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书的结构和论证，我们需对以下几个领域的研究进行回顾：1.关于民国初年师范教育萌生、发展的研究，既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师范教育，也包括地方性的师范教育研究；2. 关于为什么在民国初年兴起师范教育，即研究促进师范教育兴起的主要因素和力量；3. 关于民国初年师范教育巩固共和的作用，即研究其在“社会教化”和“传播新知”方面对于构建现代国家的政治社会作用。

（一）关于民国师范教育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在师范教育理论、师范教育史、师范院校校史等研究领域中，都绕不开中国师范教育的发端——民国初年的师范教育。余家菊的《师范教育》、郭鸣鹤的《师范教育》、罗廷光的《师范教育新论》、李超英的《中国师范教育论》、邓萃英的《中国之师范教育》等著作，都刊行于民国时期，对我国师范教育的起源与改革进行了回顾，系统宏观地概括了民国师范教育的特点，主要介绍了晚清民国以来师范学校的管理、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培训机制等。

关于地方师范教育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

如张德忠的博士论文《异质的移植与内化：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师范教育》，该文认为中国的师范教育经历了效仿日本和美国，在结合本土要素之后逐渐内化的过程，他以北京城及其周边县域为对象，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梳理师范教育的演变脉络，钩沉其发展的细节，藉以窥豹一斑，力求展现出北京地区师范教育的地域特色。

王向文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湖南师范教育研究》探讨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师范教育在经济条件并不发达的内陆省份却较为发达，并呈现多样化和超前性？师范教育对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如何？师范教育对湖南近代化乃至全国师范教育的作用如何？……作者对民国时期湖南师范教育的发展轨迹进行阐述，然后从教师管理机制、学生管理机制及师范课程设置来说明湖南师范教育的运行机制，对湖南师范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量化考察与分析。

吴晓朋的《民国时期的江苏省乡村师范教育（1922—1937）——以省立六所乡村师范学校为中心的考察》把这一时期的江苏省教育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徘徊期等发展历程，认为达到两个目标，其一为江苏省乡村小学提供合格师资，其二在更高层面上还承担着改造乡村社会之责。陈芳的《清末民初广东师范教育》以1901—1922年广东的师范教育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从专门史的角度对广东师范教育的兴起、确立和发展进行回顾，概括了广东师范教育的特点、不足与经验。何有荣的《民国时期师范教育与地方社会 ——以运城师范学校为中心》则把研究范围进一步的缩小，以山西运城师范学校为对象，结合阎锡山在当时创造的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了山西省立二师的教育情况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影响。

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的师范教育研究文献是方光禄等的著作《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该书的作者是长期在徽州从事师范教育的教师，他们搜集了大量的地方志史，梳理了1905年以来徽州师范教育的发展脉络，书中把“安徽二师”视为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高峰，用两章篇幅来介绍“安徽二师”的建校、教学、课程等，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背景资料。

（二）关于为什么师范教育在民国初年兴起，即研究促进师范教育兴起的主要因素和力量。其主要观点大概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客观要求，激发出师范教育的兴起；亦有政治家、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政治决策，在社会层面发酵后推动师范教育；更有地方开明士绅主动适应教育转型，积极参与兴学行动。

邹礼洪的《略论清末民初的师范教育政策》总结了在梁启超、盛宣怀、张謇、张之洞等人的力推之下，清末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政策逐渐形成，至民国初年，继续对师范教育实行优先发展的政策，不仅对师范生有免学费的优惠政策，而且要求毕业后必须服役若干年的义务规定，在这些决策人和优惠政策推动下，师范教育遍地开花。李永贤的《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产生及其意义》认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产生主要有为了满足新式学堂的师资要求、治国安邦之根本、教育界理论界的促成等。

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的思想和实践对师范教育的贡献尤其突出。李涛的《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以晚清民国教育家群体为例》，认为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为代表，或握有制定中央教育政策之大权，或在教育理论上提出独到见解，或以自己的切实努力推动地方教育改革，他们的努力为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方健华的《从张謇到陶行知——浅析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管理思想的现代意蕴》分析了两大教育家的师范教育理念，他们都抱着“自立自强、教育救国”的办学理想，积极促成两大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和晓庄师范学校的建成。曲铁华的《论陶行知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杰出贡献》谈到陶行知的师范教育理念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倡导的是“活的师范教育”，要培养“活的国民”。他把师范教育放到挽救贫穷落后的民族，改造旧的社会，创立新的国家的高度去认识，把师范教育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联系起来。

周文甫主编的《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更是详实记录了“安徽二师”创立者胡晋接先生教育言论、思想，以及创办“安徽二师”的艰辛历程。文集中胡晋接先生本人的生平事迹、交友行止、诗文信札体现了其对新式师范教育的认知、参与和推动，地方师范教育的兴起离不开以胡晋接先生为代表的晚清民初地方乡绅的卓越贡献。胡晋接先生思想开明，既认为陈独秀的“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是教育真精神所寄，又对黄炎培的“实业教育”情有独钟，这些与共和精神不谋而合。

（三）关于民国初年师范教育巩固共和的作用。民国初年的师范教育对于政治社会化又有什么影响呢？丛小平认为要把20世纪中国师范教育看成是全球化进程的本地化和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整合两个相互作用的同步过程。他指出，一方面，以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试图使师范学校成为领导和改造社区、乡村的中心，教师成为领袖。另一方面，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协助国家政权对地方社会进行控制，将国家的权力触角深入地方社区，甚至还负责执行某些国家权力和政府的职能。民国各级政府赋予师范学校管理地方教育的职责，试图通过师范学校的渠道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地方。南京政府迅速将晓庄师范学校推广到全国就是此目的。其结果却是接受师范教育的大批青年滋生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他们构建起乡村农民与城市革命者的桥梁，以致后期的师范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力量的重要场所。

何有荣的《民国时期师范教育与地方社会 ——以运城师范学校为中心》，通过山西省立二师即运城师范学校的系列典型毕业生及其事件来说明师范教育对河东社会文化、党团组织和反帝爱国运动的作用和影响。阎锡山政府对山西师范教育极其重视，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山西省立二师的进步青年积极参与民主政治运动，是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成为我党早期在山西革命活动的重要力量。应星的《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则以江西省立南昌二中和省立南昌一师为例，认为在由“国民党系人士”控制的新式学校中，这些学校负责人都比较开明，支持和同情学校的进步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应星的研究强调，师范生由于家庭出身贫寒、小学教师待遇不好，在接触到新思想后，比较容易走上革命之路，“新式学校中的师范学校就更易造就革命者”，中共一大代表中有7名师范生，湖南一师和浙江一师即是例子。

综上文献，现有的研究大部分从教育史和教育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民国师范教育，基本上属于教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关于师范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虽涉及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但在国内尚属浅显，一些作品只从地方绅士和团体的作用来研究民国师范教育和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目前还没有专门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民国师范教育。综述其贡献和不足，本书将围绕共和政治（包括共和思潮、共和建制）和师范教育这一对互动的变量开展研究，探讨共和肇始对地方师范学校兴起的影响，以及地方师范学校的勃兴又怎样巩固共和制度，传播和普及共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