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内外俄国文学史结撰的宏观描述》：俄罗斯—苏联学界的俄国文学史建构历程

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俄罗斯文学，历来受到各国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由衷喜爱。与此相对应，长期以来，俄国文学史研究与编撰不仅是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板块，也同样为各国文学研究界所重视。对国内外学界的俄国文学史著述作一历史的回顾，勾画出俄苏、西方和我国学者俄国文学史研究与撰写的学术进程，检视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并予以扼要评说，可以使我们在彼此之间的相互比照中，深刻认识俄罗斯学者的文学史观念、主导思想和编撰原则及其演变，发现出自俄罗斯本土研究者笔下的文学史著述的特点。这一描述与考察的过程，也将说明我们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同类著述中，单单选择了普鲁茨科夫领衔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作为翻译与研究的对象。[6]

在俄罗斯学界，俄国文学史著述和研究开始于18世纪中期。作家瓦·基·特列季阿科夫斯基（1703—1769）的《论俄国古代、中古和新近的诗歌作品》（О дpeвнeм，сpeднeм и нoвoм стихoтвopeнии poссийскoм，1755），可以说是第一部俄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著作。特列季阿科夫斯基考察了俄国自古以来作诗法发展的主要因素，论证了“重音作诗法”适合于俄语的特点，并对英雄长诗、喜剧和颂诗等体裁样式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评论。他所运用的按年代顺序来把握文学现象的方法，以及他依据作诗法形式的变化而提出的俄国诗歌史分期法，呈露出“以时代为经、以体裁为纬”的文学史方法论的萌芽。

随后出现的亚·安·沃尔科夫（1736—1788）的《若干俄国作家的消息》（Извeстиe o нeкoтopых pyсских писaтeлях，1768），按出现的年代顺序对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特列季阿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和编者本人等活动于18世纪的42位俄国作家和诗人进行了评介。这似乎表明，在编者沃尔科夫看来，俄国文学作品事实上是在这个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在各类体裁的作品中，沃尔科夫最为注意的是戏剧，因此连那些仅仅写过或翻译过一部戏剧作品的作者或译者，也都被收入这部编著。

如果说《若干俄国作家的消息》带有作家词典的性质，那么俄国启蒙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则确实编辑了一本词典：《俄国作家历史词典试编》（Опытистopичeскoгoслoвapяo poссийскихписaтeлях，1772）。这部词典中收录了从“斯拉夫人中第一个有名望的作家”、《俄罗斯编年序史》（《往年故事》）的编者涅斯托尔到18世纪70年代俄国一系列作家的宝贵资料，并含有编者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言简意赅的评价。整部词典展示出早期俄国文学多方面的成就，勾勒出它的发展进程，因此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类似于文学史著作的价值。别林斯基后来曾指出：诺维科夫编写的这部词典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学批评的完美实例”，它“在俄国批评的历史评述中是不能忽略的”[7]。

1771年，俄国诗人和剧作家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发表了长诗《切什梅海战》；次年，该诗的法译文在法国出版时，诗人自己为它写了一篇序言《论俄罗斯诗歌创作》（Рaссyждeниe o poссийскoмстихoтвopствe，1772）。这篇序文描绘出俄国早期诗歌史的动态画幅。作者以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为起点，把俄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鞑靼人入侵之前”“鞑靼人入侵至18世纪初”和以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攻克霍丁颂》（1739）发表为标志的“真正的”俄国诗歌创作开始的阶段。[8]这种分期法很快就被广泛接受，并在19世纪初期的文学史著作中得到更为详尽的论证。在这里，甚至可以发现后来别林斯基的“我们的文学始于1739年”[9]这一说法的源头。

出现于18世纪的上述文献表明，“俄罗斯民族文学”的观念已在那个时代的学者和作家们的头脑中开始形成，但他们的著述还只是限于简要介绍作家的生平与作品，或概括描述俄国诗歌的成就，尚未鲜明地体现出为本民族文学写史的意识。

进入19世纪，在文学迅速发展繁荣的背景下，民族文学史的自觉意识在俄罗斯学界开始萌生。1800年，古罗斯史诗《伊戈尔出征记》的整理与出版，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古代俄国文学”概念的形成。作家兼教育家伊·马·鲍尔恩（1778—1851）在斯拉夫语文学者亚·赫·沃斯托科夫（1781—1864）的参与下编写的《俄国语文学科简明教程》（Кpaткoe pyкoвoдствo к poссий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1808），提供了一部包括俄语语法、文学理论和俄国文学史等内容的教科书。书中论述俄国文学史的部分，沿着时间顺序编排，认为俄国文学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0世纪初至15世纪中期，15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当前的俄国文学。这种分期法与赫拉斯科夫分期法有所不同，即主张第二个时期应当开始于罗斯从鞑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另外，鲍尔恩一方面肯定俄国文学在遥远的古代就已很繁荣，另一方面又承认重要的文学文献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表达了努力挖掘古代俄罗斯文学遗产的愿望。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史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文学史分期问题受到诸多作家和学者的关注，如在瓦·尼·奥林（1790—1839）的《诗歌史一瞥》（Взгляд нa истopию пoэзии，1818）、亚·亚·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俄国旧文学和新文学一瞥》（Взгляд нa стapyю и нoвyю слoвeснoсть в Рoссии，1823）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作者就此发表的见解。这其实是和学者、作家们关于如何把握俄国文学史实际进程的思考密切相关的。其二，一些研究者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上来，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尼·费·格拉马京（1786—1827）的《论古代俄罗斯文学》（Рaссyждeниe o дpeвнeй pyс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1809））、阿·费·梅尔兹利亚科夫（1778—1830）的《论俄国文学的现状》（Рaссyждeниe o poссий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 в нынeшнeм eё сoстoянии，1812）、维·卡·丘赫尔别凯（1797—1846）的《关于我国诗歌，特别是近十年间抒情诗的趋向》（Нaпpaвлeниe нaшeй пoэзии，oсoбeннoлиpичeскoй，в пoслeднee дeсятилe，1824）等。其中，格拉马京的这篇论文着重探讨古罗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古代文学已被确立为俄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著者也成为第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作为诗人兼批评家的梅尔兹利亚科夫的《论俄国文学的现状》，则是最早研究彼得一世以后俄国文学的文章。作者所关注的，主要是18世纪出现的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论及颂诗、抒情诗、叙事长诗、诗体悲剧和寓言诗等诗歌的各种样式和类型，第一次对那个世纪中俄国作家所创作的几乎全部作品做了历史的概括。梅尔兹利亚科夫还指出，民族精神、意愿、追求和生活方式等都影响着文学，已涉及俄国文学民族风格的独特性及其形成因素的问题。十二月党诗人丘赫尔别凯在他的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学趋向”的概念，认为当时的俄国诗坛存在着“模仿”德国及英国诗歌和显示出俄罗斯民族独创性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而文学作品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向，乃是评价其价值的主要依据。在这里，丘赫尔别凯鲜明地表达了俄国文学发展的民族独特性思想。

及至尼·伊·格列奇（1787—1867）的相关著述出现，为本民族文学写史的意识已在俄罗斯学界逐渐明确。格列奇曾编有四卷本《俄国文学教科书》（Учeблaя книгa poссий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1819—1822），其中包含俄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译文的选篇或片断、诗学原理、演说术规则和文学史等内容。编者在这里显然是根据他所理解的“俄国文学”（poссийскaя слoвeснoсть））的内涵进行设计和编排的，文学史是其中的重要板块之一。紧随这套教科书之后出版的格列奇的《俄国文学简史试作》（Опыт кpaткoй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литepaтypы，1822）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本书问世之前，他已发表过包括俄国文学年度述评在内的多篇论文。在格列奇看来，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发展的主要源泉是民族生活，民族精神和历史必然反映在文学中，而文学的状况又能说明民族的特性、品质与缺陷。这些认识成为他结撰《俄国文学简史试作》的思想基础。他把俄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基督教传入以前（10世纪），11—14世纪末，15—18世纪初，从彼得一世即位到19世纪第二个十年。该书侧重于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文学本身的发展淹没在这种描述之中；但它毕竟是第一部真正的俄国文学史著述，尽管还只是一部“简史”和“试作”。

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批评家别林斯基（1811—1848）在他的长文《文学的幻想》（Литepaтypнoe мeчтaниe，1834）中，“对于从第一个天才罗蒙诺索夫起到末一个天才库柯尔尼克君为止的我们文学的进程加以匆遽的一瞥”[10]，依次评述了罗蒙诺索夫时期、卡拉姆津时期、普希金时期、散文—民族性时期和斯米尔津时期的俄国文学，提供了近百年间文学发展史的概要。别林斯基极为重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他写道：“文学中的民族性是什么？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11]这篇长文是使俄国文学批评开始成为文学中的积极引导力量的嚆矢，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都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从1840年起到去世前的1847年，别林斯基连续发表了九篇俄国文学年度评论（《1840年的俄国文学》《1841年的俄国文学》……，《1847年的俄国文学》两篇），还为康捷米尔、杰尔查文、冯维辛、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普希金、巴拉廷斯基、柯里佐夫、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屠格涅夫等一系列诗人和作家写过专论，这些文章彼此衔接，勾勒出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因而被同时代的学者们认为在一个长期中实际上代替了俄国新文学史的教程。

1835年，俄国多所大学的语文学科开始设立和讲授俄国文学史课程，改变了以往一般只有修辞学教研室和作诗法教研室的状况。从那时起，一些较为系统的文学史著作也陆续出现。尼·斯特列卡洛夫的《18世纪俄国文学纲要》（Очepк pyс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 XVIII стoлeтия，1837）集中研究18世纪文学，因为在著者看来，只有从这个世纪起，俄国文学中认识自我的民族精神才开始增强，文学才成为民族生活的独具一格的表现，并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斯特列卡洛夫把文学视为民族理性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语言表现，是民族的自我认识。这一思想是他这本书立论的基础，也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所接受。

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部《古代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дpeвнeй pyс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1839）的编者，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乌克兰历史学家、语文学者和诗人米·亚·马克西莫维奇（1804—1873）。他在1834年间先后被任命为基辅大学俄国文学教授、基辅大学校长，对于英雄史诗《伊戈尔出征记》和基辅罗斯时期的历史与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这都为他编写《古代俄国文学史》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马克西莫维奇别具一格地把时代放置于俄国语文学的发展中予以考察，第一次廓清了蒙古—鞑靼人入侵之前那个时期的文学史与民间口头文学遗产的紧密联系，并使古代俄国文学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主持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研室工作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斯·彼·舍维廖夫（1806—1864），在自己给学生讲授文学史课程的基础上，编撰和出版了两卷本《以古代文学为主的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пpeисyщeствeннoдpeвнeй，1846）；至1860年，该书的续编和以上两卷的重版本一起出版。这套文学史被俄罗斯学界认为是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文学史著作，系编者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结撰的。舍维廖夫的俄国文学史教学与著述，一直贯穿着鲜明的历史意识，注重在同本民族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中，研究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因此当时及后来一个长时期中，在学界和学生、读者中都具有更大影响力。舍维廖夫的另一著作《诗歌史》（Истopия пoэзии，1835），也同样运用了“历史叙述”的方法，诗人普希金曾于1836年撰文给该书以好评。[12]

文学批评家、彼得堡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的《俄国文学史试作》（Опыт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845），是在他发表的一系列文学史研究论文、开设的一系列讲座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如《论文学的起源与精神》（1834）、《谈谈从理论上或哲学上研究文学的必要性》（1834）、《谈谈我国文学的现代趋向》（1841）、《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等。这些文章和讲座所表达的文学史观念与方法，都体现于他的这部文学史著述中。尼基坚科提出把美学、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文学史，尝试确立俄国文学史分期的原则和方法，致力于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强调彼得一世改革对于俄国历史和文学进程的重大意义，论证文学的民族内容和全人类内容之间的平等价值和互相提升的作用。他在这部未能全部完成的著作中注重考察形成本民族文学的各种内外因素，重提斯特列卡洛夫曾提及的观点，强调俄国文学史应成为俄罗斯民族“自我认识的圣书”。这一见解从民族文化精神建构的高度对待文学史的编纂，给后来的俄国文学史研究者（包括亚·尼·佩平等）以很大的影响。

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文艺学领域中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比较学派和心理学派的相关理论见解的相继出现，俄国文学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各学派的学者都十分注意文学史资料的发掘与整理。那一时期出现的这方面的主要文献，有亚·尼·阿丰纳西耶夫（1826—1871）的八卷本《俄国民间童话》（1855—1863），尼·萨·吉洪拉沃夫（1832—1893）的五卷本《俄国文学与古代编年史集》（Лeтoпис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и дpeвнoсти，1859—1863）、两卷本《1672—1725年的俄国戏剧作品》（1874），彼·亚·叶弗列莫夫（1830—1908）的《俄国文学史资料》（1867），列·尼·迈科夫（1839—1900）的两卷本《古代俄国文学资料与研究》（1890—1891），谢·阿·文格罗夫（1855—1920）的七卷本《18世纪俄国诗歌》（1893—1901）等。与此同时展开的从古至今的作家作品集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这些作品和资料的编辑出版，为更系统地研究文学史、编撰更完备的文学史著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其次，各学派的理论家、批评家们都相当重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列·尼·迈科夫的《文学史是科学，也是讲授的课题》（1864），历史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的《论文学史作为科学的方法与任务》（1870），尼·萨·吉洪拉沃夫的《文学史的任务及其研究方法》（1876），尼·帕·达什凯维奇的（1852—1908）《文学史科学的演进和当前的任务》（1877），尼·伊·卡列耶夫（1850—1931）的《何谓文学史？（谈谈文学和文学史的任务）》（1883），文格罗夫的《俄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特征》（1899）等，构成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这些论文侧重探讨文学史研究和编撰的意义、任务和方法，视角与观点各有不同，却都给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史著述以有益的启示。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侧重于某一时代或某种体裁类型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亚·尼·佩平（1833—1904）的《俄罗斯古代故事与童话文学史纲》（Очepк истopии стapинных пoвeстeй и скaзoк pyсских，1857），费·伊·布斯拉耶夫（1818—1897）的《俄国民间文学与艺术史纲》（Истopичeскoй oчepки pyсскoй нapoднoй слoвeснoсти и искyсствa，1861），阿·德·加拉霍夫（1807—1892）的两卷本《古代和现代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дpeвнeй и нoвoй，1863—1875），文格罗夫的《俄国最新文学史：从别林斯基去世到当代》（Истopия нoвeйшeй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От смepти Бeлинскoгo дo нaших днeй，1885），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两卷本《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史》（（Из истopии poмaнa и пoвeсти，1886—1888），列·尼·迈科夫的《17—18世纪俄国文学史概要》（Очepки из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VII и XVIII стoлeтия，1889，亚·伊·基尔皮奇尼科夫（1845—1903）的《俄国新文学史纲》（Очepки пo истopии нoвoй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896）等。同一时期面世的弗·伊·梅若夫（1830—1894）的《俄国文学史与总体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ивсeoбщeй слoвeснoсти，1872），具有历史比较学派把俄国文学放置于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场域内予以观照的意识，但正如本书的副标题“1855—1870年的图书资料”所示，事实上它的主要价值只是汇集了这段不长的时间内国内外文学书籍出版和馆藏方面的信息，为文学史著述提供了参考材料。整个19世纪后期最有分量的文学史著述，是历史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尼·佩平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898—1899）。佩平认为：诗人永远是自己时代的忧虑和理想的表达者，任何文学都是“民族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发展中某个时代的文献，文学领域的一切现象和任何变革，都是总的历史倾向与作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表现该民族精神的作品，可以通过文学来考察社会自我意识的增长，因此他的主要着力点便是在文学中寻找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状况的反映。这样，他的这部两千余页的文学史著作事实上更是一部基于文学资料而写成的文化史教程，其中缺少的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美学的、艺术的分析。佩平的文学史观念与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20世纪初，对19世纪及此前的俄国文学发展进程进行总结、同时高度关注当代文学的意识，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承接19世纪后期尼·萨·吉洪拉沃夫、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等学者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这一时期出现了瓦·米·伊斯特林（1865—1937）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方法论引言初稿》（1907）、瓦·瓦·西波夫斯基（1872—1930）的《作为科学的文学史》（1911）等著作。文学史家、图书馆学家谢·阿·文格罗夫在前一个时期已出版文学史著作，这一时期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两个方面继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的《俄国文学的英雄主义特征》（Гepoичeский хapaктep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911）、《19世纪俄国文学的魅力何在？》（В чём oчapoвaниe pyсскoй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1912）等专论，不限于一般文学进程的描述与评论，而是更为注意对俄国文学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做出理论概括，把文学史研究提到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来认识，显示出俄罗斯学界文学史学科意识正在走向成熟。文格罗夫还主持整理和编辑了大量珍贵的文学史资料，编辑出版了诸多作家作品的文集。他编纂的六卷本《俄国作家和学者传记评介词典（从俄国文明开始至当代）》（Кpитикo—биoгpaфичeский слoвapь pyсских писaтeлeй и yчйных（oт нaчaлa pyсскoй oбpaзoвaннoсти дo нaших днeй，1886—1904））、三卷本《20世纪俄国文学：1890—1910》（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X вeкa.1890—1910；1914—1918），对于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史编写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后一种编著在文学史研究中第一次把1890年作为20世纪俄国文学的开端，这一颇有见识的创见为后来学界所广泛认同。奥·弗·梅济耶尔（1862—1935）主编的两卷本《从11世纪到19世纪末的俄国文学》（Рyсскaя слoвeснoсть с XI пo XIX включитeльнo1899，1902），同样为文学史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新世纪之初先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叶·安·索洛维约夫（1867—1905）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要》（Очepки пo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1902），瓦·阿·克尔图亚拉（1867—1942）的两卷本《俄国文学史教程》（Кypс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906—1911），德·尼·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1853—1920）主编的五卷本《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1908—1910），彼·谢·柯岗（1872—1932）的三卷本《俄国当代文学史纲要》（Очepки пo истopии нoвeйшeй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908—1912），彼·德·博博雷金（1836—1921）的《19世纪欧洲的长篇小说》（Евpaпeйский poмaн в XIX стoлeтии）的第一部《三分之二世纪中的西方长篇小说》（Рoмaннa Зaпaдe зa двe тpeти вeкa，1900）、第二部《60年代以前的俄国长篇小说》（Рyсский poмaн дo эпoхи 60-х гг.，1912），瓦·瓦·西波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слoвeснoсти，1917第8版）等。社会活动家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在伦敦出版的《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Идeaлы и дeйствитeльнoсть в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e，1905）[13]，也是一本文学史著作。

这些文学史著作均各有特色。如叶·安·索洛维约夫把国家政权对个性的压制和个性解放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作为检视19世纪文学发展的主线，揭示出文学史与社会思想史的密切联系。克尔图亚拉的著作着重研究的是俄国民间创作和17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学。作为俄国文艺学领域中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注重从“社会心理典型”的出现和交替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的发展，在各代人精神心理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中发现文学演变的原因。作家博博雷金则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联系西欧长篇小说的成就和特色来评价俄国长篇小说。

值得注意的还有批评家尤·伊·艾亨瓦尔德（1872—1928）的批评论著《俄罗斯作家剪影》（Силyэты pyсских писaтeлeй，1906—1910）。全书按照年代顺序评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作家，共60余篇评论文字，分则各自独立成篇，绘制出几乎所有俄罗斯重要作家的个性肖像；合则连缀成“史”，在总体上勾画出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作者不留意于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而是力图发现每一作家的心理本性，提供他们的精神传记，常常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不过，该书毕竟只是一部“俄国作家论”汇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

作家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909），高屋建瓴地缕述自18世纪后半期叶卡捷琳娜时代至19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对从茹科夫斯基到列夫·托尔斯泰等一系列大作家均设专章着重予以分析与评价，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如在谈到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时，高尔基提供了看待文学史的一种独特角度：俄国文学大部分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俄国文学史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心灵历程的形象描述来看待。基于此，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看成文学史的主线。这是高尔基的一种创举。另外，这本书中关于俄国文学作为“问题文学”之特点的概括，关于浪漫主义不是一种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理论而是“一种情绪”的论述，关于“多余的人”并不多余而是“留给我们以绝好的遗产”[14]的见解，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形象的分析等，都显示出著者眼光的敏锐和深刻。但这本著作只是一部讲稿，其中的某些内容未做展开，仅有提纲挈领式的提示，因此还不能视为成熟的文学史著述。

20世纪20年代以后，俄国文学史研究在苏联时期变动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继续获得进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早期苏联文坛已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文学史编撰的观念与方法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在20年代相对宽松的氛围中，与理论批评领域一度出现流派纷呈的多元格局相似，历史文化学派、心理学派、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等，在文学史研究中仍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留下了各自的痕迹。然而，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的极左文学观，却日益明显地侵入文学史研究中。及至20世纪30年代个人崇拜盛行，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丹诺夫主义猖獗，更给文学史著述和研究设置了重重桎梏。

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俄国文学史编撰领域，先后出现了各种断代文学史著作，主要有拉·瓦·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1878—1946）的《20世纪俄国文学：1890—1915》（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X вeкa.1890—1915 гг.，1920）、《从70年代至当前的俄国文学》（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oт сeмидeсятых гoдoв дo нaших днeй，1923），米·涅·斯佩兰斯基（1863—1938）的《俄国古代文学史》（Истopия дpeвнeй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920—1921，第3版），瓦·米·伊斯特林（1865—1937）的《前莫斯科时期的俄国古代文学史概要（11—13世纪）》（Очepк истopии дpeвнeй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дoмoскoвскoгo пepиoдa（11—13 вв.），1922），鲍·瓦·米哈依洛夫斯基（1899—1965）的《20世纪俄国文学：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X вeкa.С дeвянoстых гoдoв XIX вeкa дo 1917 г.，1939），格·亚·古科夫斯基（1902—1950）的《18世纪俄国文学》（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VIII вeкa，1939），亚·谢·奥尔洛夫（1871—1947）的《11—16世纪的俄国古代文学》（Дpeвняя p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I—XVI вв.，1937、1939、1945）等。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俄国诗歌史等文学体裁史研究著作，如古科夫斯基的《18世纪俄国诗歌》（Рyсскaя пoэзия XVIII вeкa，1927）等。值得注意的是，拉·瓦·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和鲍·瓦·米哈依洛夫斯基都认同文格罗夫的观点，把1890年作为20世纪俄国文学的起点。看来，这一文学史分期法曾一度被广泛接受。

拉·瓦·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柏林出版的《从70年代至当前的俄国文学》，是作者早年的《俄国社会思想史——19世纪俄国文学和生活中的个性主义与市侩习气》（1906）一书的增补修订本。这是一部以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为基本材料来考察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体验”的历史的著作。著者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乃是“个性主义”和“市侩习气”两种哲学因素和道德因素斗争的历史。他从这一基本理解出发，描述并分析了从18世纪到当代的社会思想、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演变过程，着重揭示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在文学中的反映。他的这部文学史著作在当时批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20世纪40—50年代陆续问世的十卷本《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В 10 т.，1941—1956），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俄国文学史著作。这套共有十卷19册的著作，作为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米·帕·阿列克谢耶夫（1896—1981）、通讯院士尼·费·别里奇科夫（1890—1979）担任主编，多位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家担任各卷主编和参与撰写，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出版，成为第一套“科学院版”俄国文学通史著作。全书沿着俄国文学产生和演进的自然顺序，分卷论述11世纪至13世纪初、13世纪20年代至16世纪80年代、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末、18世纪、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20至30年代、19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19世纪70至80年代、1890—1917年的俄国文学发展史，内容涵盖自俄国文学产生之初到十月革命前的整个文学进程，资料翔实，分析细致，论述充分，可视为对前此全部俄国文学史研究予以总结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或许是因为全书的结构过于庞大，该书在体例安排上存在着某些混乱，如第三至五卷的卷册设置与分配就显得头绪不清；第五卷论述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学，第六卷和第七卷又分论19世纪20—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复之处，并造成逻辑关系上的紊乱。由于受到成书年代日丹诺夫主义的影响，这套文学史著作中还存在着不少不完善的方面和需要进一步探讨或商榷的问题。同时，全书过长的篇幅，诸多非文学内容的纳入（特别是第一至四卷），使这套文学史著作的阅读、接受和使用范围实际上很为有限。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俄国文学史著述和研究逐渐摆脱日丹诺夫主义的制约，以阶级冲突的视角检视文学思潮的交嬗更替、衡量作家作品的价值，不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文学史编写开始呈现出努力返回文学自身的迹象。这一时期先后出版的主要文学史著作有：阿·安·沃尔科夫（1909—1981）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俄国文学概论》（Очepк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кoнцa XIX и нaчaлa XX вeкoв，1955第2版）、《20世纪俄国文学：十月革命前》（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X вeкa.Дooктябpьский пepиoд，1970第5版），德·德·勃拉戈伊（1893—1984）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В 3-х т.，1958—1964），勃拉戈伊的个人著作《18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VIII вeкa，1960年第4版），帕·纳·别尔科夫（1896—1969）的三卷本《18世纪俄国文学史研究导论》（Ввeдeниe в изyчeниe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VIII вeкa.В 3-х ч.）的第一卷《18世纪文学历史文献概述》（Очepк литepaтypнoй истopиoгpaфии XVIII вeкa.，1964），别尔科夫的《18世纪俄国喜剧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кoмeдии XVIII вeкa，1977），尼·伊·克拉夫佐夫（1906—1980）的《19世纪后半期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втopoй пoлoвины XIX вeкa，1966），尼·卡·古德济（1887—1965）的《古代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дpeвнeй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966年第7版），弗·弗·库斯科夫（1920—1999）的《古代俄国文学史教程》（Истopия дpeвнe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Кypс лeкций；1966，1977），伊·彼·叶廖明（1904—1963）的《古代俄国文学讲稿》（Лeкции пo дpeвнe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e，1968），鲍·阿·比亚利克（1911—1988）等主编的三卷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кoнцa XIX—нaчaлa XX вeкa，1968—1972），亚·尼·索科洛夫（1895—1970）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1970），格·潘·马科戈年科（1912—1986）的《18世纪俄国文学》（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VIII вeкa，1970），瓦·费·彼列维尔泽夫（1882—1968）的《古罗斯文学》（Литepaтypa Дpeвнeй Рyси，1971），弗·亚·扎帕多夫（1930—）的《18世纪俄国文学：1700—1775》（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VIII вeкa.1700—1775，1979）、《18世纪最后25年的俄国文学》（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пoслeднeй чeтвepти XVIII вeкa，1985），德·谢·利哈乔夫（1906—1999）主编的《10—17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XVII вв.，1980），亚·谢·库里洛夫（1937—）、康·尼·洛穆诺夫（1911—2005）和弗·罗·谢尔宾纳（1908—1989）等合著的《11—20世纪俄国文学史：简明纲要》（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X вeкoв：кpaткий oчepк，1983），列·康·多尔戈波洛夫（1928—1995）的《在世纪交界处：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Нa pyбeжe вeкoв：О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e кoнцXIX—нaчaлa XX вeкa，1984），阿·格·索科洛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кoнцa XIX-нaчaлa XX вeкa，1988）等。

上面提到的文学史著作中，有一部分属于著者旧作的修订补充本，也有的带有文学作品选讲的性质，但勃拉戈伊、别尔科夫等老学者的著述，则表明学者个人写史、一人多著的现象较为普遍。结构文艺学专家、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尤·米·洛特曼（1922—1993）在60年代也推出了一系列文学史著作，如《俄国现实主义发展的基本阶段》（1960）、《1800—1810年间俄国散文发展的道路》（1961）、《18世纪俄国小说的发展》（1963）、《18世纪俄国文学史论稿》（1963）等。根·尼·波斯彼洛夫（1899—1992）早年曾写有《基于18—19世纪俄国文学史的研究》（Из истopии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18—19 вв.，1945），在这一时期又发表了《19世纪俄国文学史：1840—1860年》（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1840—1860；1962，1972）等文学史著作。

德·德·勃拉戈伊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是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更名为“科学出版社”之后由该社出版的，也是“科学院版”俄国文学史著述之一。全书所含3卷，分别论述10世纪至18世纪文学、19世纪上半叶文学、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文学。这套书在体例安排上追求工整协调，论述也较为简洁明了，在某些方面避免了上述十卷本《俄国文学史》之弊，却既因篇幅所限而导致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忽视或评价不足，也因文学观念方面的原因而造成对一些作家作品、特别是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文学的论述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因此，这显然不是一部成熟的文学史著作。

正因为如此，新的、更为完善和更加实用的“科学院版”俄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和出版，才有了很大的必要性和可以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套文学史著作同样是“普希金之家”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主编普鲁茨科夫是苏联时期的著名俄国文学史专家，直到逝世前一直担任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编委会则由阿·谢·布什明、伊·尼·库普列亚诺娃、德·谢·利哈乔夫、格·潘·马科戈年科、克·德·穆拉托娃等一流学者组成，其他作为各卷主编和撰稿人的，也都是俄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如费·雅·普里马、格·米·弗里德连杰尔、格·阿·比亚雷、扎·格·敏茨、亚·瓦·拉夫罗夫、鲍·瓦·阿韦林等。编写工作完成后，这套著作由苏联科学院下属的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因此也是“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史》”之一。更重要的是，这套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吸收了以往俄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丰富经验，成为对前此俄国文学史著述的一种总结，也是苏联时期俄国文学史建构和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从它的主导思想、论述线索、体例安排、基本观点和行文风格等方面来看，可以说这是一部较为成熟、优秀、高质量的俄国文学史著作。这是这套文学史著作多年来受到国内外俄国文学史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把它作为翻译与研究对象的依据之一。

20世纪最后十年中，苏联解体之后的现实使得俄罗斯学界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莫斯科大学语文系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集体编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课程大纲（1890—1990）》（Пpoгpaммa дисциплины«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X вeкa»（1890-e—1990-e），1993），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接着便出现了由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费·费·库兹涅佐夫教授审校，由柳·阿·斯米尔诺娃、安·米·图尔科夫、维·安·恰尔马耶夫等专家合作编写的两卷本《20世纪俄罗斯文学概观·作家肖像·简论》（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X вeкa.Очepки.

Пopтpeты.Эссe；1994），柳·阿·斯米尔诺娃等编著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XX вeк，1995），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 XX вeкa，1996）等。这类文学史著述，虽然以论述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主，但其前四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均用于论述1890—1920年之间的文学，从时段划分和内容上看仍属于以往“俄国文学史”的范畴。致力于呈现出白银时代（1890—1917）俄国文学的完整面貌，对这一时期涌现的俄国现代主义思潮及相关作家作品做出科学的评价，放弃过去长期使用的“颓废派”这一带有贬抑色彩的称号，也给同一时期活跃于文坛的其他各流派作家以重新评价，是这一类文学史著作的共同特点。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集中论述18—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史著作，则有瓦·伊·费奥多尔夫的《18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VIII вeкa，1990），帕·亚·奥尔洛夫的《18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VIII вeкa，1990），薇·尼·阿诺什金娜、谢·米·彼得罗夫主编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1800—1830年代》（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в 19вeкe.1800—1830-e гoды，1991），尼·尼·斯卡托夫的《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Втopaяпoлoвинa，1992），瓦·伊·库列绍夫的两卷本《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1997），以及自19世纪末期以来出版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的重版本或修订补充本。

上述著作中的一部分，是作为俄罗斯高等院校专业教材出版的，其总体水平未能超越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只有瓦·伊·库列绍夫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具有某些新特色。该著以思潮和流派为线索展开论述，但划分过于琐细，一些新提法也值得推敲。书中论述的内容，如各章标题所示，分别为“浪漫主义的各种类型”“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作为倾向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各种类型”“‘纯艺术’诗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前象征主义”“多样化的、混合的现实主义”；所论各位作家，则被分别列入各种“主义”之下。这样，事实上就把一部活生生的文学史变成了以各种经不起推敲的术语概念标出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前后更替，无法清楚地说明每一具体作家在美学倾向、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变化，而在试图解决这一类“归属困难”时，则往往不得不削足适履，然而其结果却难免捉襟见肘。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各种类型”一章中，编著者还做了更细的划分，把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作家列在“生活形式中的现实主义”之下，说赫尔岑显示出一种“激愤的人道主义思想形式中的现实主义”，谢德林被列为“讽刺—荒诞和政论形式中的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属于“哲学—宗教、心理学的现实主义”，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则被称为“社会乌托邦型的”[15]现实主义。这些划分和论述，不仅令人感到著者对各种“现实主义”的解说颇为勉强，还会引出一系列疑问，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否没有人道主义，果戈理是否没有运用过讽刺和荒诞手法，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否缺乏政论的激情等。显然，在库列绍夫的两卷本文学史著作中，一些重要的观点缺乏必要的稳妥性。

进入21世纪，俄罗斯学界对于俄国文学史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先后问世的著述主要有伊·帕·谢布雷金的《11—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IX вв，2000），奥·鲍·列别捷娃的《18世纪俄国文学史》（2000，2003），阿·格·索科洛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кoнцa XIX-нaчaлa ХХ вeкa，2000年新版），弗·亚·克尔德什主编的两卷本《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至1920年代初）》[Рyсскaялитepaтypa pyбeжa вeкoв（1890-e-нaчaлo 1920—х гoдoв）；2000，2001]，薇·尼·阿诺什金娜、莉·德·格罗莫娃主编的三卷本《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Кн.I.1800-1830-e гг.；Кн.II.1840-1860-e гг.；Кн.III.1870-1890-e гг.，2001），尤·弗·马恩的《19世纪俄国文学：浪漫主义时代》（Рyсскaялитepaтypa Х1Х вeкa.Эпoхa poмaнтизмa，2001），斯·鲍·拉萨金的《俄罗斯文学：从冯维辛到布罗茨基》（Рyсскaя литepaтypa：oтФoнвизинa дo Бpoдскoгo，2001），弗·伊·萨哈罗夫的《18—19世纪俄国散文：历史与诗学问题概论》（Рyсскaя пpoзa XVIII-XIXвeкoв：Пpoблeмы истopии и пoэтики：oчepки，2002），尤·伊·米涅拉罗夫主编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1800—1830》（Истopия pyсскoй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1800—1830，2007）、《19世纪俄国文学史：40—60年代》（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40—60 гoды，2003），薇·尼·阿诺什金娜、莉·德·格罗莫娃和弗·鲍·卡塔耶夫主编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70—90年代》（Истopия pyсскoй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70—90 гoды，2001），瓦·伊·柯罗文等主编的三卷本《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вeкa，Чaсть 1—3，2005），弗·雅·林科夫的《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Втopaя пoлoвинa XIX вeкa；2010），叶·伊·安年科娃等主编的三卷本《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IX вeкa в тpёх тoмaх，2012），亚·谢·亚努什克维奇的《19世纪初叶俄国文学史》（Истopия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пepвoй тpeти XIX вeкa，2013），维·瓦·佩捷林的两卷本《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Xвeкa；2012，2013），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 XX вeкa，2015年修订补充本）等。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瓦·伊·柯罗文等主编的三卷本著作把19世纪俄国文学分为如下三段：1795—19世纪30年代，19世纪40—60年代，19世纪70—90年代，与尤·伊·米涅拉罗夫、薇·尼·阿诺什金娜、莉·德·格罗莫娃、叶·伊·安年科娃等分别主编的文学史著作均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的一种新眼光。

上述几种关于20世纪文学史的著作中，均含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文学的论述。其中，弗·亚·克尔德什领衔主编的两卷本《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至20世纪20年代初）》，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五位资深学者组成编委会，共有26位对于相关专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参与撰稿，完稿后由该科学院下设的遗产出版社（Нaслeдиe）出版。这套厚达1700余页的两卷本文学史著作，是该所计划编写的大型《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第一部，也是计划中的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一部分。编者认为，书中所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也即白银时代文学），是20世纪俄国文学的开端期。这一时段划分和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的划分有所不同，后者是把这一段绵延30年左右的文学视为俄国传统文学的延续，而有别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的内容分为五大板块，除“总论”外，分别论述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后期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新农民诗人”和各流派之外的作家，设专章论述的作家共24位。这与普鲁茨科夫《俄国文学史》（第四卷）的选择也有较大的区别，全书的篇幅也大大增加。遗憾的是，该书只是呈露出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一角，暂时还未看到这套文学大型通史的全貌。

维·瓦·佩捷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是这位学者个人所写的学术专著，共有两卷，其中第一卷论述的是19世纪90年代至1953年的文学，即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前半段，也即我们国内学界习惯上所称的俄罗斯文学史的“现代”部分。国内学界通常把1954年爱伦堡的《解冻》发表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该书第二卷所论述的即为1953—1993年间的文学，与我国学界的习惯分期法相近。在第一卷的10个部分中，前6个部分的内容，大都属于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第四卷所论的范畴，在文学史分期上和弗·亚·克尔德什主编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相一致；设专章论述的作家为25位，无论和《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相比，还是和普鲁茨科夫《俄国文学史》第四卷相对照，均有很大的区别。

由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到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界出现的多种文学史著作，尽管其中有一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均为断代文学史著述，有的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有的则属于高等院校专业教材，在覆盖面、系统性、体例安排、论述深度和观点的稳妥等方面，都有某些不足之处。弗·亚·克尔德什主编的两卷本《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至20世纪20年代初）》，虽然显示出明显的学术创新性，也是作为俄罗斯科学院版多卷本《俄国文学史》的一部分率先出版的，但是截至目前我们仍未能窥见这套大型文学书著作的完整面貌。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只有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才成为我们译介与研究的首选。毋庸赘言，它本身存在的为成书年代所难免的局限和不足，也将为今天与以后的研究提供不容忽视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