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立学制、废科举与中国师范教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经历义和团运动冲击和八国联军入侵，“帝后西狩”，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署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空前统治危机的清王朝，迫不得已在1901年实行“新政”。在这场清朝末年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中，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得以确立，连续1300百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告别历史舞台，中国师范教育制度最终形成。

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上溯古制”并参考日本学制而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因为1902年为旧历壬寅年，这一学堂章程又被称为“壬寅学制”，事实上这是中国第一部规定近代学校制度体系的章程，对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作了初步规定。

“壬寅学制”将学校教育系统分为纵向（直系）和横向（旁系）两大部分，纵向为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段，横向为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其中，师范教育分为附设于大学堂的师范馆、附设于高等学堂的师范学堂和附设于中学堂的师范学堂两级。在“壬寅学制”中，师范教育体制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都只是一种附属的机构。同时，附属于中学堂和高等学堂的师范学校也不存在上下间的联系，师范教育体制本身有着明显的缺陷。

“壬寅学制”公布之后不久，清政府即借故重新厘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未经施行即胎死腹中。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会同荣庆复奏重订学堂章程，得到清政府批准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因批准之日为旧历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以这一学堂章程又被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在全国公布实施的学制，师范教育制度通过“癸卯学制”的付诸实施得以确立。

“癸卯学制”通过作为总纲的《学务纲要》、16个学堂章程和1个通则，将整个学制规定为纵向和横向两大方面，师范教育属于横向方面。师范学校不再如“壬寅学制”时附设于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实现单独设立并上下级相互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并通过具体的章程，分为中等师范教育性质的初级师范学堂及高等师范教育性质的优级师范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等三种类型作为“癸卯学制”总纲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出“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并从普通教育的师资层面加以严密的论述：

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省城师范学堂，或聘外国人为教员，或辅以曾学外国师范毕业之师范生。外府师范学堂，则只可聘在中国学成之师范生为教员。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

“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作为第一个真正实施的中国近代学制，“癸卯学制”敏锐地把初等教育（小学堂）和辅助初等教育的中等师范教育（初级师范学堂）作为普通教育的首要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当时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共识。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奏请清政府“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奏折中，把普鲁士和日本的崛起归功于国民普及教育。“故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同年，晚清经学大家孙诒让作《东瀛观学记叙》一文，主张学习日本重视国民普通教育的经验，“研究师范以成教员”，“多设蒙学以陶铸少年学子”。

前述“癸卯学制”的又一大显著特点是将学堂与科举合为一体，规定：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将乡试、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癸卯学制”也被视为融合了张之洞《劝学篇》中“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渐变”思想。在笔者看来，“癸卯学制”融合学堂与科举并逐步以学堂取代科举的“渐变”思路，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价格改革当中的“双轨制”方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癸卯学制”设置了科学向学堂转变的过渡期，但“如此冗长的渐废科举政策对于那些急切关心教育改革进步的人们而言，显得过于漫长”。袁世凯等人在奏请朝廷立停科举的奏折中历数科举对学堂的妨害：“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因此，“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文官考试制度与教育考试制度分离，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啻为“千年未有之变局”。

张謇在江苏通州的师范教育实验，是清末新政之后师范教育的集大成者。

张謇曾在晚清科举中高中状元，甲午战争之后即退出官场返回故里投身实业，陆续创办大通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取得了初步成功。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对教育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形成“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实业为教育之母”的思想，并在继梁启超、盛宣怀等之后，认识到师范教育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在1901年清政府“新政”诏令发出一个月之后，即撰《变法平议》一文，提出42条变革事宜，全面阐释变革思想。文中专辟一章论述“普兴学校”事宜，从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及教育的结构层次、兴办路径、次第规划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做了全面的设想，并明确提出创办师范学校的设想：“宜各府州县先立一小学堂于城，小学堂中先特立寻常师范一班。”

在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议开办公立师范的提议受挫之后，张謇改以自己出资和地方集资的方式创办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此前虽然有南洋公学师范院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但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作为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具有首开先河的历史意义。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也一改“壬寅学制”的规定，将师范教育从附设于大中学堂改为独立的体系。

1902年3月，张謇选定通州城外荒废的千佛寺作为校址并开工建设校舍。同年9月，张謇撰文《通州师范学校议》《中国师范学校平议》，制定学校规约章程，并对创建师范教育体系提出完整的设想。1903年4月，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在开校演讲中，张謇指出创办师范教育的意义：“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张謇把在开校演说中提及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作为通州师范学校的校训。尽管通州师范学校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属于中等师范教育性质，但为了办好学校，张謇延聘海内外名师，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王国维、古代文学专家朱东润、博物名家陈师曾和多名日本籍教员，师资力量堪称一流。通州师范开设四年制本科、两年制速成和一年制讲习各科，并附设实验小学，后又陆续开设测绘、蚕桑、农业、土木等实用专业，并增设博物学科，建立博物苑。

在创办师范教育的实践中，张謇关于师范教育的思想理论逐步形成，对清末民初师范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张謇认为师范教育对促进近代化建设和民族国家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等精彩的论断，代表着张謇对此的高度认识。其次，他对师范生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明确主张：“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再者，他对师范生之德提出了“学为人师”的要求：“诸生亦曾思师范学校之义乎？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在张謇看来，师范生要兼备“经师”和“人师”的双重使命。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学为人师”的目标下，张謇对师范生的培养提出了“严格教育”的要求。早在1903年通州师范学校创办之始，张謇即提出：“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天何为而测其躔度？地何为而辟以河渠？此干涉之大者。生铁之必数炼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此干涉之繁者。……学校则聚以考校诸生之孰受范孰不受范，诸生既具志愿书而来学，是非独默许而已。校章者，管理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是为范之结果。”

1912年，张謇撰有《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一文，对“严格教育”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反对学校放任自流，主张“严格教育”：“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学校败，其为国患，莫此之尤”；“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张謇“严格教育”的主张对此后学潮风起之际师范学校的应对处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