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第一节 美国现代化进程回顾

自1776年7月美国独立以来，这个一直以来被英国殖民，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等深受英国影响的新生国度，面临着如何破解各种困境，最大限度解决各种困难，开发调动各种资源，起草制定各种制度，努力推进国家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当然这个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把美利坚合众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纵观美国发展历程，美国也是这么做的。这个国度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路径或措施，一步一步向现代化进程迈进。

美国的现代化从广义来说涉及诸多内容，如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社会科学现代化、文艺现代化等。美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及其重要性催生了美国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大致可追溯至美国政治精英和学者对二战后国际背景的回应。”（Tipps,1973:200）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Stearns指出，在美国，“许多与他人不同的现代化理论被提出，但这些现代化理论往往聚焦政治的或经济的现代化。”（Stearns,1980:189）可见，国外学者在讨论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时往往从狭义方面讨论政治或经济，考虑到从狭义方面更易于聚焦问题，因此，本处讨论的美国现代化进程也从狭义着手，关注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

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为政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发展的原始动力，并不断推动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进程为经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上的有力保障，因此也对经济现代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相互联系，互为支撑，互为推动。总体看来，美国现代化进程主要伴随着美国行业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的不断推进而向前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一、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萌芽期（1776—1789）

18世纪之后，随着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严重妨碍美利坚民族的进一步发展。1776年，《独立宣言》的颁布宣告美国正式与英国殖民统治的决裂。1775年至1783年，北美殖民地人民通过开展艰苦卓绝的反英独立战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1787年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首部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的颁布，为美国政治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这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现代化的萌芽标志。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上逐渐摆脱英国的束缚，逐渐走向独立，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各行各业不断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绩，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萌芽。

二、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期（1790—1865）

18世纪末，美国政治上已摆脱英国的统治与束缚（比如废除了英国制定的禁止向西移民的禁令），已经达到完全独立，政治运行体系更加健全，从而形成了美国政治化进程的发展期。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美国人口数量激增并向西部以及城市集中（比如1820年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人口比例已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还通过屠杀并强迫印第安人签订《印第安人迁移法》，占据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发动美墨战争，攫取了大量墨西哥的土地；占领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州；从法国人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州；抢占了英国所属的俄勒冈州。美国通过殖民扩张等方式，不断扩大其疆域。此外，大量的移民不断涌入，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了其工业革命。为推动工业革命，当时的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工业发展的资金，“美国工业革命所需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吸收外资、商业资本转化、土地投机和政府的财政政策等途径积累起来的。”（韩毅，2007:45）有了充足的资金，美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790年到第二次独立战争结束的1815年，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韩毅，2007:54）1812—1814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韩毅，2007:54）这是因为在这次战争之后，美国商业资本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化，军火工业、纺织工业、交通运输、钢铁工业、动力系统、机械制造得到大力发展，美国北部工业革命初步完成。布鲁克·辛德（Brooke Hindle）和史蒂文·卢巴（Steven Lubar）撰写的《引擎改变：美国工业革命：1790—1860》（Engines of Change: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90-1860,1986）很好地反映了这一阶段美国的工业发展情况，该书“聚焦美国工业化”（Kornblith,1987:326）,“展示了1790—1860年期间美国至关重要的工业：铁路工业、纺织工业、枪械工业、钟表工业、机械制造业。”（Workman 1988:115）1861年至1865年，美国内战爆发（也被称为美国南北战争），这一战争之后，“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遭到破坏，并逐渐被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基础薄弱的南部工业越来越多地得到北部的投资和先进技术。”（韩毅，2007:69）于是，美国南方的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木材加工工业等诸多工业领域等得到强力发展，美国南部工业革命也初步完成。此外，在美国北部以及南部工业革命的积极影响下，美国西部的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西部工业革命也初步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极大促进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发展，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现代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外，《1787年宪法》也得到进一步修正。1791年生效的《美国权利法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详细说明了宪法的正文中未明确指出的那些自由与权利，比如言论、集会、宗教、新闻等自由，个人及其所属财物不得受到无理搜查与扣押、个体可携带武器、只有大陪审团才可以发出起诉书、陪审团应被赋予快速且公开的审判、不得进行双重审判等权利。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宪法中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政府，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各州可以行使的权力。《美国权利法案》扩大了州以及公众的权利，在多个方面保障了个人自由，同时对政府的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力加以限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那些反联邦党人的担忧。之后通过的第十四条修正案，使得《美国权利法案》中大部分条款在各州得到应用，从而推动了美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三、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1866—1939）

自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国外大量移民的到来，美国人口激增，随着移民的数量不断提升，资本积累的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规模和销售市场（包括国际市场）越来越大，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加之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进行了合理调控，美国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于是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次工业革命以电的发明与使用为主要特征，让世界进入电气时代。除了电力工业之外，钢铁工业、汽车与机车制造业、造船工业、机械制造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服装加工工业等飞速发展，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得以确立。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等其他行业也得到长足发展。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发展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战期间，美国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钢铁工业、矿业食品工业等）再次得到快速发展，并快速推动了运输、贸易、农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尽管1920—1921年出现短暂的经济危机，但20世纪20年代被贴上了经济繁荣的标签（1920年初步实现城市化），这一繁荣一直延续到1929年。在这一时期，“福特主义席卷了汽车工业，并让1910—1929年的欧洲和美国随处可见汽车工厂，美国整个中西部也很快对汽车城底特律的号召做出了回应。”（Page & Walker 1991:309）除了汽车工业外，这一时期的电气工业、建筑业、航空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也得到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企业合并不断涌现，垄断市场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给美国的工业造成重大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此期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股票市场崩盘，金融信用危机加剧。胡佛总统反危机措施和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各个行业的生产得到恢复，美国现代化进程出现短暂倒退后又向前迈进。

总体来说，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经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断发展，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合理的修订、解释与完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被不断界定，使得双方能够通过合作，针对社会福利、国民教育、住房补贴、国家安全、交通运输等不同领域制定一系列较为合理的制度或规定，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以及各项工作的运作，因此美国的政治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越发成熟。可见，这一阶段内的美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着深刻变化，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深入，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四、美国现代化进程的成熟期（1940年至今）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如飞机制造（1944年美国制造了9.6万多架飞机）、造船工业（比如仅1942年造船总吨位达到809万吨）、钢铁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汽车产业等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带动下，合成橡胶工业（比如1945年达到82万吨）、农业（农业机械化有了长足发展，比如1945年有拖拉机24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50多万台）、交通运输（比如1940年全国建有2600多个航空港和飞机场，1945年空运旅客人数接近700万人）、贸易（尤其是军火贸易）等行业也得到大力发展。

特别应指出的是，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使得以美元为主体的世界货币体系得以形成，并确立了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从此，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与政治中心。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称为信息革命），除了与军需相关行业的产品数量有所下降外，其他行业（比如小汽车在1955年达到917万辆）得到快速发展，工业生产指数继续上升。因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期间遭受巨大破坏导致工业总产值的下降，而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因此具有极其明显的优势。随着美国科技革命的推进以及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度不断增强，全球市场以及海内外贸易也不断扩大。1961—1969年，美国经历了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任总统时间1961—1963）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任总统时间1963—1969）两任总统，约翰逊基本延续了肯尼迪的施政方针。约翰逊通过实施“伟大社会”计划（与肯尼迪的“公平施政”“新边疆”计划一脉相承），推行有利于民众的福利/民权法案，组建服务美国志愿者组织（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打造模范城市（Model Cities），号召向贫穷宣战。从1961年至1969年，美国工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率为5.9%，到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2900亿美元。

1970—1973年，美国工业处于继续发展阶段，除原有工业外，原子能工业（1971年发展经费已超5亿美元）、电子工业（比如70年代初全国有6000多家电子企业）、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新兴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从1974年至今，美国工业发展经历过短暂停滞，但总体处于稳定增长态势。此外，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占比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比重占据前两位，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全新阶段。

随着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全新阶段，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同样进入新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被美国视作一种国家使命，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现代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把它视作完成担负世界使命的一种方式。”（Ekbladh,2010:153）现代化带来的这种国家使命，促使美国及时跟进政治层面上的现代化进程。此外，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结束于7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少数民族，尤其是美国黑人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争取权利的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美国的民主进程。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1965年颁布的《选举权法》，以及其他法令和法规事实上为种族隔离的废除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且提高了美国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提升了美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治。迈克尔·爱德华·莱瑟姆（Michael Edward Latham[1]）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研究美国社会科学中的现代化、以和平为指向的现代化以及处于交战（指越战）中的现代化，得出1961—1963年的美国现代化可被视为基于意识形态的，体系较为完备的政治现代化。肯尼迪总统与约翰逊总统曾评价这一阶段的美国政治体制，认为它是成体系的，并坚称在这一政治体制下，“国家施政纲领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能精准处理国内外社会问题。”（Fisher,2002:27—28）约翰逊政府更是“把美国现代化理论视作政府履行职责之前必须遵守的理论框架。”（Fisher, 2002:28）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得到平稳有序推进。总体看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体制更为完备，各种法律法规的出台，进一步确保美国政治体制运行顺畅，因此，这一阶段的美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入成熟阶段。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总概

美国现代化进程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艺术等诸多领域，也给美国文学提供了成长的养分。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美国犹太文学同样在这一进程中吸收了养分，并伴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发展逐渐壮大起来。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

美国犹太文学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爱达·爱沙克丝·门肯（Adah Isaacs Menken,1835—1868）是最早的美国犹太诗人，得到美国犹太文学史家索尔·李普特津（Sol Liptzin）的高度赞扬：“尽管19世纪初期犹太诗人就开始出现在美国场景里，他们主要在盎格鲁—犹太杂志上发表诗作，即使是他们当中那些不是最有才华的，如爱达·爱沙克丝·门肯或佩尼娜·莫伊斯，也能与新英格兰的大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约翰·格林里夫或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相媲美。”（乔国强，2008:29）门肯的主要诗作《我自己》（Myslef）、《听啊，以色列》（Hear, O, Israel）等多刻画以色列的光荣历史，期待以色列子民能重塑辉煌。19世纪另一位杰出的女诗人阿玛·拉扎鲁斯（Emma Lazarus, 1849—1887）的诗作[如《14至16岁期间的诗歌与翻译》（Poems and Translations: Written between the Ages of Fourteen and Sixteen, 1866）]既刻画了美国犹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还描写了犹太人经历的困难。内森·迈耶（Nathan Mayer, 1838—1912）是19世纪的美国犹太小说家，他的小说《差异》（Differences, 1867）、《致命的秘密》（The Fatal Secret, 1858）分别描述了美国内战期间犹太人遭受的困难，以及16世纪葡萄牙宗教审判机构采取卑鄙手段对犹太人施加的迫害。

20世纪初至一战之前，美国犹太作家逐渐增多，在文坛也逐渐活跃起来。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 1860—1951）是这一时期犹太左翼小说家，他的作品 [如《耶克尔：关于纽约隔都的一个故事》（Yekl: A Tale of the New York Ghetto, 1896）《移民新郎以及其他关于纽约隔都的故事》（The Imported Bridegroom and Other Stories of the New York Ghetto, 1898）等]主要描写了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梦的追逐，犹太移民在美国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犹太人的心酸经历。他的自传体小说《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 1917）聚焦俄裔犹太少年戴维来到美国之后的成长经历，刻画了他如何通过打拼融入美国，如何实现美国梦，如何忠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美国而疏远自己的民族等经历。玛丽·安婷（Mary Antin,1881—1949）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女作家，她的自传体小说《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 1921）从多个视角记述了她及其亲人在俄国，以及移民美国之后的困惑、压抑以及欣喜。短篇小说《谎言》（“The Lie”,1913）描写了美国犹太移民鲁廷斯希望儿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迫切心情，体现了作者对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深度思考。美国犹太女作家安吉娅·耶吉尔斯卡（Anzia Yezierska,1885—1970）的作品[如《饥饿的心》（Hungry Hearts, 1920）]聚焦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后的艰辛，以及老一代与新一代犹太移民之间的冲突。安娜·玛高琳（Anna Margolin, 1887—1952）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作[比如《诗集》（Poems, 1921）]深度刻画了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各种苦难。

二、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二次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犹太文学逐渐走向主流文学，这一阶段也可被称为美国犹太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格特鲁特·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作为一名知名美国犹太作家发表了很多部小说，如《Q.E.D》（Q.E.D,1903）、《三个女人》（Three Lives, 1909）、《美国人的素养》（The Making of Americans, 1925）、自传体小说《艾丽丝·B.托克拉斯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 1933）、《软纽扣：物体、食品、房间》（Tender Buttons: Objects, Food, Rooms, 1914）等，这些作品带有很大的实验性质。路德维格·路易松（Ludwig Lewisohn,1882—1955）是又一名值得关注的美国犹太作家，他的作品《破碎的罗网》（The Broken Snare, 1908）描述了主人公对融入主流社会的渴望之情。《罗马的夏天》（Roman Summer, 1927）讨论了犹太身份问题。《在岛屿之中》（The Island Within, 1928）刻画了祖孙三代犹太人对犹太身份的情感纠葛。A.莱耶理斯（A.leyeles,1889—1966）是这一时期主张内省的诗人，他的诗作《迷宫》（Labirint, 1918）、《初秋》（Yungharbst, 1922）、《回旋诗及其他的诗》（Rondeaux and Other Poems, 1926）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有的诗作则对美国精神进行了讴歌。另一位诗人雅各布·格莱特斯坦（Jacob Glastein, 1896—1971）的诗作多刻画犹太人的悲伤历史。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1893—1967）是这一阶段较为知名的美国左翼犹太作家，他的小说《没钱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 1930）描写了犹太男孩米基8—12岁时不堪回首的经历。小说还通过描述因生活所迫只好靠出卖肉体谋生的犹太女孩玛莎，道出了当时美国犹太人的贫困状况，并对她给予极大的同情。亨利·罗斯（Henry Roth, 1905—1995）是奥地利裔美国犹太小说家，他的作品《称它睡眠》（Call It Sleep, 1934）刻画了犹太男孩戴维遭遇的困惑：如何面对并解决紧张的家庭关系、宗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等，无法找到答案的他最终求助于上帝，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他在逾越节中寻觅到一丝慰藉，于是“他的精神得到放松，并融入阳光里。”（Roth,1934:247）

伴随着美国现代化进程成熟期的到来，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也进入成熟时期，一大批美国犹太作家群迅速形成，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美国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得主，美国犹太文学不但走向了美国文学的中心，而且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从而在世界文坛占据重要位置，美国犹太文学迎来了第二次高潮。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作家有：小说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E.L.多克托罗（E.L.Doctorow, 1931—2015）以及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 1928—）、J.D.塞林格（J.D.Salinger, 1919—2010）、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1923—1999）、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文学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犹太裔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 1926—1997）以及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 1913—2000）等。

李公昭指出，尽管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犹太裔作家都应划入犹太作家的范畴，但“狭义上讲只有像贝娄、辛格、马拉默德、罗斯等在作品中体现出对犹太传统关注的作家，才应该列入犹太作家的行列”。（李公昭，2000:215）车成凤在分析贝娄及其作品时曾指出，从广义来看，“贝娄是美国犹太人，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属于美国文学”；从狭义来看，“其创作应归属犹太文学，因为他之创作离不开犹太教影响。”（车成凤，2010:82）以此类推，从狭义上看，辛格、罗斯、马拉默德等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也应归为美国犹太文学。本书也遵循李公昭、车成凤等研究者的观点，从狭义的视角考量美国犹太作家。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中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四大奠基作家

一、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1915—2005）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拉辛镇，父母是俄裔犹太移民（父亲是犹太商人，母亲是家庭妇女）。1924年，随全家迁入美国芝加哥。1937年获西北大学人类学、社会学学士学位，后被授予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曾任教或受聘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波多黎各大学、菲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教育学院等多所高校，也曾在美国商船队短期服役。作为俄裔美国犹太作家，贝娄或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犹太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无疑占据着美国当代小说的中心地位。”（王守仁，2002:26）“索尔·贝娄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美国作家，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美国犹太作家。”（Aharoni& Weinstein,2006:26）他“和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一道，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同时代三四个作家中名气和成就足以引领美国文学从根本上得到国际承认的20世纪文坛巨匠的合法继承人之一。”（Rovit,1975:3—4）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认为，“贝娄在战后美国的文学地位只有本世纪初期的海明威或福克纳才能与之相比。”（Cronin & Goldman, 1989:1）海兰·彼得（Hyland Peter）毫不吝啬他对贝娄的称颂：“美国文学界有充足的理由选贝娄作为战后美国作家中的精英。这样，人们把贝娄作为一种文化图标，很多人买他的书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贝娄，一个用小说背负伟大的美国传统、展示当代美国多样性体验、描述美国志向的人。”（Peter,1992:2）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把贝娄称作“同辈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一位。”（Quayum,2004:1）《纽约时报书评》更是称他为“当代首席小说家。”（李公昭，2000:226）1976年，贝娄由于“作品中融合了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细致的分析”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本·西构这样评价贝娄：“显而易见的是，索尔·贝娄一直被认为是最擅长描写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怪诞的作家。现已六十多岁的索尔·贝娄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已向人们证明，他是美国最严肃认真、最富有活力、具有喜剧特点的观察者。”（Siegel &Bellow,1978:143）由此可见，贝娄在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

贝娄在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出版了4部中篇小说：《勿失良辰》（Seize the Day, 1956）、《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1989）、《偷窃》（A Theft, 1989）、《真情》（The Actual, 1997）；10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1944）、《受害者》（The Victim, 1947）、《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赫索格》（Herzog,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 1970）、《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 1975）、《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 1982）、《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 1987）、《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2000）；1部散文随笔集：《集腋成裘集》（It All Adds Up: 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1994）；2部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Mosby's Memoirs and Other Stories, 1968）、《口没遮拦的人》（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 1984）；1部剧本：《最后的分析》（The Last Analysis, 1965）；1部游记：《耶路撒冷去来》（To Jerusalem and Back:A Personal Account, 1976）以及其他散评杂论50余篇。

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出生于沙俄占领下的波兰莱昂辛小镇，父亲、祖父、外祖父皆为犹太拉比，母亲是传统的犹太家庭妇女。1923年辛格为哥哥伊斯雷尔·约书亚·辛格主编的报刊做校对工作。辛格在哥哥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2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在晚年》（“In Old Age”）。1935年，在哥哥的帮助下逃离波兰，移居美国。之后曾为《犹太前进日报》撰写书评、发表小说以及散文。1943年，入美国籍。作为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辛格不但在美国犹太文学领域而且在世界文坛享有极高的地位。陆建德称他为20世纪世界著名作家中“异类中的异类”（作者注：此处的异类指辛格的作品充满魅力）（陆建德，2006：前言）理查德·布尔津认为多种原因让辛格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在这些原因中，“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物、情节、宽容的描写，以及亨利·米勒所说的，旨在‘让文学回归生活’的描写，已普遍见于他所有的小说，从《格雷的撒旦》和他的第一部主要小说《莫斯卡特一家》，到最近的《老有所爱及其他故事》。”（Burgin,1980:61）辛格不但创作了多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而且在短篇小说方面也有重大建树，“被中国的读者誉为域外的蒲松龄，并认为他写的短篇小说与《聊斋志异》的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成为中国读者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仲子，1989:123）1935年，辛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雷的撒旦》（Satan in Goray）。《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 1953）经贝娄翻译成为英文后，“辛格的作品开始走向广大英语读者，逐步成为主流媒体和各种文学奖项的常客。”（虞建华，2015:1274）“辛格是一位很会写故事的作家。同时，也特别擅长塑造人物。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他成功塑造了成百上千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构建起一个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人物世界。”（乔国强，2008:129）至20世纪70年代，辛格已跻身美国主流作家行列。1978年，辛格因其作品“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辛格发表了大量作品。除《格雷的撒旦》以及《傻瓜吉姆佩尔》外，还有《莫斯卡特一家》（The Family Moscat,1950）、《卢布林的魔术师》（The Magician of Lublin, 1959）、《市场街的斯宾诺莎》（The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1961）、《奴隶》（The Slave, 1962）、《短暂的星期五及其他故事》（Short Friday and Other Stories, 1964）、《在父亲的法庭上》（In My Father's Court, 1966）、《庄园》（The Manor, 1967）、《产业》（The Estate, 1969）、《敌人，一个爱情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2], 1972）、《皇冠上的羽毛》（A Crown of Feathers, 1973）、《萧莎》（Shosha, 1978）、《原野之王》（The King of the Fields, 1988）、《短篇小说集》（The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1982）以及《悔罪者》（The Penitent, 1983）（又译《忏悔者》）等。

三、伯纳德·马拉默德

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犹太移民家庭，父母是俄裔美国犹太移民，父亲曾是小店店主，在布鲁克林经营一家杂货店，母亲则在店里帮助丈夫打理小店。他先后从纽约市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之后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本宁顿学院等多所高校任教，并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直到中年才正式步入文坛，曾获多个文学大奖。马拉默德是战后极其重要的美国犹太作家，被西德尼·里奇曼称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Richman,1966:19）,“犹太性最强的犹太裔作家。”（褚慧敏，刘凤，2011:79）“由于他的八部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都享有很高的赞誉，所以他被视为美国重要的小说作家，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在内的三人组合中的一员，这界定了20世纪犹太裔美国文学的最终成就。”（Skloot,2008:18—19）他不但发表多部长篇小说，还创作了多部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有“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以及“本世纪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等美誉。马拉默德在美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曾担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以及美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马拉默德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天生运动员》（The Natural, 1952）、《店员》（The Assistant [3], 1957）、《新生活》（A New Life, 1961）、《基辅怨》（The Fixer[4], 1966）、《费德曼的写照》（Pictures of Fidelman: An Exhibition, 1969）、《房客》（The Tenants, 1971）、《杜宾的生活》（Dubin's Lives, 1979）、《上帝的福佑》（God's Grace, 1982）。马拉默德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包括：《魔桶》（The Magic Barrel, 1958）、《白痴优先》（Idiots First, 1963）、《伦布兰特的帽子》（Rembrandt's Hat, 1974）、《伯纳德·马拉默德故事集》（The Stories of Bernard Malamud, 1983）、《那些人及未收集的故事集》（The People and Uncollected Stories, 1989）、《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 1997）。他的著名短篇小说主要有：《犹太鸟》（“The Jewish Bird”, 1963）、《天使莱温》（“Angel Levine”, 1958）、《哀悼者》（“The Mourners”, 1955）、《监狱》（“The Prison”, 1950）等。除已发表的作品外，一生勤勉的马拉默德还有大量未出版的材料。“在伯纳德·马拉默德1986年去世后的近十年里，他的家人和遗嘱执行人已经在国会图书馆获得了成千上万页的大部分未出版的材料，这对伯纳德·马拉默德的读者和仰慕者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这一巨大的遗产既是作为艺术家的伯纳德·马拉默德私生活的见证，也是他长期关注小说的艺术的证明。”（LaHood,1997:164）

四、菲利普·罗斯

菲利普·罗斯（1933—2018）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罗斯的父母是第二代移民。罗斯的父亲笃信正统的犹太教，曾在中东欧的加利西亚（今波兰与乌克兰交界处）生活，后来到美国纽瓦克市，做过诸如制鞋、推销员等工作。他的母亲则在家照顾丈夫与孩子。1954年、1955年罗斯分别获得巴克内尔大学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专门从事写作。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后代，罗斯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短篇小说集《再见了，哥伦布》的发表，为他带来多个文坛奖项，也标志他真正走向文坛。到20世纪90年代，罗斯作为美国当代极其重要的小说家地位已牢固确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坛生涯里，罗斯创作了大量作品，甚至年逾古稀的他仍笔耕不辍。2012年11月，79岁的罗斯宣布封笔，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文坛。他在接受法国《摇滚怪客周刊》杂志采访时说，“过去三年我一个字没写，我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他表示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每天都要面对的挫败，“我再也不能面对写了五页纸，然后把它们全部撕掉的日子……如果继续写，可能写出失败的作品，有谁喜欢平庸的东西呢？”（丁扬等，2013：国际先驱导报）可见，在作品质量上，罗斯对自己要求极高，近乎苛刻。作为新一代犹太小说家的杰出代表，菲利普·罗斯是美国文坛上第一个三次获得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作家。丽塔·D.雅各布认为“罗斯是一位艺术大师。”（Jacobs,1989:486）马丁·格林认为“罗斯将自己的智慧和感情转化为严肃小说特有的措辞，比贝娄更坚定，比梅勒更丰富，比其他任何人更耐心、更稳重、更有品位、更得体。”（Green,1978:156）2001年，《时代》周刊把罗斯评为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罗斯还是第三位在世时作品就被美国文库收录的作家。2005年《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开展过去25年来最优秀的美国小说评选活动，结果，罗斯的小说在得票最多的前20部小说当中占据6部。2011年，奥巴马总统将美国国家人民奖章授予罗斯，以褒奖他对美国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罗斯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当然，罗斯的作品有时也会引起争议，正如王守仁所指出的那样：“马拉默德曾提出‘人人都是犹太人’的观点，而罗斯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笔下的犹太人都是普通人，他的作品也常常因为大胆描写那些打破保守的犹太传统的人物而引起争议。”（王守仁，2002:260）近年来，罗斯几乎每年都是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很多美国人认为，世界欠罗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5月，一代泰斗罗斯仙逝，美联社发表“当代最伟大作家去世”这一消息，表达了对罗斯的哀思与敬意。

罗斯的一生发表了33部作品，其中小说有29多部。他的作品主要包括：《再见，哥伦布》（Goodbye,Columbus, 1959）、《放任》（Letting Go, 1962）、《她是好女人的时候》（When She Was Good, 1967）、《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5], 1969）、《我们这一帮》（Our Gang, 1971）、《乳房》（The Breast, 1972）、《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1973）、《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 1974）、《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6], 1977）、《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被释放的祖克曼》（Zuckerman Unbound, 1981）、《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1983）、《被束缚的祖克曼》（Zuckerman Bound, 1985）、《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1986）、《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1988）、《欺骗：一部小说》（Deception: A Novel, 1990）、《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 A True Story, 1991）、《夏洛克在行动》（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1993）、《萨巴斯剧院》（Sabbath's Theater,1995）、《美国牧歌（“美国三部曲”之一）》（American Pastoral, 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美国三部曲”之二）》（I Married a Communist, 1998）、《人性的污秽（“美国三部曲”之三）》（The Human Stain, 2000）、《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 2002）、《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2004）、《凡人》（Everyman, 2006）、《退场的鬼魂》（Exit Ghost[7], 2007）、《愤怒》（Indignation, 2008）、《羞辱》（The humbling, 2009）、《复仇者》（Nemesis, 2010）。文论散文集有：《读我自己与他人》（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1975）、《随谈录》（Shop Talk, 2001）。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是国内外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并且掀起了国内外研究的热潮。适时对其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回顾，有助于更深入、更清晰地了解学界对现代化进程中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特点、趋势，对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及启发作用。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但比较有深度的研究要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从研究脉络看，50年代的研究往往聚焦反映大萧条时代的作品，且多围绕作品简介与简评展开，涉及作家较少，研究还不够深入，但西奥多·弗雷德曼（Theodore Friedman）对辛格作品中宗教的研究、艾伦·罗斯（Alan Ross）对纳撒尼尔·韦斯特作品中异化的研究、马歇尔·史克拉（Marshall Sklare）围绕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开展的研究，以及斯坦利·库尼茨（Stanley Kunitz）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二十世纪的作家》（Twentieth Century Author,1956）中对部分美国犹太作家的研究值得关注。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总体上以重点作家为主，但研究视野已有所开拓，丹尼尔·亚伦（Daniel Aaron）对左翼犹太作家的意识形态开展研究，欧文·马林（Irving Malin）等对不同作家的犹太伦理观进行研究，他还从心理分析视角出发，重点研究了贝娄的作品。约翰·雅各布·克雷顿（John Jacob Clayton）分析了贝娄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妮娜·A.斯蒂尔斯（NinaA.Steers）对贝娄进行了采访并进行了深度研究。哈布·哈桑（Ihab Hassan）分析了贝娄作品中主人公的精神导师。本·西构（Ben Siegel）出版《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1969）一书，对辛格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西德尼·里奇曼（Sidney Richman）的著作《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67）重点分析了马拉默德作品中的犹太性。丽塔·娜塔莉·科索夫斯基（Rita Nathalie Kosofsky）梳理了马拉默德研究的注释清单。格伦·米特（Glenn Meeter）和罗德里克·耶勒玛（Roderick Jellema）深入分析了马拉默德及罗斯的作品，并出版著作《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斯：评论文章》（Bernard Malamud and Philip Roth: A Critical Essay,1968）。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以及哈钦·海普伍德（Hutching Hapgood）围绕犹太教等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欧文·豪对犹太作品的推崇在当时的评论界起了导向性作用，也是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推力。

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更侧重用新视角研究作品。亚伯拉罕·查普曼（Abraham Chapman）对美国犹太文学进行了多维度透视，并出版了著作《美国犹太文学：小说、诗歌、自传以及批评集》（Jewish-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Fiction, Poetry, Autobiography and Criticism, 1974）。艾伦·葛特曼（Allen Guttmann）聚焦美国犹太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危机以及同化危机。一大批研究者对贝娄及其作品进行研究。欧文·豪（Irving Howe）、凯斯·奥普戴尔（Keith Opdahl）以及布丽奇特·希尔—夏茨勒（Brigitte Scheer—Schäzler）从不同视角讨论了贝娄多部小说。约翰·厄尔·罗维特（John Earl Rovit）全面分析了贝娄作品的创作主题。D.P.M.索尔特（D.P.M.Salter）分析了贝娄作品中的乐观主义。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本杰明·德莫特（Benjamin DeMott）分别讨论了贝娄作品中的大屠杀描写、政治观、宗教观。恰兰坦·库尔舒埃斯塔（Chirantan Kulshresta）的《索尔·贝娄：肯定性问题》（Saul Bellow: 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萨拉·布拉契·科恩（Sarah Blacher Cohen）的《索尔·贝娄的神秘笑声》（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 1974）也是贝娄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对单部作品进行讨论的，比如简·霍华德（Jane Howard）以及威廉·J.谢赫（William J.Scheick）都深入分析了贝娄的作品《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基列·莫拉格（Gilead Morahg）以及哈罗德·M.莫舍（Harold M.Mosher）分别撰文讨论了贝娄的作品《勿失良辰》以及《赫索格》。汉娜·沃斯—纳希尔（Hana Wirth—Nesher）讨论了贝娄多部作品，尤其是《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大屠杀书写。罗伯特·波伊尔（Robert Boyers）、库西瑞萨·席兰顿（Kulshrestha Chiranton）、玛莎·达菲（Martha Duffy）、马修·C.劳德奈（Mathew C.Roudane）对贝娄进行了访谈并开展了一定的研究。斯坦利·特拉亨伯格（Stanley Trachtenberg）主编了贝娄的评论文集。桑福德·平斯克（Sanford Pinsker）回顾了贝娄在大学执教情况。罗伯特·基根（Robert Kegan）对贝娄、马拉默德等多位美国犹太作家进行了深度评述。针对马拉默德的研究也占据不少比例。莱斯利·菲尔德和乔伊斯·W.菲尔德（Leslie A.Field and Joyce W.Filed）主编了《伯纳德·马拉默德与批评家》（Bernard Malamud and the Critics, 1970）。有针对1—2部作品进行研究的著作，如罗伯特·杜沙姆（Robert Ducharme）出版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中的艺术和思想：以〈基辅怨〉为例》（Art and Idea in the Novels of Bernard Malamud: Toward the Fixer, 1974）、杰弗里·海特曼（Jeffrey Helterman）的《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店员〉：批判性评论》（Bernard Malamud's The Assistant: A Critical Commentary, 1974）、露丝·霍尔科姆·马吉尔（Ruth Holcomb Magill）的《爱：马拉默德短篇小说〈魔桶〉与〈白痴优先〉中爱的主题》（Love: Malamud's Theme of Love in His Short Stories The Magic Barrel and Idiots First,1974），以及M·托马斯·英奇（M.Thomas Inge）出版的《文学中的族裔经验与美学：马拉默德的〈店员〉和罗斯的〈称它睡眠〉》（The Ethn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s in Literature: Malamud's The Assistant and Roth's Call It Sleep, 1974）等。莫里斯·约翰内斯堡·谢尔（MorrisJohannesburgSher）梳理了针对马拉默德作品研究的参考书目。理查·德伯金（Richard Burgin）分析了辛格作品的犹太性。保罗·克雷什（Paul Kresh）深入研究辛格的作品，并出版专著《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西86号街的魔术师》（Issac Bashevis Singer: The Magician of West 86th Street, 1979）。约翰·N.麦克丹尼尔（John N.McDaniel）围绕罗斯作品中后异化表征展开研究，并出版专著《菲利普·罗斯的小说》（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1974）。伯纳德·F.罗杰斯（Bernard F.Rodgers）则出版了著作《菲利普·罗斯：参考书目》（Philip Roth: ABibliography, 1974）。理查德·波伊莱尔（Richard Poirier）分析了诺曼·梅勒作品中的幽默。内森·A.司各特（Nathan A.Scott）讨论了诺曼·梅勒以及贝娄中的道德元素。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zin）在《缤纷斑斓的生活之书：美国小说家及说故事的人—从海明威到梅勒》（Bright Book of Life: American Novelists and Storytellers from Hemingway to Mailer,1973）中论述了包括诺曼·梅勒在内的多位美国犹太作家。朱尔斯·萨麦斯基（Jules Chametzky）对亚伯拉罕·卡恩小说的研究也值得关注。

到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提升，更多的美国犹太作家进入研究视野。艾伦·L.伯格（Alan L.Berger）、希锡德拉·德科文·埃兹拉（Sidra Dekoven Ezrahi）、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等围绕大屠杀开展了研究，分别出版了著作《危机与契约：美国犹太小说中的大屠杀》（Crisis and Covenant: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Jewish Fiction, 1985）、《只用语言表达：文学中的大屠杀》（By Words Alone: The Holocaust in Literature, 1980），以及《披巾中的罗莎》（“Rosa” in The Shawl, 1989）等。萨拉·布拉契·科恩（Sarah Blacher Cohen）和山姆·B.格格斯（Sam B.Girgus）分别聚焦犹太幽默、犹太教。有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展开研究的，就贝娄及其作品而言，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82）、朱迪·纽曼（Judie Newman）的《索尔·贝娄和历史》（Saul Bellow and History, 1984）、利拉·H.戈德曼（Liela H.Goldman）的《索尔·贝娄：犹太经历的批判性研究》（Saul Bellow: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1983）、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的《论贝娄的行星：来自黑暗一方的阅读》（On Bellow's Planet: Reading from the Dark Side, 1985）、珍妮·布雷厄姆（Jeanne Braham）的《有点像哥伦布：索尔·贝娄小说的美国之旅》（A Sort of Columbus: The American Voyage of Saul Bellow's Fiction, 1984）、罗伯特·R.杜顿（Robert R.Dutton Dutton）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82）、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和L.H.古德曼（L.H.Goldman）主编的《20世纪80年代的索尔·贝娄：评论文集》（Saul Bellow in the 1980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89）、丹尼尔·福克斯（Daniel Fuchs）的《索尔·贝娄：愿景与修订》（Saul Bellow: Vision and Revision,1984）、埃德蒙德·希瑞盆（Edmond Schraepen）和皮埃尔·米歇尔（Pierre Michel）的《雨王汉德森的注释》（Notes to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81）、格哈德·巴赫（Gerhard Bach）主编的《对索尔·贝娄的批判性回应》（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1989）、约瑟夫·F.马卡登（Joseph F.MaCadden）的《索尔·贝娄小说中来自女性王国的航班》（The Flight from Women in the Fiction of Saul Bellow,1980）等。就马拉默德的研究而言，主要研究成果有：罗伯特·梭罗塔罗夫（Robert Solotaroff）的《伯纳德·马拉默德：短篇小说研究》（Bernard Malamud: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1989）、杰弗里·海特曼（Jeffrey Helterman）的《解读伯纳德·马拉默德》（Understanding Bernard Malamud,1985）、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现代批评观点：伯纳德·马拉默德》（Modern Critical Views: Bernard Malamud, 1986）、谢尔登·何西瑙（Sheldon J.Hershinow）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1980）、乔尔·扎尔茨贝格（Joel Salzberg）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参考指南》（Bernard Malamud: A Reference Guide, 1985）、海伦·本尼迪克特（Helen Benedict）的《伯纳德·马拉默德：道德和惊讶》（Bernard Malamud:Morals and Surprises, 1983）、萨巴格亚·库马拉·米斯拉（Saubhagya Kumara Misra）的《伯纳德·马拉默德：英雄主义的思想》（Bernard Malamud:The Idea of Heroism,1984），以及玛丽·图基（Mary Tookey）的《基督徒、异教徒和族长：马拉默德的符号系统》（Christians, Pagans, and Patriarchs:Malamud's System of Symbols, 1985）等。还有研究者对菲利普·罗斯展开研究并出版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比如亚瑟·Z.米尔鲍尔（Asher Z.Milbauer）和唐纳德·G.沃特森（Donald G.Watson）的《解读菲利普·罗斯》（Reading Philip Roth, 1988），以及朱迪斯·帕特森·琼斯（Judith Paterson Jones）和格韦纳维亚·A.南丝（Guinevera A.Nance）的《解读菲利普·罗斯》（Reading Philip Roth, 1985）等。爱德华·亚历山大对辛格开展了研究，并出版著作《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意第绪语，第三世界科学院582》（Isaac Bashevis Singer:Yiddish, Twas 582,1980）。此外，丹尼尔·沃尔登（Daniel Walden）对20世纪美国犹太作家的研究，詹姆斯·内格尔（James Nagel）对约瑟夫·海勒的研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博士论文，比如安尼塔·卡根（Anita Cagan）的《儿子们和厌恶女人的人：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研究》（Sons and Misogynists: A Study of The Protagonists in Saul Bellow's Novels,1983），以及利拉·H.戈德曼（Liela H.Goldman）的《肯定与含糊其辞：索尔·贝娄小说中的犹太教》（Affirmation and Equivocation: Judaism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1980）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研究队伍，国外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视角得到进一步拓宽，研究的深度得到进一步提升。有针对索尔·贝娄开展研究的，比如彼得·海兰（Peter Hyland）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92）、艾伦·皮弗（Ellen Pifer）的《格格不入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 1990）、利拉·H.戈德曼（Liela H.Goldman）和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的《索尔·贝娄：马赛克》（Saul Bellow: A Mosaic, 1992）、迈克尔·P.克莱默（Michael P.Kramer）主编的《勿失良辰新论》（New Essays on Seize the Day, 1998）、麦克尔·K.格兰德（Michael K.Glenday）的《索尔·贝娄和人文主义的衰落》（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 1990）、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和格哈特·巴克（Gerhard Bach）的《小行星：作为短篇小说家的索尔·贝娄》）（Small Planets: Saul Bellow as Short Fiction Writer, 1999）、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和本·西构（Ben Siegel）等主编的《与索尔·贝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Saul Bellow, 1994），以及尤金·霍拉汉（Eugene Hollahan）的《索尔·贝娄和在中心的战斗》（Saul Bellow and the Struggle at the Center, 1992）等。有的研究成果聚焦马拉默德，比如劳伦斯·拉舍（Lawrence Lasher）的《与马拉默德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Bernard Malamud,1991）、爱德华·A.艾布拉姆（Edward A.Abramson）的《重访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Revisited, 1993）以及丽塔·娜塔莉·科索夫斯基（Rita Nathalie Kosofsky）的《伯纳德·马拉默德：描述性书目》（Bernard Malamud: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1991）等。有讨论菲利普·罗斯的，比如阿隆·阿普菲德（AronAppelfeld）和杰弗里·M.格林（Jeffrey M.Green）的《超越绝望：菲利普·罗斯三讲和访谈》（Three Lectures and a Conversation With Philip Roth, 1993）、艾伦·库伯（Alan Cooper）的《菲利普·罗斯和犹太人》（Philip Roth and the Jews, 1996），以及乔治·J.西尔斯（George J.Searles）的《菲利普·罗斯访谈》（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1992）。还有讨论辛格的，比如莱拉·珀尔（Lila Perl）与唐娜·鲁夫（Donna Ruff）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95）、格雷斯·法雷尔（Grace Farrell）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评论文章》（Critical Essay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96）、I.比莱特斯基（I.Biletzky）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作品中的上帝、犹太人、撒旦》（God, Jew, Satan: In the Work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95），以及爱德华·亚历山大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短篇小说研究》（Isaac Bashevis Singer: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1990）等。莎拉·R.霍洛维茨（Sara R.Horowitz）的《为死寂世界而呐喊：大屠杀小说中的缄默与记忆》（Voicing the Void: Muteness and Memory in Holocaust Fiction,1997），以及斯蒂芬·怀特菲尔德（Stephen Whitefield）的《寻找美国犹太文化》（In Search of American Jewish Culture,1999）分别从历史、文化视角讨论美国犹太文学，值得关注。斯蒂芬·韦德（Stephen Wade）的《1945年以来的美国犹太文学》（Jewish-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1945, 1999）对战后美国犹太文学进行了全面梳理。

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研究者撰写了相关博士论文，比如彼得·卡尔·苏瑞思（Peter Carl Surace）的《20世纪50年代塞林格，贝娄以及巴斯小说中的巡回旅行》（Round trips in the Fiction of Salinger, Bellow and Barth During the Nineteen Fifties, 1996）、帕特里夏·巴伯·维罗恩（Patricia Barber Verrone）的《美国学院派小说中的教授形象》（The Image of the Professor in American Academic Fiction, 1980—1997, 1999），以及索菲亚·巴迪昂·莱曼（Sophia Badian Lehmann）的《追寻过去：历史和当代美国犹太文学》（In Pursuit of A Past: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1997）（涉及大屠杀历史对犹太民族影响的讨论）等。

进入21世纪后，国外美国犹太文学研究呈井喷状态，更多的研究者，从更多的视角展开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都大幅提高。当然针对贝娄、辛格、罗斯以及马拉默德的研究仍然占据绝对比例。

就贝娄研究而言，有围绕其生平及其人际交往展开研究的，比如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的《贝娄：自传》（Bellow: A Biography, 2000）、诺曼·马尼亚（Norman Manea）和索尔·贝娄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2013）、本杰明·泰勒（Benjamin Taylor）的《索尔·贝娄：信件》（Saul Bellow: Letters, 2012）、菲利普·M.帕克（Philip M.Parker）的《索尔·贝娄：韦伯斯特的时间年表》（Saul Bellow: Webster's Timeline History, 1904 – 2007, 2009）、M·A.卡庸（M.A.Quayum）和苏赫比尔·辛格（Sukhbir Singh）的《索尔·贝娄：其人其作》（Saul Bellow: The Man and His Work, 2000）、安·温斯坦（Ann Weinstein）的《我和我的精神导师：索尔·贝娄：我的文学恋情回忆录》（Me and My Mentor: Saul Bellow: A Memoir of My Literary Love Affair, 2007）、格雷格·贝娄（Greg Bellow）的《索尔·贝娄的心：儿子的回忆录》（Saul Bellow's Heart: A Son's Memoir, 2014）；有围绕政治、文化、超验主义、艺术、人文主义、女性视角等开展研究的，比如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和李·特雷帕尼尔（Lee Trepanier）的《索尔·贝娄政治指南》（A Political Companion to Saul Bellow, 2014）、普拉迪亚夏利·巴格万·萨瓦伊(Pradnyashailee Bhagwan Sawai）的《索尔·贝娄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文化定位：〈受害者〉和〈肖莎〉的比较》（Location of Culture in Saul Bellow and I.B.Singer: A Comparative Statement on the Victim and Shosha, 2015）、M·A.卡庸（M.A.Quayum）的《索尔·贝娄和美国的超验主义》（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2004）、大卫·米克斯（David Mikics）《贝娄笔下的人：索尔·贝娄如何把生活融入艺术》（Bellow's People: How Saul Bellow Made Life into Art, 2016）、贝丽尔·达令·维奥利特（Beryl Darling Violet）的《索尔·贝娄小说选集中的概念：人的尊严》（The Concept of Man in the Selected Novels of Saul Bellow: Dignity of Man, 2016），以及拉姆·普拉科萨·普拉丹（Ram Praksah Pradhan）的《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女性》（The Woman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2006）等；有把贝娄与其他作家进行对比、归纳研究的，比如J·巴克（J.Bakker）的《作为生存策略的小说：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索尔·贝娄主要作品对比研究》（Fiction as Survival Strateg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or Works of Ernest Hemingway and Saul Bellow, 2009）、哈米科·瓦西那伍（Harmik Vaishnav）的《索尔·贝娄和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小说中的异化和折磨》（Alienation and Affliction in the Fictions of Saul Bellow and Jerome David Salinger, 2011），以及斯蒂芬妮·S.郝道森（Stephanie S.Halldorson）的《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英雄：索尔·贝娄和唐·德里罗的作品》（The Hero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The Works of Saul Bellow and Don Delillo,2007）等；有围绕人物分析、修辞、阐释学、现代主义视角等进行探讨的，比如贾马尔·阿萨迪（Jamal Assadi）的《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索尔·贝娄小说选中的表演、修辞与阐释》（Acting, Rhetoric, and Interpretation in Selected Novels by F.Scott Fitzgerald and Saul Bellow, 2006）、G.尼拉康坦（G.Neelakantan）的《索尔·贝娄和现代荒原》（Saul Bellow and the Modern Wasteland, 2001），以及阿米尔·巴拉米（Amir Bairamy）的《索尔·贝娄选集列维纳斯式的解读：索尔·贝娄笔下人物新论》（A Levinasian Reading of Saul Bellow's Selected Works: A new look to Saul Bellow's Characters, 2014）等；有从宏观视角，聚焦指南这一关键词开展研究的，比如维多利亚·阿伦斯（Victoria Aarons）的《剑桥索尔·贝娄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l Bellow, 2016），马克·康奈利（Mark Connelly）的《索尔·贝娄：文学指南》（Saul Bellow: A Literary Companion, 2016），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Cengage Learning Gale）还于2017年推出索尔·贝娄作品系列学习指南，主要有：《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Saul Bellow's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SaulBellow's Herzog）、《索尔·贝娄的〈勿失良辰〉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Saul Bellow's Seize the Day）、《索尔·贝娄的〈离别黄屋〉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Saul Bellow's“Leaving the Yellow House”）、《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Saul Bellow's Humboldt's Gift）、《索尔·贝娄的〈银碟〉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Saul Bellow's“A Silver Dish”）等。

就马拉默德研究而言，有开展生平研究的，比如玛丽·查德—哈钦森（Marie Chard–Hutchinson）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2000）、马拉默德的女儿简娜·马拉默德·史密斯（Janna Malamud Smith）的《我父亲是一部书：伯纳德·马拉默德回忆录》（My Father is a Book: A Memoir of Bernard Malamud, 2013）、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伯纳德·马拉默德：作家的一生》（Bernard Malamud: A Writer's Life, 2007）、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2000），以及巴里·罗伯茨·格里尔（Barry Roberts Greer）的《马拉默德与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腐败》（Malamud and Corruption a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2012）等；有从美学及叙事视角进行研究的，比如马考斯·亚伯拉罕（Markose Abraham）的《美国移民美学：作为移民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巴拉蒂·慕克吉》（American Immigration Aesthetics: Bernard Malamud and Bharati Mukherjee as Immigrants, 2011），以及伊夫林·格罗斯·艾弗里（Evelyn Gross Avery）的《伯纳德·马拉默德的魔术世界》（The Magic Worlds of Bernard Malamud, 2001）等；有针对具体作品开展研究的，比如金嘉·克拉吉斯茹伟慈（Kinga Krajcsirovits）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基辅怨〉和〈魔桶〉中的异化和侵犯：伯纳德·马拉默德在〈基辅怨〉和〈魔桶〉中真的强调异化和侵犯吗？》（Alienation and Aggression in Bernard Malamud''s The Fixer and The Assistant: Does Bernard Malamud lay Stress on Alienation and Aggression in The Fixer and The Assistant?, 2008）；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于2017年推出的伯纳德·马拉默德作品系列学习指南值得关注，主要有：《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天生运动员〉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Bernard Malamud's The Natural,）、《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基辅怨〉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Bernard Malamud's The Fixer）、《伯纳德·马拉默德的〈魔桶〉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Bernard Malamud's Magic Barrel）、《伯纳德·马拉默德的〈白痴优先〉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Bernard Malamud's Idiots First）等。

就罗斯研究而言，有从生平经历开展研讨的，比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2003）、托马斯·大卫（Thomas David）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2005）、大卫·布罗纳（David Brauner）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2007）、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的《再见，菲利普·罗斯》（Goodbye, Philip Roth, 2011）、赫尔迈厄尼·李（Hermione Lee）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2011）、艾梅·L.波佐斯基（Aimee L.Pozorski）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2013），以及艾梅·L.波佐斯基（Aimee L.Pozorski）和德里克·帕克·洛雅尔（Derek Parker Royal）的《罗斯和名人》（Roth and Celebrity, 2012）等；有围绕具体作品进行谈论的，比如黛布拉·沙士塔克（Debra Shosta）的《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点〉,〈反美阴谋〉》（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 The Human Stai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2011）、丹·希夫曼（Dan Shiffman）和艾梅·L.波佐斯基（Aimee L.Pozorski）的《菲利普·罗斯研究：关于菲利普·罗斯〈退场的鬼魂〉、〈反生活〉和〈夏洛特在行动〉中加路特的羞辱、罗斯笔下当代悲剧中的公众舆论，以及〈人性的污点〉的圆桌会议讨论》（Philip Roth Studies :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Philip Roth's Exit Ghost;Humiliation of Galut in Roth's Counterlife & Operation Shylock; Public Opinion in Roth's Contemporary Tragedy, the Human Stain, 2009）、苏菲·弗兰克尔（Sophie Frankl）的《解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点〉》（Understanding Philip Roth's The Human Stain, 2014），以及简·斯塔特兰德（Jane Statlander）的《菲利普·罗斯的后现代美国式浪漫：选集的评论文章》（Philip Roth's Postmodern American Romance: Critical Essays on Selected Works, 2010）等；有的研究涉及包括罗斯在内多位作家的探讨，比如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卡特里娜·凯尼森（Katrina Kenison）的《本世纪最好的美国短篇小说》（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of the Century, 2000）（涉及对罗斯，辛西娅·奥齐克的讨论）、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从作品透视伟大的美国作家：第一卷》（Great American Authors Read from Their Works,Volume 1, 2014）（涉及对罗斯的讨论）等；有讨论创作阶段及其特征的，比如大卫·古巴拉（David Gooblar）的《菲利普·罗斯的主要创作阶段》（The Major Phases of Philip Roth, 2011），以及大卫·古巴拉（David Gooblar）和艾梅·L.波佐斯基（Aimee L.Pozorski）的《80岁之后的罗斯：菲利普·罗斯和美国文学的想象》（Roth After Eighty: Philip Roth a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2016）等；有探讨历史、心理、艺术、焦虑、文学意蕴、权力、自由主义、受难形象的，比如艾梅·L.波佐斯基（Aimee L.Pozorski）的《罗斯和创伤：后期作品中的历史问题（1995—2010）》（Roth and Trauma: The Problem of History in the Later Works [1995-2010], 2013）、简·斯塔特兰德（Jane Statlander）的《菲利普·罗斯—继续存在：心理学主题新论》（Philip Roth - The Continuing Presence: New Essays on Psychological Themes, 2014）、罗斯·波斯纳克（Ross Posnock）的《菲利普·罗斯直言不讳的真话：未成熟的艺术》（Philip Roth's Rude Truth: The Art of Immaturity, 2008）、布雷特·阿什利·卡普兰（Brett Ashley Kaplan）的《犹太人的焦虑和菲利普·罗斯的小说》（Jewish Anxiety and the Novels of Philip Roth, 2015）、韦莉卡·D.伊万诺瓦（Velichka D.Ivanova）的《菲利普·罗斯与世界文学：大西洋彼岸的视角与令人不悦的段落》（Philip Roth and World Literature: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and Uneasy Passages, 2013）、帕特里克·海耶斯（Patrick Hayes）的《菲利普·罗斯：小说与权力》（Philip Roth: Fiction and Power, 2014）、安迪·康诺利（Andy Connolly）的《菲利普·罗斯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Philip Roth and the American Liberal Tradition, 2017），以及尼娜·西蒙·萨默（Nina Simone Sommer）的《菲利普·罗斯作品中遭受苦难的犹太人形象：基于对选集的调查》（The Figure of the Suffering Jew in Philip Roth's work: A Survey of Selected Works, 2013）等；有从整体视角开展研究的，比如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的《让自己满意：从贝奥武甫到菲利·普罗斯》（Pleasing Myself: From Beowulf to Philip Roth, 2013）、克劳迪娅·罗斯·皮尔庞特（Claudia Roth Pierpont）的《解除束缚的罗斯》（Roth Unbound, 2015）、黛布拉·沙士塔克（Debra Shosta）的《菲利普·罗斯：反文本，反生活》（Philip Roth-Countertexts, Counterlives, 2004）、德里克·帕克·洛雅尔（Derek Parker Royal）的《菲利普·罗斯：一位美国作家新论》（Philip Roth: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 2005）、斯蒂文·米洛维茨（Steven Milowitz）的《受人尊敬的菲利普·罗斯：美国作家聚焦的宇宙》（Philip Roth Considered: The 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 of the American Writer, 2016）、保罗·麦克唐纳（Paul McDonald）和萨曼莎·罗登（Samantha Roden）的《通过凯普什的镜头看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through the Lens of Kepesh, 2016），以及莎乐美·奥索里奥（Salomé Osório）的《解读罗斯：菲利普·罗斯的一名读者》（Reading Roth, A Philip Roth Reader, 2010）等；有从指南这一关键词入手开展研究的，比如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于2017年推出的菲利普·罗斯作品系列学习指南，主要包括：《菲利普·罗斯的〈再见了，哥伦布〉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Philip Roth's Goodbye, Columbus）、《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Philip Roth's American Pastoral）、《菲利普·罗斯的〈犹太人的改宗〉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Philip Roth's “Conversion of the Jews”）、克劳迪娅·弗兰齐斯卡·布鲁海维拉（Claudia Franziska Brühwiler）和李·特雷帕尼尔（Lee Trepanier）的《菲利普·罗斯的政治指南》（A Political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2017）、保罗·麦克唐纳（Paul McDonald）的《菲利普·罗斯的学生指南》（Student Guide to Philip Roth, 2003）、艾拉·布鲁斯·纳德尔（Ira Bruce Nadel）的《菲利普·罗斯的批评指南：其生活和工作的文学指南》（Critical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2011），以及蒂莫西·帕里什（Timothy Parrish）的《剑桥菲利普·罗斯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2007）等。

就辛格研究而言，有围绕生平、成长经历开展讨论的，比如佛罗伦萨·诺伊维尔（Florence Noiville）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生》（Isaac B.Singer: A Life, 2008）、伊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纪念册》（Isaac Bashevis Singer: An Album, 2004）、珍妮特·哈达（Janet Hadda）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生》（Isaac B.Singer: A Life, 2003），以及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和下东区》（Isaac Bashevis Singer and the Lower East Side, 2004）等；有从整体视角讨论辛格作品的，比如赛斯·L.沃里茨（Seth L.Wolitz）的《隐藏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The Hidden Isaac Bashevis Singer, 2011）；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于2017年推出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作品系列学习指南值得关注，主要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Isaac Bashevis Singer's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山羊兹拉特〉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Isaac Bashevis Singer's Zlateh the Goat）、《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来自美国的儿子〉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for Isaac Bashevis Singer's “The Son From America”），以及《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学习指南》（A Study Guide to Isaac Bashevis Singer's Gimpel the Fool）等。

有对美国犹太文学开展整体研究的，比如迈克尔·P.克拉默（Michael P.Kramer）与汉娜·沃思—内舍尔（Hana Wirth—Nesher）的《剑桥美国犹太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朱尔斯·恰米特斯基（Jules Chametzky）等主编的《美国犹太文学：诺顿文集》（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A Norton Anthology,2001）、丹·希夫曼（Dan Shiffman）的《驶向大学：美国犹太文学中的教育追求》（College Bound: The Pursuit of Education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2017）、汉娜·沃思—内舍尔（Hana Wirth—Nesher）的《称之英语：美国犹太文学的语言》（Call It English: The Languages of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2016）、汉娜·沃思—内舍尔（Hana Wirth—Nesher）的《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历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2015）、黛博·拉沃茹本斯坦（Deborah Wallrabenstein）的《新一代的声音：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Sounds of a New Generation: On Contemporary Jewish-American Literature, 2017）、艾伦·L.伯格（Alan L.Berger）和格洛丽娅·L.克罗宁（Gloria L.Cronin）主编的《美国犹太人和大屠杀文学》（Jewish American and Holocaust Literature, 2004），以及唐纳德·韦伯（Donald Weber）的《在新世界中出没：从卡恩到戈德堡一家的美国犹太文化》（Haunted in the New World: Jewish American Culture from Cahan to the Goldbergs,2005）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大批相关博士论文，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比如荷昂云·罗（Heongyun Rho）的《索尔·贝娄后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异化》（Alien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Saul Bellow's Later Novels, 2000）、埃兹拉·卡佩尔（Ezra Cappell）的《美国犹太小说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Jewish American Fiction, 2002）以及杰森·保罗·斯蒂德（Jason Paul Steed）的《爱开玩笑的犹太人：美国犹太小说中的幽默与身份论文集》（Joke-making Jews/Jokes Making Jews: Essays on Humor and Identity in American Jewish fi ction, 2004）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8]

国内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依据CNKI期刊检索，当时发表的论文不到20篇，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归属于萌芽阶段。董衡巽呼吁当时国内学界关注包括美国犹太作家在内的美国作家，他说：“西方当代许多大作家，例如法国的萨特、英国的格林、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德国的标尔、美国的贝娄和梅勒，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有的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的头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引起我们重视呢？”（董衡巽，1979:19）杨怡认为当时的美国犹太文学已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他在《读书》上这样高度概括了这一态势：“美国的犹太文学，自十九世纪形成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汇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等人是这一流派中的佼佼者。索尔·贝娄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分别获得1976年和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更为这一流派造成显赫的声势。犹太作家笔下出现的人物，不是愤世嫉俗、落落寡合、到处碰壁的可怜虫，就是一些不断探索不断寻求的犹太知识分子。”（杨怡，1979:56）

当时有一部分研究者对美国犹太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简要介绍。陆凡的《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文史哲》1979年第1期）介绍了索尔·贝娄及其主要作品。陈焜、汤永宽同时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论文，分别介绍了索尔·贝娄及其作品《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施咸荣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冯亦代的《卡静论辛格》（《读书》1979年第1期）、梅绍武的《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读书》1979年第1期）、冀平的《美国作家伊·巴·辛格获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对辛格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董乐山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介绍了辛格的三篇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皮包》《奥勒和特露法—两片树叶的故事》。杨仁敬先生当时翻译了部分美国犹太文学作品。

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对美国犹太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论。黄育馥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艾萨克·辛格谈文学》，阐述了辛格的文学创作观。欧阳基则在《文史哲》1979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讨论了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小说《店员》。王齐迠从存在主义视角分析了美国当代小说，认为存在主义进入美国大致经历两个阶段，即受欧洲存在主义影响的第一阶段，以及受美国存在主义影响的第二阶段。前一阶段的小说突出对物质世界的逃避，第二阶段的小说强调人对自我本质的肯定与追求。据此，他把贝娄的小说《受害者》《只争朝夕》[9]《晃来晃去的人》[10]《奥吉·马奇历险记）归为第一阶段的小说，“《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标志着他从第一阶段欧洲式存在主义向第二阶段美国式存在主义的根本转折。”（王齐迠，1979:13）之后的《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星球》，以及《洪堡的礼物）》都归属于第二阶段的小说。董鼎山在《读书》1979年第9期上发表的《美国文学界的一场大笔战》聚焦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如何通过《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一书，而掀起针对美国当代小说家（包括索尔·贝娄、约翰·加德纳、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文学论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陆凡的《美国犹太文学》一文回顾了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历程，分析了美国犹太文学形成原因：“宗教的、文化的以及生活方式的传统或是这种传统残留的痕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美国犹太文学这样一个流派。”（陆凡，1979:53）论文介绍了第一代犹太作家玛丽·安婷以及亚伯拉罕·卡恩等及其作品，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迈耶·莱文及其作品，以及当时最为著名的几个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及其作品。论文还概述了部分美国犹太诗人、剧作家及其作品。陆凡的这篇文章涉及同化、父与子、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等多个视角的讨论，具有较高的深度。

此外，《读书》1979年第7期上的短讯《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11]》提及的参会论文中，研究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篇数达到4篇。王佐良在《读书》1979年第9期上发表的《〈美国短篇小说选〉编者序》一文，对马拉默德以及辛格给予了高度赞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论文逐渐增多，研究视角也逐渐丰富起来，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当然，像70年代一样，这一阶段也有研究者针对作家作品进行的介绍。仲子[12]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辛格的新作长篇小说《原野之王》以及短篇小说集《弥杜撒拉之死》进行了介绍。作者还援引辛格所言来阐释作者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原因：“在短篇创作中，你能讲究质量。在长篇小说中，你只能提供要点；在短篇小说中，你能够淆心雕琢。”（仲子1989:123）海[13]发表于《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上的一篇论文专门介绍了辛格的《原野之王》。邢惕夫的《艾萨克·巴施维茨·辛格小传》（《文化译丛》1981年第3期）介绍了辛格生平及他的《莫斯卡特一家》《傻瓜耿伯及其他》[14]《卢布林的魔术师》《奴隶》等作品。小风，刑历曾在《世界文学》发表短讯，介绍了1982年1月25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一篇关于贝娄新作《校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的书评，该书评认为，“《校长的十二月》[15]为贝娄在文化知识虚无主义方面的战斗开辟了第二战场。”（小风[16]，刑历1982:304）叶子在《读书》（1987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介绍了贝娄的新作《再遭情变》（More Die of Heartbreak[17]）。陆凡在《文史哲》1984年第6期撰文对贝娄的新作《失言者》进行了介绍。朱泰则在《读书》（1984年第11期）上发文介绍了贝娄的《倒霉的人及其他》。彼得·普雷斯科特和姚富清联合署名，从体裁这一视角入手，在《文化译丛》（1987年第2期）上刊登文章介绍了马拉默德。之岱[18]在《读书》（1984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简要概述了马拉默德的《自选集》。仲子在《读书》（1987年第9期）上简要介绍了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对立的生活》（The Counter Life[19]）。夏政在《山东外语教学》1988年第2期上发文介绍了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扎克。

除了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外，还有不少评论性文章。有讨论文学创作观的。王宁在《外国文学》1985年第7期上发表《浅论索尔·贝娄的小说创作》，文章认为贝娄的小说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文明的发达却造成精神文明缺失这一基本问题，还指出了西方社会中家庭关系面临崩溃、人与人之间高度异化等问题，体现了贝娄的创作特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毛信德聚焦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汉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作品，结合贝娄的成长历程，分析贝娄如何在作品中实现人道主义与文化的结合，如何深入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美国当代文坛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作者在结论中指出：“我们在看到贝娄创作中所受到的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影响的同时，不能忘记他对十九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怀念……作为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描写美国的犹太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小说家，他高擎起美国文学的大旗，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坛上无可非议的带头人。”（毛信德，1982:75—76）徐新把发表在《特拉维夫评论》1988年第1期上，由D.B.阿克瑟洛德，J·G.汉德以及S.巴肯三人共同完成的对辛格的采访内容（起名为《辛格谈文学创作》）翻译成汉语，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1989年第2期上，采访内容涉及辛格对斯宾诺莎、弗洛伊德、理智与情感、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差异、宗教的作用、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看法。徐新还把发表在美国《星期六评论》1980年7月号上，由他和凯瑟·波利特（Katha Pollitt）一道完成的对辛格的采访内容（起名为《辛格谈创作》）翻译成汉语，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1981年第2期上，采访内容涉及辛格对坚持作品质量第一、是否区别对待英文读者与意第绪语读者、如何对待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文学的前途等话题。

有研究单部作品的，比如宋兆霖发表在《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上的《略论贝娄的〈赫索格〉》，王长荣发表在《外国语》1983年第6期上的《伯纳德·马拉默德代表作〈店员〉的文体与语言技巧试析》。陆凡在《文史哲》（1980第1期）上发表论文，不但详细介绍了菲利普·罗斯新作《鬼作家》的故事情节，还深入剖析了小说背后深层次的内涵：“这篇小说以叙述、倒叙、回忆、幻想、内心独白、潜台词等等多种艺术手法，几乎提出了美国犹太文学中全部主要的传统主题，如：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同化与特殊身份问题，个人奋斗与成功问题，父与子两代犹太人的矛盾问题，犹太人的神圣家族问题，犹太人受迫害与歧视的问题，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即所谓‘婚姻同化’问题等等。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最新的代表作。”（陆凡1980:32）

有从比较文学视角以及女性视角开展研究的，如陆凡发表在《文史哲》1980年第4期上的《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李岫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上的《马拉默德的〈伙计〉与茅盾的〈林家铺子〉》。刘洪一在《求是学刊》1989年第1期上发文讨论了贝娄作品中主人公的两性意识。欧阳基在《文史哲》1980年第5期上讨论了马拉默德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异化问题。徐新在《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上讨论了施勒密尔[20]形象。还有从叙事视角展开讨论的，如郁诚炜发表于《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上的《辛格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潘维新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S1期上的《马拉默德短篇小说的象征手法》等。还有开展述评研究的，如黄家修发表于《现代外语》1983第4期上的《当代美国犹太小说发展述评》等。

比起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论文更多，研究视角也更为丰富，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像80年代一样，这一阶段也有研究者（尤其是冯亦代先生）对作家作品进行介绍。

海舟子[21]依据《纽约书评》杂志1997年6月26日刊发的关于贝娄的新书《实际情况》（The Actual [22]）的报道，分别在《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4期），以及《世界文学》介绍了该书，认为“他（即贝娄—作者注）以这部新作为自己展示芝加哥犹太人社会风情和美国民主的漫画廊增添了新内容。”（海舟子，1997:313）冯亦代先生在《读书》1990年第3期上介绍了贝娄的作品《比拉罗赛内线》（The Bellarosa Connection[23]）。冯先生在《读书》1991年第12期介绍了辛格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卑贱的人》（Scum[24]），在《读书》1993年第6期介绍了辛格的小说《证件》，在《读书》1993年第8期介绍了罗斯的《夏洛克战役》[25]，在《读书》1996年第3期发文介绍了罗斯的《萨巴斯的戏剧》[26]，在《读书》1990年第5期介绍了马拉默德的遗作《平民及未名故事集》（The People and Uncollected Stories），在《瞭望周刊》1991年第42期发文悼念辛格。小马尔科姆·琼斯和吴格非联合署名，在《文化译丛》1992年第4期对辛格进行了评介。慧辉在《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发表短讯文章，介绍了罗斯刚出版的小说《骗术》（Deception: A Novel）（又译作《欺骗》）。

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主要有犹太性、犹太文化、犹太身份、宗教、女性意识、哲学、比较、叙事等。虞建华和刘洪一对犹太性开展了深入研究，集中代表了当时此类研究的水平。虞建华认为：“犹太性，首先是犹太文化传统在文学中的表露。‘犹太性’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灾难感和对历史的反思。‘犹太性’也表现为弥漫在文学作品中的忍耐精神和苦斗精神。‘犹太性’在文学中也表现为一种孤独和异化感，‘犹太性’还表现为不懈的理智追求。‘犹太性’覆盖广泛，内涵深沉，还有其他多方面的表现。譬如，‘犹太性’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学的世界主义；‘犹太性’也反映为一种还乡思念；‘犹太性’还表现为创作上的神秘倾向。”（虞建华，1990:3）刘洪一指出：“犹太文学是犹太历史文化的产物和表征，犹太文学中的犹太性与世界性作为犹太文学本体品性的一种基本构成，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范畴，是犹太文学这块“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因为犹太性的本身便包涵了一定的世界性意义，而世界性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丰富、充实了犹太性的内涵。”（刘洪一，1997:21）胡碧媛在《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发表了《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美国犹太文学人物剖析》，该文聚焦贝娄的《洪堡的礼物》、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马拉默德的《店员》与《基辅怨》等四部小说，分析犹太身份如何受到犹太文化的深刻影响。汤烽岩在《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撰文，从宗教与语言入手，讨论受到冲击的美国犹太文化的现代内涵。黄凌讨论了辛格短篇小说中的宗教元素，在他看来：“辛格在宗教题材短篇小说中用独特的题材和独到的观点，表达了他对传统（犹太教宗教文化传统—作者注）和现实的看法。在这里，他既坚守传统的阵地，同时又对现实作出让步。”（黄凌，1998:34）刘国枝，刘卫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也讨论了辛格作品中的宗教意蕴。汪海如在《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上撰文讨论了贝娄作品中的职业女性，尤其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王阳从二项对立这一哲学视角出发，讨论贝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二项对立及其文学内涵。王阳分析贝娄作品后认为：“贝娄的抽象—具体二项对立可归结为句段关系同联想关系的对立，除具体—抽象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自嘲的悲—喜剧风格。所谓‘贝娄式结尾’即小说结尾的歧义性，似可作为意义建构的二项对立的典型例证。”（王阳，1996:50—52）陈榕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1期、陈春发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上分别撰文讨论了贝娄作品《赫索格》中的书信技巧、创作技法。李知在《小说评论》1994年第6期上撰文讨论了贝娄小说的叙述信息密度。苏晖在《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上发文，认为贝娄小说中主人公经历了‘焦虑→探索→回归’的心理模式。刘文松还在《当代外国文学》1997年第4期撰文，从比较视角入手，讨论了《赫索格》与贝娄其他小说的差异。

主题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乔国强在《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1998年第3期上分别撰文聚焦贝娄作品中的历史主题，以及马拉默德的道德主题。代树兰在《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发文讨论了贝娄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追寻主题。刘洪一在《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发表《“父与子”：文化母题与文学主题—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一种主题模式》一文，详细论述了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父与子主题。傅少武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上发表《论索尔·贝娄小说的流浪汉形象》，讨论了贝娄小说中的流浪主题，他在《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索尔·贝娄小说主人公的认识方式》一文，再次聚焦贝娄小说的流浪主题，探讨了主人公在流浪中特有的认知方式、这一认知方式背后的哲学动因—存在主义的强大影响，以及犹太历史文化对流浪者潜移默化的影响。邹智勇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上发表《菲利浦·罗斯小说的主题及其文化意蕴》一文，围绕代沟、异化、回归三个方面探讨罗斯小说的主题表达模式及其文化内涵。

还有一批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美国犹太作家进行了整体评介研究。徐新对贝娄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贝娄在小说创作中既继承欧美文学的现实主义伟大传统，同时也汲取现代主义的手法，既描绘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又挖掘人物复杂纷乱的内心世界，这种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迥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使贝娄在用艺术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贝娄逐步形成了一种被评论界称之为‘贝娄式风格’的独特艺术风格。”（徐新，1991:167）傅勇对罗斯多部作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作品如何刻画犹太人面临的母子冲突、父子冲突、异化、代沟、如何寻找自我等多种问题，他对罗斯及其作品做了综合评价：“罗斯的作品体现了当代美国文学最明显的特点：无根基的感受和空虚。这是他对当代美国文学的巨大贡献……罗斯堪称犹太作家的典范。他的小说文风坦率，情节清楚，人物栩栩如生。尽管有时情节发展显得突然，故事结构有些松散，但这决不会使他充满活力的作品有所逊色。他的作品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均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美国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在创作手法上，他比较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傅勇1997:31—33）聂林研究辛格的作品后认为，在文学理论上，辛格赞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此外，在语言运用、人物塑造故事背景等方面，辛格都体现出明显的传统取向。而正因如此，他才成为独树一帜的犹太作家，成为当代世界文坛巨匠之一。”（聂林，1994:142）乔国强梳理了马拉默德成长历程及其作品，他的论文《论伯纳德·马拉默德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运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马拉默德的作品侧重刻画有意义的磨难，从而丰富和完善了受难这一主题，强调对道德的追求和对自我的完善，采用个体指射喻整体写作方法、重视通过喜剧和幽默元素缓解作品的压抑感，其创作风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采用了全方面的叙述视角；二是重视象征手法；三是熟练运用双语（意第绪语以及英语）来体现人物的不同身份。

此外，刘洪一在《当代外国文学》1997年第4期、《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发文，分别讨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阈限界定等问题。曾令富在《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上撰文讨论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趋势。1992年，全国首届犹太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庐山召开，有研究者归纳整理会议成果并撰写了相关文章，比如，吴晗在《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上发表《1992“犹太文学庐山研讨会”纪要》、敏捷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发表《全国首届犹太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庐山举行》短讯。

进入21世纪后，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整体来看论文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而且论文的数量激增，甚至可以用井喷来形容，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就作家及其新书评介而言，因为一、二代美国犹太作家逐渐淡出文坛，所以对第三代作家罗斯及其新书的评介占据绝对比重。苏鑫回顾了罗斯的创作历程，得出如下的结论：“罗斯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作家，他丝毫不掩藏其真实的想法，而是用最为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正因为如此，罗斯才成就并继续着他不老的文坛神话。”（苏鑫，2010:13）《书城》2013年第1期刊发《菲利普·罗斯专辑》一文，简要介绍了罗斯成长经历及获奖情况，列举了罗斯14部代表性作品。《书城》2009年第7期刊登短讯《美国当代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作品系列》，介绍了罗斯的两部作品《再见，哥伦布》和《凡人》，另列举了即将出版的几本译著：《波特诺伊的怨诉》《反美阴谋》《夏洛克行动》《萨巴斯的戏院》。陈红梅评介了罗斯的新作《复仇女神》（Nemesis [27]），她认为：“《复仇女神》不能和罗斯巅峰时期的著名作品相比，但它有着自己的特色，是部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如何处置生命中不可控制的具有生命之虞事件的佳作。”（陈红梅，2011:27）毛燕安在《外国文学动态》2004年第6期上简介了罗斯的《反美阴谋》。孟宪华与李汝成联合署名在《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4期上推介了罗斯的新作《愤怒》。田冬青在《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2期介绍罗斯荣获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等信息。邹云敏则在《外国文学动态》上推介了维京成年人出版社于2010年11月推出的《索尔·贝娄书信集》（Saul Bellow's Letters），采用编年体完成的《书信集》收录了贝娄708封信件（占其信件总数的20%），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1932—2005）:“既如实呈现了贝娄的心路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风雨苍茫。”（邹云敏，2012:47）

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在这一时期很多研究者开展了各种主题研究，如伦理道德、历史、文化与身份、宗教、犹太性、受难、流浪、父与子、大屠杀、种族书写、异化、受虐、冲突、引路人、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回归、性爱、婚姻、欲望、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身体、主题模式等。

刘兮颖、祝平、袁雪生、苏鑫等开展了伦理道德主题研究。刘兮颖讨论了贝娄作品中的犹太伦理，她认为：“贝娄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主题的凸显以及情节的书写均存在着一定的模式化倾向，而伦理线和伦理结正蕴含在其中。父与子、兄与弟等伦理关系构成的伦理结主要体现为犹太伦理与美国实用主义伦理之间的冲突，而犹太知识分子的婚姻中则交织着犹太婚姻伦理与现代婚姻伦理的矛盾与对抗。”（刘兮颖，2010:114）祝平在《国外文学》2009年第2期、《外国语文》2009年第3期上分别撰文分析了贝娄作品《只争朝夕》《晃来晃去的人》中的伦理观。祝平分析贝娄的作品后得出如下结论：“贝娄的小说指向一种超越悲观现实的‘肯定’伦理，使人们在浓密的乌云背后看到一抹亮色。”（祝平，2007:34）袁雪生针对罗斯的作品展开研究，他指出：“他的小说充满对传统犹太文化的背离，通过性爱主题下的伦理拷问、反叛意识里的道德冲突和生存处境下的命运反思，刻画了犹太社会中家庭伦理道德、宗教伦理道德乃至公共伦理道德的嬗变，体现了深刻的伦理道德指向。”（袁雪生，2008:122）许娟在《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讨论了罗斯作品“美国三部曲”中的家庭伦理。苏鑫在《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上发文讨论了罗斯进行自传体书写时遭遇的伦理困惑。乔传代在《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上分别发文，探讨了罗斯作品《垂死的肉身》《人性的污秽》的伦理观。徐世博在《学术交流》2013年第2期上分析了罗斯后期小说中的伦理观。

朴玉、姚石等进行了历史主题研究。比如朴玉在《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上发文，讨论了罗斯在《反美阴谋》中的书写历史策略。姚石在《江淮论坛》2013年第5期发表文章，讨论了罗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历史书写，以及在历史意识方面，罗斯如何完成对亨利·詹姆斯的继承和超越。

王长国、黄铁池、罗小云、汪汉利、张生庭等开展了文化与身份主题研究。王长国、黄铁池经过研究发现：“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文学作品生动演绎了犹太人在散居异域时，怎样将自己寄寓于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空间，从而说明了犹太文化格托在抵御异族同化、保护民族存续方面，远远胜于居所格托的功用。这无疑对解决现代社会的民族文化杂合和民族同化问题带来深刻的启示。”（王长国，黄铁池，2008:48）张生庭，张真分析罗斯的作品后认为：“罗斯阐释了美国犹太作家身份的矛盾性：就身份而言，他们既是美国人也是犹太人；就道德准则而言，既有作家良知，也有犹太情结；就生存状态而言，既生活在现实中，也生活在虚构里。”（张生庭，张真，2012:78）邹智勇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上发文讨论了贝娄小说中的犹太文化内涵，认为夹缝文化导致小说人物的身份困境。汪汉利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上讨论了贝娄作品《赫索格》中的文化冲突以及身份认同问题。徐慧在《学术交流》2013年第2期上发文分析了马拉默德牺牲以及救赎背后蕴含的犹太文化内涵。

乔国强、郑丽、陈雷、张军、梁翠等讨论了宗教主题。乔国强对辛格的作品进行了全面剖析，他认为，“辛格在其作品中不断向‘契约论’发起挑战，以揭示其在反犹主义盛行语境下的虚妄性和欺骗性。但这一行为也不表明辛格要彻底地否定上帝，进而解构掉整个犹太民族的传统。相反，他是在一个更深层次上来维护其民族利益。”（乔国强，2007:96）黄凌认真分析了辛格作品中的宗教元素，他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发表《多棱镜下的辛格宗教思想》一文，文章指出，辛格的宗教观充满矛盾性，因为辛格在信奉上帝的同时，又怀疑上帝的仁慈，时常处于自我矛盾，自我否定之中。陈雷在《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上发表《“人为信条”与荒谬感—谈辛格的宗教观》一文，文章认为犹太教规定了犹太人需要遵守的各种信条，但因为信条的独断性又让犹太人在接受、执行过程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荒谬感，这种荒谬感往往以嘲笑的形式表达出来，《傻瓜吉姆佩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洪梅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发文，讨论了辛格短篇小说中的宗教意识。张军在《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上，以《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傻瓜吉姆佩尔》为例，讨论了辛格内心深处精神层面以及世俗层面的两个迦南，揭示了辛格对犹太宗教伦理的困惑。张军，周幼华在《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撰文讨论美国犹太文学中宗教具有的社会功能。梁翠，邓天中聚焦罗斯的《凡人》，指出主人公“很早就拒斥‘体制化宗教’，即传统宗教中远离生命的僵死说教；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以虔诚的态度尝试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宗教’理念。”（梁翠，邓天中，2017:101）郑丽以贝娄的《受害者》为切入点，探讨了贝娄的宗教思想，她认为：“贝娄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犹太教对人性本善的信仰是相符的。《受害者》充分体现了贝娄的犹太伦理观：对善恶的关注、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对生活意义的坚守。”（郑丽，2012:20）王瑾，王红叶在《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上撰文分析了马拉默德小说中的宗教元素。

乔国强、李冰、黄丽双、高婷、李冰等探讨了犹太性主题。乔国强在《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发文讨论了贝娄的犹太性与托洛茨基的关联性。他还以贝娄的《拉维尔斯坦》为例，讨论了贝娄犹太性的转变：“如果说贝娄在早期创作中以一种曲折或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等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看法，那么在他的晚年，贝娄则几乎抛开了所有的顾虑和含蓄，放开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贝娄经过一生的摸索，在结束自己创作生涯的时候，终于回归到了自己的民族上，为自己犹太性的发展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乔国强，2011:75）李冰在《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上，以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为例，从其中隐含的三大主题（负罪与救赎、流浪、回归）来讨论贝娄的犹太性。黄丽聚焦贝娄的《拉维尔斯坦》《晃来晃去的人》，认为贝娄小说中的犹太性体现出一定的嬗变，“即从早期小说中犹太性的表层局部地呈现到中期隐蔽性地渗透，再到晚期纵横开阖地深刻呈现。”（黄丽双，2009:91）李冰在《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发表论文，以罗斯的《美国牧歌》为例，认为罗斯故意淡化主人公的犹太身份，而赋予其普世意义的内涵，正体现了作家对犹太性的超越。高婷在《外国文学》2011年第3期上以辛格的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奴隶》《傻瓜吉姆佩尔》为例，认为辛格实现了对犹太性的传承。她还在该文中以罗斯的短篇小说《犹太人的改宗》《信仰的卫士》为例，从罗斯反拨犹太教这一举动，认为罗斯的这一行为其实是为了实现对犹太教的某种超越。邹智勇考察了贝娄、马拉默德、罗斯的作品后认为，美国犹太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对犹太性的运思和升华显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索尔·贝娄将犹太民族的流浪史程消解为文学的潜在媒质，伯纳德·马拉默德致力于阐释犹太民族的受难精神，菲利普·罗斯则关注在双重文化的夹击下犹太人的困惑心理以及所引起的人性的变异现象。”（邹智勇，2001:38）刘珍兰在《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上讨论贝娄、马拉默德作品体现的犹太性。

邹智勇、王阿晶、徐慧、吴银燕等围绕受难与救赎主题开展研究。邹智勇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发文，聚集马拉默德的《装配工》《店员》两部作品，分析作品中主人公的受难形象，认为犹太人受难形象兼具犹太性与世界性双重特性。王阿晶在《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上撰文，聚集马拉默德的《店员》《装配工》《魔桶》《犹太鸟》等作品，分析了各种受难人物的文学意蕴。徐慧在《学术交流》2013年第2期上，分析了马拉默德的《账单》中的潘内萨夫妇、《我之死》中乔西浦和艾米利欧等主人公，从犹太文化视角入手，讨论了负罪→牺牲→救赎这一命运模式在犹太文化层面的深刻内涵。卢迪在《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吴学丽在《理论学刊》2003年第2期上撰文，分别讨论了马拉默德的《银冠》《上帝的惩罚》中主人公救赎的过程及其意义。白英丽，张海燕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上讨论了贝娄小说中知识分子救赎的模式：负罪→受难→死亡→救赎。吴银燕，李铭敬分析了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认为“作品中的弥赛亚救赎理想是在荒诞现代社会中积极寻找终极意义，是以善良意志、自律来开创正义、公平、平等的新时代。”（吴银燕，李铭敬，2015:123）张静在《英语广场》2016年第5期上讨论了辛格作品中的女性救赎者。

朱路平、韩西莲等开展了流浪主题的研究。朱路平以贝娄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雨王汉德森》《赫索格》等为例，分析了其中的流浪主题，他认为这一主题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贫困，既体现了作家对人道主义的关切，还“更为深刻地体现了他（贝娄—作者注）对东西方民族的古老智慧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成果的新颖整合。”（朱路平，2005:174）韩西莲在《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发文，以贝娄小说为例探讨了贝娄作品的流浪主题，她认为，贝娄作品中的流浪意识不仅属于美国犹太人，还属于全人类，因而这一流浪意识具有普世意义。

刘兮颖、傅勇、任淼、黄新川等开展了父与子主题研究。刘兮颖仔细分析了贝娄的作品《勿失良辰》《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雨王汉德森》《晃来晃去的人》，她认为贝娄作品中的父与子类型“可以分为‘血缘父子’、‘精神父子’和‘异化父子’。作者（即贝娄—作者注）将隐喻的‘父与子’主题与美国文化相结合，从中生发出关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哲学思考，既表现出了深厚的犹太文化内涵，又超越了犹太民族属性，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刘兮颖，2004:61）傅勇以马拉默德的小说《店员》《魔桶》《基辅怨》《新生活》《上帝的福佑》为切入点，围绕“寻父”“弒父”“叛父”“杀子为祭”等话题展开父与子主题的讨论，他认为，马拉默德“在表现‘父与子’母题上既不趋向彰显‘寻父’的意义，也未滑至‘叛父’或‘弑父’的极端，而是在这两极的对立统一中展开他对犹太民族生存现状的历史文化反思。”（傅勇，2008:71）黄新川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2期上发文，聚焦罗斯的“美国三部曲”，讨论了其中的父与子冲突。任淼和赵博在《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撰文，讨论了马拉默德的《店员》中的父与子关系。

张群、申劲松、苏鑫、武跃速、赵军等聚焦大屠杀主题研究。张群在《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发文，通过分析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马拉默德的《基辅怨》与《魔桶》，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罗斯的《鬼作家》中主人公的人生际遇，来阐释大屠杀给幸存者带来的肉体上、精神上的摧残。申劲松在《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上撰文，聚焦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湖畔淑女》，讨论了男主人公大屠杀幸存者弗里曼为何无法与另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伊莎贝拉结合的深层次原因，揭示了大屠杀给主人公带来的巨大伤害。武跃速，蒋承勇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上发文，描述了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受大屠杀影响后做出的各种催人深思的反应及其原因。赵军在《琼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上撰文，以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为例，说明大屠杀罪行给犹太人带来的无法磨灭的影响。

傅勇、顾华等围绕种族书写主题进行了研究。傅勇在《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上发表《移民的境遇—马拉默德小说中的种族抒写》一文，聚焦三部中长篇小说《店员》《基辅怨》《房客》，两部短篇小说《天使莱温》《黑色是我喜欢的颜色》（“Black is My Favorite Color”, 1963），围绕历史、后殖民、宗教等元素剖析马拉默德作品中映射的种族关系，文章指出，马拉默德的作品在体现犹太特性的同时，又传递了人类共存的多种可能方式。顾华，赵黎明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上发文，以马拉默德的长篇小说《房客》，两部短篇小说《黑色是我喜欢的颜色》以及《天使莱温》为切入点，讨论了美国犹太人与美国黑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指出了马拉默德渴望各民族消除成见，坦诚相待，最终达到共荣共生的创作意图。

邹智、勇赵莉、刘忠宝等围绕异化主题开展了研究。邹智勇围绕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马拉默德的《新生活》与《房客》、罗斯的《再见吧，哥伦布》与《波特诺的怨诉》等作品，认为“作品中的异化主题不仅发掘了犹太人一贯的困惑和难题，同时也表现了形而上、世界性的人类境遇，显示了超越种族、国界的普遍意义。”（邹智勇，2000:572）赵莉，刘忠宝在《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5期上发文，从罗斯的作品《退场的鬼魂》入手，围绕主人公精神异化、父女异化、母女异化、夫妻异化等不同异化类型进行分析，以探究其背后深刻的文学内涵。

张军、郑鹤彬等讨论了受虐主题。张军在《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上发文，通过对贝娄作品《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勿失良辰》的分析，考察了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严重的受虐狂现象的具体表征、运行机制，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功能。郑鹤彬在《名作欣赏》2015年第3期上撰文，通过分析贝娄作品《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院长的十二月》等作品，讨论了作品中诸多主人公的受虐情况及其深刻的文学内涵。

薛春霞、王革、刘阿娜等开展了冲突主题的研究。王革，乔春芳在《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上撰文，以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和《童爱》为切入点，分析了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薛春霞在《外国文学》2014年第6期发文，以罗斯的朱克曼三部曲（《鬼作家》《解放的朱克曼》《解剖课》）以及《布拉格狂欢》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作品中的两大冲突主题：美利坚民族的个体观念和犹太民族的集体意识之间的冲突，美国现实与犹太情感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隐射的美国犹太人自由化倾向。刘阿娜在《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撰文，聚焦罗斯的小说《波特诺的怨诉》，指出主人公波特诺的怨诉看似源自家庭内部宗教信仰以及婚姻观念的冲突，实则源自美国现实与犹太文化的冲突，揭示了美国化的艰难历程。

张军等开展了引路人主题研究。张军在《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上发文，以贝娄作品《贝拉罗莎暗道》为例，讨论了引路人如何指引主人公构建历史轴线；他在《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上撰文，以贝娄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为例，讨论了主人公赛姆勒先生如何在引路人指引下，实现了宗教意识的复苏；在《外语教学》2013年第6期上，他以贝娄的小说《勿失良辰》为例，讨论了主人公威尔姆如何在引路人的帮助下，如何摆脱困境，走向新生。文章认为引路人既具有显性功能，还具有隐性功能：“既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犹太人令人担忧的生存状况，又传递了贝娄呼吁美国犹太人肯定犹太身份的信息，表达了贝娄希望美国犹太人建立‘亲社会’观的迫切之情；既体现了贝娄对当时美国文学界新感知运动及荒原观的反驳，又道明了贝娄积极乐观的创作理念；既表明了贝娄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执着追求，又让贝娄充当了当时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发言人。塔莫金医生的引领为当时的美国犹太人制定了恰当的行动纲领。”（张军2013:78）

程丽、蒋书丽、刘文松、周慧敏等开展了知识分子主题研究。程丽在《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上撰文，聚焦贝娄的作品《洪堡的礼物》《赫索格》《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知识分子，分析了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他们徘徊与挣扎的历程。蒋书丽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上讨论了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成长的三个阶段：对抽象精神的寻求→对现实世界的逃离→到被现实世界的同化。刘文松分析了贝娄的《院长的十二月》与《赫索格》两部作品，他认为：“贝娄小说中知识分子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有三种模式：竞争、控制、平等；两种性质：压抑性和生产性。作者在小说中，对压抑性的权力关系作否定、贬抑的描绘；对生产性的权力关系作肯定、赞美的描述。贝娄的小说通过揭示男女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力关系，突出了这些女性人物本身的知识品格和职业道路。”（刘文松，2002:122）林会丽在《剑南文学》2013年第3期上讨论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多舛的命运。王春艳在《大众文艺》2014年第5期上讨论了犹太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赵娜聚焦辛西娅·欧芝克的小说《微光世界的继承者》，围绕知识的层级、知识产生的价值、性别政治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认为“欧芝克再次警示大屠杀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关联，同时揭示信仰与研究隔阂是知识分子困境的内在原因，而科学至上主义加剧了等级制世界关系确立的霸权性社会实践，导致了扭曲的价值观以及残酷的人类伦理。”（赵娜2017:116）

乔国强、张群、郑丽、唐碧莲等围绕女性形象主题展开研究。乔国强在《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发表《辛格笔下的女性》一文，聚焦辛格的作品《犹太学校中的男生彦陶》中的彦陶，《奴隶》中的旺达，《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中的玛莎、塔玛拉与娅德玮伽，《萧莎》中的萧莎，《格雷的撒旦》中的莉切尔，《忏悔者》中的萨拉等不同女性，认为犹太教及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贝娄对犹太女性形象的塑造，因此，这些女性的命运必须让位于犹太民族的整体利益。张群仔细分析了贝娄的作品《晃来晃去的人》中的伊娃与《赫索格》中的马德琳两位女性，认为“这些女性形象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贝娄对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家庭与事业的关系、男女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处于劣势状态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尤其是她们渴望受到别人，尤其是男人特别是她们的丈夫的尊重、理解和爱，展现了贝娄对男人世界中的女性的特有的关爱和理解。”（张群，2002:78）郑丽分析了贝娄《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以及《雨王汉德森》中的女性，她认为：“贝娄对女性形象的构建既是潘多拉神话的映射与隐喻，又反映了潘多拉从沉睡、苏醒到解放的整个过程。”（郑丽，2009:67）唐碧莲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发表文章，从女权运动的视角解读贝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傅勇在《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上，讨论了马拉默德作品中追寻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余韬在《时代文学》2010年第8期上发文，认为马拉默德的《伙计》中女主人公海伦因为寻求理想的生活而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

韩颖、罗小云等讨论了回归主题。韩颖在《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上发表《由〈忏悔者〉看辛格小说中的回归主题》，该文聚焦辛格的小说《忏悔者》，在探讨主人公夏皮罗精神回归的同时，分析了辛格对犹太人逐渐走向同化的担心和关切。在韩颖看来，精神回归或回归犹太信仰与上帝，即真正意义上的回归难度远大于肉体上的回归难度。罗小云深入分析了罗斯的《再见，哥伦布》《波特诺的抱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反美阴谋》等作品，认为“罗斯从早期的叛逆、对犹太传统文化弊端的抨击，到以多元共存的心态加以包容和回归，其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特别在“9·11”事件之后的创作中，罗斯已超越族裔文化的界限，转向新现实主义，形成自己的特色，着重以自我反省、重建历史的手法揭示国内外政治局势对个体的影响和探索悲剧的根源。”（罗小云，2017:7）

苏鑫、黄铁池等分析了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的性爱主题。苏鑫，黄铁池在《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发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菲利普·罗斯小说中性爱书写的嬗变》，该文梳理了罗斯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乳房》《羞辱》《垂死的肉身》《凡人》《再见，哥伦布》《波特诺的抱怨》等作品，分析了其中的性爱描写，认为罗斯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打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烙印，并经历了“年轻时期的性叛逆—中年时期的性困顿—老年时期的性功能减弱以及对死亡临近的恐惧”这一变化过程，体现出深刻的文学内涵。苏鑫还在《名作欣赏》2010年第18期上讨论了罗斯的小说《垂死的肉身》中的性爱描写及其文学意蕴。

王瑾、汪汉利等围绕婚姻主题进行了研究。汪汉利在《世界文化》2016年第1期发表《索尔·贝娄的婚姻》一文，梳理了贝娄五次婚姻的经历，与情人的交往，并认为多次婚姻给贝娄的创作带来的灵感。王瑾围绕马拉默德的作品《基辅怨》《杜宾的生活》以及《店员》，讨论了马拉默德的婚姻观：夫妻双方应重视道德与责任、应具有爱心与宽容、应理智对待同化问题。

乔传代、王小翠等围绕欲望主题进行了研究。乔传代，杨贤玉分析罗斯的作品后认为，“‘凯普什三部曲’重点展示了欲望主体在极度情欲下对性爱和死亡的困惑，而‘美国三部曲’则转向欲望危机下的伦理道德冲突，后期的作品《反生活》则开始探寻犹太人自身身份认可和回归这一深刻主题。”（乔传代，杨贤玉，2014:50）王小翠在《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10期上发文，聚焦罗斯的《垂死的肉身》，认为凯普什对康秀拉的迷恋是因为她的身体、青春的气息以及它们带给他的无穷无尽的欲望以与丰富的想象。

戚咏梅、王亚敏、杨卫东等围绕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主题进行了研究。戚咏梅分析了贝娄作品中的人文主义，认为“贝娄以对人类生存本质执着而持久的关怀，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存在，并试图重新肯定人的价值，重建人文主义理想。异化世界中人性的诉求，是贝娄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也是他的作品所着力表现的精神指向。”（戚咏梅，2004:69）王亚敏，韦丽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发文，以马拉默德的作品《银冠》为切入点，讨论了在异化的社会里作家如何通过作品表达对人道主义的关怀。杨卫东在《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围绕《房客》与《杜宾的生活》，讨论了马拉默德作品流露出的深切的人文主义情怀。

陈广兴、张建军、李俊宇等围绕身体主题开展研究。陈广兴深入分析了罗斯的作品《乳房》，他认为：“《乳房》通过身体的变形，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身份进行多重估衡，让变化的身体承担对人的主体性的探讨，乃至对文学主体的思考。”（陈广兴，2009:104）张建军从罗斯的作品《人性的污秽》入手，认为作品中的“身体意识作为身体美学的核心，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对个体意识产生压抑和束缚，以及个体对自身身份进行选择的双重思考。罗斯这样所为，是为了还原身体意识中疯狂行为与欲望表达的主体性，从而确定身体意识是身份建构的主体，并在两者之间形成统一的逻辑关系。”（张建军，2016:77）李俊宇也围绕罗斯作品中的身体主题展开讨论，认为罗斯作品中的身体具有叙事功能，这种身体叙事由“性爱、疾病、衰老以及死亡”四个方面组成，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的关切，对所属身份的追问。

还有围绕美国梦主题开展研究的，比如线宏力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上发表的《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湖畔女郎〉看异化的美国梦》、崔化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上发表的《历史观照下的美国梦与犹太身份文化变迁—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解读》，以及他在《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上发表的《伊甸园中的噩梦—试论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中美国梦的主题变奏》等文章。

高迪迪、程爱民、朱殿勇、崔化等则围绕主题模式展开讨论。高迪迪在《外语学刊》2011年第3期上发文，以贝娄的《赫索格》《晃来晃去的人》《雨王汉德森》《受害者》为例，认为贝娄早期小说中犹太人发展的主题模式为：主人公与现实世界对立→深陷矛盾→与现实世界和解。程爱民以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莫斯卡特一家》《萧莎》为例，认为辛格的小说主题模式为背弃→回归，这一模式“通过三个方面得到凸现与强调，即对犹太身份、犹太教义和犹太传统道德的背弃与复归。辛格小说中这种从背弃到回归的主题模式实际上是反映了现代犹太人在思考文化变迁与保留问题时的心路历程，表现了犹太民族在面临这一问题时的两难境地。这一主题模式蕴含了辛格对犹太世界犀利深入的观察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与文化预测。”（程爱民、郑娴，2001:57）朱殿勇聚焦罗斯的《退场的鬼魂》《波特诺的抱怨》《凡人》《再见，哥伦布》《狂热的艾利》《放任》等作品，认为尽管罗斯前后期作品都涉及异化、死亡、生存状态、反抗、身份等主题，但其后期作品“综合了更多社会主题要素，且各自之间呈现了并行发展状态。这些要素作为构成小说悲剧性根源的多重文化要素并行互动，形成了内在逻辑统一，进而构成了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深层主题和文化生发机制。”（朱殿勇，2014:96）崔化在《学术交流》2011年第11期上发表论文，认为罗斯的前后期作品主题虽然都离不开性爱、死亡、美国梦、身份困惑、同化等主题，但后期作品中融入了历史元素，使得原有的那些主题不断与历史形成呼应，并不断被重新定义，具有新的内涵。

李秀艳、纪艳、白晶等从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李秀艳在《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发文，联系贝娄诸多作品与钱钟书的《围城》，把贝娄与钱钟书做了比较，认为二位作家分别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关切。纪艳在《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发文，围绕鲁迅的《孔乙己》《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贝娄的作品《雨王汉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奥吉·马琪历险记》《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作品，比较了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都遭受心灵的痛苦，并经历孤独，都有使命意识（相似性）；努力实现奋斗目标、以悲剧结束（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VS追求人文主义、在犹太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白晶，王抒飞在《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上撰文，从贝娄的《赫索格》，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入手，比较了贝娄与福克纳的男女性别观。

综述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一大亮点。魏新强在《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4期发表《国内的辛格研究》一文，把国内相关研究分萌芽（20世纪70年末—80年代）、沉寂（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末）、兴起（21世纪初）三个阶段。乔国强在《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梳理了新世纪以来的美国贝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的广度都有所减弱，文章“重点介绍克罗宁撰写的研究贝娄小说中女性人物和奎厄姆所撰写的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两部专著的主要内容，并扼要地介绍巴赫与克罗宁合编的论述贝娄短篇小说的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和《贝娄书信集》中所披露的一些重要信息资料。”（乔国强，2012:17）张军，吴建兰，纪楚楚在《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围绕研究成果、研究视角、译介和接受、问题和展望等开展了贝娄国内研究综述研究。祝平在《外语教学》2007年第2期上撰文，从历史、主题两个角度归纳了国外贝娄研究现状。他还在《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撰文讨论了1949—1979年间相关研究，1980—2010年间经历的萌芽、发展、初步繁荣三个阶段，并指出国内贝娄研究原创性还不足。宋德伟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撰文，围绕专著以及译著、综述研究、作品评论、相关问题讨论了2000—2006年间贝娄研究现状。邢淑，陈小强梳理了俄罗斯学界对贝娄的研究，认为“对其创作的研究侧重于分析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对作家的影响，对其创作艺术特色的研究则主要指向作品内容的密实性、体裁的模糊性和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邢淑，陈小强，2013:116）何建军在《时代文学》2012年第5期撰文，从译著与专著、期刊论文等方面，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贝娄研究的现状。刘文松在《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3期上讨论了国内、国外学界对贝娄的研究现状，文章提到贝娄研究的期刊、研究会等比较新的信息。杨金才，朱云在《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围绕文体、文化、作品研究三个方面讨论了国内罗斯研究现状。苏鑫在《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上从译介、综述、简评、研究生学位论文等相关研究梳理了罗斯国内研究简况。叶远荷在《群文天地》2012年第1期上讨论罗斯作品的译介情况、出版信息、主要论点，以及研究空白。金万锋，邹云敏在《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上讨论了近50年来国外对罗斯的研究情况。李莉莉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上分析了国内对马拉默德研究的五个主要方面：主题、文化、技巧、策略、人物形象等。

有一批研究人员开展了美国犹太文学作家的整体研究。在贝娄诞辰100周年之际，乔国强发表文章，“从贝娄的文学史意义、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他的犹太性方面来缅怀这位伟大的作家。与此同时，为了把贝娄的创作形态更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也指出了其创作中的局限性。”（乔国强，2015:48）他在《东吴学术》2013年第2、3期上讨论了贝娄的学术史研究；在《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发表《批评家笔下的辛格》，梳理并评述了学界对辛格研究的五个主要方面：现代性、美国化、二元性、色情、犹太特性与犹太传统间的关联性；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上发表《后异化：菲利普·罗斯创作的新视域》一文，分析了罗斯如何在二战后的后异化时期进行全新的创作，如何处理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为美国文学作出了哪些贡献。夏光武在《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上，聚焦中国台湾地区跨文化视角下的贝娄研究，指出这些研究带来了淡化、深化两种趋势，认为这两种趋势是本土化研究中的新特点。郭英剑在《博览群书》2011年第7期上从整体上讨论了罗斯荣获2011年度布克奖的三个原因：学者型的创作、保持文坛常青树美誉、在健在的美国作家中获奖最多。苏鑫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发表《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文学世界的流变》一文，分析了罗斯创作的四个阶段；50年代初—60年代关于犹太后代的反犹太传统书写、70—80年代中陷入困惑中的文学教授在两性以及文本世界里的种种挫折、80年代中—90年代在自传与虚构之间切换的各种后现代创作、2000年后更加关注个体尤其是老年人的性爱、欲望、衰老、疾病以及死亡等描写。黄铁池，苏鑫在《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上回顾了罗斯的创作历程，认为他在后期创作中，赋予新一代美国犹太青年形象以更多的内涵，创作题材也更为广泛。曾艳钰在《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上撰文，聚焦罗斯四部作品，《欺骗》《遗产》《事实》以及《夏洛克在行动》，把它们归为辩护文本，并深入讨论了罗斯在作品中融入虚构以及真实的创作目的。陈红梅考察了罗斯多部作品，分析了作家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流变历程及其原因，“认为在罗斯的后期创作中，他因此形成的‘人物扮演’有效地表现了其所关注的问题，成为他后期优秀作品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红梅，2015:78）李硕在《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上讨论了罗斯的卡夫卡情节。傅勇以马拉默德作品中美国神话的描写为切入点，认为“马拉默德始终站在人类终极关怀的乐观主义立场上，刻画主人公探寻人类精神价值的生活轨迹。”（傅勇2011:1）

有一大批研究者从叙事视角开展研究。裘乐英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撰文讨论了贝娄作品《赫索格》的叙述方式、结构、模式以及视角。赵霞在《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上分析了贝娄《晃来晃去的人》中的日记叙事，以及《赫索格》中的书信叙事，认为贝娄的写作技巧得到了发展。魏小梅分析了辛格的短篇小说《巴士》的空间叙事特征：“诸多物理空间的叙事功能、主题的空间聚集效应、人物的空间化塑造。空间感的生成，不仅来自于小说线性时间流或时间顺序的中断及读者阅读速度的减缓，更依赖于读者阅读过程中心理空间的积极构建，即从整体结构中把握细节，仔细辨别，重新拼贴。”（魏小梅2012:3）程雪芳在《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上撰文，以《巴士》为切入点，认为二元对立是辛格作品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叙事特色使故事悬念迭起，引人入胜，有助于体现犹太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身份危机以及各种困惑。李乃刚认为辛格在《巴士》中，“利用文学叙事手段构建出静态的舞台空间、灵动的绘画空间和飘忽的电影空间。”（李乃刚，2010:19）杨惠莹在《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也发文讨论了《巴士》的叙事艺术。王敏在《名作欣赏》2015年第20期上对比分析了张爱玲的《封锁》与辛格的《巴士》的叙事艺术。毕青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上撰文分析了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认为这一叙事技巧既与《圣经》中关于先知何西阿的描述形成互文，凸显了作家对犹太教的质疑，对反犹主义的审视，对民族苦难的反思。郭萌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上发文，也讨论了《傻瓜吉姆佩尔》的叙述技巧，认为小说既有三个矛盾单元，又有虔诚与背叛构成的深层二元结构，这一结构赋予小说以深刻文学内涵。潘洞庭聚焦罗斯的《凡人》，认为“罗斯将传统的叙述方式与时代错误、时空跳跃、叙事浓缩等后现代叙述方式融合，是对后现代叙事手法复杂性的一种所谓‘去神圣化’，目的是对后现代文学写作进行不断创新。作家用这一独特的叙述框架完美地实现了对古代同名寓言剧的暗指，旨在探索人类经历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对人类未来命运这一普遍主题的关注和忧思。”（潘洞庭，2011:104）黄铁池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讨论了罗斯的创作手法，认为1959—1969为现实主义创作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模仿现代主义创作阶段，自《鬼作家》开始走向后现代主义创作阶段。林莉砸在《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代4期撰文讨论了罗斯《鬼退场》的叙事策略，认为该小说中运用了复杂而又多变的叙事策略，以引起读者对文学主题的关注。江颖认为罗斯的《复仇女神》“运用希腊悲剧中的复仇女神涅莫西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俄狄浦斯、阿波罗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种种意象反映巴基的稳健、可靠和责任心，并借助新闻报道等叙事手段和简短质朴的语言以及时空角度突显巴基性格缺陷下随着命运发展一步步走向毁灭。”（江颖，2013:131）桂锦，鲁鹏程，鲁有周等在《巢湖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讨论了罗斯作品《反生活》中的后现代叙事。郭铭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上分析了马拉默德的《店员》，认为作者将意第绪语与美国习语相结合，有助于揭示主人公的身份。郭铭在《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上讨论了《店员》中的象征手法的应用。

有许多研究者从作家的文学观展开讨论。邓宏艺在《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2004年第3期，韩玉群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贝娄受欧洲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体现在多部作品中。韩福乐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上发文，认为贝娄小说深深打上现代性的烙印，因为贝娄关注：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况、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如何在需求自我中完成自由选择、如何反抗来自现实世界的巨大压力。武跃速同样认为贝娄深受现代性影响，并在三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对社会现代化的审视，物质主义蔓延并形成了浸透消费观念的社会机制，给20世纪带来许多新问题；二是对个人的审视，现代人在一个祛魅时代，靠科学技术获得了闲暇的同时，表现出对秩序的破坏情绪和混乱，迷失了生命方向；三是技术—经济体制和大众文化对人性和诗性的戕害，心灵、精神价值等无处置放。”（武跃速，2014:109）唐永辉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上以《赫索格》为例，分析了贝娄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可能走向极端的焦虑与担忧。蓝仁哲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上以《雨王汉德森》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汉德森的探索经历，以及与华兹华斯的诗歌《永生颂》的互文性，来阐明浪漫主义思潮对贝娄创作的影响。李俊宇在《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撰文，认为祛魅是罗斯文学创作上的重要特点，通过祛魅，罗斯揭示了犹太人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内心深处真实的一面，表现出其对人道主义的关怀。郭晓宁，苏鑫分析了罗斯的创作观，认为“他的‘之’字形书写方式使得其各个时期的创作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对立性；在“腹语师”的文学表演中表达了罗斯严肃的道德关怀。纵观罗斯创作观念的形成、发展和嬗变，反映了具有自觉意识的学者型作家对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对文学创新的及时回应，体现了罗斯鲜明的时代意识。”（郭晓宁，苏鑫，2012:175）苗媛，崔化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聚焦罗斯的美国三部曲，讨论了作品蕴含的新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并认为这一理念包含三个文化元素：美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空间，以及生活在此背景下典型的中产阶级。高婷在《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上围绕《美国牧歌》讨论了罗斯作品的新现实主义倾向。杨东在《北方论丛》2016年第3期上发文，讨论了罗斯后期作品中的新现实主义元素，认为此时的罗斯告别了实验手法，关注社会现实，重新走向现实主义。许晶讨论了罗斯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文学观，认为“他对女性形象进行了阳具化、性物化和被死亡化的男性书写，隐藏了他隐秘的厌女情愫。”（许晶，2014:100）金明在《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上，依据罗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非理性、性爱描写、信仰危机、各种怀疑与否定等，分析了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李洪梅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上探讨了存在主义对罗斯创作的影响。曾艳钰分析了马拉默德的文学创作观，认为他的作品深深打上了自然主义的烙印，曾指出，“马拉默德自然主义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左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于他的犹太身份和他强烈的犹太身份意识。马拉默德早期作品中自然主义趋向最重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实验的方法，强调环境的影响和他对现实巨细无遗的描述。他不仅再现了犹太人各个方面的真实境遇，而且对犹太民族自古而来的牺牲精神、命运定式等都作了有力的阐释，从而反映出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存状况。”（曾艳钰，2003:45）程爱民在《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上发文，认为辛格在创作过程中高度重视传统和革新之间的对抗，聚焦三个方面的背弃和回归：犹太身份、犹太宗教律法、犹太传统道德。辛格的创作体现出他对犹太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各种困惑的关注。王长国撰文，发表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上，认为辛格的创作思想紧紧围绕信仰与敬畏来展开，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二者互相关联，共同支撑犹太人的精神世界。乔国强讨论了犹太思想家斯宾诺莎（主张爱上帝时要保持理性，要注意到上帝属性的能动性，要重视世俗的快乐等）对辛格文学创作观的影响，讨论了辛格如何在斯宾诺莎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作品来揭示犹太人直面传统和现代时的两难处境。

还有研究人员对美国犹太作家进行了访谈。杨向荣翻译了《巴黎评论》对罗斯访谈，并在《书城》2013年第1期上以《菲利普·罗斯访谈》为译作名称发表出来。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对罗斯进行访谈，二人就“罗斯的自我认识、与其他作家和批评界的关系、创作主题、对女性的看法、创作态度（彻底的游戏状态与致命的严肃关怀）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欧茨，2013:167）1974年，《安大略评论》（Ontario Review）创刊号刊发了此次访谈，金万锋翻译了此访谈后，成果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该文的译者前言认为，了解这次访谈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罗斯的创作理念。

除期刊论文外，国内高校以及研究机构还出版了几十篇博士论文，以及大约1000篇硕士论文。这些论文集中在2000年以后，大部分聚焦贝娄、辛格、罗斯以及马拉默德四位美国犹太作家。

就博士论文而言，有从犹太性入手的，比如薛春霞的博士论文《论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美国化的犹太性》（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赵博的《流变中的犹太意识—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魏啸飞的《美国犹太小说中的犹太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以及申劲松的《后大屠杀意识中的犹太维系与普世化反思—菲利普·罗斯“朱克曼系列小说”研究》（西南大学，2013年）等。

有从伦理道德与生存困境入手的，比如高迪迪的《家族伦理与丛林生存法则的冲突—以索尔·贝娄早期小说为例》（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祝平的《乌云后的亮光—索尔·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施锦芳的《文化的融合：辛西娅·奥兹克小说中犹太道德观和西方美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李莉莉的《困境与救赎—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的伦理主题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籍晓红的《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索尔·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浙江大学，2009年）、白爱宏的《抵抗异化：索尔·贝娄小说研究》（南京大学，2010年）、裴浩星的《伯纳德·马拉默德作品的苦难主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车凤成的《为被承认而斗争—贝娄作品主题分析》（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孟宪华的《追寻、僭越与迷失—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等。

有从身份与文化视角入手的，比如朴玉的《于流散中书写身份认同—美国犹太作家艾·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作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汪汉利的《索尔·贝娄小说的文化渊源》（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张生庭的《冲突的自我与身份的建构—〈被缚的朱克曼三部曲〉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年）、施锦芳的《文化的融合：辛西娅·奥兹克小说中犹太道德观和西方美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以及曲佩慧的《寻找真我：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身份问题》（吉林大学，2013年）等。

有从宗教、历史以及政治视角开展研究的，比如苗青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的犹太教主题与基督教主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陈娴的《种族的记忆，文学的救赎—论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以及文圣的《索尔·贝娄与菲利普·罗斯大屠杀小说中的记忆政治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年）等。

有从叙事学视角开展研究的，比如李乃刚的《辛格短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李海英的《视角与意识形态—辛格短篇小说叙事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丁玫的《艾·巴·辛格小说中的创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洪春梅的《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伤叙事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4年），以及金万锋的《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越界书写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等。

有从成长小说和城市小说视角开展研究的，比如买琳燕的《从歌德到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张军的《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影响作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以及张甜的《索尔·贝娄城市小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等。

有从女性观、空间理论、哲学视角开展研究的，比如纪琳的《论索尔·贝娄女性观的演进》（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管阳阳的《声音符码的编织与都市空间的解读—索尔·贝娄城市小说中的芝加哥》（复旦大学，2014年），以及姜振华的《神圣的污秽—用斯宾诺莎磨制的镜片看“情色”作家菲利普·罗斯》（武汉大学，2011年）等。

有讨论创作观、主人公特征分析以及美国梦的，比如傅晓微的《艾·巴·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四川大学，2005年）、王玲的《索尔·贝娄主要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受害特征》（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年），以及敬南菲的《出路，还是幻象：从〈应许之地〉〈店员〉〈美国牧歌〉看犹太人的美国梦寻》（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等。

还有从比较视角开展研究的，比如周南翼的《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与辛西娅·奥齐克小说研究》（厦门大学，2001年）。

就硕士论文而言，研究视角也多种多样，有研究知识分子的，比如李保龙的《渴求尊严的“受害者”—贝娄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分析》（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王小红的《赫索格—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像—评索尔·贝娄的〈赫索格〉》（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等；有研究犹太性的，比如韩飞武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中的犹太性》（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李新军的《论伯纳德·马拉默德作品中犹太性的流变》（兰州大学，2007年）等；有研究创作观的，比如赵锦玲的《犹太作品中的存在主义—从〈奥吉·马奇历险记〉看索尔·贝娄的人文观》（苏州大学，2013年）、杨丽云的《困境中的选择与超越—从存在主义视阈解读辛格〈冤家，一个爱情故事〉》（浙江师范大学，2016年）等；有研究叙事学的，比如张建慧的《〈洪堡的礼物〉的写作技巧与主题分析》（黑龙江大学，2005年）、张焱的《论马拉默德小说〈伙计〉的写作技巧》（山东大学，2006年）等；有研究女性形象的，比如张东妮的《辛格，马拉默德，罗斯和贝娄笔下的犹太女性形象研究》（南昌大学，2008年）、钱丽娟的《异性的想像—当代美国男性犹太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评析》（江西师范大学，2006年）等；有研究犹太性的，比如王兴盈的《内敛与外化—论索尔·贝娄作品中犹太性的表现》（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韩飞武的《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中的犹太性》（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等；有开展宗教研究的，比如郑春丹的《宗教的叛离与回归—从雅夏剖析辛格思想的双重性》（东北林业大学，2008年）、闵燕的《徘徊于上帝和撒旦之间—解读〈格雷的撒旦〉中辛格宗教思想的矛盾性》（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等；有谈论受难与救赎的，比如吴敏之的《被动受难者，主动受难者—马拉默德的小说〈伙计〉中所体现的犹太精神的延续和升华》（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张永慧的《受难中的精神升华—马拉默德〈店员〉的伦理学解读》（吉林大学，2007年）、韩军娥的《探析索尔·贝娄小说中精神救赎机制的构成—以〈洪堡的礼物〉和〈赫索格〉为例》（内蒙古大学，2011年）、李晓平的《苦难与救赎—马拉默德小说苦难主题研究》（江南大学，2010年）等；有开展创伤研究的，比如郭瑞的《马拉默德〈修配工〉中的创伤研究》（宁夏大学，2013年）、凌建平的《论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店员〉中的创伤》（河南大学，2012年）等；有进行身份研究的，比如班旭空的《马拉默德小说中体现出的犹太民族身份意识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内蒙古大学，2010年）、纪国君的《马拉默德小说的犹太—美国身份建构》（北京语言大学，2009年）等；有进行文化研究的，如付稳的《索尔·贝娄再现新女性背后的文化动因》（南京大学，2014年）、李琪的《晃来晃去的人—论贝娄的文化归属》（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等；有进行历史研究的，如刘连智的《从〈赫索格〉看贝娄的历史哲学思想》（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陈华生的《塑型消逝的历史—艾·巴·辛格家族小说新历史主义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12年）等；还有研究伦理的，比如毕晓飞的《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的文学伦理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张永慧的《受难中的精神升华—马拉默德〈店员〉的伦理学解读》（吉林大学，2007年）等。

除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外，国内学界还推出了一批学术著作，主要有：乔国强主编的《贝娄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从边缘到主流：美国犹太经典作家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及其专著《贝娄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辛格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以及《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高迪迪的专著《索尔·贝娄早期小说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籍晓红的专著《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索尔·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汪汉利的专著《索尔·贝娄小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军的专著《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周南翼的专著《贝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吴玲英，蒋靖芝的专著《索尔·贝娄与拉尔夫·埃里森的“边缘人”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琳的专著《苦难中的坚守—伯纳德·马拉默德文学思想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苏鑫的专著《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创作流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金万锋的专著《越界之旅—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乃刚的专著《艾萨克·辛格短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魏啸飞的专著《美国犹太文学与犹太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敬南菲的专著《二十世纪初美国犹太女作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刘洪一的专著《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等。

国内外研究现状小结

美国犹太文学国外研究已走过了70多个年头，依据JSTOR, PQDD, Literature Online, Gale等数据库或论文库统计，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已上万篇，博士论文及专著已有几百部。美国犹太文学国内研究大约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据“中国知网”等检索，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已有几千篇，博士论文及专著近百部。总体来说，美国犹太文学国内外研究方法纷呈，成果多样，水准很高，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包括比较视角、哲学视角、归纳演绎等）围绕诸如文化与宗教、同化与异化、大流散与苦难、大屠杀、历史与传统、女性形象、知识分子、父子关系、叙事策略、创作观念、书写风格、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性、婚姻家庭、流浪与回归、伦理道德、性爱与欲望、引路人、作家生平及社交圈等内容展开，可以说研究视角已被不断拓展，研究内容精彩纷呈，研究成果越发丰硕，深度不断提升，广度不断延展。从研究趋势来看，今后美国犹太文学国内外研究形势一片大好，因为从事研究的队伍规模越来越大，研究视角越来越丰富，相关会议的不断召开和相关课题的不断立项有力推动了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今后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