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问题

基于前文所述现实与理论背景，本书将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视角，尝试构建并验证上级反馈对下属绩效影响的过程机制及边界条件，旨在详细地剖析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的不同作用，并探讨下属情境型调节焦点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下属特质型调节焦点和反馈倾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本书所探讨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上级反馈对下属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组织中普遍采用的上级反馈可划分为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两种，可以简单理解为“上级对其所管理下属员工的表扬”和“上级对其所管理下属员工的批评”，但现有研究表明，无论是正向反馈还是负向反馈，它们对下属行为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上级正向反馈并不总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有接近40%的正向反馈对下属绩效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London，2015）。也有学者指出，上级负向反馈能够使下属产生改变行为的意识和动机，是改进下属行为和绩效的关键，在下属绩效提升方面往往比正向反馈更有价值（Trope & Neter，1994；Moss et al.，2004）。这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就上级反馈对下属绩效影响效果的观点并不一致，而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并没有对上级反馈与下属绩效内在结构与外在联系进行很好的界定与区分。因此，本书通过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详细剖析上级反馈对下属绩效的影响，主要从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下属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的“二维分类”出发，对上级反馈与下属绩效进行整体处理，重点关注上级反馈形式的不同对下属绩效影响的不同，探讨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这是本书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2）上级反馈影响下属绩效的内在影响过程。上级是如何对下属施加影响的，一直以来都是组织管理领域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Greller & Herold，1975；Klein，2003；Chun et al.，2018），现有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级反馈对下属影响的发生机制，但无论哪种理论解释，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对下属的影响似乎总是对立的（Kark et al.，2007；London，2015），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解释机制能够使两者对下属的影响效果一致，并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上级反馈对下属绩效的影响机制呢？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相关研究证实：强调成功、较为积极正面的情境能够引导下属形成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而强调失败、较为消极负面的情境能够使下属形成防御型调节焦点，最终作用于个体的态度、行为与绩效等（Higgins，1997；Brockner & Higgins，2001；Kark & Van Dijk，2007；尚玉钒等，2016）。而上级正是组织情境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能够通过给予下属不同形式的反馈影响下属对组织情境的感知（Dahling et al.，2017；李磊等，2013）。因此，本书将调节焦点理论引入反馈领域的研究中，认为上级反馈能够通过下属情境型调节焦点的中介影响下属绩效，这是本书尝试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具体来看，上级正向反馈能够激发下属的斗志，促使下属形成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进而影响下属绩效，而上级负向反馈则会导致员工畏首畏尾，促使下属形成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进而带来下属绩效的变化。本书尝试打开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影响的“黑箱”，进一步丰富上级反馈影响下属绩效中介过程机制的相关研究。

（3）上级反馈影响下属绩效的边界条件。一方面，下属特质型调节焦点作为一种相对比较稳定、不易改变的个体特质，一般会在外部情境要素影响下属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曹元坤，徐红丹，2017）。现有研究证实，这种特质能够有效调节上级领导风格、行为方式等，对下属工作投入（Moss et al.，2009）、离职倾向（Hamstra et al.，2011）、组织自尊（李锡元等，2018），以及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李根强，2016）等产生影响。学者王永丽和时勘（2004）通过反馈干预实验证实，个体特质型调节焦点能够对反馈干预所产生的效果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本书将特质型调节焦点作为调节变量引入上级反馈影响下属绩效的主效应关系中，考察其在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的直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下属具有支配地位的调节焦点体系会受到相对稳定个体特质及外部情境因素的交互影响，也就是说，具体的组织管理情境中，上级反馈所激发的下属情境型调节焦点所带来下属绩效水平的变化，还会受到下属自身特质的影响（Higgins，1997；Wu et al.，2008；李磊等，2013）。反馈倾向作为反映个体反馈反应差异的重要变量（London& Smither，2002），是目前学术界的前沿话题（郑颖，戴溥之，2007），探讨其在个体对特定反馈反应中所扮演的角色极具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Dahling et al.，2012；王宁等，2015）。因此，本书将反馈倾向引入上级反馈与下属情境型调节焦点的关系中，考察在上级正向反馈所激发的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以及上级负向反馈所激发的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带来下属绩效水平变化过程中，反馈倾向对这两个中介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综上，引入下属特质型调节焦点和反馈倾向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影响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的边界条件，是本书尝试探讨的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