免发生种种问题。解决方案之一是使用前沿的统计方法及其模型努力克服样本偏差，解决方案之二是改进抽样方法。我们在2014年6～8月对7省13市（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就采用了被访者驱动抽样，所得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并能对样本的质量进行评估（刘林平等，2015）。这或可给社会科学界在抽样上一些启示。

其四，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喷涌而出，农民工并不外在于大数据，使用大数据对其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应该紧跟的时代潮流。

比如说，快递业是当下中国快速发展的行业之一，其从业人员中农民工为数众多，他们的行动轨迹基本被记录并形成了大规模的数据库，使用这样的数据进行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还有，互联网上以博客、微博、微信等形式对农民工的形容、判断、评价形成了海量文本数据，对此进行分析是认知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特征的重要途径之一。使用大数据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现在还刚刚起步，理论、方法和技术都还不完善，但这恰好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机遇。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对大数据及其影响视而不见，而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努力学习新的方法和技术，使用新的研究工具进行探索。

其五，哪怕有完整、理想的数据，也只是具有良好的数据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在农民工（劳工）领域或其他领域的研究还须面向前沿理论方法，与国际社会科学成果对话。

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自外于国际社会科学，建立中国的本土理论并不意味着不与国际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话。面向国际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首先必须广泛阅读文献。现在发表的众多论文，一个基本的缺陷是引述文献太少，尤其是英文文献太少。不少研究论文自说自话，不与以往研究成果对话，视研究文献为无物。其次必须进行多学科对话。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种学科，哪一个学科都没有能力单打独斗。在劳动力市场研究方面，劳动经济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他学科可以向其学习，引入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西方的移民研究，也是多个学科考察的领域。最后必须确立现代学术理念。我认为，社会科学的学术理念关键是将其理解为科学，以科学的理论、程序、方法、技术、逻辑去进行研究，时刻警惕非科学的随意性，从科学而不是个体经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科学研究。

总之，立足本土经验事实，以亿万农民工行为后果所形成的丰富数据为基础，中国的劳工研究已经并将进一步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我们必须警惕和质疑“博客式”的看似科学的论文，反思并谨慎对待质性研究论文及其结论，反思并改进定量研究论文的统计技术及更为基础的抽样方法，紧跟时代潮流，努力使用大数据进行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农民工（劳工）研究理解为科学研究，去除非科学的随意性。科学不可任性，社会科学亦不可任性为之。若如此，劳工研究或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一点一滴地取得进步，脚踏实地前进。

参考文献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201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林平等，2016，《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林平、范长煜、王娅，2015，《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郭未佟英磊）

[1] 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linpingl@163.com）。

[2] 参见《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9/content_28549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