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研究的主题是探讨中世纪德意志的法律演变。通过罗马时期、部族时期、日耳曼王国时期、查理曼帝国时期、对外贸易时期、中世纪晚期的法律变化，揭示德意志法律的基本特征。在整个中世纪，这些法律支配着各个时期德意志人的社会生活，并且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一系列的法规、法典勾画出了中世纪德意志人的义务、职责、享有的权利以及所面临的问题。这些法律的发展，形成了德意志的法律的独特体系，走出了德意志自己的司法之路。

日耳曼人的法律编写具有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日耳曼人是通过民族大迁徙占领西罗马帝国领地的，这导致族群强大，无论是在其后出现的蛮族国家，还是在整个加洛林王朝。地方势力不断发展，族群意识和部落传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加上国家政治长期分裂、地方司法各地独立，最终导致中央王权的衰微和统一司法体系的欠缺。另一个特点是:日耳曼部族法和德意志地区编纂的法规，是与罗马法并存在一起的。自蛮族建国起，各位统治者，一方面致力于继承和维护日耳曼的传统文化和部落习俗，另一方面，又吸收强势的罗马文化，以为通过将两种形态不同的文明合二为一，有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日耳曼王朝秩序。因此，唯有从日耳曼民族的角度入手研究德意志法律，才能够揭示法律体系发展的阶段和各类法典的历史变迁。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已有成熟的罗马法典作为参照系的情况下，德意志还要坚持编纂和使用相对原始的部族法规?

对早期的日耳曼国王而言，统治曾经高度发展的西罗马帝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的做法，是将不同的族群“分而治之”，分别加以管理。以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查理曼为例，通过征服异族萨克森部落，他认识到“分而治之” 、使各地民族相互制衡的有效性;13 世纪德意志的统治者，在波罗的海与外国势力进行贸易战时，授予城市特权并允许其建立独立和灵活的海法体系，结果有效获得了国际海上贸易中的优势;对萨克森地区的人民而言，一部维护传统部落习俗、尊重地方文化差异、加强民族团结的法规文献，才是最适合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体系。尽管根据不同社会状况实行“分而治之”，但从部族法到根据实情编写新法，却是司法体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即便是处于中世纪政治相对分裂的状况下，这一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而是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明显。

因此，从部族法入手研究德意志法律体系，能够为德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一个研究领域，具有学科发展的创新意义。本研究拟围绕着中世纪德意志中央和地方的多部法典与手稿，以王国的发展为主体，以萨克森部族的变化为辅助，在整个德意志的大背景下展开对地方法律规则的细微研究，揭示中世纪德意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性别等方面体现的法律特征。在方法上，本研究不直接按照传统法制史的纵向书写方式，而是采取多角度、多类型和多层次的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一个相对滞后的蛮族部落是如何在法律和政治的层面上，打破强势文明的统治体系，确立自己的历史定位，并在随后建立真正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在理论和实际应有价值的层面， 本研究力图回答一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是:(1) 德意志的法律究竟是起源于罗马法，还是起源于日耳曼的部族法规? (2) 日耳曼王国时期是如何解决国家对罗马人的治理问题，是使用部族的习惯法来治理罗马人，还是“分典而治”，通过编写蛮族罗马法规，对罗马人进行了有效治理? (3) 查理曼进行了何种司法改革，是否有效? 查理曼编写或颁布的法令，是否全面地取代了部族法规，进入由国王统辖全国司法的时代? (4) 什么法规支撑着德意志商人的对外贸易? 成效如何? 能否有效保障德意志商人的利益? (5) 中世纪晚期的法规是否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其财产继承和生活状况如何? (6) 从大的方面看，是否存在中世纪德意志的法律体系? 具有何种司法特点? 民众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或者，德意志法律体系只是完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甚至罔顾民生? 本研究从实际出发，结合宏观的司法体系考察与微观的地区司法考证，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通过收集和掌握大量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法典、法规与手稿，尽可能真实并客观地再现德意志民族从部落法律到国家法律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合理地吸纳历史学和法学研究的特点，以及图像学研究的方法，剖析中世纪德意志是如何在统治面积辽阔、地方势力强大、外国文明强势的情况下，开辟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相对独立的法治道路的。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世纪的德意志法律，因政治分裂和邦国林立造成的多元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被人们忽视。在我国，以德意志中世纪法制史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相对匮乏，对各种法典的专项研究则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关注了日耳曼法的发展过程，譬如北京大学的由嵘教授在1987 年撰写了专著《日耳曼法简介》¹，华东政法大学的李秀清教授在2005年出版《日耳曼法研究》²。前部作品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日耳曼法专著，对各部法典做了详尽的介绍，后部作品主要对《西哥特法典》《勃艮第法典》《伦巴第法典》和《撒里克法典》等多部日耳曼法典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近年来，对德意志中世纪法律的关注开始增加，这体现在德意志中世纪史专著以及分析蛮族法典和加洛林条令的论文的问世上。

在德意志中世纪史方面，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撰写有《德意志中古史》，仔细探讨了中古时期的德意志封建主义和王权的政治关系;³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在著作《西欧法律演变的社会根源》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梳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体系，并且分析了德意志王室法庭的特点。⁴在加洛林王朝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王晋新教授和朱君杙博士撰写的论文《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探讨了加洛林时代的史学体系;⁵复旦大学赵立行教授撰写的论文《查理大帝“法令集”浅析》，分析了法令集的出台背景和性质。⁶北京大学李隆国教授深入研究查理曼的改革措施和政治影响，撰写了《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和《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等论文⁷;暨南大学的李云飞教授撰写了多篇有关查理曼时期钦差巡查的重要论文，譬如《钦差巡察与查理曼的帝国治理》和《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⁸并译有法兰克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圣伯丁年代记》。美国圣母大学刘寅博士生的论文《“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对查理曼的法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⁹ 中国政法大学的高仰光老师在2008年出版专著《〈萨克森明镜〉研究》，对《萨克森明镜》作了详细研究。¹⁰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都曾经对中国和西欧历史和封建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过深入的比较研究。马克垚先生曾经提到，“西欧的中世纪是日耳曼人的统治，许多国家都是日耳曼人扩张、征服的结果。后来在西欧专制王权兴起时，就有了征服而来的国家学说”，他认为西欧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残留有不少原始传统习惯的成分。¹¹刘家和先生和刘林海教授在论文《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中提到了“日耳曼王国的法律是属人法而非属地法”这一特点，认为他们的成文法典保留了部族的法律传统。¹²复旦大学夏洞奇副教授在《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一书中对318年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司法管辖权和裁判权的探讨也十分重要，认为世俗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理人选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¹³在欧洲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方研究员的《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一文，围绕中世纪欧洲政体、立法和司法制度进行讨论。¹⁴ 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发表《西欧“封建主义”刍议——对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的思考》，对封建主义概念之范畴和本质进行剖析。¹⁵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有着极为关键的启迪和影响。

在欧美学界，对德意志法制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语世界，德国法学者撰写涉及法律的专著的角度和方式也各有特色，可以归纳为三条研究道路:一是德国法制史，二是法制史，三是城市史。

在德国法制史方面，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 Universität Inns-bruck)的格哈德·科布勒( Gerhard Köbler)教授撰写的《德国法制史》(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一书分别从罗马和日耳曼入手，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以文献和论述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但中世纪部分较为简略。¹⁶德国法学者乌尔里希·艾森哈特( Ulrich Eisenhardt)的《德国法制史》以专题和事件的叙述方式揭示了德意志法律的发展过程。¹⁷德国哥廷根大学(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卡尔·克罗谢尔( Karl Kroe-schell)教授的《德国法制史》一书是一部法律文献汇编。¹⁸维尔茨堡大学( Universität Würzburg)汉斯·费尔( Hans Fehr)教授撰写的《德国法制史》则是四部同名著作中最关注德意志中世纪法制史的作品，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日耳曼时期、法兰克时期、皇帝时期、选帝侯时期、邦国时期与宪政国家时期，非常细致地对早期德意志法律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¹⁹

在法制史方面，以《法制史》 ( Geschichte des Rechts)为题的德语法律著作中，柏林自由大学(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的乌韦·韦瑟尔( Uwe Wesel)教授从法律的概念出发，对法制史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宏观、深入的探讨，然后，按照历史时期分章介绍古代、日耳曼中世纪和现代的法制发展，其中日耳曼中世纪一章分为三个主题:日耳曼、法兰克王国和中世纪德意志王国，在整部《法制史》中，德意志部分可以说占据了较大的篇幅。²⁰另一部同名作品由比勒费尔德大学( Universität Bielefeld)的苏珊娜·汉欣( Susanne Hähnchen)教授编写，虽然著作的名称是《法制史》，但实际上是一部围绕德意志法律发展撰写的法制史著作，其特点在于篇幅不长，但是对每部法典都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是一部非常好的德意志法制史入门书。²¹

在城市史方面，苏黎世大学( Universität Zürich)教授卡尔·S. 巴德尔( Karl S. Bader)和格哈德·迪尔彻( Gerhard Dilcher)的著作《德国法制史:领地与城市——古代欧洲市民与农民》引人瞩目，尽管在名称上可以归入第一类作品，但是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方式，被单独列入城市史。该书首先从领地和早期德意志的经济形式出发，探讨其土地资源的状态，然后，按照社会的不同聚居形式加以分类处理，在后半部特别关注农民和城市法法规的发展状况，是一部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德意志法制史研究著作。²² 从20世纪开始，德国出现了两类特殊作品，一类是专门探讨城市里的犯法行为，论述了有违不同系统法规的情况;²³另一类是研究中世纪晚期德意志法律的“继受”，既有对罗马法的继受，也有对中世纪早期日耳曼法的继受。²⁴

研究目标和内容

德意志中世纪法律研究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内外支系庞杂的研究课题，加上王国、地区、城市和民族的法律由于其数百年来的政治特殊性，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区别在于:一般而言，国家法典都是由统一的政府领衔编纂，而德意志地区从蛮族王国时期开始，便处于多部法典同步运作的状况，查理曼在802 年颁布的承认部族法典的举措，又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司法权的独立和盛行。后期的德意志统治者，出于鼓励城市发展经济、推动乡村城市化的考虑，不断以“帝国城市” ( Reichstadt)的名义授予地区自治和立法权，有时候为了与外国势力争夺城市的统治权，甚至会同时敕封地区领导者贵族的头衔，以及将城市升级为拥有自治权的帝国城市，导致德意志的中世纪法律文献始终属于地区自主编写的局面。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力求尽量展现各种法律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同时，也通过对同时并存的法律的分析，说明这些法律在当时社会状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作用。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中世纪德意志的法律发展，将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法典的编纂和法规细则，将萨克森地区或部族作为牵引全书的线索，以专题性的书写，透视中世纪德意志的社会状况、民族特性以及关于女性和未成年人的法律权利。²⁵

因此，本书的每一项研究都试图论述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其时法律上的特点:

第一项研究名为“法的起源:日耳曼人的族群生成与法律构建”，旨在通过研究两份古代至中世纪描述日耳曼部落和萨克森部落的作品，了解其法律的形式和执行的过程。第一份材料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²⁶。塔西佗作品的重点在于其写作意图和首次提到日耳曼的执法组织人民集会。他撰写《日耳曼尼亚志》是为了献给新继位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图拉真曾经担任过日耳曼总督，而历任罗马皇帝都将征服日耳曼人视为自己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功绩。因此，这部作品的实际功能是一部民族志和调查报告，即全面描述日耳曼的族群结构、生活习俗和法律审判，帮助罗马皇帝了解他们的政治和司法形式，以便罗马制定军事和统治政策。第二份材料是撰写于9世纪左右的《勒本传》 ( Vita Lebuini antiqua) 。²⁷作者胡巴拉德( Hucbald)综合此前的材料，描述了中世纪萨克森人的状况，其中也包含了部落集会，即人民集会举行的情况。通过比较两份材料，可以加深对早期日耳曼部落的法律审讯仪式的了解，这两份材料也是目前仅存的有关日耳曼集会的史料。

第二项研究名为“习惯法:日耳曼王国时期的蛮族法典与法律体系”，旨在揭示蛮族王国如何在曾受罗马法管辖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日耳曼法体系。日耳曼部族进入罗马帝国并建立王国之后，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执法方式。为了更好地管制土地上的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他们发明了“分典而治”的特殊方式:一方面颁布适用于部族人民的蛮族法典如《西哥特法典》 ( Lex Visigothorum)²⁸、《勃艮第法典》 ( Lex Burgundionum，也称Lex Gundobada)²⁹、《伦巴第法典》 ( Lex Langobardorum)³⁰;另一方面颁布适用于领地内罗马人的法典，如《勃艮第罗马法典》 ( Lex Romana Burgundionum)³¹。蛮族法典在内容上以部落传统为撰写基础，蛮族罗马法法典则是以东罗马帝国制定的罗马法法典《狄奥多西法典》 ( Codex Theodosianus)为基础而重新编写而成的。此外，还建立起了两位法官同时执法的规定:一位是勃艮第人，另一位是罗马人，保证了两族人民的和平共处。两部法典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原始简单缺乏条理性，后者则直接引用罗马法典。同一时期的法兰克法典《撒里克法律公约》 ( Pactus legis Salicae)也沿袭了蛮族法典的特殊撰写形式，法规内容带有明显的部落特征，反映的是法兰克人的司法习俗，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相结合写成。

第三项研究名为“成文法:查理曼的部族治理与《萨克森条令》”。这项研究主要围绕查理曼对萨克森地区的征服与立法展开。查理曼在其父矮子丕平去世之后，首先在769 年通过对阿奎丹部落的征服，稳定了王国内部的统治基础，也开始了法令和法典相结合的司法改革。随后在对萨克森启动长达三十年的征服战争后，更是让他意识到法律条文的必要性，查理曼接连颁布了《萨克森地区条令》 ( Capitulatio de partibus Saxoniae)³²、《萨克森条令》 ( Capitulare Saxonicum)³³，以及《萨克森法典》 ( Lex Saxonum)³⁴，在其中不断调节对萨克森部落的统治策略，并在随后进一步确定加洛林王朝司法体系的特点:各地区部族可以拥有自己的法典。查理曼在802年前后根据部族颁布了六部法典:《撒里克法典》 ( Lex Salica)³⁵、《利普里安法典》 ( Lex Ribuar-ia)³⁶、《阿勒曼尼法典》 ( Leges Alamannorum)³⁷、《勃艮第法典》 《萨克森法典》和《图林根法典》 ( Lex Thuringorum)³⁸，从此奠定了“各族各法”的加洛林法律传统，这项法规将在以后的德意志王国内发挥重要影响，中世纪德意志的地区法典都将查理曼视为“立法者”，并奉行他的地方自治政策。

第四项研究名为“海法:德意志与波罗的海之间的海权边界”。这项研究主要围绕中世纪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与海事法规的制定展开讨论，同时也结合《学说汇纂》 ( Digesta seu Pandectae)的内容研究海法的普遍规定。³⁹中世纪的《维斯比海法》 ( Codex iuris maritimi Visbyensis)是波罗的海航运体系中为各国普遍使用的海上习惯法规，其名字来源于法规的诞生地:瑞典统治下的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城。⁴⁰这时期海事规则的编写与德意志吕贝克商人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早在13 世纪，吕贝克商人便在维斯比建立德意志社区，并通过从瑞典国王手中获取特权，建立起自己的海上贸易体系。同时，吕贝克城也在1299年编写了自己的独立海法法规《吕贝克城海法》 ( Jus maritimum Lube-cense)⁴¹，两份海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上习惯法，但同时也吸收了《学说汇纂》中有关海洋资源和海损海难的相关规定，在法规中提及了多种货币和商品，既有来自英格兰的羊毛，也

有拉罗谢尔( Rochelle)的葡萄酒，德意志商人的贸易谈判对象还涉及英格兰国王、瑞典国王、挪威国王和丹麦国王等各国统治者，充分体现出中世纪波罗的海贸易的国际性与复杂性。因此，法规的撰写宗旨和颁发组织会一定程度影响条文的内容，此时的波罗的海成文海法可分为两个体系，一是海洋习惯法( Seegewohnheiten ) ，二是城市法( Stadtrecht)中的海法( Seerecht) 。前者如《维斯比海法》不涉及政治权威，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后者如《维斯比城市法与海法》 ( Wisby Stadslag van Scriprechte)⁴²和《吕贝克城海法》则适用于某一特定地区的海事从业者，触犯法规的后果更为严重。

第五项研究名为“财产法:《萨克森明镜》中妇女与未成年人的权益” ，这项研究使用的材料为诞生于13—14 世纪萨克森地区的法规《萨克森明镜》 ( Sachsenspiegel)⁴³。 《萨克森明镜》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第一部德意志成文习惯法法规，作者艾克·冯·雷普科( Eike von Repgow)从日常担任法务工作中汲取经验，结合萨克森的习俗完成了法规的撰写。由于《萨克森明镜》的14世纪抄本皆附有插图，安排在条文旁边辅助解释，因此本章也会结合抄本进行分析。⁴⁴对《萨克森明镜》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文本与图像释法，二是萨克森妇女的财产权与监护权，三是罗马法与萨克森法中的未成年人。《萨克森明镜》除了有完整的文本保存在《德意志文献集成》之外，还有多份抄本流传至今，其中德国沃尔芬比特尔奥斯特公爵图书馆(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的抄本最为完整清晰，是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材料之一。运用图像帮助释法是中世纪法律手稿的重要特征，绘制图像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法规的内容，以及通过具体的画面场景来讨论案件，《萨克森明镜》的图像也具有这个特点。譬如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并没有专职法官，在不同状况和阶级的诉讼过程中，担任“法官”一职的人物也不尽相同，虽然在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图像里却可以知道其身份何属。第二个要讨论的是女性的财产权益，研究方式是以图像与法规相结合来了解中世纪德意志女性的财产权和监护权。因为许多具体事务在文本中只是一个简单词汇，但在图像中却会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第三项是分析法规中关于未成年人的条文。这一部分研究既延续了前面的讨论，也试图从罗马法中寻找未成年人在法律中的地位和权益。因此，将《学说汇纂》和《萨克森明镜》中有关未成年人的法规内容逐一整理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萨克森社会的特点。罗马法中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规，主要出于保护人身安全和父权制家庭的角度。未成年人处于被动地位。其财产占有权完全归父亲所有;萨克森法则是把重点放在了血缘和封建法，在《萨克森明镜》第一卷领地法( Landrecht)中叙述了德意志血缘计算到七等亲的细则，同时还强调了如果法规与其他法规相悖，则以萨克森法为依归;在第四卷封建法( Lehnrecht)中则非常详尽地规定了封地继承和认定的细则，呈现出稳定延续封建关系对德意志社会的重要性。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结论，阐述了德意志人的法律在中世纪从部落习俗发展为法律法规之后，终于在14—16世纪迎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开始讨论自然法和罗马法，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 Karl V. )也在1532年推动帝国刑事法院程序改革，颁布了德意志第一部刑法典《加洛林纳刑法典》 (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⁴⁵，以及《帝国治安法规》 ( Reichspolizeiordnung)⁴⁶作为补充条令。《加洛林纳刑法典》的诞生，标记着德意志的法庭审讯、法规编写和法院人员的进一步规范化。与此同时，德意志大学学者也展开对法律和教育的讨论。譬如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菲利普·梅兰希通( Philipp Melanchthon)倡导复兴罗马法，认为罗马法学中的和平和公正观点将有助于加强德意志政治制度的稳定性。⁴⁷无论是在中世纪的德意志，还是在近代早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立法者和法学者的关系都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题目，在结论的部分略为提及，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想法，有待后续补充和完善。

日耳曼人、德意志人、神圣罗马帝国是本书经常用到的一些称谓。本书称日耳曼人各部族编纂的法律为部族法，旨在揭示日耳曼各部族法律的总体特征，以及具体阐释法的起源和其对部落、国家、城市、工商业者、妇女和未成年人分别产生的影响。日耳曼人原指居住在莱茵河以东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从多瑙河到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部落居民，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人视其为三大蛮族之一。 486年，日耳曼法兰克族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800年查理加冕称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 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签署《凡尔登条约》 ，把帝国分为三个部分，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领土大致为现今德国中部区域，境内阿勒曼尼人、萨克森人等部落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与族群认同，称自己为德意志人。 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兴起，其统治者自命为古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的继承者，在中世纪被称为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强盛时疆域包括了德意志、捷克、意大利的一部分及勃艮第、尼德兰等地，一直延续到1806年。

1 由嵘:《日耳曼法简介》，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2 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4 王亚平:《西欧法律演变的社会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邦国制》，《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

5 朱君杙、王晋新:《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

6 赵立行:《查理大帝“法令集”浅析》，《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7 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史学集刊》2018 年第3 期;李隆国:《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8 李云飞:《钦差巡察与查理曼的帝国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8 期;李云飞:《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李云飞:《圣伯丁年代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9 刘寅:《“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0 高仰光:《〈萨克森明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 马克垚:《论家国一体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第27页;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12 刘家和、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87页。

13 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14 郭方:《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15 孟广林:《西欧“封建主义”刍议——对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的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6 Gerhard Köbl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München: Verlag Franz Vahlen Gmbh， 1990.

17 Ulrich Eisenhardt，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4.

18 Karl Kroeschell，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1.

19 Hans Feh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 1962.

20 Uwe Wesel， Geschichte des Rechts: Von den Frühformen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2006.

21 Susanne Hähnchen， Rechtsgeschichte: Von der Römischen Antike bis zur Neuzeit， Heidel-berg: C. F. Müller， 2012.

22 Karl S. Bader， Gerhard Dilch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Land und Stadt Bürger und Bauer im Alten Europa，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13.

23 Ludwig Schmugge， Illegitimität im Spätmittelalter， Oldenbourg: De Gruyter， 1994.

24 Wolfgang Kunkel， „Das Wesen der Rezeption des Römischen Rechts，“ in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Vol. 1， Heidelberg: Springer， 1957， S. 1-12; Eva Schumann， „Zur Rezeption frühmittelalterlichen Rechts im Spätmittelalter，“ in Bernd-Rüdiger Kern， Elmar Wadle， Klaus-Peter Schroeder， Christian Katzenmeier， Hrsg. ， Humaniora: Medizin-Recht-Geschichte， Berlin: Spring-er， 2016， S. 337-386.

25 本书的研究使用了“法律图书馆”(Bibliotheca Legum)、“LegIT:蛮族法典中的俗语”(LegIT: Der Volkssprachige Wortschatz der Leges Barbarorum)、“德意志中世纪历史文献”( Ge-schichtsquellen des deutschen Mittelalters)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库。由于各章使用材料不一，为了详细标注，初次引用文献时全名标出并附有网址，后续则正常标注。另外，查询资料和术语时使用的工具书等电子资源请见“参考文献”。

26 Tacitus， Dialogus， Agricola， Germania， M. Hutton， W. Peterson， trans. ， London: W. Heinemann， 1920.

27 Hucbald， „Vita Lebuini antiqua，“ in A. Hofmeister， Hrsg. ， MGH， Scriptores 30. 2， Lipsiae: Impensis Karoli W. Hiersemann， 1934， S. 789-795， https://www. dmgh. de/mgh_ss_30_2/index. htm#page/789/mode/1up.

28 „Leges Visigothorum，“ in Karolus Zeumer， Hrsg. ， MGH， LL nat. Germ. 1， Hannoverae:Impensis Bibiopolii Hahniani， 1902， https://www. dmgh. de/mgh_ll_nat_germ_1/index. htm# page/(III)/mode/1up.

29 „Leges Burgundionum， “in Ludovicus Rudolfus de Salis， Hrsg. ， MGH， LL nat. Germ. 2，1， Hannoverae: Impensis Bibiopolii Hahniani， 1892， https://www. dmgh. de/mgh_ll_nat_germ_2_1/index. htm#page/(III)/mode/1up.

30 „Leges Langobardorum，“ in Friedrich Bluhme， Alfred Boretius， Hrsg. ， MGH， LL 4， Hannoverae: Impensis Bibliopolii Hahniani， 1868， https://www. dmgh. de/mgh_ll_4/index. htm# page/(III)/mode/1up.

31 „Lex Romana Burgundionum，“ in Ludovicus Rudolfus de Salis， Hrsg. ， MGH， LL nat. Germ. 2，1， Hannoverae: Impensis Bibiopolii Hahniani， 1892， S. 123-163， https://www. dmgh. de/mgh_ll_nat_germ_2_1/index. htm#page/(123)/mode/1up.

32 „Capitulatio de partibus Saxoniae，“ in Claudius Freiherrn von Schwerin， Hrsg. ， MGH， Fontes iuris 4， Hannover: Hahnsche Buchhandlung， 1918， S. 37-44， https://www. dmgh. de/mgh_fontes_iuris_4/index. htm#page/(37)/mode/1up.

33 „Capitulare Saxonicum，“ in Claudius Freiherrn von Schwerin， Hrsg. ， MGH， Fontes iuris 4， Hannover: Hahnsche Buchhandlung， 1918， S. 45-49， https://www. dmgh. de/mgh_fontes_iu-ris_4/index. htm#page/(45)/mode/1up.

34 „Leges Saxonum，“ in Claudius Freiherrn von Schwerin， Hrsg. ， MGH， Fontes iuris 4， Hannover: Hahnsche Buchhandlung， 1918， S. 7-50， https://www. dmgh. de/mgh_fontes_iuris_4/index. htm#page/(7)/mode/1up.

35 „Lex Salica，“ in Karl August Eckhardt， Hrsg. ， MGH， LL nat. Gem. 4，2， Hannoverae:Impensis Bibiopolii Hahniani， 1969， https://www. dmgh. de/mgh_ll_nat_germ_4_2/index. htm# page/(IV)/mode/1up.

36 „Lex Ribuaria，“ in Franz Beyerle und Rudolf Buchner， Hrsg. ， MGH， LL nat. Germ. 3，2， Hannoverae: Impensis Bibiopolii Hahniani， 1954， https://www. dmgh. de/mgh_ll_nat_germ_3_2/index. htm#page/( 2 )/mode/1up; Lex Salica， Lex Ribuaria ( Cod. Guelf. 299 Gud. lat. ; Katalog-Nr. 4606 ) ， http://diglib. hab. de/mss/299-gud-lat/start. htm? image=00001.

37 „Leges Alamannorum，“ in Karl Lehmann und Karl August Eckhardt， Hrsg. ， MGH， LL nat. Germ. 5，1， Hannoverae: Impensis Bibiopolii Hahniani， 1966， https://www. dmgh. de/mgh_ll_nat_germ_5_1/index. htm#page/(1)/mode/1up.

38 „ Leges Saxonum und Lex Thuringorum，“ in Claudius Freiherr von Schwerin， Hrsg. ， MGH， Fontes iuris 4， Hannover: Hahnsche Buchhandlung， 1918， https://www. dmgh. de/mgh_fontes_iuris_4/index. htm#page/(2)/mode/1up.

39 „Digesta seu Pandectae，“ in Paul Krueger und Theodor Mommsen， Hrsg. ，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umen primum， Institutiones， Digesta， Berlin: Weidmann， 1888-1895， https://droitro-main. univ-grenoble-alpes. fr/Corpus/digest. htm.

40 “The Laws of Wisby，” in Travers Twiss， ed. ， Monumenta Juridica， The Black Book of the Admiralty， London: Longman， 1876， pp. 265-284; „ Ius maritimum Visby-ense Germanice compositum，“ in C. J. Schlyter， Hrsg. ，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VIII， Wisby stadslag och sjörätt， Lund: Z. Haeggström， 1853 ， S. 185-258; „Iuris maritimi Visbyensis versio Hollandica， “in C. J. Schlyter， Hrsg. ，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VIII， Wisby stadslag och sjörätt， S. 259-296; „Ius maritimum Visbyense ex ver-sione Hollandica iterum Germanice translatum， “in C. J. Schlyter， Hrsg. ，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VIII， Wisby stadslag och sjörätt， S. 297-348; „Iuris maritimi Visbyense versiones Danicae，“ in C. J. Schlyter， Hrsg. ，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VIII， Wisby stadslag och sjörätt， S. 349-408; „Fontes iuris maritimi Visbyensis，“ in C. J. Schlyter， Hrsg. ，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VIII， Wisby stadslag och sjörätt， S. 409-466.

41 „Jus maritimum Lubecense in usus Osterlingorum，“ in Travers Twiss， ed. ， Monumenta Juridica， pp. 358-383.

42 „Wisby Stadslag van Scriprechte，“ in Travers Twiss， ed. ， Monumenta Juridica， pp. 390-412; „ Codex iuris urbici Visbyensis， Visby Stadslag， III. III， Tercia pars tercii， “in C. J. Schlyter， Hrsg. ，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VIII， Wisby stadslag och sjörätt， S. 131-146.

43 „Sachsenspiegel， Landrecht und Lehnrecht， “in Karl August Eckhardt， Hrsg. ， MGH， Fontes iuris N. S. ，1，1-2， Göttingen: Musterschmidt-Verlag， 1955， https://www. dmgh. de/mgh_fontes_iuris_n_s_1_1/index. htm#page/(3)/mode/1up.

44 „Sachsenspieg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Cod. Guelf. 3. 1 Aug. 2°，http://www.sachsenspiegel-online.de/export/ssp/ssp.html; „Sachsenspiegel“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eidelberg， Cod. Pal. Germ. 164， http://digi. ub. uni-heidelberg. de/diglit/cpg164; Dietlinde Munzel-Everling， Der Sachsenspiegel. Die Heidelberger Bilderhand-schrift: Faksimile， Transkription， Übersetzung， Bildbeschreibung CD-ROM， Heidelberg: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eidelberg， 2009; „Sachsenspiegel“ ， https://digital. lb-oldenburg. de/ihd/content/pageview/193290; Sachsenspiegel ， Die Dresdner Bilderhandschrift des Sachsen-ihd/content/pageview/193290; „Sachsenspiegel“ ， Die Dresdner Bilderhandschrift des Sachsen-spiegels-Mscr. Dresd. M. 32， https://digital. slub-dresden. de/werkansicht/dlf/6439/1/; Eike von Repgow， Der Sachsenspiegel， Zürich: Manesse Verlag， 1984.

45 Karl V. ，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Kaiser， Nicolaus Vigelius， Constitutiones Carolinae publicorum judiciorum， in ordinem redactae， cumque jure communi collatae， per Nicolaum vigelium jurisconsultum. Inserta item & in ordinem redacta est constitutio Carolina de fracta pace: per eun-dem. Constitutio de fracta pace von dem landfriedensbruch， Basel: ex officina Johann Oporinus (Nachfolger) [ per Balthasar Han et Hieronymus Gemusaeus]， 1583， https://www. digitale-sammlungen. de/en/view/bsb00017828.

46 Matthias Weber， Die Reichspolizeiordnungen von 1530， 1548 und 1577， Historische Einführung und Editio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2002， S. 13; Karl V， Römischer Key-serlicher Maiestat Ordnung vnd Reformation guter Pollicey im Heyligen Römischen Reich: anno 1530 zu Augspurg uffgericht， Mentz: Schöffer， 1531， https://www. digitale-sammlungen. de/en/view/bsb00029224? page=1.

47 Mathias Schmoeckel， Das Recht der Reformation: Die epistemologische Revolution der Wis-senschaft und die Spaltung der Rechtsordnun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S. 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