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 研究背景与主要文献梳理

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解决经济问题时难以进行事前的实验，我们无法复制经济危机的环境与爆发点，但可将历次经济危机看作天然的经济学实验，每次经济危机都有其导火索、演进逻辑和根本原因，因此人类应对每次发生过的经济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从而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尽可能地减少应对失误，降低危机的破坏性。

欧债危机的爆发深刻影响了欧盟一体化进程，欧元区顺利运行二十多年以来，整体经济增长表现为前期平稳、后期迟缓，且成员发展不均衡。欧元区成员拟依靠统一市场、统一政策和统一货币实现单一市场的运行以及区域内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的平衡，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使用统一货币存在固有缺陷，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各异，使用单一货币并统一货币政策使得各成员独立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缺失，成为加入单一货币区的代价。债务危机极大地冲击了欧盟一体化进程，也暴露出单一货币区的内在缺陷。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使得欧盟在单一市场上的对内政策呈现出典型的现实性和灵活性特点，欧洲央行放弃独立性原则转而更为实质性地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对外政策也呈现出微妙的变化，不再像美国一味单向地维护西方国家提倡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转而认同中国等国家或地区国际影响力上升的现实，追求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赢。在危机解决过程中，欧盟对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革，提出“多速欧洲”的加入标准和一体化目标，实施结合经济周期考虑的财政预算黄金准则，这是从实践方面对单一货币区理论的修正和完善，避免了英国脱欧的跟风效应，也成功避免了欧洲一体化的倒退。

目前，欧盟终于从漫长的欧债危机中走了出来，这些重大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背后反映了欧盟对欧元区制度弊端的深刻反思，也包含对中国人民币区域化道路和地方债务风险的警示，学者们从多角度展开研究，为本书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单一货币区指标趋同性与实现方式探索

成员经济周期的一致性是Mundell(1961)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建立标准之一，只有成员具有类似的经济周期，中央银行才能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维持物价稳定。然而，有学者研究发现，欧元区各成员经济周期具有不一致性，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时。Ferroni和Klaus (2015)经实证研究发现，欧元区成员在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周期的不一致性更为明显。他们对2008年至2013年欧元区最大的四个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发现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经济周期一致，而西班牙与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西班牙经济过度扩张，而当危机爆发后经济收缩较为剧烈。从经济波动的原因来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波动较多来源于欧元区内的共同因素，而西班牙的经济波动较多来源于国内因素。Farhi和 Werning (2012)也发现，2000年到2007年期间，西班牙信贷增长是德国的7倍，成员之间经济周期显著不一致。杨力、任嘉(2013)对欧元区经济趋同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欧元区在名义和实际趋同标准上都不符合单一货币区标准。另外，McKinnon(1995)、Eichen-green等(1998)对欧元区的实现方式提出质疑，认为成立欧元区使用统一货币存在固有缺陷，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各异，因此保持成员之间稳定的汇率机制可能是目前更合适这些国家的联盟方式，而不是使用单一货币并统一央行。Akiba等(2009)提出，欧元区的建立由于存在成本与收益，使得成员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欧元区存在经济一体化的界线和最优水平。如果一国加入欧元区以后经济专业化程度提升明显，或者相反，一国参与单一货币区的专业化程度提升不明显，这类国家就存在脱离欧元区的倾向。

(二) 对欧元区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反思

为防止道德风险，欧元区设立之初就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中明确了不救助条款，规定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责任向处于财政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但债务危机的爆发说明，处于财政困难的成员由于丧失本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制定权，无法通过增发货币为本国的财政纾困，一旦国际投资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对该国国债违约的预期就足以将该国国债推向高点，要切断银行业危机在欧元区内的传导，需要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成员国债提供流动性支撑，由此学者转而研究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成员金融市场和国债市场的影响。Peersman等(2002)分析了英国和欧元区6个成员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Karagiannis等(2010)对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Dornbusch等(2010)运用VAR模型对不同成员进行分析，发现成员之间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微弱差异。目前，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是研究各国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影响的主流分析方法，可模拟货币政策影响物价、经济增长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动态传导。Ramaswamy等(1997b)将欧元区成员分为两组并使用VAR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学者使用SVAR模型分析发现，经济体量较大的成员的货币政策传导更为有效。还有学者对债务危机期间欧洲央行的操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欧洲央行基准利率部分影响市场利率走势。欧洲央行认为，危机期间，欧元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长期市场利率对政策的传导较好，但欧元区隔夜存款平均指数反应不明显。

Bacchetta等(2012)提出，危机传染效应具有恐慌情绪的自我实现机制，世界贸易和金融网络并不足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带来如此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危机的真正根源不是危机的扩散，而是恐慌情绪的自我实现。因此，随着债务危机的蔓延，欧元区内部对建立区域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呼声越来越高。Schoenmaker(2011)提出欧元区存在“金融不可能三角”(financial trilemma)，为欧盟银行业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 对债务危机应对的反思

为解决债务危机，欧洲在初期采纳的应对思路是紧缩财政，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贷款条件，也反映了一定政治层面和学者的政策主张，有将德国模式欧洲化的倾向。(伍贻康，2013)但过高的债务削减和赤字紧缩目标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债务率再次上升，Krugman (2013)提出财政紧缩政策并不能降低债务率的观点。如何降低债务率，促进经济增长？欧元区以60%作为债务率的准入标准和财政纪律标准，部分经济学家也提出不同的合理债务率水平。具有代表性的是Rein-hart和Rogoff(2010)提出的90%债务率阈值，也就是说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正值转向负值的临界点即债务率超过90%将拖累经济增长。何代欣(2013)计算出，发达国家的债务率阈值是42%。Baum 等(2012b)提出，如果债务率低于67%，则债务率的适当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债务率超过95%，其增长只会拖累经济增长。进一步地，一旦一国债务率超过70%，该国长期利率水平将提高。Checherita-Westphal和Rother (2010)对1970年以来欧元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债务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U”形，债务率超过90%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对1980—2010年18个OECD成员的实证分析发现，债务率超过85%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Kumar和Woo (2010)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债务率超过90%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Hansen (1999)则给出两个拐点值即32.3%和66.25%，如果债务率低于32.3%或者高于66.25%，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明显增强，而债务率介于32.3%和66.25%之间时，影响较为微弱。

债务率阈值是依赖于历史数据得出的债务上限，忽视了经济和财政赤字的动态演化，一国可维持的债务率是动态变化的，依本国经济周期和财政周期的波动而波动，暂时的偏离不代表该国债务不可持续。Bow-dler 和 Esteves(2013)提出，欧元区成员的债务结构、持有人的差异也会影响债务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稳定关系，由此不存在严格的两者之间的影响由正向转向负向的阈值。Manasse和 Roubini(2005)等提出，单纯的债务率不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债危机爆发国的债务率远低于日本等高债务率国家，债务流动性、偿债意愿等也是发生债务违约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特定的债务率阈值衡量一国债务可持续性缺乏合理性。由此，学者使用Bohn(2007)提出的财政反应函数，反映了一国政府可依据经济波动对可负担债务率进行暂时的偏离，不代表该国债务不可持续，解决了前面两种分析方法存在的静态缺陷，使得债务率能够对经济变量进行动态调整，更符合一国长期债务可持续的判断思路。Bohn (2007)最早提出的是线性财政反应函数，随后Mendoza和Ostry(2008)、Ostry等(2010)研究发现，当债务率超过50%后，财政对债务的线性反应由显著变为微弱，进而提出非线性财政函数。Ghosh等(2013b)研究发现，部分欧元区国家债务率低于40%或高于173%，这些国家财政对债务率的反应略为负向，即财政反应较弱。只有在40%至173%区间，国家财政对债务率的反应才显著为正向，即财政充分盈余压制债务率上升。Ghosh等(2013a)的研究发现，财政盈余对债务率的调整是有限的，超过一定限度，财政盈余将不再对较高的债务率进行动态调整，即出现“财政疲劳”，这成为目前研究一国债务可持续性的主流方法。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普遍缺乏对欧元区系统的制度反思，更缺乏对欧盟最新制度创新的深度剖析和前瞻性研究，影响成果的参考价值。二是未从中国战略利益出发提炼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益的研究成果。本书以欧元区现有制度设计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反思为研究切入点，沿着“欧元区制度体系→制度缺陷→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一体化改革→对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启示”这一思路，在系统阐述欧元单一货币区制度体系及其缺陷的基础上，对欧盟推出的制度创新进行深度剖析，继而提炼出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

二、 研究对象与总体框架

本书以欧元区现有制度设计框架为研究对象，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

第一章，欧债危机原因。

(1) 欧债危机的爆发。首先阐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发展现状，以及希腊债券信用事件及影响。2009年爆发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始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希腊国债发生信用违约，使得希腊成为近60多年来首个违约的发达经济体；2018年8月，希腊成为欧元区最后一个告别资金援助的成员，与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意大利等国一起步入经济复苏道路，长达9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从形式上得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并不是个例，反映了欧元区多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和债务问题。其次阐述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

(2) 欧债危机爆发的制度分析。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包括两方面：欧元区的财政纪律约束缺乏效力是其外部诱因，成员丧失解决债务问题的多项工具是其主要原因。加入欧元区后，各成员丧失通过发行货币减轻债务压力的工具，债务风险的自我预期实现机制使得一国的债务风险传导到其他成员。成员固化的经济结构是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也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章，欧元区现有制度体系。

(1) 欧元区现有制度体系框架。首先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分析起点，详细说明自欧元启动以来欧元单一货币区现有的制度设计安排。目前，欧元区加入标准存在内生性问题，申请加入欧元区的标准过于严格，使用旧政策下的历史数据制定加入标准存在“卢卡斯批判”问题。其次分析了2017年欧盟提出的建立“多速欧洲”目标，部分成员可根据自身情况不与先行国家同步，体现了欧盟对成员现实差距的认识。

(2) 欧元区现有制度体系与最优货币区标准的理论和实证比较。欧元区成立之初仅部分满足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趋同标准，而欧债危机的爆发恶化了各成员的经济条件，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各项经济趋同标准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与经济学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经济趋同标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由此，对欧元区现有制度体系与最优货币区标准进行实证比较，借鉴Barro(1992)提出的经济收敛模型，选择欧元区成员作为考察对象，研究欧元区成立前后这些成员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上的趋同情况，为后文分析欧元区现有制度设计的缺陷奠定基础。

第三章，欧元区财政制度。

(1) 欧元区财政制度缺陷与危机动态诱发机制。一方面，遵循“欧元区成员以无法控制的货币发行国债→无法发行货币，向债券持有人提供流动性担保→债券持有人产生清偿力怀疑，利率上升→财政赤字超标”的思路，对财政制度的内在缺陷与债务危机的动态诱发机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遵循“政府流动性危机→国债价格下降与利率上升→银行经营成本上升与亏损→引发银行业危机”的思路，对流动性危机演变为银行业危机进行研究。本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反映出，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中欧元区成员无法控制欧元的汇率，满足特定条件时，理性的政府会选择违约方式减轻债务。这一结论从理论上印证了2012年希腊主权债务违约事件存在的必然性。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是目前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的根本缺陷。成员丧失本国货币的独立发行权，成为加入欧元区的代价。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开始对现有财政制度框架进行反思，致力于从两个方面弥补欧元区国债市场的缺陷：一是改革货币发行主体；二是改革主权债券发行主体，探索组建更深层次的财政联盟。整体上看，在改革欧元区目前主权债券市场方面，欧盟采取了深化一体化而不是倒退一体化策略：一是推出预算黄金法则；二是增补欧洲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在成员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时全额购买，且不设资金上限，以平抑国债利率，降低政府融资成本。

(2) 欧元区财政制度反思与改革。一方面，分析欧元区债券发行主体改革和共同债券方案及风险传染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欧元区货币发行主体改革以及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对降低成员发债成本与债务违约率的影响。

(3) 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采用VAR模型，量化分析欧洲央行推出的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改善欧元区的物价水平，特别是防范通货紧缩的风险具有明显的政策效应，但对提振经济的作用极其有限，没有发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此外，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对区域内的短期金融市场形成极其有限的脉冲冲击，无法在短期内压低债务国的债券利率。

第四章，欧元区金融制度。

本章首先分析欧元区现有金融制度缺陷，阐述欧洲金融市场存在的“金融不可能三角”，分析欧洲银行业联盟建立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分析英国脱欧对单一金融市场的影响。其次分析债务危机后欧盟对欧元区现有金融制度的反思与改革。

(1) 欧元区金融制度缺陷。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欧盟单一市场跨国经营的国际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时，如果实施救助的成员收益较少，而不实施救助的境外市场收益较多，那么即使救助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成员也将选择不救助。其次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在风险传导机制方面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次贷危机中市场风险的传导是通过政府直接注资以及提供担保将单个商业银行的风险转移到政府公共部门，而欧债危机的风险转移与此相反，商业银行基于传统的业务习惯将国债视为无风险资产并持有大量国债，使得政府国债风险溢价传导到金融市场。最后分析欧盟单一市场存在“金融不可能三角”，即在金融市场全球化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取得金融市场稳定、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政策独立三个目标。

(2) 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与挑战。我们认为，克服“金融不可能三角”理论的现实方案是在欧元区内制定统一的金融政策，放弃独立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以换取金融市场稳定和整体化的目标，这为欧盟建立欧洲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提供了合理性。2012年6月，欧盟通过了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决议，欧洲银行业联盟由单一监管机制、单一清算机制和共同存款保险机制组成，这三大机制被称为欧洲银行业联盟的“三大支柱”。

(3) 英国脱欧对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冲击。我们分析了英国脱欧对欧盟金融市场的影响，脱欧后英国和欧盟跨国金融机构如何继续开展经营活动。据此提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和欧盟金融机构的短期负面影响是显然的，一定程度上需要在英国宽松灵活的监管环境和欧盟庞大的金融市场之间权衡取舍，而业务重新布局势必提高短期经营成本，削弱市场份额。

第五章，欧元区区域性合作机制。

(1) 区域性合作与危机诱发机制。我们在Calvo(1988)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2012年希腊债务减记事件，阐述欧元区由于缺乏一个成熟的救助机制在危机时无限量释放流动性，导致市场对政府偿还能力的怀疑能够自我实现，加剧债务危机。理论模型反映出，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中成员无法控制欧元的汇率，满足特定条件时，理性的政府就会选择通过违约方式减轻债务。市场对一国国债的怀疑可以自我实现，这一特点使得西班牙、意大利等信用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容易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2) 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完善。基于稳定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的需要，欧元区应建立区域性合作机制，借助区域内的流动性支持机制稳住整个市场对可能违约国政府主权债券市场的信心，在主权债务风险较高的成员和欧元区其他成员之间构筑一道隔离墙，防止一国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区其他成员违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本章还比较了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贷款条件、真实放贷能力、资金结构。最后结合最新的金融数据，从降低银行资金成本、释放市场流动性等方面对ESM真实放贷能力和压低融资成本的有效性进行量化评估。

第六章，欧元区债务危机应对制度。

本章通过构建适合欧元区成员债务可持续均衡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明欧元区成员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和动态规律，对通过财政紧缩降低债务率的观点进行验证。进一步地，分析目前欧盟降低债务率的常规方法即紧缩财政内容及负面影响，运用理论模型阐述使政府债务率趋于稳定的条件是政府税收收入高于政府开支；同时对债务问题长期解决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系统的债务危机解决方案。

(1) 危机应对制度的有效性检验。我们运用财政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合欧元区成员的债务可持续均衡模型，阐明欧元区各国债务可持续的条件和动态规律，运用理论模型阐述使政府债务率趋于稳定的条件是该国政府努力让收入大于支出，并保证经济增长率超过国债利率，政府只有产生净收入并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才能使本国债务率下降。如果一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小于该国国债实际利率，会导致本国债务持续上升，导致该国主权债务不可持续，容易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2) 非对称产出冲击对主权违约的影响。主权违约模型可以计算一国安全债务边界、评估实时的主权违约概率和为债务违约提供预警，但目前主流主权违约模型都假设产出冲击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然而现实世界中，GDP产出波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特性，难以用自回归模型刻画。受此启发，我们探讨不对称的产出冲击对违约概率的影响，所得到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拟合能力，模型稳态的数据模拟结果显示本模型更接近现实数据，不对称冲击假设明显改进了模型的数据匹配能力，特别是模型能同时匹配较高的主权债券利差水平和较低的主权债券波动率。

(3) 代表性国家债务可持续的实证分析。目前，分析一国债务可持续的方法主要有三种：跨期预算约束下分析债务可持续性、计算一国债务可负担的最高阈值、使用财政反应函数动态判断长期债务可持续性。我们使用财政反应函数动态判断欧元区代表性国家的长期债务可持续性，使得债务率能够对经济变量进行动态调整，只要一国对本国的财政支出情况依据债务率作出正向动态反应，减少财政开支或者增加财政收入就可以保证该国债务可持续，更符合一国长期债务可持续的判断思路。我们结合最新数据使用财政反应函数动态判断了欧元区主要成员的长期债务可持续性。

(4) 欧债危机应对制度反思。在欧元区债务问题解决思路上，国际资金援助的重要经验是充分考虑被救助国家的经济结构，考虑大幅度紧缩开支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适当优化贷款条件，下调债务削减的目标，延长还款期并降低贷款利率。虽然目前欧元区债务危机已经解决，但主要债务问题国在未来很长时期内面临较高的偿债压力。从长期来看，债务是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减少债务只能通过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债务总量的下降，这也是债务问题解决的根本思路。

第七章，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反思。

欧债危机的解决较为漫长，由于欧元区边缘国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债务危机的解决需要漫长的时间，欧债危机将从急性过渡到慢性，即“欧洲急性病慢性化”。欧元区还没有走到崩溃的地步，要切实推进各项改革机制，从而控制未来债务增长和宏观经济失衡。本章从完善金融市场、应对非对称性冲击能力和解决区域内部失衡等角度对危机后欧洲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探讨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适度调整与完善。

(1) 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容与弊端。无论是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讨论，还是英国退出欧盟的现实选择，均反映出目前欧洲经济模式下成员发展不均衡的事实，在加入标准中应该考虑不同国家的现实差距。基于各成员一体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欧盟提出建立“多速欧洲”目标，部分成员可以在一体化道路上先行一步，其他成员可根据自身情况不与先行国家同步，但欧盟整体走向全面一体化的方向不变。“多速欧洲”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欧盟对成员现实差距的认识，比实现单一严格的一体化目标更接近现实，也具有可操作性。

(2) 英国脱欧对欧洲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英国脱欧是双输的结果，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和贸易数量绝对下降，这种负面冲击呈现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即欧盟的贸易损失要小于英国，原因是欧盟成员可通过增加对其他成员的内部贸易来替代与英国的贸易，但欧盟的贸易损失也比预期的要大。英国脱欧对贸易环境产生了不断强化、持久的不确定性冲击，贸易制度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3) 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和英国脱欧对欧盟金融市场的冲击，欧盟选择了通过深化一体化进程而不是倒退来解决目前金融市场的割裂问题。为打断成员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之间的风险传导，欧盟建立了银行业联盟，通过统一对成员国内银行业体系进行监管为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市场基础。英国脱欧让欧盟意识到现有制度设计的缺陷，在债务危机解决过程中，欧盟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革。

第八章，欧元区现有制度的启示与建议。

本章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欧债危机爆发后对欧元区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并提炼出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

三、 重点与难点

本书重点与难点如下：

(1) 欧元区制度缺陷。欧债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制度缺陷，对欧元区制度缺陷与危机动态诱发机制的系统研究是本书的重点与难点。我们分别从欧元区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区域性合作机制、危机应对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五方面展开研究。在政府债务可持续部分，基于跨期预算约束分析债务可持续性、计算一国债务可负担的最高阈值、使用财政反应函数动态判断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并结合最新的数据对欧债危机发生前后主要成员的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

(2) 欧元区制度反思。本书在对制度的弊端及其与危机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度分析后，依次从欧元区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区域性合作机制、危机应对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五方面论述欧洲对于欧元区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四、 研究思路

本书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五、 研究方法

(1) 案例与比较分析方法结合。本书使用大量的案例与比较分析方法，比如，在对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的内在缺陷与债务危机的动态诱发机制进行研究时，比较了欧元区成员与非成员加入单一货币区对主权债务的影响；在分析欧洲金融市场统一监管的缺失、欧洲金融市场分化时，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欧元区成员的短期利率变化在欧元区成立前后呈典型的蝶形分布，利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分散趋势；在共同债券分析部分，比较分析了蓝色债券和红色债券方案。

(2) 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结合。实证部分，第二章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选取欧元区加入指标，包括名义通货膨胀率、利率、财政赤字率、债务率，并新增人均GDP水平作为经济趋同性的判断指标，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经济运行状况与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第三章使用VAR模型，量化分析欧洲央行推出的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第六章针对目前研究一国政府债务可持续的三种方法：基于跨期预算约束分析债务可持续性、计算一国债务可负担的最高阈值、使用财政反应函数动态判断长期债务可持续性，依次分析其优缺点，最终确定使用第三种方法来判断欧元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并结合最新的数据对欧债危机发生前后欧元区主要成员的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第七章实证分析了英国脱欧对英欧贸易和经济的影响。

理论部分，第三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反映出欧元区财政制度缺陷，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中欧元区成员无法控制欧元的汇率，满足特定条件时理性的政府就会选择通过违约方式减轻债务。第四章阐述欧洲银行业存在的“金融不可能三角”，分析欧洲银行业联盟设立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第六章构建适合欧元区成员的债务可持续均衡模型，阐明欧元区成员债务可持续的条件和动态规律。同时将不对称的产出冲击引入主权违约模型，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拟合能力。

六、 价值和创新

本书价值和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以欧元区制度反思为切入点，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系统、全面地评价欧元区制度缺陷以及危机诱发机制间的复杂关系，完善了最优货币区理论。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反映出欧元区财政制度缺陷，分析欧洲银行业联盟设立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构建适合欧元区成员的债务可持续均衡模型，阐明欧元区成员债务可持续的条件和动态规律；将不对称的产出冲击引入主权违约模型，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拟合能力。

(2) 采用最新经济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法量化分析欧元区制度缺陷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各国政府债务可持续的均衡条件。具体而言，对欧元区经济运行现状与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实证比较分析；使用VAR模型量化分析欧洲央行推出的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使用财政反应函数动态判断欧元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并结合最新的数据对债务危机发生前后主要成员的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了英国脱欧对英欧贸易和经济的影响。

(3) 系统总结欧盟处理欧债危机的教训，并提出建设性的启示与建议。中国目前尚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债务危机，但存在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逃废债等多个债务风险点，为防范潜在的债务风险，可组建具备流动性支持的债务支持基金，作为中国应对自身潜在债务问题的流动性提供工具，避免向IMF等国际最后借款人借款时被附加严苛的经济结构条件，损害中国的经济主权。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应该及时把握好短期与长期宏观政策的转变过程。短期内，作为正常的反危机操作，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解决危机的流动性有其合理性；长期内，危机的最终解决一定会通过经济基本面的转型，要在适当的时机为宏观干预政策提供合适的退出机制，运用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完成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