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书·契丹传》的文本来源与叙述策略

一、《魏书·契丹传》的三个疑点

在现存史料中，最早专门、系统记载契丹历史者首推《魏书·契丹传》，其文曰：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

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

及世宗、肃宗时，恒遣使贡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上服，人给青毡两匹，赏其诚款之心，余依旧式。朝贡至齐受禅常不绝。¹

这段记载常常被作为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起点，其内容亦广为史家引用。文中首段所述为契丹之族属、居地及与北魏建立朝贡关系以前的历史。按照它的描述，契丹与库莫奚是“异种同类”，原本同处松漠之间，登国年间 ( 386—395) 为北魏所败，与库莫奚分离，开始单独行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方才在和龙 (今辽宁朝阳) 以北站稳脚跟。次段缕叙自太平真君至太和年间契丹与北魏的历次朝贡，特别突出了其对招徕“东北群狄”的示范效应及南迁白狼水的内附之举。末段简述契丹在孝文帝以后直至东魏末年始终朝贡不断，重点记录了熙平年间北魏朝廷对其诚心款附的赏赐。

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囿于中原文献，认为引文首段提到的“登国中，国军大破之”就是最早关于契丹的确切记载，因而对该传所述契丹发展初期的历史深信不疑，并以此为起点展开讨论。²后来，研究者逐渐注意到高丽史籍《三国史记》中有关契丹更早的记载，但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一种零星的补充，而未能充分挖掘其价值，亦未能结合其他材料对《魏书·契丹传》的整体叙述提出有力质疑。³

在我看来，《魏书·契丹传》首段所记契丹初期发展史与其他文献所呈现的面貌存在重大抵牾。

其一，契丹之初现早于北魏，更非因登国兵败方开始独立发展。《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八年 (378) 九月云：“契丹犯北边，陷八部落。”⁴这是目前所知关于契丹的最早记录，尽管《三国史记》成书已晚至1145年，但其所据史源之年代甚早，因而保留下许多不见于中原史籍的珍贵材料。学界已有基本共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长寿王 (413—491年在位) 以前部分不见于中原典籍的记载主要源自类似编年体的古史《留记》,⁵后者最初可能是高句丽建国初年开始使用汉字后对国家大事的记录，陆续积累，其间或经人整理，至600年时据说有一百卷。⁶小兽林王八年九月这条关于契丹的史事很可能源自当时的官方记录。由此可知，早在登国年间以前，契丹即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高句丽北境，且主动发难，攻城略地，军事实力不容小觑；而当时北魏尚未建立，其前身代国则已灭亡，可见契丹之最初出现、发展与北魏并无关联。

其二，契丹初期居地始终在和龙东北，地近高句丽，并不属于北魏初年所谓的“松漠”地区，亦不存在由松漠“逃迸”到和龙的变化过程。陈永志首次指出松漠之间并非北魏时期契丹的起源地，而是库莫奚居地的误植。⁷尽管对于松漠的理解容有偏差，论证过程亦不乏可商之处，但其基本结论值得信从。关于“松漠”在北魏初年的指代范围，陈氏忽略了一条最为关键的史料。《魏书·太祖纪》云：

(登国二年) 冬十月癸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于慕容垂。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还幸牛川。三年春二月，帝东巡。夏四月，幸东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秋七月庚申，库莫部帅鸠集遗散，夜犯行宫。纵骑扑讨，尽杀之。其月，帝还赤城。⁸

拓跋珪于登国二年十一月至赤城 (今河北赤城)，十二月自赤城巡松漠，当月返回牛川 (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附近),⁹此为“松漠”一词之首见，应距赤城不远，且范围并不广大；三年四月拓跋珪又幸东赤城，次月即发动了对库莫奚的战争，此亦为库莫奚首次见诸记载。前后联系不难看出，登国二年末所谓“巡松漠”之举实际上正是为次年的北伐库莫奚打前站，换句话说，“松漠”一词在产生之初就是与库莫奚同时出现的，可以视作其当时居地的代名词，其核心区域应在弱落水 (今西拉木伦河) 上游及其西。¹⁰而这一时期契丹的居地则与此存在相当的距离。《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元年(391) 九月称“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¹¹时当北魏登国六年，所谓“本国陷没民口一万”当即此前小兽林王八年契丹所获高句丽八部之民，知其居地固定在高句丽北境，并不存在因战败而“逃迸”至此的痕迹。关于此时期契丹居地，十六国末期其他中原史籍的记载亦可与《三国史记》相印合，《晋书·慕容熙载记》记载慕容盛在位时期 ( 398—400)，慕容熙曾“从征高句骊、契丹，皆勇冠诸将”,¹²《资治通鉴》义熙二年 (406)正月云：“燕王熙至陉北，畏契丹之众，欲还，苻后不听；戊申，遂弃辎重，轻兵袭高句丽。”¹³《资治通鉴》此条当出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后燕录》，其中“陉北”盖指去龙城 (今辽宁朝阳) 四十里之索莫汗陉以北，¹⁴慕容熙于此处因畏契丹而改征高句丽，足见二者地望相近。《十六国春秋·北燕录》亦记载云：“后燕帝光始中(401—406)，丁灵民杨道猎于白鹿山，为契丹所获，流漂塞外。”¹⁵白鹿山在今朝阳大凌河以南，知彼时契丹当在和龙以东至高句丽西北间活动，与西拉木伦河上源的松漠地区有相当的距离。

其三，遍检《魏书》其他部分，并未发现登国年间北魏曾与契丹作战的任何踪迹，有的只是登国三年北征库莫奚的记载。即实曾指出《契丹传》 “登国中，国军大破之”一事不见于《魏书·太祖纪》，当系“征库莫奚事之误植”。¹⁶上引《太祖纪》一条是关于登国之战最为直接的记录，而在跟随拓跋珪征战的开国将领传记中，亦不乏关于此次战役的记载。如长孙肥“登国初，与莫题等俱为大将，从征刘显，自濡源击库莫奚，讨贺兰部，并有战功”,¹⁷尉古真“登国初，从征库莫奚及叱突邻，并有功”,¹⁸穆丑善“太祖初……从击贺兰部，平库莫奚，拜天部大人”,¹⁹三者皆明确记载当时作战对象为库莫奚，从中看不出丝毫与契丹有关的迹象。全面搜讨史料还会发现，甚至直到太延二年 (436) 北魏消灭北燕占领和龙以前，我们依然难以找到契丹与北魏政权有过任何接触的确切证据。

要之，《魏书·契丹传》所述初现时间、活动地域、具体史事皆与其他史料所记契丹初期历史大相径庭。我们不得不追问，作为首篇契丹史传，这一文本为何会呈现出如此蹊跷的面貌？

二、李彪《国史》与《魏书·契丹传》的文本生成

要廓清上述疑点，不宜急于陷入细部的史事分析，而应首先从文本的整体脉络入手，明悉《魏书·契丹传》的史料来源与生成过程——该文本究竟成于何时，出自何人之手？唯有厘清这一基本问题，我们才可能从根源上对其中的重重疑点作出合理解释。

关于《魏书·契丹传》的史源，学界目前尚无专门研究，须结合《魏书》全书特别是其中“四夷传”的整体情况进行考察。今本《魏书》为魏收所著，始撰于北齐天保二年 ( 551)，至天保五年成书，后经大幅修改，至孝昭帝时 ( 560—561) 始行于世。据《北史·魏收传》可知，魏收修史所面对的原始材料有三类：其一为北魏国史，包括邓渊《代记》、崔浩始修高允继之的编年体“国书”以及李彪、崔光所修纪传体国史；其二为孝文、宣武两朝起居注；其三为元晖业《辨宗室录》。²⁰从体裁上判断，邓渊《代记》，崔浩、高允国史及起居注皆为编年记事，《辨宗室录》则为皇室专录，其中当皆无四夷传，唯一有可能设此传的就是李、崔二人所修纪传体国史。研究者指出，北魏纪传体国史之纂修始于太和十一年 ( 487),李彪主其事，至十五年彪出使萧齐而止，改撰纪传体国史的工作稳定进行了五年左右，“史业竟未及就”，但篇目大要这类“区分书体”的工作已基本完成，²¹其内容以崔浩、高允编年史为基础，下限当在太和十一年。孝文帝末年至孝明帝初年，崔光奉诏继修国史，至正光四年 (523) 光卒，其书“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²²内容下限续至宣武朝。此后，北魏修撰本朝国史之事几近停废，因此魏收修史时所面对的纪传体国史主要是李彪、崔光时代留下的面貌，其主要工作是对崔光时代以前的部分加以改补，而其后的部分则为新撰。²³

作为魏收修史的主要依凭，李彪、崔光这部《国史》可曾设立四夷传，还需在具体的文本中寻找线索。由于《魏书》传世者残缺不全，四夷传仅卷一〇〇东夷部分系魏收原书，故而只能对此卷进行分析。该卷《勿吉传》的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九年复遣使侯尼支朝献。明年复入贡。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太和十二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²⁴

这段文字疑点有二：其一，文中一头一尾记勿吉在延兴、太和年间的历次朝贡，但在太和十年、十二年两次之间，突然出现一段总括性文字，介绍了勿吉周边诸国及其入朝北魏的情况，其行文笔调颇似传末结尾收束之辞，与上下文极不协调；其二，此段上文已有太和年号，而在太和十二年处又一次出现，亦有乖体例。上文提到，李彪所著《国史》始作于太和十一年，其记事下限亦为是年，据此不难断定，引文中这段总括性文字原本应该是李氏当时所撰文本的结语，而太和十二年以下者则为崔光、魏收所增补，只不过其在增补时未能顾及体例的统一，留下了分次纂修的痕迹。这个例子提示我们，李彪《国史》不仅设立过四夷传，而且在具体内容上已颇有所成，后来崔光、魏收只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

既然李彪《国史》确有东夷传，那么，它的基本面貌如何？该卷卷末“史臣曰”称：

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高丽岁修贡职，东藩之冠，荣哀之礼，致自天朝，亦为优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贡，岂牛马内向，东风入律者也。²⁵

其中强调卷内所记东藩夷狄对于中原的意义只在于羁縻、款贡，再无其他。循此思路检核所有九篇传记，可以发现全卷仅有的四次关于战争的记载，除上文提到的登国三年北魏主动进攻库莫奚之战外(此战意义非凡，说详下文)，其余三次皆在太和十一年以后，分别为太和十四年地豆于入寇，太和十四年、二十二年库莫奚两次入寇。²⁶也就是说，在太和十一年以前，全卷除族源、风土、道里等总体介绍及登国年间主动北征库莫奚外，所记皆为诸夷朝贡、遣使、归附之事，这种情况与“史臣曰”所述“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其他碌碌，咸知款贡”可谓不差分毫、严丝合缝。由此判断，这段“史臣曰”很可能出自李彪之手，崔光在补充后来史事时，夹杂了少量诸族与北魏的战争，但并没改变传文的总体面貌，故而亦未对此段文字进行调整，使其一直保留至魏收修史之时。这段文字显然是李彪针对其当时所撰内容做出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可以说，他当时正是按照卷末所述的总体观感或理念，展开了整篇东夷传的写作。

从篇幅上看，东夷传中太和十一年以后的记事仅占全卷内容的两成不到，可知李彪《国史》的旧文应该构成了今本《魏书》东夷传的主体。具体解析该卷九篇传记，从史料来源和生成过程的角度大致分为四组：第一组高句丽、百济。高句丽为“东藩之冠”，故其传记最为详细，其中称世祖时李敖出使高句丽，“访其方事”并记录下来，²⁷应该构成了此传的主要史源；《百济传》开首总述性文字称“其国北去高句丽千余里……衣服饮食与高句丽同”,²⁸记述以高句丽为参照，表明此段文字的史源或与高句丽方面存在关联，而此后主体内容则为延兴二年其王上表及孝文帝回书，当出自北魏官方记录。第二组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此四传在行文风格上十分近似，皆着重记载各国之山川道里、风土人情，而其中的枢纽就在于勿吉。孝文帝延兴、太和年间，勿吉使乙力支来朝，传中详细记载了此次朝觐的路线，可知当时使臣应留下了不少口述资料，这也构成了该传及其他各传的主要史源；《失韦传》称其晚至武定二年(544) 方遣使朝献，但北魏对其了解却要早得多，此传开首称“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²⁹而《勿吉传》则称“去洛五千里”,且两传皆记行程甚详，疑皆出于乙力支沿途见闻；同理，《豆莫娄传》全篇未及其遣使朝贡之事，而仅记其风俗，开首称“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³⁰恐亦多出于勿吉使臣之口；至于《地豆于传》，记载最为简略，称其延兴二年遣使，开首称其“在失韦西千余里”,³¹难以断定其来源，或亦与勿吉有关，权且归入此组。第三组库莫奚、契丹，开首强调二者“异种同类”，因在登国三年被北魏击败方才分离，之后分别缕叙二者历次朝贡情况。第四组乌洛侯，太平真君四年 (443) 遣使称有“国家先帝旧墟”,³²即著名的嘎仙洞，北魏遣李敞告祭，该传史源或即出于李敞之见闻。从四组记载史料来源的时代判断，九篇传记的主体内容在李彪《国史》中已经基本形成，目前所看到的排列次序，应该也是李彪精心考虑之后的结果。

综上所述，孝文帝时期李彪所撰《国史》当已设立四夷传，且从东夷部分的情况来看，其内容颇具规模，体例谨严，主旨明确，安排有序，构成了今见《魏书》相关部分的主体内容。换句话说，首次为契丹设立专传的汉文典籍其实是北魏官修的纪传体本朝国史，魏收只不过是因仍其旧罢了。这样一番文本源流的整体背景，其实正是《魏书·契丹传》呈现种种疑团的症结所在。

三、《魏书》东夷传的群类化叙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李彪《国史》的文本安排中，契丹自出现之初即被与库莫奚捆绑在一起，而本节开首所论《魏书·契丹传》的三个疑点又无一不是围绕契丹和库莫奚的分合展开。毫无疑问，拆解、分析二者的关系，当为拨开迷雾的关键。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库莫奚传》开首段落与《契丹传》在文本方面似乎存在着某种渊源：

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其民不洁净，而善射猎，好为寇钞。登国三年，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³³

此段文字与前引《契丹传》开首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 在记事笔法、行文顺序及基本内容方面高度雷同，只是后者相对简略、含混。正是基于这一情况，陈永志提出《契丹传》关于松漠之间和登国之役的记载是“附会《库莫奚传》之衍句”。³⁴不过在我看来，两传的雷同特别是《契丹传》的矛盾丛生，绝非简单的“衍句”或“误植”所能解释，其中涉及较为复杂的叙述策略问题。

前引《库莫奚传》在记载登国之役的具体战果后，紧接着出现一段颇堪玩味的文字：

帝曰：“此群狄诸种不识德义，互相侵盗，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窃狗盗，何足为患。今中州大乱，吾先平之，然后张其威怀，则无所不服矣。”既而车驾南还云中，怀服燕赵。十数年间，诸种与库莫奚亦皆滋盛。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³⁵

其中“帝曰”云云，首先将此次出兵的原因归咎于敌方的“互相侵盗”，企图用“德义” “王略”之类的华夏文化符号来粉饰北魏的主动进攻，属于典型的欲盖弥彰；接着话锋一转，解释之后不再涉足此地的原因，一来此处不足为患，二来先定中原诸夷自服。而事态的后续发展果然不出拓跋珪所料：北魏灭北燕、占和龙、统一北方之时，“诸夷震惧，各献方物”。

要真正理解这段话背后的意义，须先明白登国年间北魏对外征战的总体局势以及库莫奚一役的实质。北魏建立之初，势单力薄，危机四伏，道武帝拓跋珪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来巩固、发展新兴的政权。登国二年至八年间大小数十役，作战对象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其一为阴山以北的贺兰及其属部，其二为漠北的柔然及高车诸部，其三为河套地区的刘卫辰部。³⁶拓跋珪当时的战略重点在于漠南、漠北和河套地区，涉及国都盛乐的北、西、南三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国三年征讨库莫奚之役就显得十分特别，这应该是拓跋珪在盛乐以东发动的唯一一战，³⁷可见库莫奚所处松漠及其以东地区并不在当时北魏的整体战略布局之内，因此登国三年五六月间的这次战争可以理解为一次临时性的掠夺战争。这一点从战争的结果亦可看出，“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³⁸为之后数年的征伐积累了力量。这样看来，史书所记此战之前登国二年末“巡松漠”、三年初“东巡”之举，³⁹或许本身就是在相对陌生、主要敌人未曾控制的地域寻觅可供掠夺的对象，而库莫奚很可能就是在此时方才被拓跋政权所“发现”的。更需指出的是，大掠库莫奚后，北魏遂专心经略大漠南北、河套地区，继而挺进中原，无暇顾及东北。直至太延二年 (436) 消灭北燕占领和龙以前，拓跋政权再不曾涉足松漠及其以东地区，更未见与辽东塞外诸政治体有何接触。由此可知，登国三年这次战役其实是北魏占据辽海地区以前与所谓“群狄诸种”的唯一交集。

明乎此，再来回看上面的引文就别具兴味了。登国之役时，政权草创，危若累卵，拓跋珪谋求自保尚且未暇，遑论有此宏图、做此预言？这样一套华丽的说辞，显然不会出自北魏太祖之口，而只能视作史官基于后见之明而构建出的一种因果叙述。上节已指出，今本《魏书》东夷传的主体内容源自李彪《国史》，此段亦当出李氏之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说辞中，原本唯一的、特定的作战对象库莫奚为“群狄诸种”这一集合概念所代替，而此概念又与后文“诸种” “诸夷”云云一脉相承，巧妙地将登国三年对库莫奚的胜利与后来北魏统一中原后的诸夷来朝联系在了一起，无形中为这次单纯的、临时性的掠夺战争赋予了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

细细忖度不难发现，李彪的这段文字实际上采用了一种隐晦而高妙的叙述策略，或可称之为“群类化叙述”：将众多彼此独立、并无内在关联的记述对象通过某些外在因素 (如地域等) 分化、整合成大大小小不同的群类，同一群类内部往往互相捆绑，原本仅适用于个别对象的记载与群类内其他对象发生关联，不同对象间的前后史事亦可勾勒出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 “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华夏史书记述周边异族时常见的思维习惯和叙述特点。具体到这段文本，正是由于将东北塞外诸族划归同一群体，登国一役方才不再只是对库莫奚的局部胜利，而摇身变为北魏威服“群狄诸种”的开端，“诸夷”从那时起就注定了归心向化的结局。

与《库莫奚传》一样，《契丹传》内也不乏这种群类化叙述的痕迹，二者的文本语境存在紧密关联。《库莫奚传》 “十数年间，诸种与库莫奚亦皆滋盛”一语直接对应《契丹传》之“经数十年，稍滋蔓”，知契丹正是“诸种”之一；同时前引《契丹传》下文中出现的“东北群狄”之称，所指显与“群狄诸种”相同，且方位更加明确。那么，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集合概念有没有一个相对固定规范而更具统摄性的说法呢？结合《魏书》其他部分的记载似乎不难找到答案。

《库莫奚传》称“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其相应史事见于《世祖纪》：太延二年 (436) 二月壬辰“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五月灭北燕，次年二月“高丽、契丹国并遣使朝献”，三月“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和龙”。⁴⁰上引《库莫奚传》十六字最初应该就是由此概括而来，所谓“诸夷震惧，各献方物”实指太延三年高句丽、契丹的朝贡。据此可知，在灭亡北燕前夕，北魏曾派遣十余位使者分别前往高句丽、东夷诸国，所谓“东夷诸国”显然与上引“诸种”“诸夷” “东北群狄”所指相同，范围应该包括当时东北边界之外的诸非华夏政治体，其中高句丽已于此前一年与北魏建交，故特别列出，非谓其独立于“东夷”之外。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以“东夷”指称东北诸族，是汉代以来经学所构建的四夷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知模式在魏晋时期逐步影响到史学著述，范晔《后汉书》始设《东夷列传》，至北朝隋唐时期得到空前的继承与发展。⁴¹《魏书》虽未标举“东夷传”之名，但确有其实，库莫奚、契丹即在此传之中，同卷尚有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乌洛侯诸族，皆地处东北。其中《勿吉传》称“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⁴²《豆莫娄传》称“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⁴³卷末“史臣曰”更明确地将此传所记诸族统称作“东藩”。由此可知，在《魏书》的认知系统及叙述策略中，东北诸族都被视作一体、归于一类，相对规范、固定的统称当为“东夷”,⁴⁴而在具体表述中又可替换为“东北群狄”“群狄诸种”“诸夷”云云。

除了称呼上的类化统一，这种叙述策略的紧要之处更在于，文本创作者会努力找出或者赋予其分类对象以相同的属性，甚至为此而想象、建构出相同的事迹。《魏书》塑造东夷这一群类的目的究竟何在？或者说，在李彪看来，这类夷狄有何共同点？前引李氏所撰卷末“史臣曰”称：“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高丽岁修贡职，东藩之冠，荣哀之礼，致自天朝，亦为优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贡，岂牛马内向，东风入律者也。”所谓“东藩”实际上本身就是对藩属性质的强调，与整段文字所刻意突出的“羁縻” “款贡”构成一个完整的表义单元，共同规定了这类夷狄存在对于中原的唯一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引文末“东风入律”一语。此句典出《海内十洲记》,该书述汉代周边异域风土、神异之事，托名东方朔所著，主体内容成于东汉，魏晋时期续有增补。⁴⁵其中记载西海聚窟洲月氏国王遣使向汉武帝进献神香、异兽时称：“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当知中国时有好道之君。”⁴⁶揆诸文义，所谓“东风入律”原本是指中原有道之君的声威教化乘东风波及西域，使得后者归心纳款。但这一典故到了李彪笔下，反被用来形容东藩之国西来朝贡，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原本的语境，其目的只在于突显夷狄向化款服之结果。这样的基本定位在此卷正文中有集中体现，除交代各族源流、风物道里外，该卷涉及与北魏交往的内容几乎全为朝贡、降附之事，而绝少提及战争，形成表里圆融、浑然一体的完整叙述，诸夷竞相来朝，北魏作为中原上国怀服四方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整篇东夷传的叙述结构中，《库莫奚传》与《契丹传》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前文所论二者开首文字的雷同，特别是后者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为突显东夷群体归心向化的朝贡群像而有意建构的结果。从两传的具体内容看，《库莫奚传》力图呈现出的印象是：登国之役实因诸夷有犯王略，北魏顺应天意而讨之，太祖预言收服中原后，诸夷必来归附。而《契丹传》要完成的任务是：展示契丹率先朝贡，歆慕华夏，归而招徕，群狄继踵而至。⁴⁷通览全文，与此叙述相关的基本史事其实只有两个：其一是登国三年北魏大掠库莫奚，致后者遭到重创；其二是契丹太延三年即开始向北魏“遣使朝贡”，在东夷诸国中仅晚于高句丽一年，此后十余年库莫奚方朝贡，又过十余年“东北群狄”入贡。那么，李彪是如何为互不相涉的两件事情建立联系的呢？其间的关节点正在于通过群类化的模糊叙述，将原仅属于库莫奚居地的松漠之间范围向东扩展，将本与登国之战无涉的契丹牵扯进来，说成是二者地域邻近、相伴相生，此役之后契丹方才独立发展。这样一来登国三年对库莫奚的胜利，也成了对契丹的威服，而契丹后来的率先归附、示范诸夷也就此找到了渊源，俨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链条。《库莫奚传》假拓跋珪之口预言诸种不足为患、终将归附的结局，而《契丹传》所记契丹发展轨迹一如太祖所料，堪为诸夷向化之表率，前者的作用是做好铺垫，埋下种子，后者的任务则更像是兑现承诺，收获成果，二者看似彼此独立，实则交互配合，遥相呼应，共同制造出东藩竞相朝贡的形象。

李彪之所以选择库莫奚和契丹作为东夷的代表加以集中塑造，除了二者本身的突出事迹及彼此地缘上的邻近外，我想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时所据原始材料的不同状况。将《契丹传》《库莫奚传》与同卷其他诸传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其间明显的差异：其他诸传多记载该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里或奏疏表文，而此二传除却建构的东夷群像外，几乎只剩下历次朝贡、归附、交战的情况，其中绝大部分在本纪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来源。也就是说，李彪在撰写其他诸传时都或多或少地参考了关于当地的一手材料，可能来自该地派至北魏朝贡者的转述，亦可能是北魏使节带回的即时情报，唯独至此二传时所能依据的似乎只有北魏官方编年史中对朝贡、赏赐等情况的单调记录。李彪因此只好采取群类化叙述，在文中增入大段与其本身无关的内容，通过夷狄来朝的烘托与映衬，最大限度地强调北魏政权作为中原宗主的正统地位。

综上所述，《魏书·契丹传》开首与库莫奚相关的一系列记事不能贸然看作真实存在过的契丹初期发展史，而很可能只是史官对东夷加以群类化描写的产物，是为突显北魏王朝的华夏正统身份而有意建构的历史叙述。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真正开启了北魏由游牧政权向中原王朝的转型，作为当时全面汉化浪潮中的重要一环，李彪《国史》开始树立北魏作为华夏王朝的历史观和正统观，将此书定位为一个中原王朝的王朝史而非拓跋或代国的发展史，⁴⁸而践行这种史观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在于明华夷之别，举四夷而见中国。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之下，《魏书·契丹传》以及整篇《东夷传》的核心内容应运而生。

1 《魏书》卷一〇〇《契丹传》，中华书局，2017年，第2408页。按原本为一段，兹为论述方便，分作三段。

2 此类论述数量甚夥，兹不备举。表述较为明确、影响较大者见松井等：《契丹勃興史》, 《満鮮地理歴史研究報告》第1辑，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1915年；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 《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 1987年；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历史研究》 1964年第5—6期，收入氏著《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

3 较早注意到这条史料的是杨家骆：《辽史世表长笺》，中国文化学院中国学术史研究所，1965年，此据《辽史长笺》，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3484页 (然杨氏以此不见于中原史籍而未取)；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契丹部族的出现及其初兴地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21页。按陈书系其早年所著《契丹史论证稿》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 之扩充，今检《论证稿》相应部分尚未提及此条。

4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一八，杨军校勘，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页。

5 参见卢泰敦：《高句丽史研究》，张成哲译，学生书局，2007年，第21—23页。

6 《三国史记》卷二〇 (第243页) 婴阳王十一年 (600) 正月云：“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 ‘留记’，至是删修。”

7 陈永志：《契丹族源地非“松漠之间”考辨》，收入氏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7—39页。

8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4—25页。

9 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收入氏著《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10 前田正名指出赤城附近应是当时平城至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而此处“松漠”当指多伦到西拉木伦河的中间地区，所论近是。参见氏著《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4—230页。

11 《三国史记》卷一八，第223页。

12 《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熙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5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一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3588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七《后燕录六》记事同 (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第601页)。

14 《资治通鉴》上文记隆安二年 (398) 后燕慕容宝“至索莫汗陉，去龙城四十里，城中皆喜”，兰汗遣其弟加难“见宝于陉北，拜谒已，从宝俱进” (卷一一〇，第3469页)。

15 《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居处部·城上》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燕录》，影印宋刻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7页上栏。按此本原文首句作“后燕光帝始中”，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 (第1098页) 乙正。

16 即实：《契丹国号解》, 《社会科学辑刊》 1983年第1期，第109页。

17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第729页。

18 《魏书》卷二六《尉古真传》，第733页。

19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丑善传》，第757页。

20 《北史》卷五六《魏收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0页。

21 《魏书》卷六二《李彪传》，第1523页。

22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第1632页。

23 聂溦萌：《从国史到魏书：列传编纂的时代变迁》, 《中华文史论丛》 2014年第1期，第130—135、 140—141页。

24 《魏书》卷一〇〇《勿吉传》，第2405页。

25 《魏书》卷一〇〇，第2409页。

26 太和十四年库莫奚之战，《库莫奚传》 (第2407页) 云：“太和四年，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于钞掠，诏书切责之。”此事见于同书卷七《高祖纪》太和十四年 (第197页): “夏四月，地豆于频犯塞。甲戌，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五月己酉，库莫奚犯塞，安州都将楼龙儿击走之。”卷一〇五《天象志三》 (第2640页) 亦称“ (太和)十四年，地豆于及库莫奚频犯塞，京兆王废为庶人”，今本此卷非《魏书》原文，乃后人据唐张太素《魏书》所补，此记事亦可信从。知传文“四年”为“十四年”之误。

27 《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第2399页。

28 《魏书》卷一〇〇《百济传》，第2401页。

29 《魏书》卷一〇〇《失韦传》，第2405页。

30 《魏书》卷一〇〇《豆莫娄传》，第2406页。

31 《魏书》卷一〇〇《地豆于传》，第2407页。

32 《魏书》卷一〇〇《乌洛侯传》，第2409页。

33 《魏书》卷一〇〇《库莫奚传》，第2407页。

34 陈永志：《契丹族源地非“松漠之间”考辨》，第37页。

35 《魏书》卷一〇〇《库莫奚传》，第2407页。

36 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二》，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37页。

37 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二》 “北魏初年征讨诸部示意图”，第35页。

38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4页。

39 同上。

40 《魏书》卷四《世祖纪》，第101、 102页。

41 参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7页。

42 《魏书》卷一〇〇《勿吉传》，第2404页。

43 《魏书》卷一〇〇《豆莫娄传》，第2406页。

44 始设于曹魏、用以镇抚东北边外异族的东夷校尉，在北魏一直延续，亦可见当时相对常用之称谓。参见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 《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3期。

45 参见吴从祥：《〈海内十洲记〉 成书新探》, 《广西社会科学》 2009年第10期，第93—97页。

46 旧题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收入《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47 即前引《契丹传》所云：“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

48 这种史观被李彪的继任者崔光所承袭，中间虽经历“代人修史”时期的反复，但随着魏齐革命后高洋一系对前朝汉化的全面肯定与继承，此中原王朝史观最终为魏收《魏书》所吸收。参见佐川英治：《東魏北斉革命と 〈魏書〉 の編纂》, 《東洋史研究》第64卷1期，2005年；该文有刘啸汉译本，见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6—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