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抚州文化品牌建设的整体语境

第一节 从“千城一面”到品牌城市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城市建设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高楼大厦，水泥丛林，车水马龙，光鲜亮丽。“千城一面”是高速现代化的光荣与梦想，还是陷阱与败笔？这是当前城市建设，必须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千城一面”是中国城市的危机与困境，它正在抹掉城市的历史——文化的历史、城市人心中的历史。

城镇化的高速推进，是经济、人口增长和高速工业化对城镇发展的要求。工业化的本质是标准化，以标准化换取大规模生产的效率。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化，自然也脱离不了工业化的影响。工业化遵循的是标准化，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批量性的生产与复制。在标准化的主导下，批量性生产和复制的文化充斥了各个城市，各种文化以一种程式化、齐一化的模式展现，特色与个性成为一种幻影。在工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工厂企业成为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学者对工业化的北京做过这样一个描述：“东南四环到东南五环，焦化厂、化工二厂、北京有机化工厂连成一片，管道密布烟囱林立；东四环外朝阳路往东，是北京轻工业基地，棉纺一厂、二厂、三厂扎堆；酒仙桥一带，无线电厂等老电子工业企业聚集……”标准化的车间、密集的管网、高耸的烟囱成为城市形态的重要表征，风格纯粹与单一，代表了钢铁的胜利，使得城市成为机械文明的体现者，而这也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败笔——千城一面。

经过40年的标准化城镇建设，“千城一面”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大广场、大高楼，不仅外形相似，布局也如出一辙：城市中心设广场，广场中心有花坛、喷泉，中央商务区高楼林立，主干道宽阔整齐、贯穿新城。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建筑，雷同的景观，甚至连写字楼、住宅区的名称也相似甚至相同。多数城市新区，除了地名，几无相异之处。

科技进步使得城市建设已经能够尽力克服自然条件的约束，城市的自然特色因而越来越淡化。但城市的形态不仅仅是人们对自然改造的成就，同时也应该是凝结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的物理形态。源于文化的城市独特性，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反映，更是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千城一面”是对城市历史、城市文化的背叛。长此以往，“千城一面”难免造成区域历史和文化有形延续的中断，造成有形文化传承。失去了有形文化教化的场景，就会造成无形文化人心教化的缺失。

如果说“千城一面”是一种影响文化魅力和地方特色的“城市病”，那么“如数家珍”式的罗列就是病急乱投医的发展困境。最近的二十多年里，大多数城市的领导者都对城市拥有过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数家珍”。对城市文化特色不辨别，不挑选，认知不清晰，是制约城市文化建设的最大问题。某种意义上，对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一一陈述并全部纳入宣传，实则不能找到城市最独特的历史文化主线，不能求得内外认同，不能形成广泛共识，不能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真正确立城市的独特性。“如数家珍”更为可怕的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阻碍。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洞察，仅仅停留在事件、现象表面，就会陷入困境，陷入“资源魔咒”。

在中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的官方网站中，历史文化板块中都逃不开罗列的少则十个八个、多则几十个的“某某之乡”“某某之都”的特色文化。河北沧州推出“六大特色文化脉系”，囊括了诗经文化、运河文化、渤海文化、医药文化、武术文化和杂技文化等诸多内容。邯郸提出十大历史文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赵文化、中国新石器时期的磁山考古文化、女娲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北齐石窟文化、以“一枕黄粱”名梦和黄粱梦吕仙祠古建筑群为代表的梦文化、磁州窑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成语典故文化和边区革命文化。四川自贡自诩“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美食之府”。云南玉溪从生命起源说起，到聂耳故乡、云烟之乡、花灯之乡、高原水乡，等等。各地文化林林总总，洋洋大观。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几乎每个城市都不缺故事、不缺历史、不缺文化。即使过去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抚州，其实也有十分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夏商时代，抚州就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迁徙50万人进行开发。时属南海郡的抚州，便融入了中原文化。抚州市最早的前身为宝安县，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331年，即东晋咸和六年。我们只要随意翻检历史档案，便能在抚州的历史中找出天后宫、大炮台、文天祥与伶仃洋、宋少帝赵昺与大臣陆秀夫蹈海处等典故，更不要说抚州现在拥有“世界之窗”“红树林湿地”等上百个文化“打卡地”。

再如北方某县，曾经举办一个文化节，取名卫夫人文化节。卫夫人是东晋时代的女书法家，师承钟繇，高徒有王羲之。但是卫夫人知名度不高，如果依此作为城市品牌或城市形象，很难发挥该城市应有的文化效应。实际上，城市文化资源是有知晓等级的，是一级资源，还是五级资源，需要从传播和共识的层面考量，这对于一个城市的品牌营销意义重大。大家熟知的桂林，除了历史上的传播外，全中国每个上过小学的人都背诵过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桂林的山啊桂林的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资源。

几多历史遗迹，漫长文化卷帙，是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伴随着城镇化而兴起的，各地大力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民俗节庆、地方戏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铺天盖地的“市歌”“市徽”“市树”“市花”“城市精神”评选和宣传，各地电视台连篇累牍播出的城市宣传片，等等，凡跟城市文化相关的名人、名事、名物，只要“曾经拥有”，就绝不会被落下。

当代城市建设需要注入文化的力量，其实每个城市都不缺乏历史文化的“珍珠”。因为“有珠可数”，所以才有了“如数家珍”式的罗列城市文化，这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文化建设最便捷、最直接的路径。于是，城市文化建设或城市形象塑造，陷入了一个个“如数家珍”式的困境。

“如数家珍”让众多决策者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固化思维，跌入了文化资源的魔咒之中。那么，从“千城一面”的败笔到“如数家珍”的困境，该如何破解呢？

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对自己城市的文化古迹、文化遗产“如数家珍”，无法舍弃每一个文化资源，因为他们认为每个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你是否跳出“魔咒”做过全国全球各城市之间的比较分析？你是否认真做过旅游者消费者的调研？有多少人认同你选择的城市形象代言者？哪一个资源是唯一的，是一等一级的，最能彰显本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质？如何在万千之城中脱颖而出，找到自己那座城市最独特、最鲜明、最具影响力、最具发展前景的城市之魂？这一切，都是每一个城市决策者面临的紧迫选择。

让我们来解析一下“千城一面”的原因。

第一，在现代化模式下，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足，只认为城市是居住地，于是仅仅按照功能化要求建设城市，比如城市中竞相建造的现代化高楼大厦、大广场，满足各种功能的各种设施。这种模式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但后现代也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第二，地方政府追求“高速政绩观”。有关城市规划者认为，出政绩的最快手段是按照现代化的方式迅速改变城市破旧的面貌，以便在短短的任期内、在眼前就能看到成果。于是，城市的面貌改变了，原来破烂的地方变得整齐划一。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了：到处争相建高楼、大广场、大马路，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没有了差别。事实上，争高求大不一定是好事，这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模式，说明地方政府对城市现代化缺乏深入思考。很多城市规划理论认为一百年前的城市设计、城市面貌已经很好了，一定要好好保护。有些地方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地把文化忽略了，而文化恰恰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资源。

第三，土地财政是政府最大的推动力。房地产商最乐意做的就是迅速地复制高楼，满足实用价值，获取经济利益，忽略了一个城市建筑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与欧洲将建筑放在所有艺术的首位、作为第一类最重要的公共艺术相比，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

在观念上，我们要把每一个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待。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件富于魅力的艺术品，承载了文化和历史，有自身深厚的物质和非物质传承的资源。城市的历史、城市的传统都积淀在城市的建筑中。正如鸟巢是一件巨型的人类雕塑，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件人类的雕塑品，我们要怀着审美的、热爱的情感去雕琢它。

城市是现实与历史的合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城市的改造，出现了很多贪大图洋、贪新图快的弊病。在此我呼吁：不要那么心急忙慌地“拆除”城市，应好好地从文化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视角，从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城市民俗民情的视角等，研究自己城市的资源，认真思考它，用跨越现实的未来视角去关注它，以最佳的方案来设计和建造它。

“三年一变样、五年一大样”很多时候是政绩的需要，不一定是对历史负责的做法，不值得我们高喊。城市建设需要遵循变革中基本的规律，按照发展的步骤、阶段、格局、美的艺术，来建设适宜人类栖居的城市。要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街区、城市楼宇、城市家庭、城市人等多方面入手，总体把握，综合融汇，做好顶层设计。

从历史上看，一个城市的格局形成之后，往往要因循几百年。比如，我国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几百年来大致不变。中国这一轮的城镇化城市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甚至后无来者的城市大变革。今天奠定的城市基本格局，可能延续未来数百年。今天这一代或这几代的城市管理者、决策者们，要有对城市的历史负责的使命感，对城市的未来负责。今天回首古老北京的设计者、建筑者和保卫者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万端，他们是创造、保护北京城市历史的伟人。

城市如何找到自己的个性？

从美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在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旧城改造（尤其是县级城市改造）一定要增加“生态城市”“公园城市”“艺术城市”“美的城市”理念，要切记，建筑是人类的第一艺术。未来的市民期待着更加“诗意”的栖居。公共艺术在未来城市建设中将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建设“艺术城市”要结合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挖掘当地未挖掘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建成具有强烈地域性特色或创新特色的城市。要站在全球旅游、特色旅游角度进行城市规划。要从“影响力、标志性、艺术性、公共性”等多个方面评价城市的公共艺术建设。要将“艺术城市”“美的城市”与建设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

我们看几个案例。

案例1：巴塞罗那是因奥运会而规划建设的城市，在规划中把历史文化、奥运文化串联在一起，显得很和谐。巴塞罗那不是欧洲繁华的城市，与欧洲城市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点，有代表城市的标志和特色。巴塞罗那有8栋建筑物被列为世界遗产：

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设计的建筑物于1984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1.文森之家（Casa Vcens，1883—1888）

2.桂尔宫（Palau Güell，1886—1889）

3.桂尔公园（Park Güell，1900—1914）

4.巴特罗之家（Casa Batllo，1904—1906）

5.米拉之家（Case Mila，1906—1912）

6.圣家堂（Sagrada Familia，1883—1926）

多明尼克（Lluís Domènechi Montaner）设计的建筑物于1997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7.加泰罗尼亚音乐宫（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1905—1908）

8.圣保罗医院（Hospital de Sant Pau，1901—1930）

有开创性的艺术家高迪等的创意，创造了巴塞罗那的生命力。它是一个走向艺术的城市，与欧洲人将建筑作为艺术的第一要义的理念相契合。

案例2：台湾地区的生活美学对大陆城市建设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让人体会到“美在生活中，城市在美中，你在城市中，就在美中”。

案例3：广西灌阳县是我国第一个创建艺术城市的县级城市，确定了用艺术特色来打造城市品牌理念。灌阳县以瑶族风情打造艺术城市，包括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培育，通过城市的公共艺术，来增加城市的经济效益、达到社会和谐，最终凝结成一个优秀的城市形象。

所有成功的案例，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找到了自己城市的魂。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脉，千流一源，万法归宗，理一分殊，一以贯之。

“理一分殊”的道理，是朱熹借用了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来阐述的。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把“一理”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万理”比作一切水中千千万万个月影，以此形象地说明“理”与万物的关系。理是唯一的，这唯一的理又体现在万物之中，是万物的本质。而万物并不是分割“此一个理”，却是分别地体现完整的一个理。“月印万川”本是佛教中的命题，“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具体说是唯一的月映现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映现的月都包括在唯一真正的月中。

但是这还不够，除了文化地的历史主线，我们还要看到与时俱进的当代创为。

一座城市的文化独特性如果不与今天联系，最终会失去发展的内驱力。即使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一些区域的文化产业仍旧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文化产业的发展逻辑，脱胎于文化本体。在中国这样一个不缺乏历史文化的国家，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亟待一套新的方法论作指导。文脉是文化地的历史主线和与时俱进的当代创为。基于这一定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产业发展条件，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理论。鉴于其他领域已经或多或少有了围绕文脉进行理论的尝试和阐述，为区别起见，笔者将其命名为“新文脉理论”。

新文脉，新文创，新文明。

城市是一个巨系统，是建筑之形、文化之魂、规划之格、功能之用的系统综合。任何一个一维的文脉解释，都不能准确说明文脉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文脉需要按照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需求，重新被发现，被解释。

为此，从城市和地域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角度，我们将新文脉定义为“在新的当代城市变革与竞争中一个城市有历史承续而来的新的文化主线”。一个兼具主体性和统摄性、历史性和当代性、无形性和有形性、静态性和动态性的概念。

什么是新文脉之新？发掘、激活、变革、创新。

新文脉之新首先是发掘城市独特的文明基因，激活城市逝去的集体记忆，承续以通古今，将过去断续的、单一化、片段化的文脉一一连缀成线、交织成体、赋之以魂。

新文脉之新是在最为深广的中华人文精神的积淀之上进行创新、创意、变革、改造，以变促通，以通制变，以新变成就新统，以新变实现文脉的贯通。

新文脉以当代哲学阐释学为基础，新文脉之新是城市历史要素的重新选择、重新集中、重新阐释。

新文脉之新是在当下新时代、新思想、新制度构架之下建构的新创造。

新文脉之新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构建的城市文化新构架。

谈到塑造城市个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笔者认为，目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造城运动，是关乎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确定着未来二三百年中国城市的格局。为此，所有的造城者，包括城市管理者、企业家、研究人员，都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做好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