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深秋，吴城山区的晨雾还未散尽，十四岁的叶春梅攥着半块发硬的玉米饼，赤脚踩着露水往五里外的公社中学跑。书包里装着母亲天不亮就蒸好的红薯，那是她一整天的口粮。经过村口老槐树时，她刻意放轻了脚步——树下歪歪扭扭刻着“女子读书天打雷劈”的字迹，是去年被辍学的堂姐用镰刀划的。
这是她抗争三年才换来的读书机会。五个姐妹中，只有她倔强地跪在祠堂青石板上，额头磕出血也不肯起来。父亲举着竹条抽断三根，最后是村支书看不下去说了句：“女娃子能读到初中，说出去也是咱村的脸面。”此刻晨风掠过她打着补丁的衣襟，书包里那张全县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奖状沙沙作响，像只扑棱棱的白鸽。
初三那年开春，父亲带着两个堂兄冲进教室时，她正站在黑板前解二元一次方程。粉笔“啪嗒”摔成三截，就像她戛然而止的少女时代。嫁妆是二十斤糙米和两只下蛋的母鸡，未婚夫是邻村瘸腿的木匠。新婚之夜，她把珍藏的奖状一张张铺在炕上，红烛摇曳间，突然抓起剪刀抵住喉咙：“让我教书，不然就带着你的棺材本守寡！”
1983年深冬，吴城小学的煤油灯总亮得最早。叶春梅裹着露出棉絮的军大衣，哈着白气蹬着“永久牌”自行车往学校赶。后座绑着连夜刻好的蜡纸，车筐里是给留守学生带的冻疮膏。三十里盘山公路结满冰棱，她摔进沟渠三次，膝盖渗出的血在蓝布裤上凝成紫黑色的花。
“叶老师来啦！”孩子们总能在晨雾里第一个辨出她的车铃声。这个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用嫁妆钱买来全县第一套彩色教学挂图，把废弃的猪圈改造成“图书角”，给每个学生缝制记分本——红五星贴满二十页就能换支铅笔。那年全县统考，她带的毕业班数学平均分比镇中心小学还高出7.8分。
教导主任办公室的玻璃柜里，她的荣誉证书摞得比谁都高，却始终换不来转正名额。那年教师节聚餐，醉醺醺的中心校长拍着她肩膀说：“小叶啊，正式老师的名额要给师范毕业生，你这样的...咳咳，能代课就不错了。”她低头扒拉着冷掉的粉蒸肉，瞥见油渍斑斑的桌布下，自己磨破的袖口又绽开了线头。
2019年霜降那天，教育局的辞退通知像片枯叶飘落在讲台上。五十三岁的叶春梅正在教《秋天的怀念》，粉笔“咔”地断在“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的“漫”字上。整理办公室时，她把省优秀教师证书塞进蛇皮袋最底层，上面压着治腰椎间盘突出的中药包。
超市收银台的红外线扫描仪“嘀嘀“响着，她总下意识地把商品摆成整齐的队列。“阿姨，这是条形码不是作业本！”染着蓝头发的收银员翻着白眼。第五天因为找错二十块钱被辞退时，店长嘀咕“当老师的还这么木讷”随风飘进耳朵，她攥着围裙的手突然抖得厉害——就像三十年前抓不住那支坠落的粉笔。
如今村头老槐树早被雷劈成了焦炭，叶春梅却开始整夜整夜梦见教室。有时是漏雨的屋顶滴在教案上，有时是毕业多年的学生齐刷刷站起来喊“老师好”。惊醒时摸到枕边冰凉的泪痕，才想起儿子昨天又抱怨：“妈您能不能别见人就讲大道理？我领导都被您说跑了！”
清明上坟时，她偷偷在父母坟前烧了张泛黄的奖状。火苗舔舐着“数学竞赛特等奖”的金边，青烟里浮现出1989年那个暴雨天：怀孕八个月的她蹚着齐腰的洪水，把三十个孩子逐个背到安全地带。冰凉的河水漫过胸口时，有个小女孩伏在她耳边说：“老师，我长大也要当老师。”
山风卷着纸灰盘旋而上，远处新盖的实验小学正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叶春梅捶着酸痛的腰慢慢往山下走，路过当年任教的校舍——如今改成了养鸡场，褪色的黑板还残留着半道三角函数公式，一群芦花鸡正在上面啄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