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休斯：《新闻与人情故事》
回顾新闻研究的历史，芝加哥学派是被反复挖掘的重要学术流派。然而，细察芝加哥学派鼎盛时期出版的成果，就会发现以报业或者新闻为核心对象的专著只有两本。其中一本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另一本则是本文将介绍的海伦·休斯（Helen Hughes）（以下简称海伦）的《新闻与人情故事》。作为同时代美国女性学者的杰出代表，海伦的专著受到了帕克、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马尔科姆·威利（Malcolm Willey）等学者的认可，该书所关注的人情故事也深植于新闻实践。
一、成书背景
海伦是芝加哥学派中仅有的两位出版过新闻研究专著的学者之一，国内学界对她的专门介绍较少。她的学术生涯可以通过两组关键词语来理解：“芝加哥学派帕克的学生”以及“早期传播与社会研究中的女性学者”。
（一）芝加哥学派帕克的学生
经过多次兴衰起伏，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性虽已被广泛认可，但直到今日，其与新闻传播学之间的关联还是被描述为一部错失和误读的历史（Wahl-Jorgensen，2012），需要被重新挖掘。必须承认的是，在总体建制上，芝加哥学派是美国当代第一个社会学学派，被誉为“社会学历史上极少数科学家共同体之一”（周晓虹，2004）。在社会学视野中，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与芝加哥自19世纪后期开始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有关，也得益于美国的高等教育革命及大学的扩张。在其独领风骚的40年里，从芝加哥学派走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师，他们有着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社会学的学科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兰·库隆，2000，p.71）。
该学派的核心人物帕克积极推动着社会学从德国的规范理论转向适用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学说，他对经验研究的坚持不仅贯穿自己对黑人、社区和移民报刊的研究，还反映在他对学生研究选题的选择和指导中。帕克的大多数学生开展的是对20世纪初芝加哥多种城市问题的研究，只有两位博士选择将大众传媒作为研究对象[1]，且只有海伦的成果获得了帕克撰写的序言和出版的机会。尽管此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导地位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研究范式的转移过程中有所衰落，但其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影响却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进一步深化。
新闻传播学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重新挖掘在当时美国国内再次分裂的社会环境和对大众传播主流范式的反思中展开，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方师师、於红梅，2010）。凯瑞认为，以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社会学的思想是应对当时主流传播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的“最切实可行的传统（尽管并不完备）”；乔治·米德（George Mead）、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帕克、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学者是这一传播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代表人物（凯瑞，2005，pp.11-12）。但为了凸显这一研究传统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区别，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虽提及了明显偏重新闻研究的帕克，对其具体的学术贡献却语焉不详（刘海龙，2015）。此外，对传承了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并培养出戈夫曼、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等重要学者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成果，凯瑞也少有提及。海伦恰恰是第二代芝加哥学派中的重要成员，她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积极推进有芝加哥学派风范的新闻研究。
（二）早期传播与社会研究中的女性学者
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关注点和方法走向了多元，比如塞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是社会心理学和统计方法学家，菲利普·豪瑟（Philip Hauser）是人口学家，只有海伦的丈夫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Hughes）（以下简称休斯）继承了社会问题导向的质化研究传统（周晓虹，2003，pp.140-148）。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和戈夫曼等重要学者都是休斯的学生，他们将社会互动主义（social in-teractionism）的影响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Helmes-Hayes，1998）。在休斯的传记中，妻子海伦既是其各项重要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又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情怀。
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不乏女性研究者的身影，但她们大都处于边缘的位置。相比之下，海伦的学术资源还算丰富，她曾在几家著名大学获得长期教职（其中包括布兰迪斯大学、韦尔利斯学院、塔夫茨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并且在多家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尽管如此，海伦还是在1973年的一篇关于美国女性研究者以及教授妻子这种校园“二等公民”的研究中表达了自己的尴尬和不满（Hughes，1973）。
彼得斯和西蒙森在对传播思想史的梳理中曾经不无惋惜地指出，海伦的研究能力是杰出的，她的经历反映了同时代女性的共同遭遇（Pe-ters, et al.，2004，p.118）。1927年，海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硕士学位。此后的十年间，她嫁给了同班同学休斯，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展现了丰沛的学术潜力和热情。但毕业之后，女性研究者的职业选择空间十分有限，即便学术成果优异，也只能以在夜校授课、上函授课程或者承担兼职教职等方式延续其学术身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观点也更多地只能以书评而非论文的形式呈现。多次碰壁之后，海伦受聘为同班同学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助手，帮助他编辑《美国社会学研究》，这份执行编辑的工作此前甚至不需要有学位的全职人员来完成（Aimee-Marie，2012）。除了就业机会的限制，海伦还指出了既有的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传统对女性学者的研究的偏见，尤其是对那些没那么关注政治的研究的价值评价。幸运的是，社会学领域的女性学者对海伦有着更积极的评价，美国女性社会学学者协会设立了以海伦命名的讲座教职，用以支持优秀的青年女性研究者，也用以肯定海伦的学术品格和成就。
二、来自帕克的序言
帕克是芝加哥学派核心成员中对新闻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位。11年的采编生涯让帕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料，他对报纸的理解也不像杜威、库利那么理想化，而是视其为被多种社会力量争夺的冲突与竞争的场所。在对“移民报刊”以及“报纸的自然发展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帕克为《新闻与人情故事》撰写的序言，可被视为一篇单独的论文来考察，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帕克的新闻观。
（一）去个人化的新闻趣味
在帕克的理论体系中，公共舆论和共同生活是重建美国现代大都市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刘娜、黄顺铭、田辉，2018）。这篇序言也是以强调报纸在公共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为起点，认为舆论产生于新闻阅读及其引发的讨论。了解新闻与谣言、闲话、宣传等其他广泛流通的文化形式的区别，有助于形成对新闻的操作性定义。而在《新闻与人情故事》的序言中，帕克所力求探讨的，则是对新闻趣味（news interest）和人情趣味（human interest）这两种基本的新闻形式，或者说是新闻的两个基本面向的进一步区分（Hughes，1968，p.xii）。
对帕克而言，上述区分工作有助于解释一个现实中常见的人性悖论——改良家认为应该发表或出版的东西，一般并不是人们最想读的；人们更想出版编辑精良、知识性强的，但最想读的是趣味性强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很多高质量的报刊往往发行量有限，便士报却广受欢迎。事实上，自1835年便士报兴起，纽约和伦敦的报纸发行人们逐渐发现两个基本规律：第一，大多数人觉得读新闻比读社论容易；第二，一般人都更喜欢被愉悦而非被教化。为了生存竞争，这两条规律在大众化报纸和好莱坞影业中被广泛应用（Hughes，1968，p.xiii）。
帕克承认，报纸内容中时常混杂着新闻趣味和人情趣味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但他还是试图将新闻趣味单独抽象出来。他反对记者具有天然的“新闻嗅觉”这种说法，认为记者的新闻敏感并不是来自某种天性，而是来自后天的职业训练。好的记者要知道如何把具体的事件放入更广泛的社会进程来呈现，但不用去解释它，这是评论者需要做的事情。记者看待事件的视角要尽可能地非个人化，排除个人好恶或价值判断。新闻报道的艺术在于其能够让各种立场的群体承认和接受报道中的基本事实。虽然人们对事件的意义有着各自的理解，但客观的事实报道构成了公共讨论的共同视域（Hughes，1968，p.xv）。这样的新闻趣味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规范性和理想化的特质。帕克承认，不是所有报纸上刊登的东西都是新闻，除此之外，还有广告、社论等内容。
（二）超越时空的人情故事
除了非个人化的客观性，帕克认为，某一事件要成为新闻，还需要具有重要性，而重要的程度与特定的时空要素相关，即要考察其时效性。即使某一事件非常重要，它的历史记录也不可能再成为新闻，因为人们不能再对这个事件做什么（Hughes，1968，p.xvii）。帕克进一步指出，很多事实性新闻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空间的改变而迅速损耗，但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时空限制的人情故事能起到不错的凝聚公众的作用。
把新闻写得生动化和戏剧化或者所谓的“黄色新闻”潮流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报业，许多便士报热衷于出版浪漫故事和坊间传闻。帕克认为，这些内容被广泛阅读是因为报道本身的趣味性，而非指涉了某些重要的现实。因为它们赋予新闻故事以象征价值（symbolic character），成为过去与未来的连结点，并作为共同生活的再现，传承着人们对于习俗、传统、风俗、社会规范的共同理解。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价值，帕克肯定并欣然称赞了海伦对人情故事的分析，认为其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研究，不仅关注报业对公共舆论和政治的影响，还展现出大众传播对社会组织和人类关系更复杂多元、更深远的意义。
海伦对人情故事的研究受到帕克启发，她从对美国人言与行差异的解释出发（Hughes，1968，p.vii），开篇就澄清了这样一个误解：虽然托利党的出版家坚持报业有益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认为大规模的发行量是公众获知信息的必要条件，然而，其市场发行经理遵循的不是这一思路，他们通过连载漫画、雇用电影明星来宣传，认为真正让发行量大增的不是那些严肃的新闻，而是不被看重的人情故事（Hughes，1968，p.1）。与其导师不同的是，海伦对人情故事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甚至认为用人情故事框架写作的新闻才更易于向普通民众渗透。
三、什么是人情故事？
根据海伦的分析，人情故事大概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随后被便士报、小报、廉价小说等多种类型的报刊竞相模仿和革新，到20世纪初已经进化为常用的新闻写作策略，改变了报纸组织的许多方面，成为美国报业的典型特征。这类新闻通常采取个人化的视角，主题涉及战争、火灾、洪水、事故、丑闻、犯罪以及个人生活中的突发与反常经历，总之，讲述的是对多数人有影响或者让多数人感到意外的内容，能够引发人们的共情和想象（Hughes，1968，p.212）。
（一）美国报业的早期历史
在进入对人情故事的分析之前，海伦对美国报业的早期历史做了简要回顾。美国的早期报纸同欧洲一样发端于私人订阅的新闻信。新闻信的编辑通常是邮政官，所涉内容主要是滞后的欧洲政治新闻。随着北美大陆自治意愿的日益强烈，报纸开始成为传播公共舆论的工具，党派报刊时代，报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主流价值和维系政治忠诚（Hughes，1968，p.5）。政党报刊以付费订阅和政党津贴为主要收入来源，不需要采用太多营销策略。发行量有限一方面是由于价格高昂，另一方面也是报纸自身的编辑策略，他们把读者设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关心政治或者经济事务的一小群人。19世纪30年代，虽然政党报刊在内战之后仍积极开办，并被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评论家认为承担着“教堂或学校的功能”，但实际上，随着便士报的兴起，这项功能显然被便士报接替了。这些报纸的目的是赢利而非传播信息，它们的读者更喜欢新闻而非编辑的评论（Hughes，1968，p.7）。
1830年后，以《纽约太阳报》为代表的便士报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创造了新的读者群。这些读者被定位为工匠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群体，他们之前大多没有读报的习惯。这些便士报广泛兜售私人化的街谈巷议、宠物故事和法庭案件等，这些不重要的报道（items）成为美国最早的人情故事，也让便士报的发行量大幅上升（Hughes，1968，p.8）。
经过不断的试探，人情故事作为一种固定的报道框架最终在《纽约太阳报》被确立下来，用以指称那些关注日常突发的灾难或戏剧化事件的闲话小报道（Hughes，1968，p.13）。在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便士报看来，受欢迎的新闻就是促进发行的最好广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便士报纷纷采取大量的非常规手段来迎合读者的喜好。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发现，人们更关心日常琐事，即使是政治新闻，人们也更愿意关注伟大人物的个性特征（Hughes，1968，p.18）。各家报纸在报道形式上的竞争愈演愈烈，所谓“黄色新闻”只是他们用来贬损竞争对手的说辞。
在能够集中反映报纸竞争策略和风格的头版，人情故事框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在街头零售中更有竞争力，大标题、轰动的新闻故事、连环画以及其他醒目的设计成为各家报纸的常用模式（Hughes，1968，p.38）。由于察觉到人们对社论和评论专栏的阅读意愿较低，二者在头版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新闻则撑起了门面。此外，天气和商品的打折新闻因为总是有人读也会出现在头版，但有的时候，头版还会出现一些人情报道，并不是因为这些报道重要，而是编辑意识到，这会让头版看起来很有趣，从而提高报纸的销量（Hughes，1968，p.46）。
到了海伦所处的时代，广告占据了新闻机构收入的3/4（Hughes，1968，p.27）。为了提高发行量，记者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新闻变得有趣。追求快速和简洁的倒金字塔写作模式显然不再符合要求，即使是那些具有公认的新闻价值的重要事件，也常会为了竞争的需要而突出其人情趣味的方面。最终，人情故事成为报道新闻事件的常见框架（Hughes，1968，p.70）。
（二）人情故事与人类本性
人情故事的英文为human interest story，本文将其译作“人情故事”是考虑到这类文体对人们的情感需求的独特吸引力，但从词源上，还应该关注其与人类天性（human nature）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帕克还是海伦都认为，人情故事是根植于人性的，其产生与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关联，而这种自然属性，也恰恰使人情新闻及对其的研究在强调新闻作为社会改良工具的新闻观中仍能保有一席之地。
人情故事的频现与记者写作新闻时的自然倾向有关。大众化时代，美国记者被要求不能发表政治立场，除此之外再无明确禁忌，人情故事是个理想的展现风格的领域。具体写作中，记者首先需要构造出一个具有可读性的故事，耸人听闻的、改良主义的、党派社论的或者人情故事，对于记者来说都是可以选择的，最终的倾向取决于记者的即时需要（Hughes，1968，p.82）。而人情故事是其中最容易被选择的一种。这是记者基于受众视角做出的选择。人情故事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不需要太多专业的知识和长期的观察，并且允许记者在报道中部分地分享自身的直觉感受，进而引发读者的感同身受，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人情故事受欢迎的原因也在于人类自然的情感和好奇心。这些故事经常是关于新闻核心要素以外的个人化的细节。虽然这些细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报纸中的称谓和形式有细微差别，但其核心功能是让人们能够读到别人的日记（Hughes，1968，p.182）。在传统社会，这类故事早已广泛存在，民谣、八卦等无论何时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而在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中，普通民众渴求八卦的天性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小镇上，亲戚或邻居的个人事务不是故事，而是新闻，与自己的生活直接相关。在大城市，陌生人的个人经历却可以变成被谈论的故事。当一个社区内部的人关系紧密，公开的出版物会将新闻内容限制在无伤大雅的外部事务上；而在一个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会中，当地的报纸则会大量公开私人生活的细节（Hughes，1968，pp.152-155）。最好的人情故事可以引起广泛的共情，尤其是那些让读者欢笑、流泪的个人遭遇，比如订婚、丧亲、离婚、自杀等。这些故事都是熟悉的主题的变体，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体验又是公共的。
（三）人情故事的积极意义
在报纸成为商品之前，“上层人士”主导着报纸，人情故事对于市民阶层共通情感的激发和满足使其在19、20世纪的美国具有自身独特的积极意义，即便这只是大众化报刊为了提升销量而让记者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报道的意外结果（Hughes，1968，p.262）。虽然这类新闻常被认为是不重要、不精致的，却几乎是早期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通市民唯一可及的读物（Hughes，1968，p.106）。当大众报刊扩大市场的需求日益强烈，普通市民这个被广告商和学者都忽略了的阶层开始影响报纸的编辑方针，报纸权力的天平进而开始向底层倾斜（Hughes，1968，p.25）。
简单的用词、简单的故事、简单的讲述方式，人情故事框架增强了国际、国内大事，法律，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对普通民众的渗透性（Hughes，1968，p.268）。虽然这些人情故事的核心是一些永恒的主题，但与民间传说不同的是，报刊上的人情故事是不断更新的当下的真实故事，其中的主人公的遭遇经常超出本群体既有的经验范围。在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人情故事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媒介（Hughes，1968，p.291）。它可以帮助离开传统小城镇的新市民在陌生的大都市生活中找到熟悉的慰藉，感受更广阔的新奇世界的躁动。通过了解越来越多他人的生活，人情故事有助于拓展读者的个性边界，提高读者对其他个体的容忍度（Hughes，1968，pp.279-289），而这正是严肃报刊所无法实现的社会价值。
四、评价与反思
海伦在学术生涯中至少曾主笔或共同主笔了20篇论文、13部著作，涉及多个主题，报纸研究是海伦作为独立研究者的核心旨趣。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父母曾经是报人，还因为她对报纸有着独特的认识。相对于舆论宣传的工具，海伦更倾向于把报业视为社会的晴雨表，采取更中立也更经验的路径对报业形态的演变和社会角色展开分析。
海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林德伯格绑架案：人情趣味和政治》于1936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上。在这篇论文中，她对报纸的谱系进行了历史分析，并指出美国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工具进化为综合出版物。相比于说教意味更浓的德国报纸，海伦认为美国报纸更倾向于把读者放在首位，更聚焦受众所认为重要的事情，这是一种大众化的策略。《新闻与人情故事》是在海伦1936年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也是海伦最受关注的作品，受到了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如拉斯韦尔、威利等人的认可。如果说帕克对于便士报的研究是一部美国报业的自然史，那么海伦则呈现了一部人情故事的自然史，她在美国历史、政治、社会条件演变的大背景中对人情故事的社会角色的分析，已经超越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实用主义进步观对于报纸历史的规范研究范式。
对新闻的历史研究从19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开始，以曾供职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里克·哈德森（Fredrick Hudson）于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为代表。该书按照报刊、广播或影视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脉络，广泛地搜集史料，事无巨细地呈现史料，注重对重要机构和人物的介绍。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研究开始从描述转向阐释，以弗兰克·莫特（Frank Mott）于1941年出版的《美国新闻史》和埃德温·埃默里（Edwin Emery）于1954年出版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为代表，开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去解读新闻业的发展（陈昌凤，2003）。遗憾的是，这种转变只是一种部分的改良，虽然增加了阐释性的内容，却仍无法脱离既有德国研究传统的规范视角，难以有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陈昌凤，2016）。
在此学术气候中，海伦的人情故事新闻研究虽同样具有特定的规范立场，比如强调人情故事对底层民众可能具有的教化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海伦还是将人情故事的繁荣视为美国早期城市化、民众的自然本性以及报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交织互动的社会历史进程的部分自然结果。她对这种变化采取了接受的态度，而非着力于探究改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以下简称《发掘新闻》）中将新闻和报业的历史放入更广泛的社会互动中去分析，这一举动被认为具有开创性意义（陈昌凤，2016）。但实际上，被埋没的《新闻与人情故事》早在4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对于海伦所关注的这段历史，舒德森也曾有论述。他承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尚未定型，以纽约地区为代表，不同种类的报纸为迎合工业化转型社会中人们的不同需求，做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选择：他将约瑟夫·普利策的《世界报》代表的娱乐化风格称为“故事模式”，而将阿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的《纽约时报》所倡导的严肃、庄重的风格称为“信息模式”（舒德森，2009，pp.107-117）。虽然舒德森也承认两家报纸在实际操作中都涉及对这两种报道模式的使用，但在风云变幻的美国国内国际环境下，“信息模式”最终战胜了“故事模式”而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原则。从舒德森对这段历史的丰富呈现中可以看到，“故事模式”或是“人情新闻”其实一直广泛存在于日常新闻实践中。如果以当下作为历史进程的唯一结果来倒推“人情新闻”缺少社会价值，不免有目的论的嫌疑。对历史进程的多维度分析，也许是舒德森为了避免倒决定论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但这种在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与具体新闻实践的策略选择之间建立因果关联的分析方法还是受到了不少质疑。海伦的经验分析可以弥补上述不足，不仅因为她将报业竞争作为人情故事产生和繁荣的大背景，而且因为她在具体的编辑部新闻生产过程和版面内容变化等交叉分析中呈现了早期城市化的经验及其对报业的市场化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帕克退休之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日渐衰落，海伦的研究也因其女性身份而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海伦的作品本身做认真的习读。
（陶文静 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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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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