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为这套丛书写总序时，距离我们策划这套书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不禁让我们感慨：想法不少，但实施得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不过，好在我们一直在将各种想法付诸实施。

2013年3月，丛书主编之一胡翼青应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马成龙教授的邀请，前往浸会大学讲学；与此同时，丛书的另一位主编刘海龙也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访学。那时，香港大街小巷的洋紫荆已经绽放，一派春天的美好气象。浸会大学与城市大学相隔不远，因此我们这两个原本分别身处南京和北京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讨论学问的时间。在那之前，我们就曾经讨论过编写这套丛书的话题。我们都感觉到，进入21世纪后的短短十年时间，国内就涌现出一批质量上乘的新闻传播学译著，可以说让人目不暇接，应该出版一些读本帮助年轻学人消化这些经典的“新知”。我们目之所及的少量已经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名著导读，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新闻传播学形成对照的是，其他学科的导读出版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从1998年开始陆续出版的21个学科的名著提要，这一工程持续了15年，涉及社会学、文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当我们开始关注这套书时，有些学科的名著提要已经出到了第三版。然而，这21个学科不包括新闻传播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闻传播学各个领域的经典成果整理与导读出版工作已经远远落后于相邻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直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追赶者”，而在名著导读这个环节，我们又不得不继续“补课”。

念及此，不知道哪儿来的干劲，仅仅一天，我们就闷在房间里将导读的书目开列出来。刘海龙的日记里是这么记录当天的工作的：“3月15号周五，与（路）鹏程去吴多泰博士楼找翼青、贾敏讨论20世纪传播学名著导读一书的选题，至晚11点方归。”在热烈的讨论中，我们达成了共识。这些名著应当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公认的经典，比如《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舆论》《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做新闻》等；还有一类则是有一定的引领性和争鸣性的新作，有成为经典的潜质，比如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的《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现在想来，我们的冲动有着非常明显的知识社会学背景，这首先与我们对传播学科状况的相似认知有很大的关联。自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建立中国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就一直是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对于几乎是零起点的中国传播学而言，解读西方传播理论的思想谱系和经典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如王怡红在《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一文中所说：“1982年传播学研究刚刚创立，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就在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内容的‘16字方针’中明确提出来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并未在意把这个从开始就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问题化，对其‘本土化的形式主义命题’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反思。”其实，单是“系统了解”这个起点，就不是“由零开始”的中国学界能够简单应付的。所以，王怡红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局面下，“‘系统了解’不得不长时间被简化和理解为对西方传播学著作的大量引进或拿来就用，不必加以深入思考。由于将‘系统了解’变换成易于得到的引进，与西方传播学的关系也就转而变成一种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依附关系”。当时，我们两个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关于回顾中国传播学三十年的课题，对王怡红的判断是高度认同的。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对理论的使用是高度工具性的，研究者只是使用理论而不与理论发生纠缠，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研究者并不存在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之中。然而，不与理论发生纠缠怎么可能生成自主性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创新呢？其后果一定只是将理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通过形式化而非内涵化的处理方式，拿来生搬硬套用以解释自己的对象物。而且，我们都认为，不仅仅是解读存在着工具理性的问题，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不能被称为“大量”都是一个问题。那些认为中国传播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可以自主创造的学者，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几篇传播学的经典文献。我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传播理论的，作为那个时代新闻传播学的本科生，我们觉得最不幸的事就是在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找不到几本可以阅读的本学科的经典著作。这种情况到我们读博士时才略有缓解。70后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烈的读书饥饿感伴随着他们的学生时代。所以，刘海龙干脆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一书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自1978年传播学作为学科被正式引进中国内地后，‘系统了解’一直是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成果不可谓不多。可在如何了解方面，却一直不得其法。”刘海龙在2008年出版了教材《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其重要的写作动因之一就是感到当时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搞不清楚欧美各种传播理论间的关系。而胡翼青长期致力于推动传播学史的研究，其重要考量也是如何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人能够了解西方传播理论的历史与脉络。我们都认为，建设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了解现有经典知识体系，才能创新；而年青一代没有深入和系统地了解西方的传播理论，政治正确和方向正确的“16字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新闻传播学译著的大量出版是刺激我们策划这套丛书的另一重要推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闻传播学的译著非常稀少。1997年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后，引进“量”的问题才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时参会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如王怡红、刘卫东、李展、陆晔、芮必峰、胡正荣、段京肃、郭镇之、黄旦、曾建雄等认为传播学尽管在中国有所发展，但其边界和领域是什么样的，研究该怎么做，这些都很不明晰，需要出版一套高水准的新闻传播学译丛。正如潘忠党在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的总序里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该译丛的设计充满了对经典的渴望：“这想法是系统译介这么三类书：（1）理论名著，（2）实证研究经典，（3）全面勾勒学科领域的论著和论文集。这些书要既有学术水准，又有可读性；既可做专业教科书，又可成为高层次研修类读物。”这套译丛2003年问世，在10多年间将许多国外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译介到了中国，其中有多部著作被选入本丛书。那段时间不只是华夏出版社在推进新闻传播学的译丛建设，还有多家出版社都在做这件事。产生了一定反响的译丛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以及新华出版社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等等。根据周丽锦等人在《国内传播学译著的现状及其成因研究：基于2000—2019年数据的分析》一文中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从2000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20年间国内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译著的数量达到376种（其中专著266种，教材90种），年均18.8种。这376部译著涉及116个完全不同的译丛。20年来，中国各出版社一共出版了新闻传播学译丛42种，新闻传播学译丛的选题几乎遍布主要的人文社科类出版社。在2013年商讨编写这套丛书时，我们显然是感受到了当时译著的极大丰盛，我们的阅读速度远远跟不上经典作品的涌入速度。我们都认为，对于文科生而言，大量阅读本学科经典著作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算是在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存在过。这么多经典著作的同时出版，让年轻学子大量阅读经典成为可能。然而，“书非借不能读也”，在缺乏阅读饥饿感的时代有效引导年轻学子读书，这恐怕是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如果说，当初我们读书时因为资料匮乏差点“渴死”的话，那么今天的年轻学子则可能因为资料的过度丰盛而被“淹没”。所以，在文献资料理论爆炸和研究主体理论匮乏的张力之下，我们想到必须编写名著导读。

编写名著导读，可以实现两个层次的目标。常有前辈学者告诫读书人，读书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书读薄”，第二个阶段则是“将书读厚”。这种学术阅读经验不仅仅对人文学科是有效的，对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将书读薄”指的是一边阅读一边对书籍的逻辑思路进行总结和概括，而“将书读厚”指的则是将自身的先在知识体系与阅读的书籍相结合，做到触类旁通。我们无意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但在多数情况下，达到第二种境界难度更大。然而，即使是第一种境界，对刚接触学术阅读的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许多学术著作的阅读者经常呈现出来的状态是“过目即忘”：不要说复述著作的内在逻辑，就连刚看过的上个段落中的内容都未必能记得。而名著导读的任务就是迅速帮助初学者掌握一本在理解上有一定难度的学术著作大致在说什么，并通过成书背景的介绍告诉初学者当时作者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应问题，他的回应为什么能够突破其时代局限性等。同时，我们希望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式帮助初学者更好地理解著作的内涵和意义。此外，对名著的罗列还可以帮助初学者在潜意识中感受学科的边界与框架，虽然其中一定会掺杂进导读作者的主观想法。所以，导读通常是初学者走向学术道路最重要的扶梯之一。

当然，导读的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帮助初学者学会“将书读薄”，而且过分强调这一点很有可能走到导读编撰者初衷的反面。许多初学者会自作聪明地认为自己看了导读就不必再看原作本身，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将来不从事学术工作，不必读原典，而另一部分也确实是因为经典著作数量巨大且并不容易阅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套丛书问世后，会有大量学生用它去应付各种考试，尤其是应付面试官提出的这样的问题：“最近你读过哪一本学术书？”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因为人各有志，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初学者，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是致命的，因为原著中处处闪现的思想火花，经过导读多半荡然无存，甚至变成了教条式的叙述。导读只是一个路标，其任务永远都是指向原著。

我们编写这套导读的最终目的还是“劝学”，希望对学术有兴趣且有毅力的同学能够在导读的指引下走得更远，把书读厚，甚至是超越经典。因此，我们在每篇导读的最后部分讨论了学界从不同视角对著作的评价与反思。另外，除了参考文献外，我们还设置了拓展阅读。我们始终认为，像参考文献和拓展阅读这样符号性和物质性的痕迹是在以无言的方式诉说着最为重要的阅读方式。我们希望导读只是一个索引：它不仅应当引发立志学术研究的年轻学子阅读原著的兴趣，还要引导他们带着质疑去与原著对话；它不仅应当让学子们了解原著说了什么，还要尽量启发他们去发现原著没有说什么。我们希望在导读的指引下，当阅读者面对原著时，他们已经具备了对话和批判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死记硬背的态度。如果他们能完成阿尔都塞所说的那种在原著中发现空白并以此为起点找到研究问题的“症候式阅读”，那就善莫大焉。一言以蔽之，我们编这套丛书的理想就是：通过导读，学会读书。

事实上，理想永远是丰满的，现实则是骨感的。香港一别，两位主编便又各奔东西。总有急迫而不重要的事来干扰重要而不急迫的事，于是导读的写作工作以一种时断时续的方式进行着。导读的启动工作由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中青年教师、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他们多是南大新传读书会的成员。此后，在郭小安和白红义的推动下，重庆和上海的师生也加入进来，这才大功告成。小安与红义凭借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精深功底，极大地拓展了这项工程的深度与广度。在写作过程中，新闻传播学始终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也在发生重大的分化，2013年香港版的书目显然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我们干脆根据这种分化，扩充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书目，加入了媒介学和舆论学的书目，四卷本的最终形式由此确定。

十年磨一剑。然而，当这四本导读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们比十年间的任何时刻更为忐忑不安。也许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实在太快，知识的更新和爆炸令本学科的学人目不暇接。所以，这四本导读能够经得起这个时代的检验吗？十年前我们在新闻传播学中常用的理论和概念，有很大一部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及和使用；而今天涌现出来的概念，比如媒介本体论、媒介物、媒介性、物质性、具身性、基础设施媒介、界面……都是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新名词。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任何一本新闻传播学教材问世的那一天，就是它过时的那一刻。不过，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底气，因为不管媒介技术的发展多么迅速，阅读经典仍然是新闻传播学科敢于面对这个世界的底气所在。

胡翼青刘海龙
于2023年元旦