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兴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唐代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丝绸外销的主要途径。“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与阻塞，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兴盛，成为丝绸、瓷器等外销的主要途径。唐代及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发展，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形成广州、泉州、扬州、明州、福州、登州等港口。

唐朝政府重视对外贸易，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文宗大和八年（834），朝廷下诏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岭南、扬州蕃客，要求对其“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朝廷在广州专门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唐代的泉州港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发展迅速的海外贸易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朝廷在泉州特设了“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以专门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海外贸易。这种开放优待的政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大批的海外商人、传教士、使者相继云集泉州港。大量的史料和史迹证实，泉州在唐代海外贸易繁荣，番商云集。《闽书》记载，唐武德（618—626）年间，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门徒中的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后卒葬于泉州东郊灵山，世称“圣墓”。这说明伊斯兰教先贤很早就来泉州传教。唐开元（713—741）年间，晋江东石人林銮“航海群蛮海路”“引来蕃舟”“蕃商之陆行各地，设立驿馆，招待往来旅客”等例子，都是古泉州已居住着来自海外的“十洲”商人的最好例证。唐代诗人薛能写下了“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描绘泉州对外贸易的繁荣盛况。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和泉州父母官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等人注重“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提倡用铜钱、陶瓷交换金贝、香料、珠宝，泉州海外贸易大发展，奠定了宋元时期繁盛的基础。闽王王审知(862—925)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实行保境安民政策，使得东南一隅之地安宁和顺；同时，为巩固政治地位，增强经济实力，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时逢战乱，闽国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只有依靠海路出入，这种境况进一步促进了福建的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为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主管保护航线安全的海路都设有指挥使和主管市舶贸易的榷利院，鼓励发“蛮舶”到海外贩运货物；鼓励公平买卖，拓展商业活动，对泉州港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王延彬（886—930），唐末五代任泉州刺史，他先后掌管泉州16年，政通人和，着力于发展农业，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宋史》中记载，留从效“出身寒微，知人疾苦，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在他的治理期间，根据《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记载，“陶瓷铜铁，远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返，民称甚便”，说明了当时泉州的地方长官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及采取了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也是唐及五代泉州海外交通及贸易发展的佐证。唐及五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除地方长官的大力支持这一主观条件外，泉州生活经济获得极大的开发和发展，也为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从而促成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奠定了这一时期在泉州对外贸易发展史上至为关键的地位，为宋元时期泉州港走向鼎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